古今正史第二
然自尧而往，圣贤犹述，求其一二，仿佛存焉。而后来诸子，广造奇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
昌按：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下“《补上古考信录》”条：“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字。至于大挠，然后作甲子以记日。至于羲和，然后以日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自唐、虞以降，然后有史书也。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后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及《国语》、《大戴礼》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加以杨、墨之徒，欲绌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远无征，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以申其邪说；而阴阳、神仙之徒，亦因以托之。
(昌按：托古改制，诸子所同。东壁此说，犹未免为儒言所宥。)由是司马氏作《史记》，遂托始于黄帝，然犹颇删其不雅驯者，亦未敢上溯于羲、农也。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于燧人、包羲。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于是邪说诐辞，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遂亦为其所淆。窃谓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缪，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崔氏此论及所述《补上古考信录》，其推本子玄之说，皎灼若兹。《史通》之影
响后来史学，此又其一端矣。
周监二代
昌按：《论语·八佾》篇：“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
昌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又《孝成纪》阳朔二年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明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原，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故谓之博士。”
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原注：张晏《汉书注》云，十篇迁殁后亡失，非也。
昌按：《史记》亡篇问题，余嘉锡所撰《太史公书亡篇考》研治独详，既于十篇之书，罗列众说，逐一寻究，复总论之，今具录其总论中申张晏、绌子玄之说者。其言曰：“《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著于《七略》，载于本传，而张晏复胪举其篇目。其事至为明白，无可疑者。唐人刘知几之徒，始渐持异议。宋、明以后，论说蜂起，纷然淆乱。大抵以十篇未尽亡，张晏之言不可信。余既条列之于上方，考其为说，不外五端，因复综合辩之如左。一曰：十篇之缺，特迁为之而未成，非殁后亡失也。(刘知几、司马贞说。)按：迁遭李陵之祸，被刑之后，《报任安书》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凡百三十篇，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然则其书之未成，特被刑以前事耳。既已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就极刑而无愠色，欲以成就其书，则出狱之
后，苟不既死，尚延数年之命，安得不亟亟撰述以完成其书，而更玩时愒日，犹有未成之篇也哉？《报任安书》，王国维谓在太始四年十一月，(见《观堂集林》卷十一《太史公行年考》。)上距被刑之时六年矣，虽不言书之成否，然其《自序》曰：‘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集解》引李奇曰：“迁为太史公五年，适当武帝太初元年，此时述《史记》。”)又曰：‘于是论次其文，七年，(《集解》引徐广曰：“天汉三年。”《正义》曰：“按：从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此节字句从《史记》，删节从《汉书》。)卒者，终也。终述之至于麟止，则武帝以前，(麟止有数说，然皆谓武帝时，详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卷六十二。)无不成之篇。故于篇末总叙之曰：‘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作《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篇数字数之详如此，是其全书皆已写定，不独无有录无书之篇，亦不当有草创未成之作矣。(赵翼已有此说，而其言未畅，故复详论之。)”自余四端，原书具详，不备录。
其后刘向、向子歆
昌按：余嘉锡《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序》：“《史通·采撰》篇止云：‘太初以后，杂引《新序》、《说苑》、《七略》之辞。’不言有《续史记》。《文选·西征赋》云：‘长卿、渊、云之文，子长、政、骏之史。’李善《注》止引《汉书》向著《疾谗》、《摘要》、《救危》及《世颂》凡八篇，又著《五行传》、《列女传》、《新序》、《说苑》，歆著《七略》，亦不言有《续史记》。是则潘安仁、刘知几所称向、歆之史，即指《新序》、《说苑》、《七略》、《别录》言之，未尝别著一书名为《续史记》也。且司马迁书本不名《史记》，两汉人安得有《续史记》乎？”又其《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七“《西京杂记》”条则据《史通》此文及范《汉·班彪传》李注，(见下“卫衡”条引。)谓：“刘知几与章怀所叙《续史记》之文，互有不同，而皆有刘歆，是唐人相传，有此一说，然不知其所本。窃意向、歆纵尝作史，亦不过如冯商之续《太史公》，成书数篇而已。”所说自相违异。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六则以为：“《史记·匈奴传》末《索隐》引张晏云：‘自狐鹿孤单于已下，皆刘向、褚先生所录，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汉书·匈奴传》有上下二卷。’此刘向尝续《匈奴传》也。《汉书·地理志》云：‘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此刘向撰地理分野，为地理志之始基。”下逮《史通》及范《书》李注之说，皆向、歆父子尝续撰汉史之明证。此视但以《新序》、《说苑》、《别录》、《七略》诸为班书所采摭者，当刘氏父子所撰之史，为合于情实，至成书若干篇，则今不可得而知矣。
及诸好事者
昌按：《孟子·万章上》篇：“好事者为之也。”此指好为续史之事者，语本范书《班彪传》。《史通》本篇所举续汉史者，刘氏父子以下，凡十有五人。《班彪传》李贤注所举五人，又有褚少孙在《史通》十五人之外。又《论衡·别通》篇云：“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绁。”《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传》云：“临邑侯复，好学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而郑樵《通志·序》亦称班固撰《汉书》，“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则刘复、贾逵、杨终、傅毅之徒所述，当亦撰《续史记》之伦，子玄未及。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五(引见后。)则以为刘复、贾逵所撰者《东观汉记》，而不及杨终、傅毅。然郑渔仲之言，当有所据，俟更详之。
冯商
昌按：杨树达《〈汉书〉所据史料考》：“《艺文志》《春秋》家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注引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高。’师古引《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与孟柳俱待诏，颇叙列传，未卒，病死。’《张汤传赞》注引如淳云：‘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按：韦昭记商《续史记》篇数为十余篇，与《志》文违异。然昭云：‘在班彪《别录》。’则昭自当目睹其书，殆无差错。且如淳引班固《目录》亦云十余篇，知十余篇之说为信。《志》记止七篇者，班仍用《七略》之文，未及改正耳。(昌按：杨氏之意谓刘歆著《七略》时，冯商所续仅有七篇，故据以著录。其后商复有作，共成十余篇，而《七略》已成，班氏因其文而不复追改也。)今冯商之续传可推见者有二篇。其一为张汤。《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赞》云：‘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据此，商当有《张汤传》也。其二为王尊。《汉书》卷七十六《赵尹王张传赞》云：‘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冯商传王尊，扬雄亦如之。’注引张晏曰：‘刘向作《新序》，不道王尊。冯商续《史记》，为作传。扬雄作《法言》，亦称尊之美也。’树达按：雄既曾续《史记》，则所谓‘扬雄亦如之’者，正谓雄尝作《王尊传》也。张晏举《法言》为说，非是。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谓《汉书·王尊传》当是商作原文。树达按：冯商、扬雄既皆同作《王尊传》，则班采商或采雄，或二人兼采，皆不可知，不可遽定为商一人之作也。……又所谓续《太史公》者，似当谓续《太史公》所无。若《太史公》所已有者，则不必续。然《史记》已有《张汤传》，而冯商复为之。《史记》已有《楚元王世家》，而向、歆复补之。然则据已有之文，而增补其所未备，今人当称为补者，古人亦称为续也。”
卫衡
昌按：《后汉书·班彪传》述诸家续《史记》事云：“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李贤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卫、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汉书〉所据史料考》曰：“《史通》之卫衡与《选注》之阳城卫殆系一人，而文有误衍。考《太平御览》八百十五引桓谭《新论》云：‘阳城子张，名衡。’《通志略》引《风俗通》云：‘汉有议大夫阳城公衡。’假定二说无误，则李《注》之阳城卫当作阳城衡；《史通》之卫衡，‘卫’乃‘衡’之误衍，‘衡’上又当夺‘阳城’二字。”(杨说盖本沈钦韩《〈汉书〉疏证》。)
扬雄
昌按：《〈汉书〉所据史料考》：“《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云：‘雄之《自序》云尔。’此班采扬雄明见于本书者也。又扬雄曾作《王尊传》，班或采用其文，说见前条。”又《论衡·须颂》篇云：“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本书《辨职》篇亦称：“精勤不懈若扬子云。”是子云撰录汉事多矣，惜今不可得而详也。
冯衍
昌按：《〈汉书〉所据史料考》：“《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叙冯氏世系百余言，与司马迁、扬雄《自序》绝相类。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及《三史拾遗》并云：‘窃意冯商《续太史公书》亦当有《自序》，而班史采用之，故与他传不同。’按：钱氏此说，虽具妙悟，而断案则非。冯奉世为杜陵人，而商为阳陵人，与奉世殆不相涉。据《史通·正史》篇，续《史记》者，有冯衍。衍为奉世后人。此正衍《自序》之文，而班采用之耳。《传》云：‘其先冯亭为上党守。秦攻上党，绝太行道，韩不能守，冯亭乃入上党于赵。’按：亭为上党守，则当守上党之任者，亭也。文乃不云亭不能守，而云‘韩不能守，乃入上党于赵’，抑若亭毫不任其责焉者。此非子孙叙其先祖，决不当有此曲笔。此又从本文绎，可断知其为衍作者也。”尝考刘峻《自序》，比迹冯衍，有三同四异之说，盖缘衍本有《自序》，故峻得取其文以为式，复校其生平同异也。此亦可为杨说佐证。
韦融
昌按：《〈汉书〉所据史料考》：“《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叙与贤相距五世之先祖韦孟事，又详载孟《谏楚王戊诗》及《在邹诗》，而终乃云：‘或曰：其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盖既采其事而又疑之。又《韦玄成传》详载毁庙奏文，与他传不类。故东汉胡广即谓此等应载入《郊祀志》，不当在《玄成传》。树达按：《史通·正史》篇续《史记》者有韦融。班之此传，盖采自融。其引或说，谓‘子孙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即疑其融所为也。《班彪传》称续《史记》诸人为好事者，此亦云其子孙好事者所作，尤足互相印证矣。”
作《后传》六十五篇
昌按：《论衡·超奇》篇：“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与《后汉书·彪传》称“作后传数十篇”，本篇称“作后传六十五篇”者有异。岂班彪所作，本百余篇，而其后复有亡佚欤？
乃起元高皇
昌按：《春秋》隐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元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解诂》：“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徐！疏：“《春秋说》云：‘元者，端也。’气泉注云：‘元为气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窥之不见，听之不闻。’宋氏云：‘无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然则有形与无形，皆生乎元气而来，故言‘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左传》杜预注：“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孔颖达疏：“元者，气之本也，善之长也。人君执大本，长庶物，欲其与元同体，故称元年。”此《春秋》今古文家起元之说也。
言固续父所作
昌按：《〈汉书〉所据史料考》：“按：《汉书》百卷，除志、表不计外，以纪及传之人计数，凡得三百人之谱。其中因袭《史记》者九十余篇，(此据班马异同及《史》《汉》方驾所载计之。)合之班彪所撰六十五篇，约得百五十余篇，已占《汉书》纪、传人数之半矣。今此六十五篇可考见者，卷九《元帝纪赞》云：‘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注引应劭曰：‘《元》、《成帝纪》皆班固父彪作，臣则彪自说也。外祖，金敞也。’卷十《成帝纪赞》云：‘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注引晋灼曰：‘班彪之姑也。’又《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赞皆称‘司徒掾班彪曰’，以《元》、《成纪》例推之，则三传自为彪作。按：彪撰实六十五篇，惟此三传赞明称‘司徒掾班彪曰’，《元》、《成纪赞》则但称‘赞曰’，并未标署彪名，苟非赞文有‘臣外祖’、‘臣之姑’等文，及应劭注释说明，则人亦竟不知其为彪作矣。师古注《韦贤传赞》云：‘《汉书》诸赞，皆固所为。其有叔皮先论述者，固亦具显以示后人。而或者谓固窃盗父名，观此可以免矣。’树达按：颜籀意袒孟坚，绝非笃论。观固《叙传》中于彪《续史记》六十五篇，绝不叙及，而记己撰《汉书》事，亦绝不言秉承先志，与《太史公自序》迥乎不同，则固之攘善盗名，殆无可逭。且据颜说求之，《元》、《成》二纪赞即不署彪名，其说尤不攻自破。况彪撰《后传》有六十五篇之多，赞岂止三五首而已？此知固没而不言者甚多，彰彰明矣。”又云：“《元纪》应劭注谓彪外祖为金敞。按：敞为金日
弟伦之孙，伦子安上之子。观《安上传》，记述子孙特详。《日
》、《安上传》疑当为彪作矣。又《外戚传·班婕妤篇》疑亦彪作。”杨氏考固述汉史本诸父业之情详矣。而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有云：“迁有承考之言，固深资父之力。”其言简而明，尤可味也。
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犹未克成，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
昌按：《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班昭传》：“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诏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袁宏《后汉纪》卷十九：“马融兄续，博览古今。同郡班固著《汉书》，缺其《七表》及《天文志》，有录无书。续尽踵而成之。”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太初以前，班用马《史》。十志所因，实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载。续《志》、昭《表》，以助其间。成父述者，夫何易哉！”综此诸文，则《汉书·天文志》盖出马续，诸《表》则班昭补之而未成，续又毕其功也。
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
昌按：马融从班昭受《汉书》，已见前。《晋书·孝友传》云：刘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亦可为子玄之言作证。
经五六年乃就
昌按：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三章注二十云：“据《汉纪自序》，建安三年始功，五年书成，前后凡三年，惟袁宏谓成于建安十年，其说实误，而《史通》之误亦由于此。”
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
昌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五“《东观汉记》”条：“范书《北海靖王兴传》(齐武王子，附《传》后。)云：‘兴子复为临邑侯。复好学，能文章；永平中，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按：贾逵曾与修汉史，仅见于此。而张澍《养素堂集》卷二十《书〈东观汉记〉后》乃曰：“和帝永和时，中郎将贾逵与谏议大夫李尤共篹；安帝永宁时，贾逵又与尚书令刘陶，谒者仆射刘珍、平望侯刘毅共篹。”不知所据何书，俟更详考。)《马严传》(援兄子。)云：‘有诏留严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本书卷十《马严传》略同。)(昌按：本书，指《四库全书》辑本《汉记》。)(亦见《御览》卷一百八十四引《东观汉记》。)《史通·核才》篇亦引傅玄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按：杜抚在《儒林传》内，不言曾与班固共定《注记》。)其文曾不足观。’是与班固等共成纪、传者，尚有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四人也。”(以下所引余氏论《东观汉记》之文均出此。)
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
昌按：《隋志》：“《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余嘉锡云：“尝考《隋书经籍志》著录之例，其所注撰人，大率沿用旧本，题其著书时之官，故有一人所著书，而前后署衔不同者。此书既题长水校尉刘珍等撰，必其在东观作《汉记》之时，正居是官耳。考范晔书《文苑传》云：‘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
、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
作建武以来《名臣传》。迁侍中越骑校尉。’按：汉制，谒者仆射仅比千石，五校尉则皆比二千石。其位次之序，首屯骑，次越骑，次步兵，次长水，次射声。(见《续汉书·百官志》。前汉有八校尉，后汉省并其三。)刘珍盖以谒者仆射入东观校书，遂受诏撰《汉记》，旋迁长水校尉，书成之后，始转为越骑耳。本传不言长水之迁者，以其居此官不久，略之也。”又云：“《李尤传》云：‘召诣东观，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刘珍共撰《汉记》。’《汉记》之名盖始于此。《吴志·韦曜传》载华核上疏救曜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隋志·正史类小序》亦云：‘先是，明帝诏固为兰台令史，与陈宗等共成《光武帝纪》，擢固为郎，典校秘书。固撰后汉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其后刘珍、刘毅、刘陶、(按：刘陶，《后汉书》有传，不言其入东观。此当是刘
之误。)伏无忌等，相次述作于东观，谓之《汉记》。’其言明白如此。然则著述东观，实自珍等始。《汉记》之称刘珍等撰，盖汉人旧本所题如此。故自三国至唐相承无异词。《提要》乃谓不可以珍等为首，讵当改汉人之旧题，以未入东观之班固为首耶？”又云：“《北海靖王兴传》又云：‘复子
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
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按：刘毅，《文苑》有传，不言入东观撰《汉记》。)《史通·史官建置》篇云：‘按刘、曹二史皆当代所撰。能成其事者，盖惟刘珍、蔡邕、王沈、鱼豢之徒耳。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考范书《文苑传》不言逸曾著作东观，但云‘元初中，举上计吏，为著作郎’而已。(昌按：为著作郎，即知史务也。说详彭仲铎《增释》。)知几所谓旧史，盖指谢承、司马彪等书言之。然则与刘珍等俱撰《汉记》者，又有刘毅、王逸二人。逸事虽不甚著，而《华核》及《隋志》固以珍、毅并举。”
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
昌按：余嘉锡云：“范书《邓禹传》云：‘阊妻耿氏，有节操，(邓阊，禹之祖。)养河南尹豹子嗣为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博通称。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玉海》及张澍书后中均有邓嗣，盖本于此。)是与伏无忌等同著书者，又有邓嗣，《史通》偶遗其名。”
大军营司马崔寔
昌按：余嘉锡云：“大军营司马官名，殊不经见。考之范书《崔寔传》云：‘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著作东观。’盖《史通》传刻，脱一‘将’字。浅人因不知冀为大将军名，遂妄改为‘营’。”
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
浦起龙曰：“孝穆五字，传写讹脱，当作献穆、孝崇二皇后。”卢文弨曰：“孝穆皇，桓帝祖也。孝崇皇，桓帝父也。中间省一‘孝’字耳。今乃谓‘当作献穆、孝崇二皇后’。夫献穆皇后，乃献帝曹皇后也。桓帝何由预知之，而且加于孝崇皇后之上乎？书中惟此条为大谬。”
昌按：余嘉锡云：“献穆皇后乃曹操之女，献帝之后，薨于魏景初元年。崔寔等死已久矣，安得为之作传乎？考《桓帝纪》云：本初元年闰月，即皇帝位。九月，追尊皇祖河间孝王曰孝穆皇，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以其位号出于追尊，故皇而不帝，且不作纪而作传也。起龙不知此事，而欲轻改旧文，妄孰甚焉。”
其所考是矣。然浦氏之谬，《抱经》早已言之。余氏著书，竟不一检群书拾补，亦其疏也。
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
昌按：余嘉锡云：“按：顺帝即位时，宦者以功封侯者十九人，姓名具见范书宦者《孙程传》，无郭愿其人。此盖郭镇之误。镇延光中(安帝末)，为尚书，及诛江京，镇率羽林士击杀卫尉阎景，封定颍侯，事迹附见《郭躬传》。(镇，躬弟子。)盖顺帝时功臣甚众，有宦者，有士人，不可胜数，故举孙程、郭镇二人以概其余耳。《提要》不知其误，而反于郑众、蔡伦之上，删去一‘及’字，则似众、伦二人亦顺帝功臣矣。(众卒于安帝元初元年，伦卒于邓太后崩后，盖安帝之建光元年。)何其不思之甚哉！”
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
昌按：余嘉锡云：“《史通》所谓‘凡百十有四篇’者，谓合安帝永初中刘珍、李尤等之所撰，(珍于永初中撰集《汉记》，见《张衡传》。)及桓帝元嘉中伏无忌、黄景、(无忌、景及崔寔于元嘉中奉诏，见《伏湛传》。)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等之所作，共得百十有四篇耳。(其中兼有蔡邕、杨彪之作，说详于后。)益以班固等所撰之二十八篇，加《目录》一篇，(《新唐志》有录一卷。)正如《隋志》著录一百三十四卷之数。(古书多以一篇为一卷。)知几生于初唐，故其所见之本，与《隋志》无以异也。所谓‘号曰《汉记》’者，总一百四十二篇言之也。”
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
、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
昌按：《四库提要》卷五十：“按：范书《蔡邕传》：‘邕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所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多不存。’《卢植传》亦称：植与邕、说，并在东观，续补《汉记》。又刘昭补注司马书引袁崧(昌按：崧当作山松，盖误合二字为一字。)书云：刘洪‘与蔡邕共述《律历记》’。(昌按：“记”当为“意”或“志”。)又引谢承(昌按：“承”当作“沈”。)书云：‘胡广博综旧仪，蔡邕因以为志。’又引谢沈书云：‘蔡邕引中兴以来所修者为《祭祀志》。’章怀太子范书注称邕上书云：‘臣科条诸志，所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五。’”余嘉锡云：“所谓董卓作乱西迁者，谓初平元年三月，卓挟献帝迁都长安时也。《隋书·牛弘传》云：‘孝献徙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载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经籍志序》所言董卓之乱云云，即本于此。惟改西京为两京，非是。)蔡邕所著《汉记》之散逸，盖由于此。《邕本传》云：‘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按：初平三年五月，兴平二年三月、十一月，皆有李傕之乱。《董卓传》言：傕、氾共追乘舆，大战弘农东涧。董承、杨奉军败。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事在兴平二年十一月。(据《献帝纪》。)此迁都长安后，图书之又一厄也。蔡邕所著，或散于此时，亦未可知。《史通》所言，与《后汉书》年月不同，情状亦异。知几盖别有所本，今亦莫详其孰是。要之皆在建安以前耳。邕及杨彪所著，知几似皆未见其书，故并不言篇数，与叙班固、刘珍等异。然《灵帝纪》即邕所作，而《隋志》云：‘《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记注》，至灵帝。’则《灵纪》尚存。邕所奏上十意之章，刘昭《律历志注》载其全篇，不遗一字。(在本志末。)邕虽有‘分别首目，并书章左’之言，实未录其篇目。而章怀注《邕传》，节录其文，末忽多出‘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二十九字。王先谦以为乃章怀就当时所有者言之，非邕书辞，是也。(见《集解》卷六十下校补。)知几与章怀同时，不应所见本有异。然则邕所作纪、志并未全亡。当时虽为王允所恶，未见录以继后史，而隋、唐之际，则其残编已编入《汉记》矣。(今聚珍本有《灵帝纪》及《律历志》、《礼志》、《乐志》、《郊祀志》、《车服志》，独《天文志》全阙耳。)杨彪所注记，知几未言其有所亡佚，《北堂书钞》卷三十四引有《东观汉记·袁绍传》，(原无“传”字，凡二条。一条言宾客所归，倾心折节；一条言士无贫贱，与之抗礼。今本无《绍传》。)及今本王允、孔融、蔡邕等传，必出彪手无疑。知几不容不见，而竟不言其篇数，盖与蔡邕残稿，即在刘珍等所撰百十有四篇之内。知几虽未暇检点，然亦知其中有邕、彪之作，故补叙之于后，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又按：蔡邕奏上十意章(《续汉·律历志》注引作蔡邕《戍边上章》。)云：‘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世祖以来，惟有纪、传，无续志者。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难者皆以付臣。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郎中刘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与共参思图牒，寻绎度数。’则与邕同撰志者，刘洪之外，尚有张华。此亦《提要》所未知者。华即《邕本传》所言与邕及杨赐、马日、单飏同被召入崇德殿，使中常侍就问灾异者也。”
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
昌按：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一：“蔚宗撰史，实本华峤，故亦易外戚为后纪。而《肃宗纪论》、《二十八将论》、《桓谭冯衍传论》、《袁安传论》、《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序》、《班彪传论》，章怀并注为华峤之辞。《王允传论》，章怀漏注，以《魏志·董卓传》注参校，知亦峤辞。”考《文心雕龙·史传篇》历论《后汉》纪传而美“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范《汉》虽博采诸家，而多本华氏，宜也。
其十志亦未成而死
昌按：张述祖《范蔚宗年谱》：“章怀注引《宋书·谢俨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九称俨妒贤嫉能，不欲其流传，故毁之。其说似未尽然，见下自明。)然《后汉书·后纪》云：‘僚品秩事在《百官志》。’《东平王苍传》云：‘语在《礼乐》、《舆服志》。’《蔡邕传》云：‘事在《五行》、《天文志》。’是其志已有成者。(昌按：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三“《后汉书》”条亦尝举此三证云：“乃知当日志亦俱成，章怀谓托谢俨搜撰之言，恐都未确。”盖述祖所本也。)《南齐书·百官志序》云：‘蔚宗选簿梗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九云：“蔚宗又别自作选簿以述百官，其言无稽。”余按：选簿即指《百官志》而言，乃史臣行文之便耳，非别有一书。)《檀超传》云：‘立十志，……百官依范晔。’则齐时其志尚有存者。及刘昭注书时，已称今缺矣。(《后汉书》刘昭《补志序》。)《俨传》所谓‘蜡以覆车’者，似指先生尚未删定诸志而言也。”(洪迈《容斋四笔》卷一“《范煜汉志》”条：“《俨传》所云，乃范《纪》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书》却无，殊不可晓。”《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门》引此文全同范书注所引。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一述范书，但出《元龟》所云，而略不及李注，盖以《宋书》有无《谢传》为疑。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三十三云：“《班彪传赞》注内亦引沈约《宋》言叙谢俨事，今本《宋书》无之，惟《王景文传》有谢俨名耳。”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三据此谓：“然则约书当有《谢俨传》。”其说是也。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卷十三论及此事，谓：“今沈约书无《俨传》，当出徐爰、孙严诸书。”亦偶失之。)
又按：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后汉书〉》云：“《后汉书》淳化刊本止有《蔚宗纪传》百卷。其《志》三十卷，则乾兴元年准判国子监孙奭奏添入。(昌按：此事洪迈《容斋四笔》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已先言之。)但宣公误以为刘昭所补，故云：‘范作之于前，刘述之于后。’不知《志》出司马彪。彪，西晋人，在范前，不在范后。刘昭本为范史作注，又兼取司马《志》注之，以补范之阙。题云《注补》者，注司马书以补范书也。自章怀改注范史，而昭注遂失其传。独此《志》以非蔚宗书，故章怀不注。而司马、刘二家之学流传到今，宣公实有力焉。”(《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司马彪《续汉书志》附范史以传”条略同。)竹汀此说，仍有疏误，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三“《后汉书》”条复为之详考曰：“按：《梁书·刘昭传》云：‘昭集《后汉》同异，注范晔《书》，世称博悉。出为剡令，卒官。集注《后汉》一百八十卷。’不言曾注彪《志》，岂非即在集注范晔《书》一百八十卷之内乎？然则昭作注之始，即以《续后书》八志并入范书矣。(昌按：洪亮吉《晓读书斋四录》卷上云：“昭注范史时，范《志》三十卷久已亡，故取司马氏《续汉志》以补之。史文简略，故只云注范史耳。《南史》所述，亦与《梁书》同。”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三“《后汉书》”条亦云：“合司马《志》于范书，乃始于昭”，而斥钱氏等以为二书合并，始自宋孙奭等之奏请为未确。二家之说，皆余氏先河也。)《隋书经籍志》有《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注云：‘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而彪所注司马彪《志》亦不著录。考《隋志》，范晔《后汉书》仅九十七卷，而昭所注乃有一百二十五卷，较原书增多二十八卷，是即今本之八志三十卷耳。《唐志》范书作九十二卷，别有刘熙注一百二十二卷。章宗源《〈隋志经籍志〉考证》卷一引之，以‘熙’字为‘昭’字之讹，谓以《唐志》卷数计之，《纪传》九十二卷，合《续志》三十卷，恰符百二十二卷之数。其说尤为精核。两《唐志》又有《后汉书》五十八卷，刘昭补注。姚振宗《〈隋志〉考证》卷十一云：‘五十八卷者，似即所注司马八志。百二十二卷者，为所注范氏纪传。两书合计，正合本传一百八十卷之数。其卷数分合，不可知已。’其说虽与章氏异，然无论如何算法，皆可以证明刘昭补注范书之中，确已将司马八志并入其内，固无以异也。以事理度之，盖自章怀注既行之后，人之言《后汉》事者，争用其书，而诸家之说尽废，昭注浸以不显。然章怀只注范书纪传，典章制度，无可考详。读者遂用昭原例，兼习昭所注《续志》，以补其阙。故杜祐《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举；而《通志·选举略》亦言，唐以《后汉书》及刘昭所注志为一史，盖由于此。至宋时，昭所注范书纪传遂佚，而志则藉此幸存。孙奭遂建议以昭所注志与范书合为一编。盖以前昭所注志，与章怀所注纪传，各为一书，至是始合。若夫司马彪《志》之与范《书》，则当刘昭作注之时，合并固已久矣。”(邵晋涵《南江书录·〈后汉书〉提要》云：“郦道元《水经注》尝引司马彪《州郡志》，疑彪之诸志，在六朝已有单行之本，故昭独为之注。杜佑《通典》述科举之制，以《后汉书》、《续汉志》连类而言，则知以司马《志》附见范《书》实始于唐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宋乾兴初，判国子监孙奭始建议勘合为一书者，考之不审也。”二云盖不知刘昭以注范《汉》而兼及马《志》，又不知范《汉》纪传与马《志》合并是一事，马《志》刘昭注与范《汉》李贤注合并又是一事。前者固不始唐人，后者则实始宋代也。又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一《论史》云：“《通鉴考异》引《续汉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纪年通谱》云：‘据纪志俱出范氏，而所载不同。’此言大谬。范氏无志，今志取司马绍统之书补入，非范氏也。《纪年通谱》今不传，何涑水亦仍其误也。”据此，知范《汉》、马《志》之关系，早在汴宋，已不甚了了。)
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昌按：《四库提要》卷四十七论袁氏《后汉纪》云：“其体例虽仿荀悦书，而悦书因班固旧文翦裁联络，而此书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抑又难于悦矣。刘知几《史通·正史》篇称：‘世言汉中兴史者，惟袁、范二家’，以配蔚宗，要非溢美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后汉纪》”条：“其著述体例及论断全仿荀悦《前汉纪》为之。但悦书在班之后，全取班书，宜也。宏书则在范之前，然亦皆范书所有，范书所无者甚少，何邪？宏《自序》云：‘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忱(昌按：他书作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帝及诸郡《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叙，错谬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据此，则宏所采者，亦云博矣，乃竟少有出范书外者。然则诸书精实之语，范氏摭拾已尽。”合此两说，知魏、晋、南朝修东汉史，其为纪传体者，虽有多家，为编年体者，亦有晋张璠《汉纪》，而行世不久，渐次亡佚，惟袁、范两书并存，且子玄自始即加推重，要非无故矣。
又按：本篇他篇颇述谢承《后汉书》，而此叙正史，顾不之及。孙志祖《读书脞录》卷三“谢承《后汉书》”条所说较详，附录如次：“谢承《后汉书》已久佚。阳曲傅征君(昌按：谓傅山青主。)自言其家有此书，为永乐时雕本，恐妄也。全谢山先生云：‘即果有之，亦伪书而已。’志祖按：《隋书·经籍志》：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无帝纪，则谢书无本纪也。《北堂书钞》引封告事，云出谢承《后汉书·风教传》，则谢书有《风教传》也。《太平御览》引腊月祭祀事，云出谢书《东夷传》，则谢书有《东夷传》也。《史通·书志》篇云：‘《百官》、《舆服》，谢拾孟坚之遗。’则谢书有《百官》、《舆服志》也。《杂说》篇云：‘姜诗、赵一，身止计吏，而谢书有传。’则谢书有《姜诗》、《赵一传》也。(范书姜诗事，载其妻《庞氏传》中。)又《论赞》篇云：‘谢承曰铨。’与诸史不同，则谢书易论赞而为诠也。又《杂说》篇云：‘谢承《汉书》，偏党吴越。’《烦省》篇云：‘谢承尤悉江左，京洛事关于三吴。’盖伟平为孙吴贵戚，容有偏私也。世有作伪者，当以此数事证之。乡先辈姚荃园(之骃)撰《〈后汉书〉补逸》，中有谢书。予憾其阙略，广为搜辑，得五卷，视姚本几倍之矣。”(孙氏新辑之本复经近人孙峻增补刊行，名《补订谢承〈〈后汉书〉补逸〉》，凡六卷。)姚之骃辑本序略云：“谢伟平之书，东汉第一良史也。凡所载忠贤名卿及通贤逸士，其芳言懿矩，半为范书所遗。”是其取舍，有殊范《汉》。今虽亡佚之余，治史者固犹有取焉。
又按：谢书无本纪之说，余嘉锡不以为然。其《论学杂著·读已见书斋随笔》“谢承《后汉书》”条云：“《隋志》言无帝纪者，盖隋东都所得谢承书传写阙其帝纪耳。然不云梁有《帝纪》几卷，亡，则《七录》所载已非完本，不始于隋矣。《新唐书·艺文志》有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三卷，《录》一卷，较《隋志》多出四卷，疑即《帝纪》也。(昌按：此句当作“除《录》一卷外，其多出之三卷，疑即《帝纪》也。”)凡《隋志》所云亡佚残缺之书，至唐往往复出，其例正多，不足为异。若谓伟平本未作纪，则殊不然。安有无帝纪而可成一代之史者乎？刘知几《史通》评骘诸史，持论最严，蹈瑕抵隙，无微不至。陆机之纪三祖，竟不编年；(见《本纪》篇。)陈寿之志孙、刘，呼为列传，(见《列传》篇。)苟乖体例，辄肆讥弹。使伟平果不作《帝纪》，独破马、班之例，安得曲从宽假，默无一言乎？以此推之，不然明矣。汪文台辑谢书，首列‘光武’、‘灵帝’、‘伏后’诸条。(“伏后”条当在《献帝纪》中。)而孙志祖辑本必谓谢书无《帝纪》，‘灵帝’及‘伏后’条当是《志》、《传》中语，(见孙本卷五。其“光武”条孙辑入《朱鲔传》中，则似为得之。)似犹考之未详也。”《随笔》又别有“辨谢承《后汉书》传本之有无”条，谓据诸家记载，清世实有其书，然真伪则不可知。今又百余年，其本殆不复存云。
其后王沉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昌按：此书《隋志》作四十八卷，《新唐志》作四十七卷，皆与《史通》异。《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三引王隐《晋书》曰：“王沉为秘书监，著《魏书》，多为时讳而善叙事。”《晋书》本传云：“正元中，……典著作，与荀
、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子玄于沉书颇致讥议，亦见《载文》、《直书》、《曲笔》等篇。
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
昌按：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一：“愚按：《魏略》有纪、志、列传，自是正史之体。《文选·景福殿赋》注引《魏略·文纪》，《初学记·天部》引《五行志》。裴松之《魏志注》言《魏略》有《佞幸传》、《游说传》、《儒宗传》、《纯固传》、《苛吏传》、《清介传》、《勇侠传》、《列传》、《西戎传》，(昌按：章书无“西戎传”三字，乃姚氏所增补。)《梁书》又言有《止足传》。《世说·文学篇》注、《通典·边防门》亦引《魏略·西戎传》。《御览·人事部》及《寰宇记》引作《西域传》。豢之论赞，实称曰议，裴注多引其词，而《西戎传》议尤可考见。”(章氏《考证》原文较繁，兹据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卷二所节录。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十五“《三国·魏志·高贵乡公纪》”条述鱼豢此书略同。)
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勅史官更加纂录。
昌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三“《晋书》”条：“《史通·古今正史》篇叙修晋史事，……不言为贞观几年，又不载修史诸人姓名。《旧唐书·房玄龄传》云：‘十八年，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高宗居春宫，加玄龄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寻以撰《高祖》、《太宗实录》成，赐物一千五百段。其年，玄龄丁继母忧，去职；未几，起复本官。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京城留守。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又《令狐德棻传》云：‘十八年起为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寻有诏改撰《晋书》，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余尝考之，旧传之叙事混淆不清，未可尽信。如图形凌烟阁及玄龄之加太子太傅与其丁忧起复，皆在贞观十七年。(据《旧唐书·太宗纪》。)至太宗行幸洛阳，以玄龄留守京师，始为十八年十月之事。(据《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而传以此诸事同属一年，疏舛甚矣。此下即接叙受诏重撰《晋书》云云，而终之曰：‘至二十年书成。’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二)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均以为贞观十八年受诏撰《晋书》。(浦氏引《玄龄传》，王氏引《德棻传》。)其实非也。考《唐会要》卷六十三云：‘二十年闰三月四日，诏令修史所更撰《晋书》，诠次旧闻，裁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量事追取。于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掌其事。又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著作郎刘子翼、主客郎中卢承基、太史令李淳风、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主客员外郎崔行功、刑部员外郎辛丘驭、著作郎刘允之、(“允之”当作“胤之”，《新书·艺文志》作“引之”，皆避讳改字。昌按：谓避宋太祖赵匡胤讳。)光禄寺主簿杨仁卿、御史台主簿李延寿、校书郎张文恭并分功撰录。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按以上二十一人，《新唐书·艺文志》无卢承基而有赵弘智。《旧书·德棻传》但言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者，盖以房、褚、许三人是监修而非同列，故除之不数也。)详其条例，量加考正。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及晋代文集。’《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有《修〈晋书〉诏》，略云：‘晋氏膺运，制有中原。上帝启玄石之图，下武代黄星之德。及中原鼎沸，江左嗣兴，并宅寰区，各重徽号。足以飞英丽笔，将美丛书。但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绪繁而寡要；(“绪”，《玉海》卷四十六引作荣绪，谓臧荣绪也。)思劳而少功；(《玉海》引“思”上有“行”字。姚振宗《〈隋志〉考证》卷十二曰：“《贞观修书诏》：‘行思劳而少功’，盖指谢沈。沈撰《晋书》三十余卷，见《本传》。行思，沈字也。”)叔宁课虚，(虞预字叔宁。)滋味同于画饼；子云学海，(萧子云。)涓滴堙于涸流；处叔不预于中兴；(王隐字处叔。)法盛莫通乎创业；(何法盛。)洎乎干、(宝。)陆、(机。)曹、(嘉之。)邓，(粲。)略记帝王；鸾、(檀道鸾。)盛、(孙盛。)广、(徐广。)讼，(讼当作谦，谓刘谦之也。昌按：讼当作松，谓裴松之也。松之著《晋纪》，见《宋书》本传，《隋志》不著录。《玉海》引正作松，余氏失校。)才编载记。(《晋史》十八家，以上所举者十有四。其余四家，未详何指。昌按：由此可知，浦注据《隋志》及两《唐志》所著录之《晋史》十九家，欲除去其中习凿齿《汉晋春秋》，以符《史通》所言十八家之数，操术未免疏略。浦氏盖未见《修〈晋书〉诏》也。)其文既野，其事罕传。遂使典午清高，韬遗芳于简册；金行曩志，缺继美于骊
。遐想寂寥，深为叹息。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以下尚有其所须云云，已见上引《唐会要》。)末注贞观二十年闰三月。(原作闰二月，据《玉海》引改。《旧唐书》卷三十六《天文志》云：“贞观二十年，闰三月，癸巳朔。”可以为证。昌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贞观二十年闰三月，诏修《晋书》”云云，与《唐会要》、《玉海》并同，亦足证《唐大诏令集》原作闰二月之误。)据此两书，则修书之诏，实下于二十年。《旧唐书》以为十八年者，非也。玄龄、敬宗、德棻等，虽俱乏三长之美，然颇有捃摭之劳，且数典行文，务求绮艳，不似元、明史臣，草率塞责，直等钞胥，则其表进全书，必不在期年以内。惜未见进书之表，不知究以何时奏御耳。”
又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晋书》”条：“唐初修《晋书》，以臧荣绪本为主，而兼考诸家成之。今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无虑数十种。其作于晋时者，武帝时议立《晋书》限断，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瓒欲引嘉平以下朝臣尽入于晋，贾谧请以泰始为断。事下尚书议，张华等谓宜用正始，从之。(《贾谧传》。)武帝诏，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副。后有事即依类缀缉。(《武帝纪》。)此《晋书》之权舆也。自后华峤草魏、晋纪传，与张载同在史官。永嘉之乱，《晋书》存者五十余卷。(《峤传》。昌按：草魏、晋纪传者，乃峤之少子畅，非峤也。赵误。)干宝著《晋纪》，自宣帝迄愍帝，凡二十卷，称良史。(《宝传》。)谢沈著《晋书》三十余卷。(《沈传》。)传畅作《晋诸公赞》二十二卷，又为《公卿故事》九卷。(《畅传》。)荀绰作《晋后书》十五篇。(《绰传》。)束’作《晋书帝纪》、《十志》。(《’传》。昌按：“’传”二字原脱，今补。)孙盛作《晋阳秋》，词直理正。桓温见之，谓其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如尊公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惧祸，乃私改之。而盛所著已有二本，以其一寄慕容隽。后孝武博求异闻，又得之，与中国本多不同。(《盛传》。)王铨私录晋事，其子隐遂谙悉西晋旧事，后与郭璞同为著作郎，撰《晋史》。时虞预亦私撰《晋史》，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故事，借隐书窃写之。庾亮资隐纸笔，乃成书。隐文鄙拙。其文之可观者，乃其父所撰；不可解者，隐之词也。(《王隐传》。)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起汉光武，终晋愍帝。于三国之时，则以蜀为正统。魏武(昌按：武当为文。)虽承汉禅，而其时孙、刘鼎立，未能一统天下也，尚为篡逆。至司马昭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凿齿传》。)其晋以后所作者，宋徐广撰《晋纪》十六卷。(《广传》。)沈约以晋一代无全书，宋泰始中，蔡兴宗奏约撰述，凡二十年，成一百十卷。(《约传》。)谢灵运亦奉勅撰《晋书》，粗立条流，书竟不就。(《灵运传》。)王韶之私撰《晋安帝春秋》，既成，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郎，使续成后事，迄义熙九年。其序王珣货殖，王嵚作乱事，后珣子和贵，韶之尝惧为所害。(《韶之传》。)荀伯子亦助撰《晋史》。(《伯子传》。)张缅著《晋钞》三十卷。(《缅传》。)臧荣绪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共一百十卷。(《荣绪传》。)刘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刘昭传》。)萧子云著《晋书》一百卷。(《子云传》。)此皆见于各传者。又《唐书·艺文志》所载晋朝史事，尚有陆机《晋帝纪》，刘协《注晋纪》、刘谦《晋纪》、曹嘉《晋纪》、邓粲《晋纪》及《晋阳秋》、檀道鸾《晋春秋》、萧景畅《晋史草》、(昌按：萧子显字景阳，“畅”乃“阳”之误。)郭季产《晋续记》、《晋录》之类，当唐初修史时尚俱在，必皆兼综互订，不专据荣绪一书也。”赵氏所考已详，然尚有未尽，如何法盛《晋中兴书》、朱凤《晋书》、郑忠《晋书》、庾铣《东晋新书》、张氏《晋书鸿烈》，皆近在《隋志》，而竟不之及。《宋书·裴松之传》载松之作《晋纪》。《北史·崔宏传》称崔浩著《晋后书》未就，传世者五十余卷。又《北齐书·宋显传》述其从祖弟绘，尝依裴松之注《三国志》例，注王隐《晋书》与何法盛《晋中兴书》。瓯北亦皆失引。
又按：陈寅恪著《李唐氏族之推测》，谓太宗之重修《晋书》，盖具欲讳其系出李初古拔之隐衷，可备一说。
《载记》三十
昌按：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二“《晋书·载记》”条：“《后汉书·班固传》，固述公孙述等僭伪事为《载记》若干篇。《晋书》载记之名，盖本于此。”
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为一家之言。
昌按：《隋志》：“《宋书》六十五卷，齐冠军录事参军孙严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一：“《史通》……此云史佐孙冲之表求为一家之书，似即此孙严《宋书》，冲之其字欤？《宋书·臧质传》：‘孙冲之，太原中都人，晋秘书监孙盛曾孙也，官至右军将军，巴东太守。后事在《刘琬传》。’按：刘琬当为邓琬。《邓琬传》云：‘大明八年，琬为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前废帝遣使赍药赐子勋死，琬乃佐子勋起兵寻阳。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孙冲之之郡，始至孤石。琬以冲之为子勋谘议参军，领中兵，加辅国将军，与陶亮并统前军。子勋即伪位，加左卫将军，后败还，不知所终。’岂即此孙冲之？冲之有集十一卷，见本志别集类中，又为孙盛曾孙，史学是其世业，殆即其人。或当时未及于难，入齐为冠军将军录事，未可知也。”
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勒为一书。
昌按：《隋志》：“《宋书》六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宋书》多徐爰旧本”条：“沈约于齐永明五年奉敕撰《宋书》，次年二月即告成，共纪、志、列传一百卷。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今按其《自序》而细推之，知约书多取徐爰旧本而增删之也。宋著作郎何承天已撰《宋书》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其诸志惟《天文》、《律历》；此外悉委之山谦之。谦之亡，诏苏宝生续撰，遂及元嘉诸臣。宝生被诛，又以命徐爰。爰因苏、何二本，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其《臧质》、《鲁爽》、《王僧达》三传，皆孝武所造。惟永光以后至亡国十余年，纪载并缺。今永光以后纪传，盖约等所补也。(按《王智深传》：“约多载宋明帝鄙渎事。武帝谓曰：‘我昔经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删除。”可见宋明帝以后纪、传皆约所撰。)其于爰书稍有去取者，爰本有晋末诸臣，及桓玄等诸叛贼，并刘毅等与宋武同起义者，皆列于《宋书》。约以为桓元、谯纵、卢循，身为晋贼，无关后代；吴隐、郗僧施、谢混，义止前朝，不宜入《宋》；何无忌、诸葛长民、魏咏之、檀凭之志在匡晋，亦不得谓之宋臣，故概从删除。是约所删者，止于此数传，其余则皆爰书之旧，是以成书若此之易也。(《徐爰传》：“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起元义熙，为王业之始；载序宣力，为功臣之断。于是内外博议，或谓宜以义熙元年为断，或谓宜以元兴三年为断。诏曰：‘项籍、圣公，编录二《汉》，前史已有成议。《桓元传》宜在《宋典》，余如爰议。’”是可见爰旧本体例也。)余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爰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三“沈约《宋书》”条略同而不及赵说之详。)
至齐，著作郎沈约更补缀所遗，制成新史，……为纪十、志三十、列传六十，合百卷，名曰《宋书》。
昌按：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三十三云：“沈约《宋书》，今为百卷。按约《表》云：‘本纪、列传，缮写已毕，合志、表七十卷。’是约《书》只七十卷耳。此七十卷中，今脱去《表》，又脱到！之等传。又《后汉书·皇后纪》注引约作《谢俨传》，……《班彪传赞》注内亦引沈约《宋书》叙谢俨事，今本《宋书》无之，惟《王景文传》有谢俨名耳。(谢嘏亦名俨，见《陈书》。)《梁书·止足传》云《宋书·止足传》有《羊欣》、《王微》。今《宋书》有《欣》、《微传》而无《止足》之目。又本书有《张邵传》。别有邵子张敷、邵兄子张畅传。其《邵传》盖亡失，后人取他书补入，故《宋书》讳‘裕’字，独此《传》直书之。又补入者不知敷、畅《宋书》已有传，而此《传》附载敷、畅事，更不删削，遂至重复。其余讹脱尤甚。大约约作史准范晔《后汉书》体，一人传毕即加论，不待一卷之终。后人不知，妄于其论画为一卷，此七十卷之分为百卷故耶？《文选·谢灵运传论》善注云：‘沈约修《宋书》百卷。’愚意此书在唐世未必遽有脱误移改，一如今本，疑此百卷二字非善注，后人妄增入耳。”(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一《论史》云：“如《刘穆之》、《王弘》两传论专及穆之一人，可作一人一论之证。”又《随笔》此条论沈氏《宋书》卷数缺佚情状，全袭姜坞，惟删去其中所考张邵诸传事，及《文选》李注载沈约修《宋书》百卷事，而于篇末略事补苴。艺风学人，亦偶乾没，可异也。)姚氏所考《宋书》今本缺佚之状甚是，而谓卷帙经后人妄析，《选注》经后人妄增则非。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三“《宋书》”条云：“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于诸史纪、志、表、传凡若干篇，合若干卷，言之颇详。使约尝作表，不应略而不言。若谓唐以前其表已佚，知几亦不容不知。且若果亡于唐以前，《隋志》当注曰：梁有表几卷，亡。志既不言有所残缺，是约书本无表也。《宋书·自序》载其《上书表》曰：‘本纪、列传，缮写已毕，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谨奏呈；所撰诸志，须成续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三云：‘据其《上书表》，则纪、传先成，志系续上。今约书纪十卷，传六十卷，适合七十卷之数。外有志三十卷而无表，与《梁书》本传所云《宋书》百卷适合，则《上书表》中“志表”二字，乃衍文也。’余谓《上书表》既云：‘合志、表七十卷，今谨奏呈’，则志、表即在七十卷中，已奏呈矣，又云：‘诸志须成续上’，文义甚为不词。且若果合纪、传、志、表才七十卷，何以《梁书》、《隋志》、《史通》皆云《宋书》百卷？然则‘志表’二字为浅人妄增，明矣。”此说足以理姚氏及《提要》以《宋书》本有表而后乃佚去之惑。又姚氏论《宋书》无《止足传》事，余氏云：“《宋书》凡有四家。《梁书》所言，非必约《书》，姚说盖误。”
永明末，其书既行，河东裴子野更删为《宋略》二十卷。沈约见而叹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
昌按：《梁书·裴子野传》：“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继承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本书《杂说中》篇云：“若裴氏者，众作之中，所可与言史者。”又《论赞》篇云：“大抵史论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
又按：《四库提要》卷五十“许嵩《建康实录》”条：“裴子野《宋略》，当时所称良史，沈约自以为不及者，今已不传。《资治通鉴》载有‘论赞’数条，亦多首尾不具。而是书于刘宋一代，全据为蓝本，并子野论赞之词，尚存什一，是亦好古者所宜参证矣。”
又按：遗书本《文史通义》外篇卷二《读〈史通〉》云：“世传沈休文与齐明帝赌征栗典，故少三事，退为后言，以明己之出于故让，是非不好胜者也。其著《宋书》，虽不敢希踪班、马，而文辞典雅，颇具别裁，抑亦范氏之亚匹也。史称裴子野删《宋书》为《宋略》三十卷，(昌按：当作二十卷。)约见之，叹曰：‘吾不如也。’《史通》因饰之曰：‘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此岂情理之言哉？裴《略》今已不传，前人录入编年部次，是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之属也。是与纪传之史绝不相
，前史谓删约《书》，固已谬矣。荀氏之《纪》，不尽出于班《书》；袁氏之《纪》，不尽由于一史。假而易编年于纪传，而止凭一书，删繁就简，乃荒陋者所为，通人不出此也。裴氏之书未必至是，而史顾侈为美谈，何其陋欤？约之叹服，大抵取其翦裁简当，至谓己所不如，不过一时推奖之辞，且亦明知己之撰述足以流传，不致为所掩也，故不妨为假藉。而史氏录之，则未察其本矣。刘氏斟酌群言，扬搉史品，自宜知所别择，乃又从而实之曰：‘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后人不见裴书，而因刘氏之言，以谓裴《略》实胜沈《书》，有定品矣。姑无论子野史笔文才，未闻可驾休文而上；正使其书不愧荀、袁，亦与马、班诸书风马牛之不相及也。刘氏二体之篇，明言班、荀二家，缺一不可。未闻言汉事者，以荀《纪》为上，班《书》次之；言东汉之史，以袁《纪》为上，范《书》次之。何则？短长优绌，必以其类相形，体制各不相
，短长何自见哉？”章氏之言甚辩。然《全梁文》卷十一载简文帝《与湘东王书》已称“裴氏乃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而谓：“谢朓、沈约之时，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梁书·裴传》亦云：“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靡丽之辞。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观《建康实录》及《全梁文》所辑遗文，可见一斑。然则裴沈之文，原自异派，以言撰史，子野实长。休文之推挹，子玄之扬搉，固非无因。而史体虽非一途，史笔原无二致，非类相形，有何不可？至若以宋比汉，谓言汉史不闻称荀、袁为上，班、范次之，则率尔类推，纯为戏论矣。由此观之，实斋此之所论，似察而实瞀，殆不可从也。
梁天监中，太尉录事萧子显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起昇明之年，尽永元之代，为……
以上文字旧阙，浦起龙补，云：“此八句诸本脱简，今据本传补入。宁冒妄缀之讥，不敢疏率了事也。”又云：“其为脱简，灼然无疑，故敢斗胆补入。”卢文弨于“沈约复著《齐纪》二十篇”下，校云：“下有脱文。”何焯校本补“梁天监中萧子显启撰《齐史》为”十二字。
昌按：《史官建置》篇：“蜀李与西凉二朝”，“蜀李”下，浦校云：“义门订本有‘李’字，他本无。”又：“即今为载笔之别曹”，“即”下，浦校云：“依义门订本。一无‘即’字，一误作‘命’字。”据此，浦氏曾见何焯校本，灼然无疑。余尝绎二家所勘，颇多相合，而标明者盖寡。即如此处，义门亦既补之于前矣，虽繁简少殊，而浦氏乃略不之及，且一则云：“宁冒妄缀之讥”，再则云：“故敢斗胆补入”，一似其未经何氏之启迪也者，其故何欤？
又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齐书》旧本”条：“《齐书》亦有所本。建元二年，即诏檀超与江淹掌史职，超等表上条例：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日蚀旧载《五行》，应改入《天文志》；帝女应立传，以备甥舅之重；又立《处士》、《列女传》。诏内外详议。王俭议以为《食货》乃国家本务；至《朝会》，前史不书，乃伯喈一家之说，宜立《食货》，省《朝会》；日月应仍隶《五行》；帝女若有高德绝行，当载《列女传》，若止于常美，不立传。诏日月灾隶《天文》，余如俭议。(见《檀超传》。)此齐时修国史体例也。又有豫章熊囊著《齐典》，沈约亦著《齐纪》二十卷，江淹撰《齐史》十志，吴均撰《齐春秋》，俱见各本传。今按萧子显《齐书》，但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七志，而《食货》、《刑法》、《艺文》仍缺；《列传》内亦无《帝女》及《列女》，其节义可传者，总入于《孝义传》；改《处士》为《高逸》；又另立《倖臣传》。其体例与超、淹及俭所议，皆小有不同，盖本超、淹而小变之。《超传》内谓超史功未就而卒，淹撰成之，犹未备也。此正见子显之修《齐书》不全袭前人也。”(《陔余丛考》卷七“《齐书》原本”条较略。)
合成五十九篇
昌按：《四库提要》卷四十五：“章俊卿《山堂考索》引《馆阁书目》云：《南齐书》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刘知几《史通》、曾巩《叙录》则皆云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为五十九卷，不言其有阙佚。然《梁书》及《南史·子显本传》，实俱作六十卷，则《馆阁书目》不为无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三“《南齐书》”条：“按：《隋志》著录此书六十卷，而《旧唐志》则止五十九卷。考《旧唐志》全录自毋煚《古今书录》。其书作于开元时，(见《志序》。)而《南齐书》已亡其一卷。然《新唐志》又作六十卷。岂其全书后来复出欤？抑此一卷即本书之序录，故或入卷数，或不入卷数欤？至宋代诸家书，自《崇文总目》以下，皆五十九卷矣。……《廿二史考异》卷二十五‘《南齐书》目录序’条云：‘按：《史通·序例》篇云：“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则子显书当有《序录》一篇，刘知几犹及见之。《晋书》亦有《序例》一篇，今本皆无之。’……凡《序录》最易亡失。故《隋志》于各书之下，往往注曰：‘《梁》有《录》一卷，亡。’意《南齐书》所亡者，正是《序录》。刘知几尚及见之。以《序录》本非列传，且多不入卷数，故知几只言五十九篇耳。”
《梁史》，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值承圣沦没，并从焚荡。
昌按：朱希祖《萧梁旧史考》：“《梁书》百篇，沈约等四人相承撰录，明非同时并撰。盖武帝时，沈约先撰《梁书》，故约有《梁武纪》十四卷。(昌按：见《梁书》及《南史》本传，《隋志》不著录。)天监十二年，约卒。周兴嗣在天监中，已佐撰国史，沈约卒，兴嗣相承撰录。普通二年，兴嗣卒，鲍行卿、谢昊相承撰录。史载鲍行卿事，皆在武帝时，官至步兵校尉，意其人盖在武帝时卒。
惟谢昊之卒，似在最后。萧韶为《太清纪》，其诸议论，多昊为之，(昌按：见《杂说中》篇。)而又为元帝撰实录，(昌按：《隋志》：“《梁皇帝实录》五卷，梁中书郎谢昊撰，记元帝事。”)明昊在梁末犹存。故此《梁书》百篇，虽席三家之业而作，然必为昊独力所完成，故后人著录此书，独标谢名。……谢昊《梁书》本百篇，刘子玄虽谓‘承圣沦没，并从焚荡’，然《隋志》著录，尚存四十九卷。盖江陵陷时，元帝虽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然仓卒乱离之际，岂无有收拾余烬，以作保存之计者？牛弘谓：‘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殿之书及公私典籍，悉送荆州。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隋书·牛弘传》。)故《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后，并藏秘阁。(《周书·萧大圜传》。)可见当时焚余之书，或辇归关中，或散出民间。陈天嘉中，更加搜集，遂多残缺。(《隋书经籍志序》。)其后南北秘藏，皆会粹于隋，故《隋书经籍志》所载，梁有而当时无者，已归焚毁；梁有全书而当时已残缺者，必大都为焚余残籍。谢昊《梁书》四十九卷，盖亦为焚余残籍耳。抑承圣之后，更有所撰集欤？《梁书》无《昊传》，疑不能明也。此书藏于中秘，刘子玄未得见，故云：‘并从焚荡。’”
又按：《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要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行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卢江何之元
昌按：《陈书·文学传略》云：之元，卢江潜人也，好学有才思，梁天监末解褐，历仕武陵王、王琳、萧庄。琳败入齐，复还陈。太建八年，除始兴王叔陵中卫府功曹参军事，寻迁谘议参军。“及叔陵诛，之元乃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究其始终，起齐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获，七十五年行事，草创为三十卷，号曰《梁典》。”《萧梁旧史考》：“《隋书经籍志》：‘《梁典》三十卷，陈始兴王谘议何之元撰。’《史通》、《文选注》及《太平御览》等书，征引颇多，皆属零简，惟《陈书·何之元传》载其《梁典序》一篇，《文苑英华》载何之元《高祖事论》一篇，文独完整，足以觇其书之体例，……有后论以曲畅其旨，有凡例以包举其体。至其全书，尚有总论一篇。《文苑英华》所载《高祖事论》，文近二千言，《目录》称为《高祖革命论》。今观其文，通论梁代，非专论高祖，实仿干宝《晋纪总论》而作。严可均改为《梁典总论》，甚觉谛当。……《总论》自谓：‘官自有梁，备观成败。昔因出轴，流寓齐都；穷愁著书，窃慕虞子。’则之元所著《梁典》，实始于寓齐之日，及叔陵之诛，乃始屏绝人事，卒成此书云。”
沛国刘璠
昌按：《周书·刘璠传略》云：“刘璠，字宝义，沛国沛人也。……天和三年卒，时年五十九。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子祥嗣。祥字休征，以字行。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临终，谓休征曰：‘能成我志，其在此书乎。’休征始定缮写，勒成一家，行于世。”
合撰《梁典》三十篇
浦起龙曰：“按：《陈书》何之元、《周书》刘璠二传，各言撰《梁典》三十卷，《隋》、《唐》二志亦皆分载二典，而《史通》以为二人合撰，则《梁典》只是一书耳。足证二志之歧出。”
昌按：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二：“今考刘璠卒于周武帝天和三年。其书未就，子休征为写定之。休征卒于周静帝大象二年。是其书成于大象之前，行于北朝，或未及于江左。其父子皆终于周代，与南朝之何之元亦风马牛不相及。之元之书，始作于陈后主即位之岁。因始兴王叔陵行弑伏诛，之元为其官属，幸而得免，故屏绝人事，一意著书。其时在周大象后三年，隋文帝开皇二年。刘璠《梁典》已早成书矣，实非合撰。《史通》‘合’字，当是‘各’字之误。浦氏云云，不足为据。”
《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
，各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纪，即顾、傅所修。太建初，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伤烦杂。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条贯。
昌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三“《陈书》”条：“今《陈书·高祖(武帝。)纪》二卷，《世祖(文帝。)纪》一卷。顾、傅所修，当亦同此。则《唐志》所录两家书各三卷者，当即《武》、《文》二帝纪，与知几所言适合，知顾、傅(昌按：“傅”字原脱，今以意补。)书所存者，实止此数。野王本传云：‘又撰《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书既未成，则所谓二百卷者，或空张篇目，或唐初已亡，不得以史志为讹舛也。……琼既续顾、傅之书，明其篇卷当多于顾、傅，(昌按：“傅”字原脱，今以意补。)姚察删陆书之烦杂，是其所撰，以陆为本。《旧唐书·思廉传》乃云：‘删益傅
、(二字惧盈斋刻本误作“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成《陈书》三十卷。’竟不及陆琼，则史笔之疏也。”
皇家贞观初，其子思廉为著作郎，奉诏撰成二史，于是凭其旧籍，加以新录。
昌按：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三“姚思廉《梁》《陈》二书”条：“姚察在陈为吏部尚书，陈宣帝太建末，即奉敕撰《梁史》。入隋，历太子内舍人、秘书丞、北绛公；始自吴兴迁居关中，为雍州万年人。察学兼儒史，见重于二代。当隋文帝时，尝访察以梁、陈故事，察每以所论载奏之。于是开皇九年，敕并成《梁》、《陈》二史，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上进，藏于内殿，而书犹未成。临亡，属子思廉继其业。思廉少仕陈，为扬州主簿，入隋，为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上表陈父遗言。有诏许其续成《梁》、《陈》史。后为代王侑侍读。唐高祖受禅，授秦王文学。太宗引为文学馆学士。太宗入春宫，迁太子洗马。贞观初，迁著作郎、宏文馆学士。三年，又受诏与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思廉采谢炅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并推究陈事，删益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魏征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以上见《陈书》第二十七《察本传》及《旧唐书》第七十三卷、《新唐书》第一百二卷《思廉各本传》。”赵翼《陔余丛考》卷七“《梁》《陈》二书”条：“《新唐书·姚思廉传》：其父察在陈，尝修《梁》、《陈》二史未就，以属思廉。思廉入隋，表父遗言，有诏听续。至唐，又奉诏与魏征等修《梁》、《陈》二书，乃采谢炅、顾野王诸书以成之。《旧唐书》谓思廉采谢炅诸家书著《梁史》；又推究陈氏，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成之。(昌按：“博综”乃“傅
”之误，说见前。赵氏失校，故改易其文如此。)今以迹推之，则察已有成绪，思廉不过取谢、顾诸家，重为订正耳。如《梁书》王茂、曹景宗、萧颖达、张宏策、韦睿等传，皆载察旧论；《陈书·武帝纪论》、《文帝纪论》，亦察原文。可见此等纪传编排卷数，亦是察所手定，则文字可知也。《姚察传》亦云：《梁》、《陈》二史，本察所撰。其中序论、纪传有缺者，临殁时以体例戒其子思廉博访续撰。此思廉自撰其父之传，盖纪实也。两朝数十卷书，经父子两世纂辑之功始就。盖作史之难，不难于叙述，而难于考订事实，审核传闻，故不能速就耳。至其文笔，亦足称良史。”朱希祖《萧梁旧史考》：“姚思廉之补撰《梁》、《陈》二史，当起于隋大业二年。《陈书·姚察传》云：‘察所撰《梁》、《陈史》，虽未毕功，隋文帝开皇之时，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进上，今在内殿。大业二年，察终于东都。内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陈》二代史，自尔以来，稍就补续。’《唐书》本传亦言：思廉上表陈父遗言，有诏许其续成《梁》、《陈史》。此姚思廉第一期续修《梁》、《陈》二史之事实也。(起隋大业二年，至唐武德五年，约十六年。)《唐会要》云：‘武德四年十一月，令狐德棻言于高祖曰：“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至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诏……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绵历数载，竟不就而罢。’此姚思廉第二期续修《陈史》之事实也。(起武德六年，至贞观三年，约七年。时崔善为、孔绍安、萧德言所修《梁史》，亦必略有成绩。)又云：‘贞观三年，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贞观十年正月二十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散骑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药、孔颖达、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陈、齐五代史，上之。’《旧唐书·魏征传》：‘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征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成简正。《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此姚思廉第三期续修《梁》、《陈》二史之事实也。(起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约七年。昌按：本篇“《隋书》”条“始以贞观三年创造”下原注云：“唯姚思廉以贞观二年起功，多于诸史一岁。”则朱氏此处所注起贞观三年当为二年，(上自注同。)约七年当为八年。就其年次先后相衔而言，则为九年，故子玄云：“弥历九载，方始毕功”也。)综观思廉所撰《梁》、《陈》二史，前后约三十年。而其父察在陈太建末已知撰《梁史》，迄于祯明三年陈亡之时，约八年。隋开皇九年，(即陈祯明三年。)勅成《梁》、《陈》二史，(《陈书·姚察传》。)迄于大业二年察终于东都，约十七年。察所撰《梁》、《陈》二史，前后约二十五年。是其父子撰成《梁》、《陈》二史，合约五十五年，可谓专且久矣。”朱《考》又云：“姚思廉《梁书》，大半本其父所作。……《梁书》五十六卷，……题姚察者二十七卷，(昌按：谓篇末称“陈吏部尚书姚察”者，则有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五、二十七、三十、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七、三十八、四十、四十二、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三各卷，称“史官陈吏部尚书姚察”者，则有第三十三卷。其余但称“史臣”而已。)疑察已成之稿，思廉或稍有增省耳。……(自余)二十九卷，疑思廉所补，然亦间有察未成之稿。如《隋志》所列姚察《梁书·帝纪》七卷，思廉或稍节省以成《帝纪》六卷耳。综观察之所作二十六篇，(昌按：当作二十七篇。)大都关于梁之元勋宰执，及优于文学政事之人。梁之一代英华，已萃于此。思廉所补，除帝后纪传外，大抵多皇族、武臣、客卿、诸夷等传，惟袁昂、王僧辩二传较有重大关系。此其大略也。”
又按：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一《论史》云：“姚伯审父子撰《陈书》，始于陈，终于隋，献自贞观之时，而皆奉陈三世国讳，以此知隋唐之际，古意犹存也。余尝反覆兹书，而知通篇皆魏元成所参订，姚氏父子有内大恶讳之义焉。江阴之薨，不书陈志。丽华一传，不详蛊惑始末。文贞于《丽华传》特为补缀，可以知其体例矣。江总特与伯审相得，思廉附于总传，而不详载其谄奉后主，徒一二语约略及之，赞尤褒美过当，自‘后主之(昌按：原误三，据《陈书》改。)世’以下六十五字，总之过恶在焉，疑亦元成所增。”此论《陈书》书法，亦读者所当知。
弥历九载，方始毕功。
昌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三“《陈书》”条：“《会要》及《旧书·姚思廉传》均言以贞观二年奉诏，则计至十年书成时，(《新旧书》均无《陈史》成书年月，此据《会要》。昌按：《旧书·太宗纪》明载贞观十年春正月壬子，房玄龄等上五代史。特《会要》卷六十三称：“贞观十年正月二十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等撰成周、隋、梁、陈、齐五代史上之。”多“撰成”二字，较为明晰，其实一也。)不足九载。《史通》又云：‘初，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始以贞观三年创造，至十八年方就。’(据黄叔琳训故本。昌按：浦本同。)自注云：‘唯姚思廉贞观二年起功，多于诸史一岁。’若如所言，则首尾已十七年，又不止九载。考卢文弨用华亭朱氏影宋钞本校云：‘宋本缺十字。’(卢校有传录本，藏东莞伦氏。)然则十字为后人所妄加。他史皆八年方就，思廉独以贞观二年起功，较诸史早一年，故云‘弥历九载’耳。”盖《史通》所云“至八年方就”者，乃谓费时八年，犹云“弥历九载”，非谓至贞观八年也。
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先帝，聪怒而诛之。刘曜时，平舆子和苞撰《汉赵记》十篇，事止当年，不终曜灭。
昌按：朱希祖《十六国旧史考》：“《隋书经籍志》：‘《汉赵记》十卷，和苞撰。’按：《史通·史官》篇：‘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又《正史》篇：‘……’(昌按：凡略去者即本条正文。下引朱《考》均同。)《晋书·刘曜载记》：‘曜命起酆明观，立西宫，建凌霄台，又将营寿陵。侍中和苞上书谏。曜大悦，封苞平舆子，领谏议大夫。’汤球辑和苞《汉赵记》十条，中称曜为今上，粲为太子，与《史通》所谓‘事止当年，不终曜灭’说合。”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按：苞称刘聪名，称曜为今上，粲为太子，是其史例。”
后赵，石勒命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又令王兰、陈宴、程阴、徐机等相次撰述。至石虎，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二石事，集为《邺都记》、《赵记》等书。
昌按：《十六国旧史考》：“《晋书·石勒载记》：‘赵王元年，命记室佐明稭、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隋书经籍志》：‘《赵书》十卷。’(《唐书经籍志》作《赵石记》二十卷，入编年类。)注云：‘一曰《二石集》，记石勒事，伪燕太傅长史田融撰。’(按：《史通·杂说》自注：“田融《赵史》谓勒为前石，虎为后石。”此处“石勒”下疑脱“石虎”二字。)‘《二石传》二卷，晋北中郎参军王度撰。《二石伪治时事》二卷，王度撰。’(《晋书·佛图澄传》：“王度为石虎著作郎。”疑后归晋，故《隋志》称为晋北中郎参军，且于二石称伪也。……)按：《史通》所言《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撰人姓名，与《晋书·石勒载记》及《隋书经籍志》皆不相合，未知何据。且《史通·忤时》篇又云：‘刘、石僭号，方策委于和、张。’考刘氏之史，成于和苞。石氏之史，委于张某，此亦异闻。《隋志·地理类》有《邺中记》二卷，晋国子助教陆(撰；《赵记》十卷，不著撰人。与《史通》所言《邺都记》、《赵记》者，又各不同，岂《史通》别有所据欤？(《唐书经籍志》：“《二石伪事》六卷，王度、隋(等撰。”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谓：隋(为陆(之误。是也。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谓：《隋志》有王度《二石伪治时事》，应即此书，云六卷者，殆四卷为隋氏书也。按：丁说误矣。隋(即陆(之误。陆(撰《邺中记》二卷，王度撰《二石传》二卷、《二石伪治时事》二卷。《唐志》之《二石伪事》六卷，盖合王、陆二家三书而成者也。)《晋书·韦
传》：‘
仕于刘曜，为黄门郎，后又入石季龙，署为散骑常侍，历守七郡，又征为廷尉。前后四登九列，六在尚书，二为侍中，再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凡所述作及集记世事数十万言。’据此，则韦
亦必集记《赵史》也。又有吴笃《赵书》，记石勒事，见《太平御览》八百二十引。”又朱《考》于所引《史通》此条下注曰：“《十六国春秋·后赵录》：‘徐光，字季武，顿丘人，好学有文才。勒署为参军，迁为中书令，领秘书监。及勒薨，虎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囚光于襄国诏狱。光在狱中，注解经史十余万言。’《晋书·傅玄传》：‘畅字世道，没于石勒。勒以为大将军右司马。谙识朝仪，恒居机密，勒甚重之。作《晋诸公叙赞》二十二卷，又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按：时为勒建平元年，初称帝。《后赵录》三：‘赵王元年，署傅畅领经学祭酒。’”
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纪》。后燕，建兴元年，董统受诏草创《后书》……三十卷。……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
昌按：《十六国旧史考》：“《隋书·经籍志》：‘《燕书》二十卷，记慕容隽事，伪燕尚书范亨撰。’(《唐书经籍志》入编年类。《魏书·崔浩传》：“神
二年，诏集诸文人撰录。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据此，则范亨亦终仕魏也。)按：《史通·正史》篇云：‘……’据此，则《隋志》所列《燕书》二十卷，乃申秀、范亨二人共撰，(昌按：《史通》云申、范各取二《燕》合成一史，则非共撰一书，而是分撰二书，明矣。朱说误。)所记亦非专为慕容隽事，乃前后燕二代之史也。考《太平御览》及《通鉴考异》引范亨《燕书》，有《高祖武宣皇帝纪》、(慕容廆。)《太祖文明皇帝纪》、(慕容皝。)《烈祖景昭皇帝纪》、(慕容俊。)《少帝纪》，(慕容
。)是为前燕；《世祖武成皇帝纪》、(慕容垂。)《献庄皇帝纪》、(慕容全。“全”或作“令”。)《烈宗惠愍皇帝纪》、(慕容宝。)《中宗昭武皇帝纪》、(慕容盛。)《昭文皇帝纪》，(慕容熙。)是为后燕。据此，则范亨《燕书》是合前后《燕》为一史，明矣。”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通鉴考异》所引《燕书》有《武宣记》、《文明记》、《征虏仁传》、《慕容翰传》，《太平御览·天部》所引有《烈祖后记》。此其分篇之可见者。”(“记”皆当作“纪”。)
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于冯氏，……仍撰《南燕录》六卷。
昌按：《十六国旧史考》：“《隋书·经籍志》：‘《南燕起居注》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又‘《南燕录》六卷’。(《旧唐志》入编年类。)注云：‘记慕容德事，伪燕中书郎王景晖撰。’按：《十六国春秋·南燕录》一：‘刘藻自姚兴而至。兴太史令高鲁遣其甥王景晖随藻送玉玺一纽，并图谶秘文。’又《南燕录》五有中书侍郎王景晖。考《史通·正史》篇：‘……’据此，则《隋志》之《南燕起居注》，亦景晖所撰；而《南燕录》六卷，实成于北燕，记慕容德、慕容超二代事，《隋志》专云记慕容德事，未为核实；所称伪燕中书郎王景晖，伪燕系指北燕，中书郎乃中书令之误。《隋志》又有《南燕录》五卷。注云：‘记慕容德事，伪燕尚书郎张诠撰。’(两《唐志》作张铨《南燕书》十卷。)‘《南燕书》七卷，游览先生撰。’”
蜀，初号成，后改称汉。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汉之(昌按：“之”字据宋本增。)书》十卷，后入晋秘阁，改为《蜀李书》。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
昌按：《十六国旧史考》：“《隋书经籍志》：‘《汉之书》十卷，常璩撰。《华阳国志》十二卷，常璩撰。梁有《蜀平记》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亡。’按：《十六国春秋·蜀录》：‘李雄兴学校，置史官。’《史通·史官》篇：‘蜀李、西凉二朝，记事委之门下。’是蜀李亦注重史事。颜之推《家训·书证篇》：‘《蜀李书》一名《汉之书》。’《史通·正史》篇：‘……’《蜀录》亦云：‘常璩，字道将，蜀成都人，著《华阳国志》十篇，序开国以来，迄于李势，皆有条理。’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谓《蜀平记》当是记桓温平李势事。”
前凉张骏十五年，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著《凉记》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又各著《凉书》。
昌按：《十六国旧史考》：“《十六国春秋·前凉录》：‘儒林祭酒索绥，字士艾，敦煌人，著《凉春秋》五十卷。’(见“张玄靖太始五年”条。)先是，张骏十五年，命西曹掾集阁内外事付索绥以著《凉春秋》。《史通·正史》篇：‘……’(《史官》篇亦云：“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即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隋书经籍志》：‘《凉书》十卷，记张轨事，伪凉大将军从事郎中刘景撰。’按：刘景即刘)，避唐讳改。(昌按：唐高祖李渊之父名)也。参下“西凉史”条笺记。)《隋志》又有‘《凉记》八卷，记张轨事，伪燕右仆射张谘撰’。(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引《世说新语·言语篇》注作张资《凉州记》。《唐书经籍志》：“《凉记》十卷，张证撰。”误。)‘《西河记》二卷，记张重华事，晋侍御史喻归撰。’(《元和姓纂》：“东晋有喻归，撰《西河记》三卷。”《唐书经籍志》：“《西河记》二卷，段龟龙撰。”盖误。)按：《十六国春秋·前凉录》：‘张重华永乐三年(晋永和五年)九月，晋遣侍御史俞归拜重华侍中、大都督陇右诸军事、大将军、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假节，西平公。永乐六年，御史俞归至凉州。重华将受诏，未及而卒。’归之撰《西河记》，盖在此时。”张澍《西河记》辑本序：“《隋志》：‘《西河记》二卷。’《元和姓纂》：‘东晋有喻归，撰《西河记》三卷。’《广韵》作二卷，‘喻’作‘谕’，音‘树’。盖记张重华事也。《十六国春秋》：晋遣侍御史喻归拜重华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假节。重华谋为凉王，不肯受诏，使亲信人与归言。归折之。《西河记》作于此时也。”朱氏考《西河记》盖本张序。归折重华事，《晋书·张传》所载甚详。
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后著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存一。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证其讹僻，删为《秦纪》十一篇。
昌按：《十六国旧史考》：“《隋书·经籍志》：‘《秦书》八卷，何仲熙撰，记苻健事。《秦记》十一卷，宋殿中将军裴景仁撰，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宋书·沈昙庆传》：‘大明元年，昙庆为徐州刺史。时殿中员外将军裴景仁助戍彭城。本伧人，多悉戎荒事。昙庆使撰《秦记》十卷，叙苻氏僭伪本末。其书传于世。’《旧唐志》席惠明作杜惠明，入编年类。《新唐志》亦作杜。考前秦史官亦有著作郎、著作佐郎，且有《起居注》。《通鉴》一百二：‘秦王坚入邺，释梁琛，除中书著作郎。’又一百三：‘秦以北平阳陟、田勰、阳瑶为著作佐郎。’《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苻坚甘露十七年八月，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坚见苟太后李威之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渊、车敬已死，乃止。著作郎董朏(昌按：《史通》作董谊。朱氏于后所引《史通》本条下校云：“案即董朏，或作斐。《史通》作谊，盖误。”)虽皆书时事，然十不留一。’(亦略见《晋书·苻坚载记》。)《史通·正史》篇：‘……’按：《前秦录》有《赵整传》，言年十八为坚著作郎，官至秘书侍郎，后遁迹商洛山，与《史通》合。又按：《世说新语·识鉴篇》注引车频《秦书》云：‘蒲洪诈称谶文，改姓符，言己当王，应符命也。坚生背赤色，隐起若篆文。’《艺文类聚》卷八十二引裴景仁《秦记》，谓‘苻洪之先居武都，家生蒲，长五丈，状如竹，咸以异之，谓之蒲家，因以氏焉。洪后以谶文艸付应王，遂改姓为苻。’《十六国春秋》及《晋书·载记》皆不取车说，从竹作符，而从裴说，从艸作苻。考唐以前有重唇音，无轻唇音，‘符’‘苻’皆读若蒲。虽曰改姓，实改字而不改音也。又按：《唐书艺文志》有《苻朝杂记》，田融撰。”
后秦，扶风马僧虔、河东卫隆景并著《秦史》。及姚氏之灭，残缺者多。泓从弟和都仕魏为左民尚书，又追撰《秦纪》十卷。
昌按：《十六国旧史考》：“《隋书·经籍志》：‘《秦纪》十卷，记姚苌事，魏左民尚书姚和都撰。’《史通·正史》篇：‘……’按：和都《魏书》无传。《晋书·姚兴载记》：‘兴疾，太子泓侍疾于谘议堂。泓弟弼有夺谪之谋，使愔与其属率甲士攻端门。太子右卫帅姚和都率东宫兵击之。愔等奔溃。’秦亡仕魏而著《秦纪》。萧子显之著《齐书》，颇与和都境遇相同。”
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并受命著其国书，及统万之亡，多见焚烧。
昌按：《十六国旧史考》：“按：《魏书·赵逸传》：‘逸字思群，天水人也，好学夙成，仕姚兴，历中书侍郎；为兴将齐难军司征赫连屈丐，难败，为屈丐所虏，拜著作郎。世祖平统万，见逸所著，曰：“此竖无道，安得为此言乎？作者谁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进曰：“彼之谬述，亦犹子云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为中书侍郎。’据此，则魏世祖所见夏国书乃赵逸撰也。《魏书·张渊传》：‘渊，不知何许人。自云尝仕苻坚，又仕姚兴父子为灵台令。姚泓灭，入赫连昌。昌复以渊及徐辩对为太史令。世祖平统万，渊与辩俱见获。世祖以渊为太史令。’按：《史通》所称之赵思群，即《魏书》之赵逸，思群其字也；所称北地张渊，与《魏书·艺术传》之张渊，——仅为赫连氏之太史令，专掌天官，不著史籍，且云不知何许人——殆非一人。浦起龙《通释》即以太史公张渊为北地张渊，疑误。”
西凉与西秦，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
昌按：《隋书·经籍志》：“《敦煌实录》十卷，刘景撰。”(《唐书经籍志》入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并见伪史类及杂传类。)本书《杂述》篇论郡书，美“刘)之该博”，即指《实录》而言。《杂说下》篇又曰：“敦煌僻处西域，……既而……刘)裁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其书为子玄所重如此。《十六国旧史考》：“《十六国春秋·西凉录》：‘刘)，字！明，敦煌人也。武昭王暠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著《敦煌实录》二十卷。’……五凉惟西凉李暠都敦煌，其后虽迁于酒泉，至其子恂又居敦煌。则《敦煌实录》即西凉史也。《隋书经籍志》有《凉书》十卷，注云：‘记张轨事，伪凉大将军从事中郎刘景撰。’按：《西凉录》亦言刘)撰《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史通·正史》篇亦云)为张氏撰《凉书》。盖《隋志》之刘景即《西凉录》及《史通》之刘)。唐讳‘)’作‘景’，故‘)’亦避嫌名作‘景’也。且其官皆作从事中郎，为大将军属官，亦可为一证。惟《敦煌实录》十卷二十卷之别，则未知孰是。考《十六国春秋·北凉录》：‘沮渠茂虔永和四年，遣使如宋献《凉书》十卷、《敦煌实录》十卷。’《宋书·大沮渠蒙逊传》：‘元嘉十四年，河西王茂虔奉表献方物，并献《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按：此二书皆刘)撰。时)已仕北凉，《敦煌实录》盖即成于此时。据此，则作十卷为是。”
又按：子玄此文系以西凉、西秦史分别言之，意谓西凉则当代所书，西秦则他邦所录也。朱氏考刘)仕北凉时所撰《敦煌实录》即西凉史，与《史通》云当代所书，至为契合。至西秦史，则朱氏引《史通》之言，复考之曰：“据此，则西秦之史盖为他邦所录。岂其国无记注耶？抑亡于赫连氏耶？考《魏书·段承根传》：‘承根父晖为乞伏炽磐辅国大将军、凉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炽磐子慕末袭位，国政衰乱。晖父子奔吐谷浑，旋归国。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以为才堪著述，言之世祖，请为著作郎，引与同事。’据此，则西秦史事，盖由承根在魏传述，崔鸿据之以为《西秦录》耳。”此说颇具妙悟。然承根为著作郎，所撰何史，《传》未明言，遽谓必纪乞伏，崔鸿因而据之，尚无坚证。
段龟龙记吕氏
昌按：《十六国旧史考》：“《隋书经籍志》：‘《凉记》十卷，记吕光事，伪凉著作佐郎段龟龙撰。’按：《十六国春秋·后凉录》：‘吕光麟嘉三年，著作郎段业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光览而悦之。’则段业、段龟龙同为光史官，业为著作郎，龟龙为著作佐郎可证。吕光龙飞二年，沮渠男成等推业为大都督、龙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叛吕光，故《隋书经籍志》谓：‘梁有《段业传》一卷，亡。’盖即记其事也。”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初学记》……引段龟龙《凉记》三事，(或作《凉州记》，或作《西凉记》。)《艺文类聚》诸书所引亦或作《凉州记》。”
宗钦记沮渠氏
昌按：《十六国旧史考》：“《隋书经籍志》：‘《凉书》十卷，沮渠国史。’不著撰人。又：‘《凉书》十卷，高道让撰。’《史通·正史》篇：‘宗钦记秃发氏。’浦起龙《通释》改为‘宗钦记沮渠氏’。按：浦说是也。《魏书·宗钦传》：‘钦字景若，金城人也，少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著河右；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上东宫侍臣箴。世祖平凉州，入国，拜著作郎。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魏书·高谦之传》：‘谦之字道让，专意经史，好文章，为国子博士，与袁翻、常景、郦道元、温子昇之徒，咸申欵旧。以父舅氏沮渠蒙逊曾据凉土，国书漏阙，乃修《凉书》十卷，行于世。’……据此，《隋志》所称高道让乃谦之之字。所谓‘国书漏阙’者，姚振宗以为即指宗钦在河西时所撰之《蒙逊记》，疑非是。考《魏书·刘)传》：‘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则)亦尝为沮渠史官。《隋志》：‘《凉书》十卷，沮渠国史。’盖即为刘)等所撰。考)身仕西凉李氏、北凉沮渠氏，后终仕魏，则年已老矣。先为前凉张氏撰《凉书》十卷，为李氏撰《敦煌实录》十卷，复为沮渠氏撰沮渠国史十卷。国史非一人所撰，故不专书刘)名耳。姚振宗又以沮渠国史即宗钦《蒙逊记》，亦非是。盖《隋志》所谓国史，即《高谦之传》所谓国书，皆指刘)等所草国史言也。”(姚说见《〈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四。)
失名记秃发氏
昌按：《十六国旧史考》：“《隋书·经籍志》：‘《托跋凉录》十卷。’不著撰人。按：《托跋凉录》即《南凉录》也。南凉秃发氏，盖‘托跋氏’之音转。唐以前有重唇音，无轻唇音，‘发’，亦读如‘跋’也。(昌按：此本钱大昕说，见《廿二史考异》卷三十四“《隋书经籍志》”二条。)《十六国春秋·南凉录》称：‘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其先与后魏同出。(后魏托跋氏。)八世祖匹狐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匹狐卒，子寿阗立。初寿阗之在孕，母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窃谓此盖后起附会之词。本为‘托跋氏’，音译或为‘秃发氏’耳。故此《托跋凉录》即《秃发凉录》。史官盖犹能知其得姓之源，故直称‘秃发’为‘托跋’也。(《北魏书·序纪》称：“魏为黄帝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按：此说亦为附会。盖鲜卑语被为秃发，实即托跋。产于被中，或即为其始祖之事，非寿阗也。)《史通·史官》篇：‘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又《正史》篇：‘段龟龙记吕氏，宗钦记秃发氏，韩显宗记吕(吕字衍。)冯氏，唯此三者可知，自余不详谁作。’浦起龙《〈史通〉通释》改‘宗钦记秃发氏’一句为‘宗钦记沮渠氏，失名记秃发氏’。注云：‘本有四种，其一失名，故云三者。’按：浦氏改宗钦记沮渠，其说是也，其他则非。《魏书·宗钦传》：‘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则宗钦记沮渠，确有明证矣。惟浦氏谓失名记秃发，此为不辞，且亦未尝深考耳。《史通·史官》篇明言郭韶为南凉国纪，则此句当云郭韶记秃发，‘唯此三者’原文当作‘唯此四者’。因旧本‘宗钦’下脱‘记沮渠’三字，(昌按：当云脱“记沮渠氏”四字。)‘秃发’上脱‘郭韶’二字，仅存三者，故后人遂改四者为三者耳。至下文云：‘自余不详谁作’，谓此四者外，如西秦及夏不知谁作耳；非谓此四者之中，段龟龙、宗钦、韩显宗三者可知，其余不知谁作也。然则《托跋凉录》十卷为郭韶所撰，无疑义矣。《南凉录》‘太初三年’条云：‘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然则郭韶在乌孤时为国纪祭酒，亦有征矣。”
韩显宗记冯氏
昌按：《十六国旧史考》：“《隋书·经籍志》：‘《燕志》十卷。’注云：‘记冯跋事，魏侍中高闾撰。’《史通·正史》篇则云：‘韩显宗记冯氏。’考《魏书·韩麒麟传》：‘麒麟，昌黎棘城人。子显宗撰《冯氏燕志》、《孝友传》各十卷。’而《高闾传》则不书撰《燕志》。浦起龙《〈史通〉注》谓显宗与闾合撰，亦无确证。按：北燕都龙城，昌黎尹即在龙城，其属县有棘城。然则韩氏家在北燕京畿，其撰《燕志》，亦具有故国之思。《隋志》不称韩氏《燕志》而称高氏《燕志》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谓：‘《魏书·韩麒麟传》：“高祖谓显宗曰：见卿所撰《燕志》，大胜比来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见，当访之监令。”是显宗撰是书，高闾监其事。本志以监令者为主，故归之高闾。《史通》纪实，故称显宗。’其说亦可通。”
魏世黄门侍郎崔鸿乃考核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都谓之《十六国春秋》，……勒为一百二卷。
昌按：《隋书·经籍志》：“《十六国春秋》一百卷，魏崔鸿撰。”又：“《纂录》一十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四云：“按：此系《十六国春秋》之后，明是纂录其书，特不知出于何人耳。”《四库提要》卷六十六：“《十六国春秋》一百卷，旧本题魏崔鸿撰，实则明嘉兴屠乔孙、项琳之伪本也。鸿作《十六国春秋》一百二卷，见《魏书》本传，《隋志》、《唐志》皆著录。宋初李昉等作《太平御览》犹引之，《崇文总目》始佚其名，晁、陈诸家书目亦皆不载，是亡于北宋也。万历以后，此本忽出，莫知其所自来。证以《艺文类聚》诸书所引，一一相同，遂行于世。论者或疑鸿身仕北朝，而仍用晋、宋年号。今考刘知几《史通·探赜》篇曰：‘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乔孙等正巧附斯义，以售其欺。所摘未中其疾。惟《魏书》载鸿子子元奏称：‘刊著赵、燕、秦、夏、凉、蜀遗载，为之赞序。’而此本无赞序。《史通·表历》篇称：‘晋氏播迁，南据扬、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崔鸿著表，颇有甄明。’而此本无表。是则检阅偶疎，失于弥缝耳。然其文皆联缀古书，非由杜撰。考十六国之事者，固宜以是编为总汇焉。”又：“别本《十六国春秋》十六卷，旧本亦题崔鸿撰，载何镗《汉魏丛书》中。其出在屠乔孙本之前，而亦莫详所自。十六国各为一录，惟列僭伪之主五十八人；其诸臣皆不为立传，全为载记之体。其非一百二卷之旧，已不待言。证以《晋书》载记，大致互相出入，而不以晋、宋纪年，与《史通》所说迥异。岂好事者摭类书之语，以《晋书》载记排比之，成此伪本耶？然考《崇文总目》有《十六国春秋略》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司马光《通鉴考异》所引诸书，亦有《十六国春秋钞》之名，则或属后人节录鸿书，亦未可定也。”(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三《答史雪汀问〈十六国春秋〉书》、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二皆尝辨今传崔书之伪，而持论不如《提要》之平恕。)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七“《十六国春秋》”条云：“按：尤袤《遂初堂书目·伪史类》有此书，则不得谓之诸家书目不载。尤即南宋初人，亦不得谓之亡于北宋也。……全氏所考证，与《提要》多先后暗合，至其……均以今本无年表，断为作伪之据，则似有未尽然者。《北史·鸿本传》云：‘刘元海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又别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凡一百二卷。’《魏书》本传载鸿《表》亦云：‘臣又别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隋书经籍志》：‘《十六国春秋》一百卷，魏崔鸿撰。’《新》、《旧唐志》作一百二十卷。‘十’字盖误衍。(周中孚说。昌按：见《郑堂读书记》卷二十六。)然则鸿书本百卷，《序例》、《年表》别行，《隋志》著录者是也。合之则为一百二卷，《新》、《旧唐志》著录者是也。今本作一百卷，盖辑者自附于《隋志》著录之本。其书本无《年表》，恶得以此为作伪之据？若必求一百二卷之本，则今本尚缺《序例》，又岂仅《年表》云尔耶？”又曰：“刘知几谓鸿书之纪纲以晋为主者，谓如《刘渊传》云：‘遂以晋永兴元年建元元熙，国号曰汉。’《刘曜传》云：‘遂以晋太兴元年僭即皇帝位’之类是也。盖犹以晋为天下之共主。故知几比之班书之系汉年，陈《志》之宗魏室。辑书者能顾虑及此，故《提要》以为巧附斯义，以售其欺。至于纪各国之事，自当用其本国之纪年，名从主人，更无疑义。”又曰：“考吴寿旸《拜经楼题跋记》卷二载其父吴骞语云：‘按：屠乔孙等《十六国春秋序》自谓辑录陈编，原未尝作伪欺人，如《于陵子》、《天禄阁外史》之比也。’(昌按：观此，则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直称此书为“明人辑本”，可谓有识也。)屠《序》今未见，不知其说云何。果如吴氏之言，则于此书尚何讥焉。”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四章曰：“世所传《十六国春秋》一百卷，经清代考定，为明人屠乔孙、项琳、姚士粦辈之伪作。今细检之，乃取《晋书》张轨、李暠(原作李玄盛。)两传及《载记》三十卷之专详十六国事者，并《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书所引《十六国春秋》佚文，一一,录，联缀而成一编，摭拾略备，用心颇苦。惟《魏书》所叙十六国事，其文不必悉同崔书，而作伪者亦为采入，则缪妄之尤者也。”又曰：“唐修《晋书》，兼引《十六国史》而撰三十《载记》，《史通》已言之矣。(《正史》篇。)其所采者，固以崔书为多，然亦兼采各国史之原作。汤球辑本以《汉魏丛书》之简本《十六国春秋》为主，而以《晋书》张、李两传及《载记》全文补足之。其中有与诸书所引不同者，再据以改正之。球谓《晋书·载记》所叙十六国事实采崔书而成，尚无大误。然遽谓《载记》之文即同于崔书，一一录出，以为不异原作，虽异乎屠氏之作伪，亦不免失于武断矣。《隋志》于《十六国春秋》下附载《纂录》一十卷，未注为何氏之作。汤球谓即《汉魏丛书》著录之简本，(凡十六卷。)由后人摘录崔书而成。校以《通鉴考异》所引，悉与此同，则所称《十六国春秋钞》者，即此本也。又据北齐《修文殿御览·偏霸部》所载，亦悉与简本相同，遂名是书曰《十六国春秋纂录》，并改订十六卷为十卷，以蕲合《隋志》之数，是亦可谓史学界之一发见矣。”
浩坐此夷三族
昌按：崔浩被祸之由，前史盖有异说。《宋书·柳元景传》：“元景从祖弟光世。……光世姊夫伪司徒崔浩，虏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虏主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魏书·卢玄传》：“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族姓。玄劝之曰：‘夫创制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败颇亦由此。”后说盖得其实。修史获罪，特其表征。故《通鉴》卷一百二十五记此事本《魏书》，并载高允奏对云：“浩之所坐，若更有余
，非臣所知；若直以触犯，(胡三省注：“触犯，谓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也。”)罪不至死”也。
其所变易甚多
昌按：赵翼《陔余丛考》卷七“《魏书》”条：“收在魏末即因高澄奏修国史，迄齐文宣时始成。众口沸腾，号为秽史。文宣敕《魏书》且勿施行。此收初成之本也。孝昭帝又诏收更加研审，收奉诏，颇有改正，于是《魏书》遂行。此收初改之本也。武成帝又敕收更审。收更有回换，遂为卢同立传；先特为崔绰立传，至是，绰反附出；而《杨愔传》又增‘有魏以来，一家而已’八字。(昌按：《北齐书·收传》：“《杨愔家传》本无‘有魏以来，一门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北史·收传》本无作本云，宋本《北齐书》亦作本云，今《魏书·杨传》亦无此八字，知通行殿本《北齐》之文，乃后之校史者至此不得解，而妄改“云”为“无”也。钱大昕于此尝加考释，见《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北史·魏收传》”条。赵氏于此，亦仍误本以为说耳。)此收再改之本也。后主纬天统五年，以魏收为尚书右仆射。武平四年，又诏史馆更撰《魏书》。按《魏书》，李纬改作李系，盖以后主讳故避之，则知后主时又经修改。此又收三改之本也。(昌按：李正奋《〈魏书〉源流考》云：“《陔余丛考》谓此次易稿，亦出收手。考《北齐书·收本传》，收卒于武平三年，谥文贞。史文昭昭，安有易稿于四年之理？赵氏亦懵矣哉！”李文所考甚详，繁不能录，然学者所宜参阅也。)然则《魏书》在收已四易稿，而其书尚芜杂若此，信乎，作史之难也！”
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
昌按：魏收书颇为子玄所薄，亦见《书志》、《称谓》、《叙事》等篇。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二“《魏书》多曲笔”条云：“魏收仕于北齐，修史正在齐文宣时，(高洋。)故凡涉齐神武(高欢。)在魏朝时事，必曲为回护。如《孝庄纪》建义元年书齐武献王(高欢先谥。)与于晖等大破羊偘于瑕邱。(《北史》不书。)二年书齐武献王与上党王天穆大破邢杲于济南，杲降送京，斩于都市。(《北史》不书。)前废帝纪普泰元年书齐武献王以尔朱荣逆乱，兴义于信都。(《北史》不书。)又《尔朱荣传》内书河阴之役，荣欲篡立。齐武献王及司马子如劝止之，乃仍奉庄帝。(《北史》谓刘灵助劝止之，而不及高欢等。)此皆深著齐神武之功也。孝武西迁为西魏，神武立孝静帝为东魏，则于西魏之君臣率多贬词。孝武之殂，则书宇文黑獭(即宇文泰。)既害出帝，(即孝武帝。)乃以南阳王宝炬僭尊号。(即文帝。)斛斯椿随入关，《北史》载其死后家无余资，而魏收书则谓其狡狯多事，好乱乐祸，朝野莫不疾之。贺拔胜自魏奔梁，又自梁归西魏，感梁武之德，见鸟之南飞者，亦不忍射。玉璧之战，追逐齐神武，几获之。《北史》谓其‘垂翅江左，忧魏室之危亡；奋翼关西，感梁朝之顾遇’。是固君子人也。魏收书则谓其好行小数，志大胆薄，周章南北，终无所成，致殁于贼中。此皆以其仕于西魏，故肆为诋訾。当时已谓其党齐毁魏，褒贬肆情，则其曲笔可知也。至《孝静帝纪》历叙高澄无礼于帝，及帝逊位于齐文宣时，与宫嫔泣别，乘一犊车而去，后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随，竟遇鸩而崩等语。按：魏收修书，正在文宣时，方谄齐之不服，岂敢直书其事？此必非收原本，乃后人取《北史》之文以足之。惟《后妃传》内孝静帝后高氏，本神武之女，文宣妹也，而书帝崩后下嫁杨遵！，亦似略无忌讳。故《丛考》前编谓非收原本。(昌按：见《陔余丛考》卷七“魏收书有后人所补者”条。)今细按之，正见收之谄附遵！，欲以见其联姻帝室之荣。则此卷实系收书，非钞《北史》之文也。遵！，杨愔字也。史家书名不书字，今独书其字，尤见其谄愔而不敢书名也。然则收之书趋附避讳，是非不公，真所谓秽史也。”考秽史之称，具于本传，颇征事例，以致讥弹。《四库提要》卷四十五“《魏书》”条欲为平反，即据《收传》所载诸事，加之辩解，而所说未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复为余嘉锡《辨证》所驳斥，故兹但引赵说以证子玄之言。
至隋开皇，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辛德源更撰《魏书》，矫正收失。
昌按：《隋书·魏澹传》载其作史义例略云：“其一曰：讳皇帝，称太子字；其二曰：昭明、道武、献明三世称谥；其三曰：太武、献明并皆非命，分明直书，不敢回避；其四曰：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曰卒；其五曰：纪传之体，出自《尚书》，不学《春秋》。澹又以为邱明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今所撰史，窃有慕焉。可为劝戒者，论其得失；其无损益者，所不论也。”(据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一节引。)
又按：本书《杂说下》篇：“夫以暴易暴，古人以为嗤。如！渊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弥见其失矣。而撰隋史者，称澹大矫收失者，何哉？”由此可以推见本篇下文所云：“今世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及澹本终就亡佚之故。
澹以西魏为真，东魏为伪。
昌按：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一云：“魏收仕东魏，入北齐，北齐承东魏之后，故据其统系以东魏为主。魏澹仕周，入隋，隋承周，周承西魏，故亦据其递嬗以西魏为主。斯皆因其时世而各为其是焉。”周一良《魏收之史学》于此事论之尤详，其说曰：“《魏书》体例最为后世所讥者，以东魏为正统也。……六朝南北对峙，各以本朝为正统。……惟魏分东西，于是北朝之中又自有正统之争。隋得天下，受之于周，周又受之于西魏。故隋文帝始谓收书不当，命人改撰，以正统属诸西魏，欲以明隋所受之正而已。唐高祖受禅于隋，而唐之先世仕于西魏及周，又为八柱国之一，故唐初史臣大抵偏袒北朝，尤右西魏及周。李延寿修《南北史》，《南史》本纪于魏、周、隋改元皆书，齐之改年则否。魏、周诸帝书崩，而齐帝书殂。高欢、宇文泰之薨皆书于《南史》，而泰独不名。《北史纪》中书法亦右周而左齐，盖当时风习使然也。魏收身仕齐朝，奉勅修史，固非闭门著书，不求问世之比。试思处收之时，居收之位，欲斥北齐所承之东魏，而尊宇文泰所拥之西魏，虽直笔如董狐、南史，亦知势有所不行矣。后人朝代既隔，不为时势所拘，尊东尊西，固可以公意为准。然王应麟尝云：‘宇文泰弑君之罪甚于高欢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拟，亦一莽也。’(《困学纪闻》一三。)钱大昕谓：‘此是公论。善见欢所立，宝炬泰所立，强名为君，政之不由元氏久矣。后儒必左袒关西，非持平之论。’(《潜研堂文集》一二，《答问九》。)如《太平御览》以北魏、后周入皇王部，宋、齐、梁、陈、北齐入偏霸部，钱氏谓：‘宋初距唐已远，而犹徇唐人偏党之私，益为无谓。’徇唐人之私而尊周，己为无谓，因尊周而必尊西魏，不尤可哂乎？刘知几于《魏书》讥评备至，然其《史通·称谓》篇止论其‘僭晋’、‘岛夷’诸称之任情，不及尊东魏为正统事，能自拔于时人偏私之见，洵有识已。自后之人，能原收之心，设身处地为之计，而谅其所为者，惟清章学诚、吴兰修三数人而已。(见刘氏嘉业堂刊《章氏遗书》外编一《信摭》及《学海堂集》七《吴兰修魏收〈魏书〉跋》。)古人所谓知人而论世者，信史家之权衡也。”
初，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始以贞观三年创造，至十八年方就，(昌按：“十”字乃衍文，说见前。)合为《五代纪传》，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书成，下于史阁。唯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
昌按：赵翼《陔余丛考》卷六“《梁》《陈》《齐》《周》《隋》五史凡三次修成”条：“《旧唐书》：令狐德棻谓高祖曰：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齐犹有文籍，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缺；宜及今耳目犹接，及早修之。高祖乃诏萧瑀、王敬业、殷闻礼修魏史，陈叔达、令狐德棻、庚俭修周史，封德彝、颜师古修隋史，崔善为、孔绍安、萧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孙、魏征修齐史，窦琎、欧阳询、姚思廉修陈史。此第一次修史也。瑀等受诏，历数年，不就而罢。贞观三年，太宗又诏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征修隋史，与房元龄总监诸史。众议以《魏书》有魏收、魏澹二家，遂不复修。德棻又奏引崔仁师佐修周史，而征与德棻又总知梁、陈各史。《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书，征又各有总论。此第二次修史也。李延寿《自序》云：贞观十七年，褚遂良以《隋书》十志未就，奏延寿佐修。其时梁、陈、周、齐、隋正史虽已成书，以十志未就，尚未颁行。而延寿《南北史》已讫事，遂先表上，则《隋志》之成，又在延寿进呈《南北史》之后。按《旧唐书》：高宗显庆元年五月，长孙无忌等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此第三次修史也。”赵氏述唐初修史事，视子玄为悉。高祖时诏修六代史事，《史通》不之及，岂以其无功遂略之欤？(《旧唐书·赵弘智传》称其武德初预修六代史，即并魏史计之。后去魏史不修，故但称“五代史”。)
又按：《四库提要》卷四十五“《隋书》”条：“其十志最为后人所推，而或疑其失于限断。考《史通·古今正史》篇……云云，是当时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本连为一书，十志即为五史而作，故亦通括五代。其编入《隋书》，特以隋于五史居末，非专属隋也。后来五史各行，十志遂专称《隋志》，实非其旧。乃议其兼载前代，是全不核始末矣。”《陔余丛考》卷九“《隋志》应移《南北史》之后”条亦云：“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皆无志，(昌按：习氏《春秋》乃编年史，何能有志？此语失检甚矣。)故沈约《宋书志》并前代所阙者补之。《南北史》亦但有纪、传，无表、志。《隋书》诸志则兼载梁、陈、周、齐各朝制度。盖唐初修梁、陈、周、齐、隋五代史时，若每史各系以志，未免繁琐。且各朝制度，多属相同，合修一书，益可见沿革之迹。故《梁》、《陈》、《周》、《齐》但作纪、传，而志则总列之于《隋书》也。”(以下论《隋志》应移《南北史》之后，其说迂缪，周中孚《郑堂札记》卷二尝加弹射，今不录。又《札记》卷一云：“近人援引《隋志》，辄曰《五代志》某志，以骇人观听，盖不知反袭唐之俗称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