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注第十七

昌按：本书内外篇出诸子玄手定；各篇先后，自具义例，前已言之。然寻绎今本次第，疑亦有为后人所颠倒者。如本篇，纪昀评云：“此篇乃史家之细务，宜退在诸篇之后，在此处叙次不伦。”史注自不得谓为细务，然列之《载文》之后，《因习》之前，位置似不安妥，则纪氏之言固甚确也。再如内篇自《载言》而下八篇，皆讨论正史体例，《序传》一篇，实与同类，而列之颇后，尤属无理，故浦氏以为“当次前序例题目之间，恐是错简。”其说亦是。要之，此等处殆非子玄之旧也。

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

昌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三史”条：“《续汉书·郡国志》：‘今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三史，谓《史记》、《汉书》、《东观记》也。《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权谓蒙曰：“孤统军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大有益。”’又《孙峻传》注引《吴书》：‘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晋书·傅休奕传》：‘撰论三史故事，评断得失。’《隋书经籍志》有《三史略》二十九卷，吴太子太傅张温撰。皆指此。自唐以来，《东观记》失传，乃以范蔚宗书当三史之一。”周一良《敦煌写本杂钞考》谓钱说甚是，而惜其“自唐以来，《东观记》失传，乃以范蔚宗书当三史之一”之说，辨析犹有未至，因复为之补考曰：“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部·史传二》云：‘世以《史记》、班固《汉书》及《东观汉记》为三史矣。’知开元中犹承六代旧习，目此三者为三史。刘子玄之作《史通》，其心目中之三史，亦指此三书也。《史通·言语》篇、《叙事》篇、《模拟》篇皆尝以三史与五经对举，然不明究何所指。惟《叙事》篇又云：‘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先曰五经，次云三史。……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书事》篇有云：‘寻班、马二史，咸擅一家。……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书》，乃专讨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载王乔、左慈、廪君、槃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言‘《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是‘三史’中必无《晋》、《宋》之作。无论范晔，即谢承、华峤之书，亦不得与其列矣。《书事》篇于‘三史’所书之下，即论范书之失，亦足以明蔚宗之作不在‘三史’。于以知迄开元中，唐人犹目《东观汉记》为‘三史’之一。《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条‘宏文崇文馆学生’下注云：‘习《史记》者、《汉书》者、《东观汉记》者、《三国志》者，皆须读文精熟，言音典正。’亦不及范氏之书也。至穆宗长庆元年，殷侑请立‘三史’科，见《旧唐书·穆宗纪》、《新唐书·选举志》。《会要》卷七六《贡举中》‘三传附三史’条载侑奏文云：‘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盖当时一般已认《史记》、两《汉》为三史，殷侑因请立此科，固非侑独能排《东观记》而取《后汉书》也。侑奏又言，国朝故事，宏文馆宏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与上引六典注文不同，则范书取《东观记》而代之，盖亦久矣。《四库全书·东观汉记提要》谓：‘自唐章怀太子集诸儒注范书成，行于代，此书遂微。’傥其然乎？”

又按：注《史记》者裴骃，注《汉书》者应、晋、二李，《东观记》固无注也。今以取俪六经，漫云三史，亦文章之求妍反病也。

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

昌按：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三：“……挚虞之注，与陈寿等三书亦不相侔，《史通》所考未精也。《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决录》曰：‘长安刘氏，惟有孟公，谈者取则。’《后汉书·苏竟传》注引挚虞注曰：‘惟有孟公，论可观者。班叔皮与郭季通书言：“刘孟公藏器于身，用心笃固，实瑚琏之器，宗庙之宝也。”’……此岐录与虞注，大抵简者为录，详者为注。又岐录多取韵语，如《颜氏家训·劝学篇》(昌按：当作《勉学篇》。)所引‘堂堂乎张，京兆田郎’及《书证篇》：‘前队大夫范仲公，盐豉蒜果共一筒。’……此即《史通》所谓文言美句也。但诸书征引录与注不尽分析。惟《初学记·兽部》引‘五门子孙，凡民之伍。(注曰：门在今河南四十里，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作家舍主，养猪卖豚。)民为语曰：“苑中三公，钜下二卿，五门嚄嚄，但闻豚声。”’此于虞注别作细书，最为分明。”(张澍辑本序说同，惟未举例。)今谓章、张二氏均以挚注与陈寿等书不侔，而断言《史通》所考未精，盖未细审子玄之说也。详此四书，前二为注他，后二为自注，其他种种，亦或不同，独“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为四作之所共具，因聚为一族。局就兹事而论，固不得谓之不侔也。二氏又以《决录》所为韵语即《史通》所谓文言美辞，亦非。杨戏之《季汉辅臣赞》固属韵语，《决录》于韵语亦复时有征引，而于《阳羡风土记》、《华阳国志》又将何说？以是知子玄所谓“文言美辞，列于章句”者，盖就四书中之美富雅洁，成文可诵者而言，固不得以韵语为限；而韵语亦不定皆文言美辞也。

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

纪昀曰：“此条亦是自注，宜在裴、陆等一条之前。”

昌按：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卷五《史注》篇亦云：“刘氏《史通》画补注之例为三条，其所谓小书人物之《三辅决录》、《华阳士女》，与所谓史臣自刊之《洛阳伽蓝》、《关东风俗》者，虽名为二品，实则一例。”二家之说，盖皆未得子玄区类之旨。细诊本篇，第一类中有为人书作注者，挚虞注赵岐《三辅决录》，陈寿注杨戏《季汉辅臣》是也；亦有自注其书者，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是也。然总此四书，虽有自注注他之别，而其正文与注文之关系，则同是“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故以兹为准，自成一族。第二类则属“思广异闻”而为他书作注，第三类则是“志存该博”而为己书作注。其正文与注文之关系，乃以“补阙”、“毕载”之法，附益原书，故又各成一族也。揣纪、章之意，似以第一类之四书亦皆自注也者，若然，则挚虞当作赵岐，陈寿当为杨戏矣。可乎？(挚虞，一本作赵岐，盖后人所妄改。)

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

昌按：子注之兴，盖由后汉以降，佛法西来，一经间有数译，至如支愍度《合维摩诘经序》所云：“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故以一本为正文，为母；以他本为注文，为子；合而为一，以便研寻，于是有合本子注之体也。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曰：“《出三藏集记》卷十一竺昙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序》云：‘余以长钵后事注于破钵下，以子从母故也。九十事中多参错，事不相对。复徙就二百六十者，令事类相对。(中略)予因闲暇为之，《三部合异》，粗断起尽。以《二百六十戒》为本，《二百五十》者为子，以全出常行戒全句系之于事末，而亦有永舛不相似者，有以一为二者，有以三为一者。余复分合，令事相从。’《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三部合异》二卷。中略。)‘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受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说已，那(？)春夏秋冬日已去。(下略)’又《出三藏集记》卷十竺昙无兰《三十七品经序》云：‘又诸经三十七品文辞不同。余因戏闲，寻省诸经，撮采事备辞巧便者，差次条贯，伏其位，使经体不毁，而事有异同者，得显于义。(中略)又以诸经之异者，注于句末。(中略)序二百六十五字，本二千六百八十五字，子二千九百七十字，凡五千九百二十字。除后六行八十字不在计中。’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六朝诂经之著作，有‘子注’之名，当与此有关。考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五载魏世李廓《众经目录》中有《大乘经子注》十二部。‘子注’之名散见于著录者，如吴康僧会《法镜注解子注》二卷，(《历代三宝记》卷五。)晋昙铣《维摩子注经》五卷，(《三宝记》卷七。)齐竟陵王萧子良《遗教子注经》一卷，(《三宝记》卷十一。)梁法朗《大般涅槃子注经》七十二卷，梁武帝《摩诃般若波罗蜜子注经》五十卷，(《三宝记》卷十一。)及隋慧远《大乘义章》卷二‘四悉檀义四门分别’条所引之《楞伽经子注》，皆是其例。唐刘知几《史通》卷五《补注》篇犹有‘定彼榛楛，列为子注’之语，可知‘子注’之得名，由于以子从母，即以子注母。”《文选·陆机〈文赋〉》：“彼榛楛之勿翦，亦蒙茸于集翠。”

萧大圜《淮海乱离志》

昌按：《隋志》：“《淮海乱离志》四卷，萧世怡撰，叙梁末侯景之乱。”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十四“《隋书经籍志》”条：

“按《北史》，萧圆肃撰《淮海乱离志》，不云世怡所撰，刘知几又以为萧大圜作，未审孰是。世怡本名泰，鄱阳王恢之子。圆肃者，武陵王纪之子。大圜则简文子也。”三人者，《周书》、《北史》俱有传，而浦氏以为世怡殆即大圜，误矣。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二云：“按：是书撰人相传不一，窃以为《史通》与两《唐》相合，则出于大圜者多。”朱希祖《萧梁旧史考》则据《周书》、《北史》本传所载，断归圆肃。其书久亡，疑莫能明。郑樵《通志·校雠略》又题为《海宇乱离志》。姚振宗云：“此以淮海为海宇，盖其误记，非别有确据也。侯景叛于淮南，故曰《淮海》。”(朱希祖说同。)此则是也。

羊炫之《洛阳伽蓝记》

昌按：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曰：“考杨炫之《魏书》、《北史》无传。《广弘明集》卷六云：‘阳炫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据是可知炫之为北平人。其书姓作阳，又与《历代三宝记》及本书等不合。考北朝以文学通显者皆北平阳氏，如阳尼、阳固并是。至于杨氏，则未之见。……颇疑炫之姓阳，且与休之同行辈。……至如刘知几《史通·补注》篇作羊炫之者，羊为泰山姓氏，望非北平，当为传写之讹。”

又按：《洛阳伽蓝记》之本文及子注，原以大小字分写。自宋以来，其传本字之大小不分，书之本子亦混。故《四库提要》卷七十至误以为书之自注“不知何时佚脱”。逮清儒及今世学人乃稍发其覆，渐复厥旧。其发凡起例者，则有顾广圻《思适斋集》卷十四《洛阳伽蓝记跋》、《谭嗣同全集·石菊影庐笔识·学篇》第四十五条、陈寅恪《读〈洛阳伽蓝记〉书后》、孙次舟《〈洛阳伽蓝记〉子注释例》等。其通校全书者，则有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唐晏《〈洛阳伽蓝记〉钩沉》、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等。

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系难，坐长烦芜。

昌按：裴松之字世期，此云少期，避唐太宗讳也。《四库提要》卷四十五论裴注云：“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又观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廿二史札记》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条持论不及《提要》之精，而有裴《注》引书一百五十余种之名目，可参看。)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四章云：“与其谓裴氏为注史，无宁谓为补史。读《三国志》裴注，应作《三国志》补编读之，与读《史记》之三家注、《汉书》之颜注、《后汉书》之章怀注大异其趣。……刘氏之世，旧典多在，可资博览，故深病裴注之繁。若在今日，转藉裴注以考见古籍之鳞爪，故弥觉其可珍。此因处境之异，而见地不同，未可执此而议彼也。”

而刘昭采其所捐，以为补注，言非尽要，事皆不急。

昌按：洪颐煊《读书丛录》卷二十二“《后汉书》刘昭《志补注》”条：“《隋书经籍志》：‘《后汉书》一百二十五卷，范晔本，梁剡令刘昭注。’《梁书·刘昭传》：‘昭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昭《注补志序》云：‘乃借旧志，注以补之，分为三十卷，以合范史。’是昭未注司马彪全书，唯取《八志》以合于范史，故《隋志》及《梁书》本传唯言注范书，而不别出彪书之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司马彪《续汉书》附范史以传”条：“昭本注范史纪传，又取司马氏《续汉书志》兼注之，以补蔚宗之缺，故于卷首特标‘注补’，明非蔚宗原文也。厥后章怀太子别注范史，而刘注遂废。惟《志》三十卷，则章怀以非范氏《书》，故注不及焉。而司马、刘二家之书，幸得流传至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九“《后汉书》刘昭李贤注”条：“昭所注《续志》颇有可观，则其纪传必佳。仍旧可耳，何必改作。”又云：“就如知几之言，则昭《注》似裴松之之于陈寿。松之虽少裁断，其博亦有可取。”

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

昌按：子玄诋诃临川之书，而颂美孝标之注，亦见《杂说中》篇。其文云：“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择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朝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高似孙《纬略》：“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别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纪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四库提要》卷一百三十九：“孝标所注，特为典赡。……其纠正义庆之缪，尤为精核。所引诸书，十佚其九，惟赖是注以传。故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同为考证家所引据焉。”

锐思于流俗短书

昌按：《孟子·尽心下》篇：“同乎流俗。”《论衡·谢短》篇：

“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卷中《文学总略》：“《说文》训‘专’为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谓之忽。书思对命，以备忽忘，故引伸为书籍记事之称。书籍名簿，亦名为‘专’。‘专’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郑康成《论语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昌按：此隐括《仪礼·聘礼》疏引郑《序》之言。)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又自注云：“古官书皆长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举成数言，则曰三尺法。经亦官书，故长如之。其非经、律，则称短书。”

可谓劳而无功

昌按：《史记·太史公自序》：“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或因人成事

昌按：《史记·平原君列传》：“公等录录，所谓因人成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