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撰第十五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

昌按：《论语·卫灵公》篇文。邢昺疏：“史是掌书之官。文，字也。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能者，不敢穿凿。孔子言：我尚见及此古史阙疑之文。”

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昌按：此谓作史当以采摭始而以撰述终也。本书《史官建置》篇：“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论记注与著作之关系尤明。《史通》全书多言著作义例，而于史料之搜采别择，亦未尝不加之意，即此可见也。

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

昌按：丘明作传，采摭前史，自不待言。文二年引《周志》，襄三十年及昭二十八年两引《郑书》，此子玄所已及者也。此外若襄四年引《夏训》，文六年及成十五年引前志，宣十二年及昭二十一年引《军志》，襄四年又二十五年、昭元年又三年、哀十八年皆引《志》，亦古史书之属，左氏之所取资。

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

昌按：《汉书·司马迁传赞》：“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大汉。其言秦、汉详矣。”考《史记》所用史料，班氏特举其尤大彰明较著者言之，而迁书自言其父子所取资处尤夥。试略征之。《五帝本纪》：“余观《春秋》、《国语》。”《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秦始皇本纪》：“吾读《秦记》。”《三代世表》：“余读《牒记》，稽其《历谱》。”《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卫康叔世家》：“余读《世家言》。”《仲尼弟子列传》：“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儒林列传》：“余读《功令》。”此取资于简册者也。《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赵世家》：“吾闻之冯王孙。”《刺客列传》：“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此取资于亲闻于时人之所言者也。《伯夷列传》：“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信陵君列传》：“吾过大梁之墟，求其所谓夷门。”《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此取资于亲履其地之所闻见者也。《李将军列传》：“余观李将军悛悛如鄙人。”《游侠列传》：“吾观郭解状貌不如中人。”则又亲见其人而为之传者也。

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

昌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史》《汉》不同处”条：“一代修史，必备众家记载，兼考互订，而后笔之于书。观各史《艺文志》所载，各朝文士著述有关史事者，何啻数十百种。当修史时，自必尽取之，彼此较核，然后审定去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记事本不确实，故弃之。而其书或间有流传，好奇之士，往往转据以驳正史，此妄人之见也。即如班固作《汉书》，距司马迁不过百余年，其时著述岂无别有记载？傥迁有错误，固自当据以改正。乃今以《汉书》对比，武帝以前，如《高祖纪》及《诸侯王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轻议也。”瓯北此论，甚多疏略，不足据信，特以子玄既有班《汉》太初以前全同《太史》之说，聊录以备参云。

自太初以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

昌按：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录》云：“班氏既取《七略》以为《艺文志》，又取《别录》以为《儒林传》。考《汉纪》又言‘刘向典校经传，考集异同，易始鲁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云云，与《儒林传》之文悉合，知《儒林传》亦本刘氏父子之辑略，而接其后事，终于孝平。故《史通·采撰》篇云：‘班固《汉书》，全同《太史》，太初以后，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辞。’今考《新序》、《说苑》载汉事无多，知所取于《七略》、《别录》者不少也。”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四、《目录学之体制》、二《叙录》引此文，复加按语云：“按《汉书·王褒传》所言九江被公诵楚辞，及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赵定、龚德事，均与《七略》、《别录》同，知《汉书》诸著述家列传多本之《别录》，所谓‘太初以后，杂引刘氏’，不独《儒林传》也。”又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卷五《〈汉书〉所据史料考》考班书取资刘向、刘歆父子著述处尤详。其论《五行》、《艺文》两志本之刘氏，世所习知，(又《律历志》明言取之刘歆，而杨氏未及，可谓失之眉睫矣。)不备引，引其考列传诸篇之本之刘氏三书者。其说曰：“按：引《七略》者，谓《艺文志》，前条已言之。近人姚振宗谓《汉书·儒林传》所载经师授受多本《七略》，(昌按：姚说见《师石山房丛书·七略别录佚文序》及《七略佚文序》。)其说亦信而有征。其杂引《说苑》今可考见者，路温舒、于定国二传出《贵德》篇，丙吉、袁盎二传本《复恩》篇，《枚乘传》本《正谏》篇，《吾丘寿王传》本《善说》篇，《霍光传》茂陵徐生事出《权谋》篇，《胡建传》本《指武》篇，《杨王孙传》本《反质》篇，凡九事。其杂引《新序》者，按《新序》本三十卷，今仅存十卷，故多不可考。然马邑诱匈奴之事，《史记·韩安国传》不载安国王恢二人辩论之辞，而《汉书·安国传》载之独备，则全本《新序·善谋》篇也。又《赵广汉传赞》云：‘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冯商传王尊。’注引张晏曰：‘刘向作《新序》，不道王尊。冯商续《史记》，为作传。’按：晏为魏、晋间人，所见《新序》，自为全本。其言如此，然则赵、尹、韩三传当本《新序》之文，殆无疑义。”又自注云：“《董仲舒传赞》引向、歆父子之辞，以系评论之语，非史实，故不具述。”余嘉锡为《论丛》作序，于杨《考》更有所补正，其言曰：“《王褒传》：‘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而《太平御览》卷八百五十九引《七略》曰：‘宣帝召被公见，诵楚辞。被公年衰母老，(昌按：“母”字当是衍文。)每一诵，辄与粥。’两相印证，知《御览》所引乃《七略·诗赋略·王褒赋》十六篇《叙录》之语。(孔广林、姚振宗辑入《屈原赋》条下，非是。)而《汉书·王褒传》即本之《七略》也。凡向、歆父子所作书录，皆述作者事迹，略如列传之体。《晏子春秋》、《孙卿新书》诸《叙录》可证。以《史通》之言推之，则凡前汉人有书著录于《七略》者，班书列传多采用之，盖不仅《儒林传》已也。又《贾谊传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虽古之伊、管，未能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人所害，甚可痛悼。’《东方朔传赞》曰：‘刘向言：少时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辨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此皆《别录》之辞，与《董仲舒传赞》同。虽皆非叙事之辞，然《汉书》此三传皆详于《史记》，必有采之《别录》者，犹之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赞称司马掾班彪曰，其传即彪之文也。”

杀青不暇

昌按：今传刘向《别录》每有“已杀青，可缮写”语，应劭《风俗通》释之云：“刘向《别录》云‘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之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杀亦治也。向为孝成皇帝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杀青者竹，斯为明矣。”(《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引。自李贤范书《吴祐传》注迄清人《别录》辑本，皆误以《风俗通》此文自“杀青者”起，至“去其汗也”止，为《别录》语，今从余嘉锡《论学杂著·书册制度补考》之说，定为亦应劭释《别录》“已杀青，可缮写”之文。)

而稽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玄晏《帝王纪》，多采六经图谶，引书之误，其萌于此矣。

浦起龙曰：“此节言后来杂撰益多，人情好怪，史体所必禁。而其萌自此不可遏矣。”

昌按：若以本书《杂述》篇所论“史家杂著”之条流衡之，则《高士传》当属别传，《帝王纪》可入逸事，皆自成一家而与正史参行之偏记小说，不得谓非史体，从而禁之。但为正史，则于此类宜慎采择耳。如《晋书》多记怪异，《南史》颇增琐言，(详《廿二史札记》卷八“《晋书》所记怪异”条、卷十一“《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条。)自是史家之失。

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惭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朱紫不别，秽莫大焉。

昌按：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二《答问九》：“问：刘知几讥范蔚宗载‘王乔凫履’、‘左慈羊鸣’二事，以为朱紫不别。又讥《列女》篇不书徐淑而书文姬，(昌按：见《人物》篇。)是皆然矣。此外更有可议者否？曰：野王二老、汉滨陈留二老父，此子虚、亡是公之流，列诸逸民，可乎？向栩踪迹诡异，无善可称，列诸独行，可乎？《方术》一篇，如徐登、刘根、费长房以下，皆诞妄难信，不特王乔、左慈已也。”

又按：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云：“蔚宗之为《后汉书》，体大思精，信称良史，独《方术》一传，附载不经之谈，竟与《搜神记》、《列仙传》无别，故在全书中最为不类，遂来刘子玄之讥评。亦有疑其非范氏原文，而为后人附益者。其实读史者苟明乎蔚宗与天师道之关系，则知此传本文全出蔚宗之手，不必致疑也。”然则范《汉》之传方术而侈谈不经，实蔚宗信仰天师道有以致之，此非子玄所及知也。至蔚宗与天师道之关系，义宁考之详矣。

遂云马叡出于牛金原注：王邵曰：“沈约《晋书》造奇说云……”

昌按：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沈约喜造奇说”条：“晋元帝为牛氏子，其说始于沈约，而魏收《岛夷传》因之。唐贞观史官修《晋书》，亦取焉。”何焯笺：“休文《晋书》虽不传，而《宋书·符瑞志》中尚存此说。”翁元圻注引《符瑞志》略云：“宣帝有宠将牛金，屡有功。宣帝作两口榼，一盛毒酒，一盛善酒。自饮善酒，毒酒与金饮之，即毙。景帝曰：‘金名将，可以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马后有牛乎？’元帝母夏侯妃与琅琊小吏牛金私通而生元帝。”考王邵以马叡出于牛金之说造自沈约，其后刘子玄信之，王伯厚因之，而不知约固亦有所受之也。《太平御览》卷九十八引孙盛《晋阳秋元帝纪》总评云：“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引佳者，以毒者酖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其文与《新晋元纪》几乎全同，殆即后者所本。

是以此奇说载之史册，实始孙盛，而沈约《晋》、《宋》二书袭之，又讹牛钦为牛金，遂若先后有二牛金耳。本篇及《杂说中》篇皆仍王说，且以为魏收但本沈约，岂其然乎？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晋阳秋》”条谓《史通》为误，是也。(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五“牛金牛钦”条谓“牛钦牛金之名，形声俱相近”，因而致误，甚是。然又以为始误钦为金者，乃魏收而非沈约，且云：“约未尝为《晋书》，盖《宋书》之误。”则皆非。)

又按：杭世骏《诸史然疑》“《晋书》”条：“据刘知几云云，则牛继马后，在唐时已有传疑之论。故元行冲著《魏典》，谓：‘昭成皇帝名犍，继晋受命，独此可以当之。’”唐有天下，实承北朝之统。行冲于河西石瑞，别出新解，疑亦有为而言之，非但以己系出元魏而侈言其门阀也。元说载两《唐书》本传。

“马”上，张鼎思本有“司”字，卢文弨曰：“宋无‘司’字，与下句相俪省文耳。”

又按：卢说是也。本书类此者尚众。《断限》篇：“臧洪、陶谦、刘虞、孙瓒”，不作公孙瓒。《曲笔》篇：“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不作诸葛亮。此文亦以“马叡出于牛金，刘骏上淫路氏”二句相俪，故不作司马叡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二“方朔、杨意姓名”条略云：“古人文章，孙宏、方朔、马迁、马相如、松子、杨意、班婕、葛亮、刘牢，或以就对偶，或竟省举。陆机《辨亡论》云：‘施绩、范慎以威重显，丁奉、钟离裴以武毅称。’载《晋书》本传者如此。而《文选》改作丁奉、离裴以与施绩、范慎对。至有以见在之人亦用之者。祖莹为元颢与魏庄帝书云：‘朱荣为福，于卿为祸。’是以见在之人割其姓，以尔朱荣为朱荣。……亦由《左传》祝称载书云：‘王若曰晋重’，谓晋文公重耳也。《天问》云：‘蓱号起雨’，谓雨师蓱翳也。《礼》有言征不言在，相敬之意，通于常谈。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乌得不致疑古人，因羞成怒，而肆其诋诃哉！”

晋世杂书，谅非一族，……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

昌按：《四库提要》卷四十五《论〈晋书〉采撰之失》云：“其所载者，大抵宏奖风流，以资谈柄。取刘义庆《世说新语》与刘孝标所注，一一互勘，几于全部收入，是直稗官耳，安得目为史传乎？”马国翰《玉函山房丛书·裴氏〈语林〉辑本序》称：“刘义庆作《世说新语》，取之甚多。”则《晋书》所采，自有裴作在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三云：“《史通》言唐修《晋书》，多取《幽明录》。今考《太平御览》所引，如‘人事部’石勒问佛图澄擒刘曜兆，谢安石梦乘桓温舆行见白鸡而止，魏武帝梦三马食一槽，王茂宏梦人以百万钱买大儿长豫，此类皆《晋书》所取资。”吴士鉴《晋书斠注》于此等亦皆有所征引，可概见也。

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

昌按：《论语·述而》篇：“子不语怪、力、乱、神。”宣尼，孔子也。《汉书·平帝纪》：“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奉其祀；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

至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

浦起龙曰：“诸葛犹存，似是成语，俟再详之。”

昌按：道宣《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卷下三《僧像致敬篇》有注云：“似刘氏重孔明等。”唐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十六释之曰：“注云‘似刘氏重孔明’者，刘备也，意三国时也。谓魏主曹丕都邺，今相州是也，昔号魏都；吴主孙权都江宁，昔号吴都；刘备都蜀，昔号蜀都。世号三都，鼎足而治。蜀有智将，姓诸葛，名高〔亮〕，字孔明，为王所重。刘备每言曰：‘寡人得孔明，如鱼得水。’后乃刘备伐魏，孔明领兵入魏，魏国与蜀战，诸葛高〔亮〕于时为大将军，善然谋策，魏家唯惧孔明，不敢前进。孔明因致病垂死，语诸人曰：‘主弱将强，为彼所难，若知我死，必建〔遭〕彼我〔伐〕。吾死以后，可将一袋土，置我脚下，取镜照我面。’言已气绝。后依此计，乃将孔明置于营内，于幕围之。刘家夜中领兵退还归蜀。彼魏国有善卜者，意转判云：此人未死。何以知之？蹋土照镜，故知未死，遂不敢交战。刘备退兵还蜀，一月余日，魏人方知，寻往看之，唯见死人，军兵尽散。故得免难者，孔明之策也。时人言曰：‘死诸葛怖生仲达。’仲达是魏家之将也，姓司马，名仲达。亦云：‘死诸葛走生仲达。’其孔明有志量，时人号为卧龙，甚得刘氏敬重。”宋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十六所释全同，惟语较简。一粟谈唐代的三国故事据此，谓子玄所谓“诸葛犹存”之事，“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者，即指此流传民间之三国故事而言，至确。(《钞批》讹字，亦一粟所校正。)

泾渭一乱，莫之能辨。

昌按：《诗·邶风·谷风》：“泾以渭浊。”传：“泾渭相入而清浊异。”

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

昌按：《论语·阳货》篇：“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观夫子长之撰《史记》也，殷、周以往，采彼家人；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夫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

昌按：此与《曲笔》篇自戾。彼文云：“至于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夫竹帛正书之言，刍荛野老之说，并存真伪，各有是非。撰史者要当明辨慎思，庶可去虚留实，拘执一端，未见其可。如此所举，时而以询故老为是，忽又以访故老为非，出尔反尔，安能自圆其说？吾斯之未能信矣。

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

陈汉章曰：“上文已言《史记》采家人之失，则此文三志非谓三史，谓晋《乘》、楚《梼杌》、鲁《春秋》。”

昌按：陈说非也。《春秋》已在五经之中，安得又列三志之内；且晋《乘》、楚《杌》，其书久亡，子玄何由知其不采家人而访故老乎？本书以“五经”“三史”相对成文，屡见不一见，此处但易“史”字为“志”字耳。三志盖仍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之三史也。夫既指《史记》之舛误，又举《史记》为准绳，自是子玄行文粗疏失照处，不须为之回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