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第一
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
外篇，浦起龙曰：“谓《古今正史》篇。”
昌按：以编述文籍系之帝王，盖本之姬、汉以来旧说。《孟子·滕文公下》篇：“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礼记·中庸》篇：“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郑注：“文，书名也。”伪孔安国《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治，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盖儒先以为文籍之兴，由古圣王。其后虽事归史官所掌，而与夺褒贬，则犹人君之权。君权，史权所本；史权，君权所分也。自孔子以下说皆如此。于此知外篇当统《史官建置》、《古今正史》言之，非仅指《正史》一篇也。
质文递变
昌按：《礼记·表记》篇：“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郑注：“王者相变，质文各有所多。”《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所说尤详。
榷而为论，其流有六。
浦起龙曰：“史体尽此六家，六家各有原委。……注家认家字不清，要领全没。今为显说之。一、(《尚书》)记言家也。二、(《春秋》)记事家也。三、(《左传》)编年家也。四、(《国语》)国别家也。五、(《史记》)通古纪传家也。六、(《汉书》)断代纪传家也。”
昌按：古人著书，初无定体。后世以便于归类，强为立名，然标准不一，检括为难，则不如就其本书称之，转较明晰。子玄之所以称《尚书》家而不称记言家，称《春秋》家而不称记事家，固由推其所自出，亦未必不以记言记事之难于概括二书也。浦氏顾斤斤从而指实之，自命显说，岂谓子玄虑不及此乎？考《诗·周颂·桓》疏云：“家者，承世之辞。”子玄每叙一书，即穷其流委，通论后来同体之作，此正承世之义。《汉书·艺文志》著录之例，以一书为一家。若局就本书而言，则六书亦各是一家也。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
纪昀《史通削繁》删此数语，评曰：“此沿《汉志》之误。《河图》、《洛书》自是《易》家，原本与书无涉。”向承周曰：“子玄引《易》，盖以《洛书》为《尚书》之源。强相附合，疏谬已甚。纪氏删去数语，而‘其先出于太古’句又觉无根。”
昌按：数语《汉书·艺文志》文。《五行志》引刘歆说曰：“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论衡·正说》篇：“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此皆子玄疏谬之说所本。以《洪范》出于《洛书》，盖两汉今古文无异说。
推此三说，其义不同。
昌按：说《尚书》名义者，除子玄所引，尚有数家。《艺文类聚》卷五十五及《太平御览》卷六百九俱引《春秋说题辞》云：“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也。”《尚书序疏》引马融云：“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论衡·正说》篇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凡此皆与子玄所称“伪孔序”引伏生说合。《书序疏》又引郑玄《书赞》云：“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璿玑钤》云：‘因而谓之书，加上以尊之。’又曰：‘书务以天言之。’”与子玄所称《璿玑钤》说同。《论衡·正说》篇又称或说：“以为上所为，下所书。”亦见于《须颂》篇，其言曰：“或说《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此殆子玄所称王肃之说，今见于《经典释文·叙录》者所本。然或作上所为，或所上所言，一字之异，所关甚巨。子玄用肃说而不采充书，岂非以主《尚书》记言之故欤。
至于《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昌按：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卷一《书教下》篇：“《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诰》、《训》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言事为二物也。刘知几以《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此所纠绳，甚当于理。而汪之昌更以《尚书》之备众体，推为自余五家所从出，亦足以自成一说。其《青学斋集》卷十六《六家体例源流考》曰：“《史通》首篇，署以六家。所谓六家者，一《尚书》家，二《春秋》家，三《左传》家，四《国语》家，五《史记》家，六《汉书》家。各为上溯其源，下别其流，罗列具见详明。后人据知几所论著，而推各家体例所分，谓《尚书》记言而不著岁序，《春秋》记事而不详颠末，《国语》非编年非纪传而不归典式，《史记》代远而不立限断，惟《左传》则经年纬月，叙时事则铨次分明，《汉书》纪、志、表、传，举一朝则起讫完具。后来史官率祖述二家，故较四家为盛。(昌按：此浦氏说，见《通释·六家》篇按语。)尝就知几之说而考之，六家中若《尚书》、《春秋》两家，但言出于太古三代，无从明揭源由，即所举为某家流派者，今已佚不可见居多。即此并数之，六家体例，诚非一律，要以《尚书》家为最古。世人徒见汉以后史系年断代，体例所遵守，不越《左传》、班书之成规，遂以《尚书》家与《春秋》、《国语》、《史记》三家等类齐观。考《汉书·艺文志》序《尚书》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
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又云：‘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是《尚书》有百篇之多。《尚书》家通行之二十九篇，不及全经三分之一。而即此二十九篇中所谓《典》、《谟》、《训》、《诰》、《誓》、《命》等文，持较《春秋》以下五家之书，体例炳然，何尝不各自名家？试为之沿流溯源。《艺文志》：‘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论者以记事记言分属二家。然而《禹贡》一篇，全为纪事之作。《左传》以编年纪月为体例，而《汉律历志》引《伊训》：‘维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以日系月，以月系年之义了如。《国语》以列国分篇为体例，而事详八国，无异虞、夏、商、周之序次；题别一篇，犹是百篇之标目。《史记》百三十篇，终以自序，胪举各篇作意，与《尚书》百篇古叙正同。《汉书》断代为限，一朝之典章咸在；而《尚书》分题《商书》若干篇，《周书》若干篇。费誓、秦誓即附《周书》末。断代体例，略见于斯。然则《尚书》虽非完书，而彼五家之体例，即二十九篇中已备大概。是以体例言，《尚书》一家，实五家所同源；五家之作，莫非《尚书》之流别矣。知几所举各书分系诸六家之支流者，其体例何一不班班可考哉。”
又按：浦氏于“为例不纯”下说诸家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云：“杜预以《汉志》为误。”陈汉章谓：“以《汉志》为误者，孔颖达《春秋序疏》，非杜预也。”其说是也。《礼记·玉藻》篇疏亦云：
“《艺文志》及《六艺论》：右史叙事，左史记言。与此正反，于传记不合，其义非也。”又陈氏举此文以证“《六艺论》见于唐人所引者互有异同”，而云见《礼记疏》卷三十，核检乃在卷二十九，盖偶误。
又有《周书》者，与《尚书》相类，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
昌按：《文史通义》内篇卷一《书教中》篇：“《逸周书》七十一篇，多《官礼》之别记与《春秋》之外篇，殆治《尚书》者杂取以备经书之旁证耳。刘、班以谓孔子所论百篇之余，则似逸篇，初与《典》、《谟》、《训》、《诰》同为一书，而孔子为之删彼存此耳。毋论其书文气不类，醇驳互见，而如《职方》、《时训》诸解，(昌按：《逸周书》称“解”者，乃指孔晁注言，犹之乎《淮南子》称“训”乃指高诱注言也。章氏以“解”为篇题之称，非也。)明用经记之文，《太子晋解》明取《春秋》时事，其为外篇别记，不待繁言而决矣。……惟书无定体，故《春秋》、《官礼》之别说外篇皆得从而附合之。”窃谓《艺文志》引刘向说，谓此书乃“周时诰、誓、号令”，亦举其大较言之。子玄既以《尚书》主记言，故从向说入之《尚书》家，《隋书·经籍志》固改隶杂史矣。
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凡为二十六卷。
浦起龙曰：“卷与《隋志》不合。”《汉魏尚书》之“汉”字，浦校云：“衍。”卢文弨曰：“‘汉’指蜀汉，非衍字也。唐《艺文志》讹作‘后’。”
昌按：《隋志》：“《魏尚书》八卷，孔衍撰，梁十卷。”《唐书·经籍志》：“《汉尚书》十卷，孔衍撰。《后汉尚书》六卷，孔衍撰。《后魏尚书》十四卷，张温撰。”《唐书·艺文志》：“孔衍《汉尚书》十卷，《后汉尚书》六卷，《后魏尚书》十四卷。”是孔衍所撰三《尚书》，稽之史志，惟《汉魏尚书》一种，其书名、著者、卷数均有异说。周中孚《郑堂札记》卷二尝举浦、卢二家之说而断之云：“晋人如陈氏《三国志》则阳尊魏而阴夷于吴、蜀之列。习氏《汉晋春秋》则显斥魏而独争蜀汉之统。此外著作，如王沈、鱼豢、孙盛、郭颁诸家，惟知有魏而已。孔氏之书，殆犹此例。即或欲载蜀事，亦必附入《后汉尚书》，断无取冠曹魏，独遗孙吴之理，故当仍以《通释》为确。(唐《艺文志》作《后魏尚书》，《通释》又以“后”字为衍文，亦是。)”今考孔氏三《尚书》而外，又有三《春秋》之撰。《隋志》：“《汉魏春秋》九卷，孔舒元撰。”(舒元，衍字。)《唐书·经籍志》：“《汉春秋》十卷，孔衍撰。《后汉春秋》六卷，孔衍撰。《后魏春秋》九卷，孔衍撰。”《唐书·艺文志》同。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自《三国志注》、《文选注》、《北堂书钞》、《太平御览》辑得《汉魏春秋》十一条，皆言三国事，无题“后魏春秋”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二据《隋志》著录及章辑佚文，因谓：“《汉魏春秋》，两《唐志》作《后魏春秋》，‘后’字似‘汉’字之误。孔氏既撰《汉春秋》、《后汉春秋》，而此更云‘汉魏’者，殆以托始魏武，在汉献帝之世故欤？”卷十三复谓：《隋志》题《魏尚书》，两《唐志》题《后魏尚书》，“当为‘汉魏’，与前《汉魏春秋》之名相同。《史通》亦云《汉魏尚书》。”然则自史志著录观之，孔氏盖于西汉、东汉、汉(蜀)魏之三世者，各撰二书，一仿《春秋》以记事，一仿《尚书》以记言耳。‘汉魏春秋’之名既历见《隋志》、裴《注》、李《注》、《书钞》、《御览》，‘汉魏尚书’之名又明见《史通》，则‘汉’非衍文，‘后’为讹字，断然可知。卢、姚之说，固不可易矣。至其记三国事，而题‘汉魏’，则姚氏之说，理据似尚未充。窃谓舒元身当倾覆之际，亲历戎羯之祸，中兴之初，复与庾亮诸贤共事，(事具《晋书·儒林传》。)其撰述史书，固当有所感发，假托正统之义，申明夷夏之防者。其称三国曰‘汉魏’列蜀魏前，或由于此。而独遗孙吴之名者，则以其尝称臣于魏，故退之，非屏其事亦不之载也。是其书亦可谓习凿齿《汉晋春秋》之先驱。安得辄如周氏之说，跻之于王沈、鱼豢之列乎？至其著者，则三《春秋》、三《尚书》，既系系统之作，决无其一别属他人之理，《旧唐志》盖涉下“《三史要略》三十卷，张温撰”而误，故《新唐志》旋即正之。姚氏考证据《新志》以订《旧志》之误，是也。卷数，则章氏《考证》卷三云：“《魏尚书》，梁十卷，合两汉十六卷，与《史通》二十六卷正符。《新唐志》十四卷，四字误增。”其说甚是。盖阮孝绪《七录》所载，原为十卷，《隋志》著录之本，佚去二卷，后又复出耳。
故舒元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
昌按：《文史通义·书教中》篇：“汉儒误信《玉藻》记文，而以《尚书》为记言之专书焉。于是后人削趾以适屦，转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辑录其文，以为《尚书》之续焉。若孔氏《汉魏尚书》、王氏《续书》之类皆是也。(昌按：王
《王无功集》卷上《游北山赋》：“察俗删诗，依经正史。”自注：“有吾兄仲淹，续孔子六经近百余卷。”仲淹，通字也。)无其实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画饼饵之不可以充饥。况《尚书》本不止于记言，则孔衍、王通之所拟，并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
如君懋《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
浦起龙曰：“谓体不类史。”
昌按：本书《补注》篇论及刘孝标《世说注》，《杂述》篇论《琐言》之属亦及《世说》，是子玄未尝不以《世说》为史籍。若准《杂述》篇例，则《家语》亦小录、逸事之流。浦云体不类史，当云不类正史，乃合。
又按：《隋书·王劭传》评议《隋书》之言，与子玄同符，浦氏已引。《北史·王慧龙传》论曰：劭“久在史官，既撰《齐书》，兼修《隋典》，好诡怪之说，尚委曲之谈，文词鄙秽，体统繁杂”。亦可为证。然子玄之论王劭，颇自牴牾，如《杂说下》篇讥其“讦以为直”，与本篇同属不足之词，而《载文》篇则美其齐、隋二史所载之文“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曲笔》篇甚至谓其“书法不隐，取咎当时，或有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则唐修《隋书》及《北史》之言，似又不足据信矣。《史通》类此者，尚颇有之。盖诸篇之成，艾历年载，先后所见，不无异同，而勒成一书，或乏整齐划一之功也。
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陈汉章曰：“按此用《后汉书·马援传》。‘犬’字本作狗。故惠栋《补后汉书注》引《尔雅》‘熊虎丑，其子狗’为说。”
昌按：《尔雅·释兽》：“熊虎丑，其子狗。”郭注：“律曰：‘捕虎一，购钱三千，其狗半之。’”邢疏：“丑，类也。熊虎之类，其子名狗。郭云律曰……此当时之律也。引之以证虎子名狗之义也。”然《马传》“画虎不成反类狗”之语，乃与“刻鹄不成尚类鹜”相对为文。若如惠氏依《雅诂》为说，则虎狗不过大小之殊，鹄鹜反属族类之异，与伏波书中原意无乃适相背谬乎？似不可从也。
按《汲冢璅语》，记大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
昌按：《孟子·万章上》篇：“伊尹相汤以王天子。汤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颠覆汤之典刑。”《史记·殷本纪》：“太子大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大丁之弟外丙。”然则大丁既未为君，焉有时事可纪？衡以《晋书·束！传》称引《汲冢纪年》所载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之类，则《夏殷春秋》所载，或大丁外丙弟兄争国之事乎？其以夏、殷连称，或亦如周之管、蔡以殷叛乎？
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
昌按：《礼记·经解》篇文，原无“之”字。
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
昌按：《国语·楚语上》篇：“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亦孔子未修以前之《春秋》，子玄未引。赵翼《陔余丛考》卷二“春秋”条又引《管子·法法》篇：“《春秋》之记，有弑父弑君者。”《权数》篇：“《春秋》所以记成败也。”以为皆未修《春秋》。然《管子》书未必出孔子前，其所称述，似当与《璅语》、《左》、《国》所云有别。
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昌按：《孟子·离娄下》篇：“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
昌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序》：“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左传序疏》载《严氏春秋》引《观周篇》：“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公羊》隐元年疏引戴宏《春秋解疑论》：“遣子夏等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修为《春秋》。”(《疏》引《闵因序》亦同。)此皆汉儒有关孔子修《春秋》搜采史料之传说，子玄此之所本也。故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亦云：“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
又按儒者之说《春秋》也。
昌按：春秋名义，儒先说者亦复棼如。子玄引杜预之说，就今存《春秋》观之，最为平实可取。《释名·释典艺》云：“春秋，言春、秋、冬、夏终而成岁，举春秋则冬夏可知也。”《孟子·离娄上》篇赵注：“春秋以二始举四时。”所说皆与杜合。《论衡·正说》篇：“春秋者，鲁史记之名。……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此真通人之论也。若《正说》篇引俗儒说曰：“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左传》杜预《序疏》引贾逵曰：“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公羊》隐元年疏引《春秋说》曰：“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凡此之论，皆仲任所谓“奇说异意”，不足据信，故《史通》亦不之及。
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昌按：数语盖致疑于司马迁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于论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作《传》，铎椒作《微》后，即续云：“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推迁之意，二家盖皆效法孔子之修《春秋》而有作也。纪昀云：“《春秋》本以错举四时而名。其不编年而称《春秋》者，则以褒贬之义附乎《春秋》耳。”此言盖能得马迁之意。然孔子以前，早有未修《春秋》，不闻其书为编年之体，寓褒贬之义。是纪氏之言，马迁之意，局就今《春秋经》言之，或无乖迕，而谓《春秋》之始，即以错举四时得名，则未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
昌按：本纪取法《春秋》，亦可以班固称本纪为《春秋考纪》证之。《汉书·叙传》、《后汉书·班彪传》并云：“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汉书》颜注：“《春秋考纪》，谓帝纪也。”《后汉书》李注：“言考核时事，具四时以立言，如《春秋》之经。”
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昌按：《史记·自序》载迁答壶遂之言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
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
昌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按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
昌按：夷考古籍，传之为体，有施之故事者，《春秋传》是也；有施之故训者，《毛诗诂训传》是也。伪孔《传》盖《毛传》之比也。
乐资……撰为《春秋后传》
向承周曰：“传者，对经立名。后传之名，义无所施。此(昌按：此字以意增。)欲续《左氏》之文，而忘传之所以为传也。”
昌按：《隋》、《唐》志复有何承天《春秋前传》十卷，《春秋前传杂语》十卷。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三云：“此盖记春秋以前事，既仿《左氏》为传十卷，复仿《国语》为《杂语》，合为一家之言。”此则又效尤乐资而有作者，其立名之失亦同。子玄未及。
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
昌按：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二：“汉、魏以来为编年史者，荀《纪》为之首。故《史通》论六家、二体，并详著之。”
《国语》家者
昌按：《国语》史籍而以语名，或缘其书记言为多。故《释名·释典艺》曰：“《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俞樾《湖楼笔谈》卷二云：“《礼记·乐记》曰：‘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疑古史记载，自有语名。牧野之语，乃周初史臣记载之书也。左丘明著《国语》，亦因周史之旧名。”
其先亦出于左丘明
昌按：《汉书·司马迁传》载其《报任安书》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又《传赞》云：“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异同为《国语》。”
《春秋外传国语》
昌按：《四库提要》卷五十一云：“《国语》二十一篇，《汉志》虽在《春秋》后，然无‘春秋外传’之名也。《汉书·律历志》始称‘春秋外传’。王充《论衡》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以实之。’刘熙《释名》亦云：‘《国语》亦曰《外传》，《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外国所传之事也。’考《国语》上包周穆王，下暨鲁悼公，与《春秋》时代，首尾皆不相应，其事亦多与《春秋》无关。系之《春秋》，殊为不类。至书中明有鲁语，而刘熙以为外国所传，尤为舛迕。附之于经，于义未允。”此驳王、刘旧说俱当。《国语》之称“外传”，自是《左氏》既行之后，假内外之名，附经以自尊耳。其名始见《律历志》，而此《志》班固明言取之刘歆，则起于西汉之末，古文始盛之时乎。
复撰《春秋后语》
昌按：据《唐书·艺文志》，“春秋后语”乃“春秋后国语”之省称。此书敦煌卷子中有残文，上虞罗氏尝影印行世。
《九州春秋》
浦起龙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司马)彪记汉末州部之乱，司、冀、徐、兖、青、荆、扬、凉、益、幽，凡盗贼僭叛皆记之。”
昌按：《玉海》卷四十一引《中兴书目》，谓其书“记汉末州郡之乱，司、冀、兖、徐、青、荆、扬、凉、幽九州各一篇”。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三云：“按范书《献帝本纪》：‘建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复《禹贡》九州。’注引《献帝春秋》曰：‘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省兖州；并荆州、益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也。九数虽同，而《禹贡》无益州，有梁州，然梁、益亦一地也。’《魏志·本纪》：‘十八年春正月，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汉末九州之缘起如此。陈氏《书录》言九州，复有司隶、凉、幽，无豫、雍，而其数凡十，岂本书果如是乎？而《中兴书目》所言又异。莫衷一是，要当以《献帝春秋》所言为近。”然《献帝春秋》明言“省兖州”，而下九数内仍有兖州；明言“并荆州、益州”，而下九数内仍二州同列，皆不可解，必文有讹误也。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四《建安十八年省并州郡考》云：“《后汉纪》：建安十八年，省幽州、并州，以其郡国并属冀州；省司隶校尉，分属豫州；省梁州，以其郡国并属冀州。此汉末省十四州，并为九州也。考胡三省《通鉴注》云：‘割司州之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也。’此说未为详备。省司隶校尉，以其郡国分属豫州者，是以司州之弘农、河南入豫州也。谓省梁州，以其郡国并入冀州者，则非是；乃是省凉州所统及司州之京兆入雍州也，于冀州无涉。而梁州亦凉州之讹，当日十四州中，有凉州，无梁州也。胡《注》又言交州并入荆州，此则不曾说及。又《三国志注》引《献帝春秋》，谓省兖州，并荆州、益州，其说亦未核。当日并十四州复为九州，兖州不在省并之列。考十四州之数，为司、豫、冀、兖、青、徐、荆、扬、梁(当作凉)、益、雍、并、幽、交。省去司、凉、幽、并，故云复《禹贡》之九州。胡氏又谓：是时曹操自领冀州牧，欲广其所统以制天下，故有此举。而予更以为，十四州之中，益州自属蜀汉，交州属孙吴，荆州分属吴、蜀，均不在魏氏所统辖之内。此不过欲张大其事，如后代之遥领化外州郡耳。”其说视诸家所言为密。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
昌按：“史记”本古代史籍之共名，谓史官之所记也。《〈史记·周本纪〉正义》云：“诸国皆有史以记事，故曰‘史记’。”说最明确。而马迁之作，初无此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史记·太史公自序》”条云：“班史《艺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俱入《春秋》家，而班叔皮亦称为《太史公书》。(昌按：见《后汉书·班彪传》。)盖子长未尝名其书曰《史记》也。……《周本纪》云：‘太史伯阳读史记。’《陈
世家》云：‘孔子读史记。’《儒林列传》云：‘孔子因史记作《春秋》。’《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又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老子列传》云：‘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云云。’《天官书》云：‘余观史记，考行事。’此篇云：‘史记放绝。’又云：‘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皆指前代之史而言。班史《五行志》所引史记，亦非《太史公书》。”(钱氏之为此言，盖以颜师古《五行志注》云：“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其说考之实非，故附正之。)钱氏历举马书中言“史记”者，以证其为史籍之共名，至为精审。而《吕氏春秋·察传》篇云：“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亦“史记”之名见诸载籍之较早者。后人以此专指《太史公书》，其事盖起东汉灵、献之世。杨明照作《〈太史公书〉称“史记”考》，尝举以“史记”指迁书之见于《隶释》卷十二所载《武荣碑》、蔡邕《独断》卷上、荀悦《汉纪·孝武纪》及《孝平纪》、《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及六百十八引颖容《春秋例》、高诱《吕氏春秋·先识览》训解者，以证明之，其说可信。至迁书何以称《太史公》，(《汉书·杨恽传》称《太史公记》，《宣元六王传》称《太史公书》。)古今异说滋多。有谓太史公乃汉武新置之官者；(见《〈史记·自序〉集解》如淳注引《汉仪注》，《汉书·司马迁传》颜注引《汉书仪》，《史记·五帝本纪》、《〈自序〉正义》及《〈孝武纪〉索隐》引《虞喜志林》。)有谓迁自尊其父之著述故以为称者；(见《〈史记·自序〉索隐》及《文选·报任少卿书》李善注。)有谓迁之称公乃东方朔或杨恽所加者；(见《〈史记·孝武纪〉索隐》引桓谭《新论》及同篇《集解》引韦昭。)有谓书名本题《太史公》，称“公”犹古人著书称“子”者；(见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一《太史公释名》义。)有谓迁从楚俗，称“太史令”为“太史公”者；(见朱希祖《太史公解》。)有谓“太史公”乃当时官府之通称者；(见李慈铭《〈史记〉札记》。)有谓“公”乃“官”之借字，“太史公”即“太史官”者。(见吴国泰《〈史记〉解诂》。)要之，迁之本官为太史令，《自序》有“三岁而迁太史令”之明文，易“令”称“公”，殆非无故。诸家所说，李、朱似长。其详具在本书，此不备论也。
采访家人
昌按：《史记·儒林传》：“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汉书·儒林传》同。)《汉书》颜注：“家人，言僮隶之属。”《〈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又引《汉书音义》曰：“道家以儒、法为急，比之于律令。”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家人言解略》云：“司空城旦书，谓其时《公羊》学惨刻过申、商，而托名儒者。家人言，本意谓仁弱似妪媪语，而家人又适为宫中无位号者。……窦太后始为家人，故怒。……家人者，寻常言之，则一家之人，无贵贱；对国人言之，则臣民家私属，不立户籍，故曰家人。……宫中之家人，则后妃女侍，亦私属之通称也。”俞说是矣。然子玄用之本书，义又少异。本篇云：“鸠集国史，采访家人。”《采撰》篇云：“子长之为《史记》也，殷、周以往，采彼家人，……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古今正史》篇云：“谯周以迁书周、秦以上，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总此三说，推校其义，则子玄盖以古先史料，大分国史正经与家人诸子两类，前者官书，后者私门著述也。辕固生鄙老子书为家人言，正缘汉世今文诸经皆尊显立于学官，老学虽盛，尚只限于民间传授，亦是官私之别，故子玄引申其义而用之。妄人不学，乃改家人为家乘，不其谬欤？
上起黄帝
昌按：《史记》以《五帝本纪》为首，上起黄帝，而其赞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马迁之意，盖慎之也。而《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衡集》载其“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事”云：“《易》称宓戏氏王天下。宓戏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司马贞遂本之以补《三皇本纪》。子玄不取平子之说，且以迁书多采家人为恨，可谓深识矣。
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
昌按：此语盖有二误。一者，后人以“史记”称《太史公书》，马迁所不及知。二者，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春秋”，别名；“史记”，共名。文义甚明。子玄以“史记”为鲁史旧名，疏矣。
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
昌按：此说亦非。《汉书·艺文志》著录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志》注与《张汤传》注并引刘歆《七略》云：“与孟柳俱待诏，颇叙列传，未卒。”不称“史记”。《后汉书·班彪传》：“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论续史事较详，亦未尝云以“史记”为名也。
至梁世武帝，又敕其群臣……撰成《通史》。
昌按：《通史》今佚。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自荀悦《汉纪》以下，纪年书事，世有其人。独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乱，王僧辩平建业，与文德殿书七万卷俱西。江陵之陷，其书烬焉。”然此书两《唐志》既并加著录，而唐人史注若张守节《史记正义》、《五帝纪》注、李贤《后汉书·祢衡传》注又均引之，则未必佚于唐以前。胡氏之言，或由梁元焚书，加之推断，非有确据也。
其后元魏济阴王晖业又著《科录》……其编次多依仿《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科，故以《科录》为号。
昌按：此盖本《史》、《汉》类传之体，扩而充之。然汉末以降，杂传尤盛于世。《耆旧》、《英烈》、《隐逸》、《孝友》、《高僧》、《良吏》、《文人》、《名士》之属，以逮鬼神怪异，莫不以类相从，撰为传记。章宗源、姚振宗两家《〈隋志〉考证》皆详著之。《科录》之作，固远绍《循吏》、《儒林》、《游侠》、《货殖》诸篇，似与当时杂传亦不无因缘也。
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号曰《南北史》。
昌按：章学诚《丙辰札记》：“李氏《南北史》乃是集史，并非通史。通史各出义例，变通亘古以来，合为一家记载。后世如郑樵《通志》之类，足以当之。集史虽合数朝，并非各溯太古，自为家学者可比。欧氏《五代史记》与薛氏旧史是其同类，与通史判若天渊者也。盖通史各溯古初，必须判别家学，自为义例，方不嫌于并列。否则，诚不免于复沓之嫌矣。集史原有界画。李延寿行之于前，薛、欧行之于后，各为起讫，无所重复。虽一家凡例，两书可通用也。”此辨通史、集史之别，亦有可取。考集史之名，始见《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则谓之“都史”。然两志又以梁武帝《通史》与李氏《南北史》同归此类，是其界义与章氏所持亦不尽同。
又按：本书《古今正史》篇颇论历朝史籍源委利钝而不及《南北史》，今取赵翼之说补之。《陔余丛考》卷八“《南北史》原委”条：“《南北史》原委见于李延寿《自序》。其父大师，少有著述之志，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其史皆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欲仿《吴越春秋》体，编年纪之。客于侍中杨恭仁家，有宋、齐、梁、魏四代史，因渐次编辑，未毕而殁。延寿欲继先志，适在颜师古、孔颖达下佐修各史，因得齐、梁、陈等五代旧事，目所未睹者。合之家中旧本，参订编次，尚多所阙。贞观十五年，令狐德棻奏延寿同修《晋书》，因复得入内府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十七年，褚遂良又奏延寿佐修《隋书》十志，因益得披寻校勘。时史局中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已就，以十志未成，故未颁行。延寿不敢使人抄录，乃手自缮写。又于此正史外，参考杂史一千余卷，然后成书，前后凡十六年。既迄事，呈令狐德棻阅毕，始表上之，时已在高宗之世。此《南北史》始末也。按延寿修史时，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魏收、魏儋两家《魏书》皆已流布。梁、陈、齐、周、隋五史虽未颁行，而延寿同在纂修之列，故得抄录以为底本，而参考杂史以成之。删去芜词，专叙实事，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洵称良史。”
时采杂言
昌按：《史记·五帝本纪赞》：“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刺客传赞》：“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大宛传赞》：“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伯夷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此皆司马迁自道其采撰之义例，而子玄犹以采杂言为讥者，盖文重思烦，刊落不尽，在所不免，是以谯周复作《古史考》以正之。(见《古今正史》篇。)郑樵《通志·序》云：“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亦是此意。然“语饶重出”，初不全由“时采杂言”。子玄之所谓杂言，由今观之，亦未必非重要史料，此又不能一概而论也。
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
“今上”，浦起龙曰：“谓孝武帝，依太史公语也。”纪昀曰：“马迁可称汉武为今上，子玄安得称之？陈涉、严遵之传，尝以责人矣。”
昌按：子玄所摘班固及皇甫谧之失，见《因习》篇。其言云：“《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按：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语同一理。即如是，岂陈氏苗裔，祚留东京者乎？斯必不然。《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夫孟坚、士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
改书曰志
昌按：本书《题目》篇：“子长《史记》，别创八书。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改书为志，义在互文。”章学诚《信摭》云：“司马首创八书，不过别于纪、表诸体。班氏以百篇通名《汉书》，自不得不别体为志。”乃全本子玄之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