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恩来遗志、踏上外交征途

在恩来之后，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了。

中国失去了指导革命和建设的两个巨人。党内依然还存在着极“左”过激派与稳健务实派的矛盾。中国将往哪里去？中国的民众愈感不安，世界在注视着中国。

相继失去了周、毛的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此时弄错方向的话，后果将很严重，将会给中国的民众带来灾难。颖超伤心地想。

在党内，江青利用其毛泽东夫人的地位，拉帮结伙，高高在上。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江青等人有可能会行动起来，企图一下夺取政权。

掌握关键的是两个人，叶剑英与邓小平。他们俩都是周恩来的同志、忠实的部下，作为党政军的重镇一直辅佐着恩来。邓虽然被极“左”派打倒了，但他仍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江青等人采取行动的话，会暗杀邓小平、软禁叶剑英。如果那样的话，要反抗江青等人就困难了，还会因此而搞乱军队，容易发生内战。

颖超考虑了各种状况、各种情形，于是，她下定了决心。她想：真正的革命家，现在必须要站出来，现在是是否会给民众带来灾难的紧要关头。而且，在许多同志牺牲的基础上，中国终于成了人民的国家，国家建设正在进行当中，一定要保卫这个新中国。当然，已作好了失去生命的心理准备。自从参加革命以来，颖超从没怕过死。如果这时无视民众的苦难、国家的危机，珍惜生命而随波逐流的话，会对不起恩来，对不起在革命的途中倒下的同志们。

颖超极为秘密地与革命时代的同志们，恩来的同志和部下进行了商谈。错过现在就会留下祸根，应该现在就行动，大家都和颖超有同样的想法。

10月6日，发生了“四人帮”事件，江青等被称作“四人帮”的极“左”派被抓起来了。听到这个消息，颖超一下就放心了。于是，她在心中对恩来说道：“恩来，你放心吧。人民、祖国都有救了，革命有救了。”

这年的12月，颖超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颖超首先想到辞退。颖超坚持的理由是，老干部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应该自动退下来，给晚辈让路，不应对职位与地位恋恋不舍。她认为，自己现在过了七十岁，就不应该再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

然而，所有的干部、人民都需要颖超，只有颖超能做的重要且复杂的工作堆积如山。一个是重新审视、纠正极“左”的政策、解放被极“左”集团打倒、下放的人们并恢复名誉、重新团结、组织领导层等等。另外，对外虽出现了对中国有利的局面，但中日友好条约还没有缔结，中美间的正式邦交的建立也还没实现。而且，首先应该做的是清除国际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认为中国就意味着极“左”的印象，让恩来所希望的和平外交稳固下来。最后，还是像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颖超出马了。颖超对恩来发誓：“恩来，我试试看吧。作为最后的工作，为了能将你留下来的工作向前推进哪怕一步、两步。然后，我要尽早给晚辈让路。”

颖超开始在外交上活跃起来，有时她还无视健康状况。就像颖超的人品一样，她的外交活动决不是形式上的，也不是因循外交常规，她进行的是民众外交、友好外交。她平易近人、毫不掩饰的做派，在各个国家当中，无论“左派”、右派都很欢迎，令许多人深受感动。

1977年2月，颖超访问缅甸；4月，访问斯里兰卡；11月，访问伊朗；1978年1月，访问柬埔寨；1979年4月，访问日本；5月，访问朝鲜；1980年2月，访问泰国；6月，访问法国、欧洲议会。

在访问这些国家之外，她还会见了很多访华的国宾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界的人士。

这对年过七十、健康状况实在不能称得上好的颖超来讲，从哪方面考虑都是很勉为其难的工作量。可是，颖超总是对很担心她的秘书及医生们说：

“这是我的工作，现在必须得做，因为是中国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恩来也是这样。就是缩短生命，也要做应该做的工作，见必须要见的人。”

颖超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同时她也感到人生走到了最后的阶段。

她总是说：“无论是谁，都是会死的，这是自然法则。”不过，颖超面对死亡，她的心里不是没有任何担心的事。颖超有很担心的事。

邓小平复出之后，纠正了极“左”的做法，许多同志重返领导岗位。这对颖超来讲，是非常欣喜的事。但是，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之下，随着经济自由化的进行，出现了弊端。最大的问题是干部的特殊化与腐败，不少干部使自己特殊化，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违规操作，一心想赚钱。他们的子女也利用父母的地位，倒卖物资，用掮客式的做法，获得了莫大的利益。当然，群众对此极为不满，这种不满蓄积已久。

这种状态再继续下去的话，就会产生违背群众利益的情形，革命从内部就腐烂了。颖超感到，这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她竭尽最后的力量，利用一切机会，在所有的场合提到这个问题，强调加以纠正的必要性。

“针对领导干部的特殊化、党内存在的腐败倾向，群众的意见、不满是很大的。问题出在干部身上，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必须对自己严格要求。在别人奉承你、抬举你的时候，你不能感觉良好，并因此而上钩，干部必须率先反对特殊化。因此，就需要革命精神。”

“干部不仅自己要做遵守纪律的模范，而且还应该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利用职权策划为子女谋利益之类的举动是说不过去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害你的子女。严格要求子女，才是为子女好。”

颖超为了端正党内的“不正之风”而奋斗着。在制定《关于党的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等文件之时，颖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人民需要颖超。1982年，颖超被选为政治协商会议主席。颖超晚年，经常谈到教育的重要性。革命越向前发展、社会越复杂，她就越痛感教育尤其是对孩子的教育是最最重要的。

1986年6月，颖超应邀出席了河北师范大学创立八十周年的纪念仪式。颖超的母校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后来成了河北师范，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扩充，变成了河北师范大学。

在纪念仪式上，颖超致辞说：

“我作为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很高兴参加今天的仪式。1920年，我从当时的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后，做了五年的小学教员。后来虽然离开了教育界，但我很喜欢教育工作。这一点，就是现在也没有变。教育是育人的工作，这一点，我从未忘记。如果说让我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教师。”

并且，她向在场的学生提出了这样的希望：

“你们毕业之后是要当老师的。当老师的人必须要有道德、有教养，请做一名守纪律、全身心地投身于教育事业、全身心地为人民服务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