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

新中国的发展是惊人的。虽然到处都还残留着战争的伤痕，但在复兴经济、安定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不过，困难、失误仍有很多。在排除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右斗争中，许多文化人受到了打击。从1958年开始的“三面红旗”，想要早日使中国达到与发达国家看齐的经济水平，导致了无视客观条件、突飞猛进的后果，造成经济失衡，中国经济反而陷入停滞。加之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干旱、水灾、虫害等从南到北同时发生，导致粮食生产不足。

自这时起，毛泽东的极“左”倾向、独断专行变得很明显，在共产党内、政府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周恩来处于痛苦的境地。他位居领导层的要职，必须要配合毛泽东。另一方面，他注意到了毛泽东的错误，必须要想方设法防止不要再犯更大的错误。

颖超十分明白、理解恩来的苦楚。恩来不仅负责国内的工作，而且还承担着另一重要的工作：在世界上提高中国的地位。

冷战当中，中国与美国对立，中国和苏联间的裂痕也日渐加深，终于在1969年，围绕乌苏里江的国境线发生了武装冲突，中苏完全决裂。中国同时与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为敌。

国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已经无法回头。恩来很苦恼：这样下去，中国就会走向破灭，群众就会被重新抛回深重的苦难中。连一向沉稳的周恩来也着急了。

恩来摸索着起死回生的办法。为了创建中国经济、安定政治、打破美苏等国的封锁、实现中国周边的和平与安定，该如何是好呢？恩来与同志们反复进行讨论。结果，得出了如下这些不可缺少的结论。

一、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

二、开放门户，想方设法加入国际社会。

三、改变与周边诸国的关系，安定中国的周边地域。

从此，恩来开始了超人般的活动。恩来在国内尽力限制极“左”势力的活动，保护成为他们的攻击对象的老同志、老部下。另一方面，对外的关键是与美国的关系。恩来极为秘密地致力于缓和并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即后来发生的让世界吃惊的那件事。通过真诚的对话，开展大国间战略与战略的真正碰撞，也与敌对方建立了奇妙的信任感。

陷入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为国际舆论与国内和平反战的声音的高涨所困扰。对美国来讲，必须设法结束越南战争，实现“有面子的撤退”。为此，与作为越南北部和越南南部民族解放战线的最大后盾的中国之间的对话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这意味着作为美国的亚洲战略核心的“封锁中国政策”的破产。

基辛格的秘密外交、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就这样实现了。在这一连串的动作之下，中国重新回到联合国，加入了国际社会。

在亚洲，周恩来最重视的国家是印度与日本。印度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重镇，是一个蕴藏着很大潜力的大国。日本在战后，得到了惊人的复兴，成了经济大国，但依然还是反中国的、不好对付的国家。和印度，已经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成了友好国家，问题是日本。

对中国来说，日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日本的侵略、八年的抗战，是之前刚发生过的事。战后，日本仍视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正统，不承认新中国的存在。在法律上，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尚未终结。

但是，战后中国在毛、周等人的领导下，对群众展开了关于对日本的认识的教育。其内容是：

一、应该与日本友好地往来。

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一部分军国主义者所为，日本人民没有责任。

三、两国人民都是战争的牺牲者，相互憎恨是没有用的，对两国人民无益。两国人民应该相互理解、成为朋友。

在新中国成立之时，中日间的交流虽然微弱，但还是开始了。当然，这种交流是民间交流。“累积的方式”——是邦交正常化之前中日间的交流方式。虽然微弱，但实现了民间的各个领域的交流。即便是细微的交流，但将它变多、累积起来的话，就成了大的交流。

开始，在国内对这种做法有很大的抵触。因日本侵略而牺牲者达二千万人以上，父母和孩子被杀害的人其家族、亲戚、朋友为数众多，受伤的人多达天文数字。人们非常憎恨日本、讨厌日本，到处都有“中国强大后应找日本复仇”的声音。

“有这种心情，坦率地说我很理解。但是，我们要与这些人促膝交谈，说服他们。这项说服工作是干部的重要任务之一。”颖超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道。另外，关于七十年代的恩来，她是这样说的：

“恩来拼命致力于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中日友好、中日邦交正常化，在日本国内有很大的反对势力，在中国也有阻挠的人。但是，恩来他坚决推动了这项工作。”

1972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发表了上海公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日本，也出现了变化。自民党政府为了不落后于国际形势的潮流，开始摸索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这时出场的是田中角荣。在尼克松访华的背景下，得到财界支持的田中，决心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

日中关系正常化就在眼前。周恩来先于一切，集中力量处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