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了色的棉布人民装

1949年10月1日，是革命胜利的日子，同时又是新革命开始的日子。

北京的秋天，澄澈的天空，一片蔚蓝。

颖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眼前是群众的海洋，三十万北京市民挤满了天安门广场。颖超想跑下来，尽情地一一拥抱他们。终于迎来了这一天，我们缔造了自己的国家、人民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颖超拼命控制着不让自己哭出来。

即使这样，眼泪还是自然地涌了出来。

“妈妈，请别怪我懦弱，今天哭也没关系。”

颖超在心中对亡母说道。她想让母亲看看今天这样一个日子，并且，她的脑海中一一浮现出了在革命途中倒下的先烈们、同志们。像姐姐一样佑护她的郭隆真，曾多次在天安门静坐示威被同志们称为“马天安”的马骏，恩来最好的朋友蔡和森与妻子向警予、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烈士们的面容一一浮现，在她幼小的心中点燃革命的火种的陈翼龙先生也一定会高兴的。还有，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颖超心中发誓，一定要实现先生的理想。

在这之前，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后为国务院）总理，邓颖超被选为政协会议常务委员。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使劲地向挤满了广场的群众挥手。手持各色小旗子与鲜花的人们一边唱歌、跳舞，一边开始游行。

颖超开始了新的充满幸福的生活。

和革命战争年代不同，她可以一直和最爱的恩来在一起。

新居位于中南海西花厅，这里是为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醇亲王摄政而建的，是所谓的办公建筑。在醇亲王搬到这里之前，辛亥革命爆发，西花厅未投入使用就那么任由风吹雨淋。一进门是被称为“大厅”或“正厅”的主建筑，两侧建有相向的“厢房”，前庭部分由“游廊”和“花园”组成，“大厅”的后面是由一排七间房组成的“后院”。

颖超看到西花厅，一下就相中了。

这里安静、优雅，最让人高兴的是种了很多花。颖超和恩来都很喜欢花，说起来，恩来喜欢花还是受了颖超的影响。

颖超天生脑筋快，她在西花厅转了一圈后，马上决定了西花厅的布局。大厅用作会议室兼客厅，厢房用作秘书与警卫的办公室，后院是夫妻俩的住处和书房。恩来也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由于几十年间无人使用，任凭风吹雨淋，所以西花厅的各个建筑、房间都有破损。墙上满是灰尘、黑糊糊的，柱子上有许多裂纹，门也不严丝合缝，透风还漏雨。

秘书准备尽快进行彻底的修缮，但被恩来给制止了。

“这样就可以，用不着修。”

“可是，总理。这里既透风又漏雨呀，墙壁也弄得太脏了。”

一旁的颖超插话说：

“恩来他是不想在目前使用额外的原材料与资金，大家的生活很苦，住的问题也很严峻。我们做干部的，住在这样奢侈的地方，已经很歉疚了。我们想尽量朴素地生活，尽量和人民在一起。我和恩来意见相同，只要打扫干净就没问题了。”

那之后，接待外宾日益增多的大厅被稍加修缮，变漂亮了。但是，夫妻俩住处兼书斋却几乎是未加修缮。在这里，恩来生活了二十五年，颖超生活了四十几年。

夫妻俩生活朴素得令人吃惊。周在正式及外交场合穿政府发的藏青色中山装，但在家里就穿普通百姓穿的棉布“人民装”，那也是相当旧的了，由于洗了穿，穿了又洗，都褪色了，有的地方还破了洞。补丁是颖超给补的，补丁很多，却绝不买新的，袜子、内衣也都补了很多补丁。

恩来依然和以前一样忙碌。不，是比以前更忙了。他是总理兼外交部长，这是负责内政、外交的重要职务。

颖超每天也都很忙。解放后，颖超一方面作为政协常务委员，维持、加强与党外的领导人的信赖关系，致力于为新中国的建设进行协商的工作。另一方面，她作为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要对两亿妇女（据说建国当时的人口为四亿）进行指导。对妇女进行扫盲、帮助她们走向社会、改革折磨妇女的不合理制度、进行反对男尊女卑思想的宣传、婚姻法等法规的起草和制定等工作堆积如山。但是，颖超所持的观点根本在于：没有女性“自尊、自强、自立”走向社会、作贡献的话，就建不成真正的人民的国家。

对如此忙碌的两个人来说，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休息日孩子们的到来。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孩子。孩子们在颖超他们的关照下，得到了学习的机会，走出了自己的路。如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孙新世、蔡和森的儿子蔡博、钱壮飞的儿子钱江、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叶挺的儿子叶正明等，数都数不完。

国内外的友人经常替颖超与恩来遗憾没有孩子。例如1963年，周恩来拜访了作家周瘦鹃。恩来一看见瘦鹃的小女儿全全，就将她抱起来亲了亲她的脸颊。周瘦鹃看了不禁含泪说道：

“总理，您把一切都献给了中国，奋斗了几十年，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太遗憾了。我真想把这个孩子送给总理和邓大姐。”

周恩来爽朗地笑了，他说：

“瘦鹃，我们有很多孩子，全中国的孩子都是我和小超的孩子，因为他们都是革命的接班人嘛。对我来说，别人的孩子与自己的孩子是没有区别的。”

休息的日子，那些孩子中肯定会有几个人来看望他们。两个人询问孩子们的生活与学习情况，说说笑笑，有时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一起吃饭。

1950年8月初的一个周日，夫妻俩的养女孙维世与小妹新世、夫婿金山一起来了。维世曾留学苏联，现在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名导演，她的丈夫金山是话剧演员。正在这时，恩来的侄女、十二岁的周秉德和五岁的秉宜也来了。

“妈妈，妈妈，快来！快！”

颖超从房间出来，抱起最小的秉宜，亲着她的脸颊对孩子们说道：

“你们安静点。周伯伯昨晚工作到很晚，还在休息呢。”这时，恩来出现了。

“啊，都来了。谁说我还睡着呢？我早就起来了。”

“呀，恩来。你工作到凌晨六点吧，我知道的啊。”

颖超佯装瞪着恩来。

“爸爸、妈妈，哎，你们在那儿站好。”

“你们到底要搞什么？”

“妈妈，说什么呢？1925年8月呀，正好二十五年前，是你们结婚的日子吧。今天是银婚式啊。”

维世一说完，孩子们就一齐大声说道：

“恭喜爸爸，恭喜妈妈。”赶来看发生了什么事的秘书和警卫员也加入进来，成了一个热闹的银婚式。

颖超和恩来全都给忘了。二十五年前，中国正处在动乱中，哪能办婚礼。况且，他们俩人都很讨厌繁文缛节。

不过，今天他们俩真的很高兴。孩子们搞的是突然袭击，维世和新世给颖超和恩来胸前戴上了大红花。

“来，拍纪念照了，大家快点到院子里来。”

颖超和恩来听从孩子们的安排，二人并排在院子里照了相。然后，全体又照了一张。

“爸爸，请您讲两句吧。”

维世故意用调皮的口气说，并做出拿着麦克风的样子。恩来笑了，但转瞬就用真挚的表情对颖超说道：

“小超，这二十五年来，真的辛苦你了，谢谢你。”

院子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