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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人眼中的邓颖超
1.11.3 互相帮助的“革命家庭”

互相帮助的“革命家庭”

1948年秋天以后,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军在各个主要地方都大败,11月整个东北获得解放。

1949年1月,解放军成功解放了天津。

4月,国共双方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但国民党方面拒绝了迫令他们事实上无条件投降的草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总攻,到12月,已解放了除台湾外的大部分国土。蒋介石与五十万军队一起逃到了台湾。

在这些军事行动的背后,颖超她们继续进行极其细致的工作。

颖超与妇女干部一起,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作准备。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个阶层的妇女代表聚集一堂,就新中国的建设与今后的妇女解放问题进行磋商。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聚会,是此前众多的革命家、妇女活动家的宏愿。

“就是为了在革命中牺牲的众多的女同志,也一定要开好这次会。”

这成了颖超她们的座右铭。颖超认为,一定要让党内外的妇女代表参加,一定要办成真正的全国妇女的代表大会。

解放就在眼前,在国统区奋斗的妇女领袖们陆续来到了解放区。李德全、许广平、沈兹九、曹孟君、刘清扬等人,对颖超来讲都是老朋友。女工代表汤桂芬、女学生代表张毓芬也来了,著名女记者杨刚也进入了解放区。颖超与她们就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妇女的地位及妇女解放等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于是,1949年1月,成立了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有七十三人,常务委员由李德全、沈兹九、康克清、许广平、邓颖超、蔡畅等二十二人担任,选举蔡畅为主任,李德全和邓颖超为副主任。因为此时蔡畅尚在东北解放区,所以决定实际上的工作由颖超代为处理。

虽然颖超总是很谦虚,常常保持学习的态度,但此前在长年的实际斗争及工作中,积累了充分的经验,已是相当成熟的妇女干部。解放区的男干部依然称呼她为“小超同志”,但不知从何时起,女同志开始称呼她为“邓大姐”。

颖超从此前的经验中,掌握了各种各样的斗争方法、工作方法、与他人接触的方法。

例如,和敌人斗争的方法,以“有理、有利、有节”为原则。

有理——进行我方有理的斗争。

有利——在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或创造有利的条件进行斗争。

有节——进行有节制、冷静的斗争。避免轻举妄动、突飞猛进。

另外,处理与朋友的关系,例如在党内提案、议论的时候,与党外的朋友们磋商的时候,以“有据、有理、有节、有用”为座右铭。

有据——多准备证据材料,持有充分的根据。

有理——有充分的理由。

有节——有节制。把握对手的状况,在对手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提案。

有用——对当前的工作来说必需的工作。

颖超自己也经常说,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学生时代,满腔热情、只有正义感,无视了周围的状况及敌我双方的力量关系等,也做过很没有头脑的事。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注意首先要确定当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冷静地分析整个社会状况、敌我双方的力量关系,然后制定方针、采取更好的办法。对同事与同志,首先要理解对方的立场、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

颖超经常用“革命家庭”这个词,它的意思是说,志向相同的人是同志,是叫做革命家庭的家庭。对此,她不光用语言讲,还去加以实践。

有一次,在全国解放之前,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来了一位新职员。这名叫戚云的职员,因为有两个幼小的孩子,所以将家庭、工作都搞好是很不容易的。当时,大家在经济上都很困难,她尤其困难。冬季,棉大衣是必备的,但她的大衣却破破烂烂的,还很脏。她忙于工作与照顾孩子,连洗大衣的时间都没有,而且,大衣就只有那么一件。然而,戚云却从未有过怨言,默默地工作,她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开始谁也没有注意到戚云的苦恼,大家都忙,连休息的工夫都没有,无法顾及他人的事情。

但是,颖超注意到了。有一天,颖超悄悄造访了戚云的家。

“戚云,带着孩子你也真不易啊。不过,现在正是努力的时候,说什么也要坚持住呀。啊,还有,你的大衣,已经很旧了,而且也脏了。可以的话,这件你穿着。因为我也只有一件,这件本是恩来的,但他现在够穿的,所以虽是男式的,你还是穿上吧。”

“邓大姐,为我的事让您这么费心,谢谢您。我说什么也不能穿周副主席的大衣,对不起……”

“好了,好了,大家一起忍耐,互相帮助,度过这段儿就解放了。前线的士兵们在拼命战斗,所以我们也要努力呀。”

戚云真切地体会到了颖超的关心、“革命家庭”的温暖,她再一次下决心一定要将工作与照顾孩子都搞好。

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作为最高指挥部的一员战斗着的刘少奇决定要与王光美结婚。光美是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系的才女,她打算将来留学苏联,当一名科学家。但是,光美很苦恼,虽想与刘结婚,但又无法割舍当科学家的梦想。刘和恩来一样忙,没时间和光美商量。光美去找颖超,道出了自己的苦恼。这个时候,最值得信赖的,还是颖超。

“邓大姐,我该怎么办才好?我觉得我的想法不对。我知道少奇是在干大事。可是,只做些照顾少奇和家庭之类的琐事,我受不了。”

“光美,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曾苦恼过。不过,婚姻生活和自己的工作不是矛盾对立的。并且,我觉得不应该是矛盾的。对你来说,失去留学苏联的机会也许是很大的损失,但和少奇结婚对革命的贡献也许更大。少奇是重要的干部,对革命来讲是重要的人。你尽力照顾少奇、构建完美的家庭,既不是降低你的价值,也不是男尊女卑。问题是你自己的认识;如果你自己拥有不依赖男人、不靠男人生活的认识,为了革命,尽自己的所能,干什么都可以的话,你就是一个出色的革命家。而且,等全国解放后,肯定会需要像你这样的拥有科学知识的妇女干部。”

“对啊,我是我,只要没有依靠少奇生活的认识就行。我也慢慢找一份能对革命有贡献的、有意义的工作。”

刘少奇和王光美结婚了,颖超还和恩来一起出席了婚礼,颖超看到光美明朗的笑容放心了。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与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恋爱了,两人认真地、热烈地相爱,并互订终身,当时岸英二十五岁,思齐十七岁。岸英把两人的事告诉了父亲毛泽东,请求允许他们结婚。毛泽东听后大怒。

“你说什么?结婚?你想想你们的年龄,思齐不是才十七岁嘛,不行,太早了,绝对不行。”

岸英转身离开父亲,将自己关在了屋里,他觉得父亲真是不近人情。虽然是父亲,也不能干涉自己结婚呀,再说也不能那么说呀,他心里怨恨父亲。可是,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来。

岸英想,还就得找邓妈妈商量。这时,干部子弟及在革命中失去双亲的孤儿们都亲昵地称颖超为邓妈妈。

颖超边听着岸英的倾诉边想:这孩子真可怜。岸英的母亲,是毛泽东第一任妻子杨开慧。开慧一直投身于革命运动,1930年,她在长沙被捕的时候,身边还有岸英等三个幼小的孩子。她带着三个孩子被关进了监狱,岸英当时七岁。当局迫令,如果开慧声明跟毛泽东断绝关系、放弃革命的话,就可以放过她们母子,但开慧坚决拒绝了。

“我的信念不变。要杀就杀。就是杀了我们也扑不灭革命之火。”于是,开慧昂首迈向刑场。当局决定将三个幼小的孩子也处死,然而,在开慧的父亲、著名教育家杨昌济教授等人拼力展开营救活动的影响下,在社会上的一片指责声下,三个孩子被释放了。

颖超很了解思齐,她是一个头脑聪明、性情温和的姑娘,颖超也很喜欢她。颖超觉得他们是很般配的一对。

思齐也和岸英一样,经历过苦难的岁月。她的父亲刘谦初、母亲张文秋都很早就从事革命活动。三十年代初,他们夫妇被捕入狱,文秋在狱中生下了思齐,思齐的乳名叫“牢生”。他们夫妇因第一次国共合作而获释,但1941年,文秋再次被捕。这次,文秋是带着女儿思齐入狱的。

境遇相似的这对青年男女恋爱了,并想要结婚。颖超要设法成全他们俩。可是,同时颖超也很了解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一旦说了的事,绝不会改变。颖超很清楚,越讲会越僵。她苦思冥想,该怎么办才好呢?要想办法解决问题,既不伤害两个年轻人,又不伤害毛泽东。

“我很清楚你们两个人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我支持你们。但是,你们知道《婚姻条例》吗?”

“邓妈妈,解放区也有婚姻条例吗?”

颖超笑着轻轻地敲了一下岸英的头,说:

“你在苏联留学了几年,对中国的事情变得生疏了。解放区有我们的政权,制定了各种的法律。婚姻条例从老早就有,虽然修改过几次,但第一次的婚姻条例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同志签署的。”

“我,不清楚。”

“其中啊,是这么规定的,结婚的最低年龄是男子二十岁,女子十八岁。你是符合这个规定的,但思齐还只有十七岁吧,差一岁啊。”

“是这样啊?”岸英不好意思地挠着头。

“毛主席啊,绝不是反对你们结婚。但是,如果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就对自己签署的法令予以特批的话,就不能对大家起到示范的作用。谁都不能例外。不过,如果不违反法令的话,那你们自己就能决定了,虽说是父母,也不能干涉。”

岸英是个纯朴的年轻人,听了颖超的话后,他立即去找父亲毛泽东,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道了歉。几天后,毛泽东在见到颖超的时候,向她表示感谢。

“小超同志,我儿子的事谢谢你了。你对他进行了种种教育、说服,也是帮了我的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