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被捕

就在红军艰难地长征、国民党军对红军展开歼灭战的时候，日本对中国加快了侵略的脚步。

日本建立了“满洲国”以后，又试图将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山西）分离出来，成立第二个“满洲国”，再加上内蒙古的独立阴谋也在关东军的操作下逐步推进，侵略的魔爪正一步步逼近北京。

中国人民一度衰微的抗日士气再次高涨起来。

与鲁迅等人结成“民权保障同盟”，站在民众抗战最前线的宋庆龄于1933年3月集结了四十多个抗日组织和团体，成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呼吁全国人民站起来抗日救国。

转年五月，宋庆龄等两千多名有识之士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呼吁自卫的武装抵抗。这一呼吁得到了各地人民的响应，抗日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得以成立。

国民党政府为了谋求与日本的和解，发出了《邦交敦睦令》，禁止一切反日和抗日的行为，这更加激起了人们抗日的怒火。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新的革命根据地瓦窟堡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当前全国的形势。取得长征胜利的红军战士们个个士气高涨，他们都是经过磨炼的精锐部队，决心要为牺牲在革命路上的同志们战斗到底。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抛弃过去的恩怨，超越一切意见和利害冲突，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结成组织，一致抗日。

这是在呼吁第二次国共合作，它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赞同，同时也成了对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的谴责。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次重大事变。

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逮捕并软禁了拒绝抗日的蒋介石。

颖超的肺结核已经恶化，但她没有停止工作。她被安排在相对较轻松的机密保卫科。在那里，颖超收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的秘密电报。

“兄弟有何意见，速回”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就这封电报，整整讨论了三天。

颖超连气都不敢喘，注视着这一切。

“小超，我要去西安了。”

第四天，恩来突然向颖超辞行，没做任何说明。但颖超已经明白了一切，恩来是去解决西安事变的。这一事件的解决可能使全国的抗日达成一致，但相反，也可能使内战进一步扩大，成败的关键正握在恩来的手中。

“要当心啊！”

颖超只说了一句，恩来微笑地点点头。

周恩来在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会谈，最后决定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条件释放蒋介石。

举国欢呼，祖国的前途看到了光明。

颖超从心底里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感到高兴，同时也有愤怒。数十万士兵和同志因为蒋介石的反共政变和围剿而牺牲。想必恩来也一样吧。但这个时候一定要立足中国的大局。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喜悦还没有持续多久，颖超就从报纸上得知了母亲振德被捕的消息。振德被关在江西的“反省院”里。瑞金匆匆一别，就再也没有了母亲的消息。当时，自己还躺在担架上。对留在瑞金的母亲的命运，颖超实际上是悲观的。为了照顾动不了的伤病员，母亲坚持留在根据地。颖超很感动，但敌人逼近的脚步也让颖超隐隐觉得这也许是最后一别了。

颖超担心被捕的母亲，同时也感到了喜悦。“母亲还活着！”她暗暗祈祷。母亲被国民党军逮捕，作为邓颖超的母亲和恩来的岳母，她的身份已经暴露，即使马上处刑也不奇怪。同一份报纸上，还有恩来和颖超的好友、同志瞿秋白牺牲的报道。但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让国共合作的实现更加迫近。颖超迫切希望见到母亲，在还没有被处刑之前。

对母亲的担忧，使颖超的病加重了。对她来说，每天都很痛苦。但颖超拒绝包括恩来在内的所有人劝她停止工作、安心静养的劝告。

恩来能够说服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却不能说服颖超。

最后，是毛泽东亲自出马去说服颖超。

“小超同志，大家都知道，情况虽然好了，但仍然很复杂。今后你和恩来同志还要担任很重要的工作，所以现在我希望你能把身体治好。为了治你的病，我想让你到设备先进的疗养所去。”

“非常感谢您的心意，但我没关系。我要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治病。”

“不，你几天以后要去恩来同志所在的西安，并且和恩来商量一下去哪里治疗。好吗？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组织的决定。”

毛泽东深知颖超的个性，如果她不同意，说什么都动摇不了她。可一旦是“组织的决定”，颖超就会绝对服从，甚至拼出命来。于是，毛使出了“组织的决定”这个看家宝来。

就这样，颖超奔赴西安，恩来在那里等她。和恩来商量的结果是暂时去北平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修养一段时间，当然，颖超隐瞒了真实身份。在疗养院中，颖超自称为“李知凡太太”，身份是西安中学教师李知凡的夫人。

1937年7月7日夜里，距北平以西十几公里的永定河的卢沟桥，这座被马可·波罗称为“世界上最美的桥”上响起了枪声。

日本关东军部队称一名士兵失踪，这是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的“中国军队对日本军的攻击”，并以此为由于第二天早晨对周边的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击。实际上，这不过是关东军特务机关早就谋划好的。这次事变成为以后长达八年的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