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巴黎的一百封信

周恩来在法国依然贫穷、艰辛。

虽然法国是发达国家，他们要学的东西很多，但是最先映入眼帘的却是贫富的差距——贫穷的人们被迫进行过于残酷的劳动，资本家却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劳动争议也频频发生。对他们打击更大的是，他们痛感到中国人被西欧人瞧不起，中国的国际地位极低。

周恩来强烈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置之不理。因此他在心里暗暗发誓：对阻碍中国进步的军阀割据和践踏中国国土的日本侵略者要坚决战斗到底。

周恩来靠在工厂做临时工的收入和给报纸投稿微薄的稿费来贴补生活。中法教育协会本应该给中国学生们发奖学金的，但协会破产了，这对于那些依靠奖学金来法国的学生们来说，关系到他们以后的生存。周恩来等人多次向驻巴黎的中国公使馆请愿，希望予以解决，但得到的却是中国政府通过公使馆反馈回来的无情的回答：没有钱和工作的人即刻回国。

周恩来早已习惯了贫穷的生活，所以即使没钱也不觉得有多么苦。更何况现在还有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在法国寻求能革己之心并能革新中国的钥匙。从这点出发，周恩来对于学习法语并不是很热心，而是积极地到法国各地进行仔细观察，并特别留心底层的人民和那些不甘贫穷勇于斗争的人们。

周恩来还同那些正在法国或欧洲其他国家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积极接触，一起讨论中国的变革。他在这方面可以说有很大的收获，因为这样就使得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了一起，其中有多人后来成为和他一起战斗的同志，并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担任领导工作。

周恩来同来自湖南的蔡和森、蔡畅兄妹尤为亲近。蔡和森曾在湖南和毛泽东一起参加过救国运动。毛泽东始终坚持走出国门，他说“我留下来对中国作更深入的研究，你们多多吸收国外的先进东西”。就这样他把很多同伴送到了法国。

周恩来把在法国的各种见闻、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寄给觉悟社的同伴。特别是给邓颖超的信，在这三年半的时间中更是超过百封。

“我到法国后，一个女朋友也没交，今后也无此打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同蔡和森的友情。”

从这段写给邓颖超的信可以看出，对于周恩来，蔡和森是个多么重要的朋友。而且周恩来借叙述自己与蔡和森之间的友情，装作无意地写道“我没有女朋友，也不想交女朋友”，表达了对邓颖超的思念。

周恩来的品行确实非常方正。年轻同伴聚在一起，多半会谈论女性，有时在同学之间也会擦出爱情的火花，而与法国女孩相恋的中国留学生亦不在少数，然而周恩来却从不参与讨论。

“周君，你对女性没兴趣吗？像你这么帅气的人，应该放不下女孩子才对。你真的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朋友们总是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没有啊，也不想有。我要做的事太多了，一个人似乎更轻松，可以专心工作。”周恩来说道。

这时，有个同伴打趣他说：“不是对女孩不感兴趣，恩来只是对这里的女孩子不感兴趣罢了。据说他每个星期都要给邓颖超写信呢！”

“哎呀，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你看看，脸红了吧。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邓颖超的来信几乎也是每周一封嘛。”

此时的周恩来已非独身主义者。离开祖国的时间越长，邓颖超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就越重。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反日反军阀的斗争开始兴起。在建立真正的革命政党的探索中，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21年7月，来自北京的张国焘、上海的李达、济南的邓恩铭、武汉的董必武、长沙的毛泽东、广州的陈公博，以及在日留学生的代表周佛海等，共七个地区的十二位代表，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大会在中途被密探得知，所以为了保密，临时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召开，党员共五十余人。

为了配合国内形势，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也准备成立自己的组织。其中周恩来作为组织者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负责联络、协调那些以欧洲各国的革命为目标的中国留学生。1922年6月，来自法、德、比利时等国的18个代表齐集巴黎郊外的布伦森林，召开了以成立党组织为目标的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立。当然，周恩来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五个月之后的十一月份，来自柏林的朱德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期间，周恩来确实给邓颖超写了很多信，但内容都是向志同道合的伙伴们报告在欧洲的境况，以及自己的现状和心境。

“小超，我决定不上大学了。根据对欧洲各国现状的调查，包括社会、工人运动、各党派的思想及动向的调查研究，我希望能找到一条拯救、革新祖国的道路。”

“小超，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应走的路。我一直留心观察着各种现象，苦思着、摸索着，终于在共产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找到了拯救、革新国家的方法。我坚信，对现在的我而言，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这封信给邓颖超带来了很大的震动。邓颖超当时也很迷茫。五四运动和后来的反日反军阀运动让很多人觉醒过来，但战斗到后来却失去了方向。邓颖超发起的争取女权运动也看不到未来。今后该怎样做才能真正的前进是邓颖超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的共同烦恼。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了封回信，字里行间洋溢着热情与希望。

“恩来，我自五四运动之后走进社会，经历了很多事情也得到了锻炼。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了学习，并读了很多与之相关的进步书籍。我完全赞成你的想法和观点，希望能和你们一同进步。”

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了。周恩来对邓颖超的心意始终如一，他感到向邓颖超直接表白的时机成熟了。

1923年春天某日。

邓颖超在达仁女子学校的宿舍里，正和来自上海的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峙山夫妇商量建立女性问题研究机构的事。

“邓先生！”

随着清脆的童音传来，马千里六岁的女儿兴冲冲地跑进屋里，手里紧握着一封信说道：“给邓先生的信！看门的伯伯说是从国外寄来的，所以我才赶紧拿给您。”

“真是个好孩子。谢谢啊！”

邓颖超看了一下笔体，马上就明白了是周恩来寄来的。

“是恩来的信啊。他还好吗？现在在哪？”李峙山夫妇也凑了过来。因为觉悟社的人向来都会共同分享其他成员的来信。打开信封一看，是一张明信片。邓颖超觉得很奇怪，恩来一直都是把明信片直接寄来的，这次为什么要特地装在信封里呢？明信片上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写着：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颖超看着信，不知所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到底在说什么，逗得李峙山噗哧一声笑了。

“小超，你还不明白呀。你呀，真是太迟钝了。恩来这是在向你表白呢，这封信是他的求爱信啊。”

年长八岁的李峙山像教育自己的女儿那样，对仍然一脸茫然的颖超说：

“小超，你听好，恩来在信中说要打破一切旧俗，与你自由、勇敢地相爱啊。这样含蓄地表达，太像恩来的风格了。你呢？怎么答复他？”

颖超大脑一片混乱。听到这样的表白，她实在太高兴了。但是她对周恩来一直是一种对待兄长般的敬仰，而且，周恩来一直是坚持独身主义的。况且，他的身边还有一位五四运动时期的女性朋友，美丽、理性的张若茗一直在他身边，现在她还和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在巴黎。颖超多少有些嫉妒，但一直认为他们以后总会走到一起的。颖超头脑一片混乱，拿起笔给周恩来回了信。她先写到将和李峙山等觉悟社成员成立一个研究女性问题的组织。在信的末尾，她委婉地写道：

“谢谢你寄来的明信片。你不再坚持独身主义了吗？你的想法改变啦？”

周恩来很快回了信。他对成立女性问题研究的组织表示非常赞同，并祝愿她成功。他坦率地表达了对颖超的感情。

“我不再坚持独身主义了，因为我终于明白了，革命和爱情不是完全对立的。像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等等，他们都是这种理想的伴侣。”

之后，他也直率提到了自己身边的女性朋友。

“我身边也有一位女性朋友，作为朋友，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选。但是老实说，她不够坚强，是经不起革命的考验的。我要追求的是一位可以和我共度一生，可以为革命奉献所有意志坚强的女性。小超，我相信和你在一起，我们能携手战胜一切困难，在革命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请尽可能地早点儿给我回信，期待你的答复。”

颖超被周恩来的真情所打动，下定决心：今后无论多么艰苦、困难，都和周恩来共同奋斗，坚强地活下去。

这一时期，颖超曾在杂志《女星》中谈到自己的恋爱观。

“男女之间的爱恋是光明正大的，既不是什么肮脏的东西，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但是，真正的爱情是纯洁的友情及美好的感情的升华和深化，必须以两个人个性的接近、相互理解、思想融合、人生观一致为基础。只有通过共同的学习和事业，两个人的感情才能得以维系，进而升华。”

1924年1月，颖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1925年3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党天津地区委员会妇女部长。另外，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推动国民革命发展的政策（国民党和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和军阀统治），颖超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妇女部长。

就这样，邓颖超投身到不断壮大但困难重重的中国革命的浪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