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有刺绣的手织毛衣

在天津，周恩来他们领导的为救国而进行的斗争展开后，像这样的组织、团体在各地相继产生。在北京，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先驱者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等非常活跃。在长沙，由年轻的毛泽东指导的“新民学会”产生。这些组织没有相互联合起来，各自在各地开展活动。之后，“觉悟社”在北京与这样的进步团体召开共同会议，交流各自的经验。

这个时期，掀起了以这些进步的青年学生组织为中心的“勤工俭学”（边工作边学习）留学热潮。以祖国的改革和近代化，开阔眼界、获得知识为目的，各个组织合伙出资、募捐，派遣一些代表去世界上近代化最发达的欧洲，尤其在年轻人的眼里，法国是自由的、经过洗礼的国家。

周恩来他们觉得国内的斗争，特别是学生运动有一定的局限性，也考虑去法国留学。虽说是“边工作，边学习”，但是出国的旅费和生活费不是一笔小数目，对于不富裕的周恩来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事。

颖超也向往着法国。想学更多的东西，想知道更多的外国先进的东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但是母女二人相依为命，生活很贫穷，怎么也不能留下母亲一个人去国外，她的心动摇了。

对周恩来来说意想不到的援助者出现了。虽说希望周恩来与自己女儿结婚的事被拒绝了，但是作为律师的刘崇佑和南开学校的创立者严修非常想让周恩来的才能得到发挥。他们知道了周恩来想去法国留学的愿望之后，各自出资500元作为出国费用。周恩来从心里感激他们，并且接受了两个人的好意。

作为颖超的学姐，同时也是“觉悟社”成员的刘清扬和张若茗也决定去法国。她们的家庭比较富裕，留学费用不成问题。颖超的心情很复杂，觉得好像只有自己被留下来了，也有一丝嫉妒，她的心情变得很郁闷。周恩来和刘清扬想方设法给颖超以安慰。

“你还年轻，以后肯定还会有机会，希望你在国内奋战。”

“小妹，我们先去了。我们在法国奋斗，你要在中国奋斗哦。然后互相告知对方情况。对了，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斗争，我们不要认输啊。等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彼此都会成熟了。”

是啊，正如大家所说我现在还不成熟。即便是中国的事情，不知道的还有好多。从学校毕业后，进入社会再学习活生生的东西那也不晚。——这样想过之后，颖超的心情稍微平静下来。颖超抑制住想一起去的心情，决定以笑脸送周恩来他们走。

周恩来很理解颖超的心情。虽然很同情她，但是凭现在的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我去了法国之后一定给你写信。你毕业之后马上走向社会。希望你在社会上要学到活生生的东西，提高自己，更加进步。”

颖超为去法国的周恩来编织了毛衣送给他。在毛衣的里面委婉地刺上了几个小字：“给你温暖小超。”

这时候在法国靠勤工俭学的学生中还有李立三、李富春、邓小平、陈毅等人，他们后来成为了中国的领导人。

周恩来等人去了法国。

离别时颖超很难过，但这同时也成为了她新的起点。

颖超于1920年夏天毕业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尽管她一直带头领导学生救国运动同敌人作斗争，但她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而后，她和好友王贞儒一起应聘成为京师国立高等师范附属小学的教师。这个附属小学是一所名校，只招收男生。当时女教师只能在女子学校教书，颖超在这里任教是打破旧俗的划时代的印证。更何况当时她才十六岁，很年轻，有一些男教师对女老师毫不掩饰地皱起眉头：“那个小毛丫头能干什么呢？”

颖超在学生早操时第一次站在学生面前。小孩子们开始根本没把她当回事儿，边说边笑，甚至还有学生吹口哨，整个操场吵吵嚷嚷的。男教师们也不斥责学生，好像在说“让咱们领教一下你的本事”，以冰冷的眼光看着颖超。颖超丝毫也不慌张，微笑着环视了学生们一会儿。她曾经领导过上千上万的大学生同军警斗争，所以对她来说小孩子们的顽皮和男教师的不怀好意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值一提。

“同学们……”

由于颖超的声音哄亮，响彻全场，顿时学生们鸦雀无声。

“大家都聊完了吗？笑完了吗？如果完了的话，要开始做体操了。现在立正站好……”

接下来孩子们按照她的节拍开始做体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颖超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她话语有条有理、有礼有节，姿势端正、精神抖擞。她的声音、姿势、动作完全折服了在场的学生和老师们。

学生们都爱亲近颖超。她对学生们时而严格要求，时而和蔼亲切循循善诱。学生们特别喜欢听她在课外讲的传说或故事，这些传说或故事内容丰富。为了让孩子们容易理解中国的历史，颖超有时会谈及到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或日本的侵略等内容。孩子们听得入了神，等她讲完了之后，还迟迟不肯散去，央求着“再讲一个”，“那之后又怎么样了？”颖超想一直教这些孩子们，她在心里暗暗发誓：“为了这个梦想，为了孩子们，为了中国的未来，我们必须战斗。”

颖超越是能抓住孩子们的心，学校当局越觉得她碍事。这是因为学校认为五四运动的风暴好不容易过去了，终于恢复了旧秩序，而颖超他们却到处撒播革命思想，对校方不利。

1921年12月，颖超转到了京师公立第七女子高等小学。但是她觉得在这所小学工作心情不十分舒畅。她马上就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场所，当时在天津创立了一所新型的学校——达仁女子学校。校长是进步的教育家，五四运动中又一同战斗过的马千里。他打破旧教育的框架，以新的进步的教育为目标，创立了这所学校。

颖超和王贞儒欣然接受了马千里的邀请。令人高兴的是以前学校的老同学和“觉悟社”的同伴们也都成为了这个学校的教师。

在达仁女子学校的每一天都很充实。在马校长的领导下，老师们团结一心，把新思想、哲学、信念教给孩子们。颖超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对孩子们的教育上。

颖超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五年的教师。在达仁女子学校的这三年中，她深深感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她越来越喜欢孩子，梦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有个可爱的孩子，把他养育成为革命的接班人。

在这期间，她和五四运动时期的同伴们参加了为争取“女性的参政权”的运动，设立了女性参政权运动同盟直隶支部并开展活动。

师范学校的同级生、“觉悟社”的成员、颖超的好友张嗣婧被折磨而死的事件促使颖超把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张嗣婧九岁的时候，她的父母依照旧俗给她订了娃娃亲。后来她在与“觉悟社”成员的交往中渐渐萌生了新的思想。但是在父母的压力下，她最终屈服了，接受了这个完全没有感情的婚姻。张嗣婧结婚以后，像奴隶一样生育孩子、侍候丈夫、照顾公婆和太婆，甚至到了被迫做家庭教师赚钱这种地步。精神上肉体上都疲惫不堪的她终于病倒了，婆家甚至都不准医生给她看病。不到二十岁就结束了一生。

颖超在追悼文中讲到：

“几千年来，在中国文化、历史、制度、习惯、法律等所有方面，女性从来也没有被当作‘人’来看待。女性是玩偶，是奴隶。结婚前是父母的所有物，结婚后变成丈夫的玩偶，公婆的牛马……姐妹们觉醒吧！革新吧！把一切对女性的束缚打破吧！然后从苦海中冲出来吧……站起来战斗成为真正独立的‘人’吧！”

这是对在封建女性观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中生活的所有女性的发自内心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