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床棉被战

觉悟社的成员谁都不会怕死。游行、集会、请愿、演讲……我们没有做错，我们是在拯救祖国、拯救民众。这个信念是文淑他们行动和勇气的源泉。

在这样的斗争中，文淑并没有放弃学习。为了完成自身的转变和祖国的变革，学习更多的东西、掌握更多知识的欲望更加强烈。

文淑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语文尤其突出。1919年秋，最后一个学年四年级的时候，语文白老师调到了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白老师平常很欣赏文淑的才华。“文淑，再见了。能够教你这样的学生老师很幸福，今后要继续努力啊。离别之际作为希冀老师要送你一样东西。”

“老师，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真的很舍不得您离开。我会加倍努力，不辜负老师的期望。老师要送我什么？”

白老师拿出纸和笔对文淑说：“我是语文老师，所以对文章和文字很挑剔。你很聪颖，今后也希望你能加倍努力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我想给你取一个隐含我期望的新名字。”

白老师写下两个字：颖斌。

“颖斌，很好的名字。但是对我来说文武双全的含义太大了。老师，您看颖超这个名字怎么样？”

“颖超，嗯，这也不错。音调上也许这个更好，就是它了。”

于是文淑改名为“颖超”。

出生时小名叫“玉爱”，上学时改名为“文淑”，现在恩师又帮助取名为“颖超”。这个改名的过程同时也是她成长的过程。

对颖超的第一次大的考验来了。

十月份，在天津召开了第一次国民大会。四万人参加了大会。游行示威活动也此起彼伏。颖超同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等前辈一道公开演说，站在队伍前振臂高呼。

面对游行示威活动形势的高涨，天津当局开始公开镇压。全副武装的数百名军警突然袭击游行队伍，颖超亲眼看着同伴臂膀被打、眼睛被刺、头部遭殴而纷纷倒下。鲜血染红了道路。

颖超悲愤交加，感到热热的凝块一样的东西从喉咙里涌上来，一瞬间昏迷了。颖超吐了很多血。

“颖超，血、血，赶紧从这儿离开！”旁边的同伴喊道。同伴的声音再次给了颖超力量。

我是觉悟社的成员，不可以胆怯。大家都在拼命地战斗，我不能逃离。我要和大家一起战斗，我要战斗。颖超在心里喊着，再次和同伴挽起臂膀向前行进。

全国形势也更加危急。11月，在福州发生了日本人杀害呼吁抵制日货学生的事件。次年1月，又发生了主张抵制日货的学生被自称“大陆浪人”的三个日本暴徒袭击并受重伤的事件。

觉悟社成员纷纷号召天津各界人士，召开抗议集会，举行游行示威，到警察局和省市政府抗议、请愿。

在此过程中天津男女学生的共同组织——“新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周恩来任执行委员长，颖超被推选为演说委员长兼教育委员。

天津的反日、反军阀运动虽然达到了高潮，但同时也成为一个巨大的转折。军警的直接介入已不足为奇，紧急状况持续不断出现。这之前不怎么在公开场合露面，但在后面实际上指导着以学生为代表的各界人士运动的周恩来站到了斗争的最前面。他想绝不能让同志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同时，他命令觉悟社年纪最小的成员颖超守在第二线，颖超对此有些不满。

“跟年龄没有关系吧，是因为我是女的吗？我也要和大家一起站在最前线。”

“颖超，你听着。我并不是因为年龄或性别让你退到第二线的。郭隆真这样的女性我也让她守在前线。前线的工作固然重要，后方的工作也不容忽视。这样才能相互配合。如果战斗在前线的我们被捕了，必须有人来继续进行我们的斗争！”

郭隆真也对颖超说：“小妹，听话。我和恩来在前线，你把后方的责任负起来。”

在充分的协商和人员分配后，由周恩来和郭隆真指挥的三千名学生、教师秩序井然地开始游行示威，向省长公署走去。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作为学生代表和教师代表一起要求同省长会面。

省长公署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武装警察突袭学生队伍，学生们接连受伤，一个个地倒下了。有五十余人受了重伤，而轻伤者不计其数。包括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于方舟四名学生代表在内的二十四人被捕。

没有受重伤的颖超重新组织起陷入混乱中的游行队伍，尽力确保参加者的安全，并及时与受伤者的学校、父母们取得了联系。颖超咬紧牙关果断地处理了相关事宜，但内心仍存有些许不安。因为这之前都是和周恩来、郭隆真这样的前辈一起工作，自己遇到不懂的事情，为难的事情，都可以跟他们商量，得到指导。在学校里也有马千里、时子周这样理解并支持颖超工作的老师，可是现在能够依靠的人都被捕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颖超深切感受到了自己的脆弱，她反问自己：我一个人就什么都干不成吗？前辈和老师在监狱里仍然斗争着，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我真的可以为正义的斗争付出自己的生命吗？

这时，颖超想起了周恩来和郭隆真的话。

现在，我没有时间不安、烦恼、悲伤，颖超认识到斗争仍在继续，时不我待。她把觉悟社的其他人员召集起来商量善后事宜。没有一个人感到害怕，大家个个斗志昂扬。

颖超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方案。

“就算要求释放被捕的人，警察也会置之不理的。那么，怎么办？我提议我们二十四个人代替他们去坐牢。我们二十四个人背着被子去警察局。”

“那会很有意思，背着被子去吧。”

“坐牢什么的一点也不可怕。去吧。”

颖超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马上决定实行。二十四个学生背着被子主动去警察局了。

警察局大吃一惊。替人坐牢是之前闻所未闻的事。这个消息在市民中间很快传开，不断有人聚集到警察局前。警察局方面在颖超的“奇袭作战”下和市民的谴责声中，不得不答应她们与周恩来等人见面的要求。

周恩来满脸胡须，马骏的胡子更长。周恩来本来就单薄的身体更加瘦得惊人。大家脸色苍白，像病人一样。

颖超看到前辈们的样子心里难过，不禁热泪盈眶，但是她却拼命忍住泪水。她想起了母亲杨振德经常说的一句话“哭泣是弱者所为”，颖超忍住了眼泪。战斗中不需要眼泪，更何况怎么可能在敌人面前哭呢！周恩来他们虽然身体虚弱，但是却气宇轩昂。他们以绝食等方式在狱中展开斗争，尽管他们遭受了那么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没有一个人示弱过、背叛过。

和狱中二十四人见面的二十四个人即使没有说很多话，但是靠眼睛就能心意相通。

颖超她们一面邀请著名进步人士律师刘崇佑进行法庭上的斗争，一面向社会各阶层进行申诉，展开了要求释放二十四人的运动。要求释放的运动连续展开了六个月。由于律师们的努力和颖超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渐渐地得到了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变得对当局越来越不利。

就这样，1920年7月中旬，要求释放周恩来二十四人的运动终于取得胜利。

出狱的周恩来笑着说：“如果没有你们背着被子出人意料的斗争方式的话，我们不可能这么快就出来的。谢谢。”

周恩来用力握着颖超的手，颖超也用力握着周恩来的手。

“觉悟社”成员越来越团结，彼此之间的信任也加深了。“觉悟社”的成员纯真，充满正义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成员们发过这样一个誓：为了全心全意进行救国的斗争，为了给后来加入的学生做榜样，在进行学生运动期间，不恋爱也不结婚。年轻的男女同志因为志同道合而共同努力，互相庇护，进行斗争，所以由同伴的感情发展到男女感情也是很自然的事。有好几个男青年对颖超有好感，其中还有人对她表白了。但是，颖超规规矩矩地遵守“觉悟社”的“誓言”。而且，就像她的姐姐一样的郭隆真经常成为她的挡箭牌。“要是对我的小妹做出什么事来，我决不饶恕。”她气势汹汹地赶走追求颖超的男青年。

周恩来是独身主义者。周恩来一直认为，为了救国运动和革命应该奉献出自己的一切，而恋爱和结婚是累赘，会削弱自己的决心。他是救国运动的领导者，除了有智慧以外，还是个美男子，所以倾慕他的女学生很多。但是在坚决拒绝恋爱的态度面前，又难以让人接近。

有两个人对周恩来的纯真和才华非常钦佩，希望他娶自己的女儿，一个就是曾经当过周恩来他们律师的刘崇佑，还有一个就是周恩来的恩师同时也是南开学校的创立者严修。这两个人都是著名的进步人士，同时也是周恩来的恩人。但是，周恩来谢绝了这件事，决定遵守“觉悟社”的规定，坚持独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