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的革命家

1919年5月3日，巴黎和会的决定传到中国，很快遍布全国各地。国家到了最危难的时刻，群情激昂，站在爱国救亡最前列的是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们。

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各大专院校学生约五千余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以求祖国独立的五四运动开始了。愤怒的队伍不断扩大，如此众多的学生和群众为救国而站出来，在中国革命史上尚属首次。中国就像千年来沉睡的猛狮骤然醒来，四亿民众众志成城。北京政府则对民众的游行出动了持有警棍和枪械的军警，镇压前来游行的民众。

学生们首先涌至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的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宅邸，曹汝霖从后门逃跑；学生们又群殴了同样在场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在此事件中，三十多名学生被捕。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为深深地震动了全国人民及各界人士。人们纷纷站出来在各地举行游行、集会和演讲活动，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与此同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释放被捕学生”、“罢免卖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要求。“抵制日货运动”瞬间遍及全国。

此时，在天津的文淑，是一位满怀正义的十五岁女学生。

北京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天津。年轻的文淑在了解了事件真相后，气得全身发抖。她想如果不采取什么措施的话，人民将会沦为亡国奴了，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同侵略者和卖国贼作斗争，我们不能再忍气吞声了。

文淑很快地把她的想法告诉了她所尊敬的前辈学友郭隆真。郭隆真同样感到愤慨。两个人经过商量，召集了她们熟悉的学友及可以信赖的几名毕业生商量召开全校代表大会。

广大在校生和毕业生召开大会，积极响应。后来，文淑的好友张若茗、刘清扬、李毅韬、许广平同志也急忙赶到。

文淑在聚集的学友前宣布，为了扩大力量，要建立一支不分男女、学年、职业的队伍。这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

考虑到同北京学生之间的联系，集中大家的意见之后决定成立“天津女性爱国同志会”。作为发起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文淑等人迅速行动。为方便同各界女性联系，天津女性爱国同志会的成员被分散到了天津各地。

5月15日，文淑她们彻夜进行准备活动，“天津女性爱国同志会成立大会”隆重开幕，许多家庭主妇也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是数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女子做学问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家庭主妇都出来参加政治活动，时代真的变了。

文淑在此次大会上满怀救国救民之气概发表了演讲。她才思敏捷，满腔热忱，演讲的内容浅显易懂，打动人心。

参加者听了演讲之后泪流满面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次大会上选举毕业生刘清扬为会长，文淑和郭隆真被选为演讲队长。

五四爱国运动以及先后爆发在中国的爱国、救国运动的高涨，也给在海外的中国人带来很大的影响，尤其那些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不得不作出艰难的选择：是继续留在日本，还是回国参加战斗。日本警察的监视也日益严密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有志之士秘密地成立了“新中国学会”，热烈地讨论着祖国的未来。

在这些学生当中有一位眉清目秀的青年，在他的心里充满着强烈的正义感和热情，平常很少说话并且也不善于交际的他，一旦发表演讲，总是论点清晰且井井有条。他就是周恩来，当时二十岁。

1917年，周恩来满怀期望来到了日本。为了推翻封建主义，打破军阀割据的局面，建立能够反映人民意志的近代国家，周恩来立志要到日本留学。因为当时在亚洲国家中日本是唯一以实现工业化和近代化为目标、不断发展的国家，所以周恩来想在日本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进步的社会科学，从中获取改革和进步的力量及方法。

但是苍天捉弄人，周恩来到日本之后，就像在“二十一条”里所反映的那样，日本对中国表现出了赤裸裸的野心。日本近代化的方向是富国强兵以跻入列强之列，其主要的目标是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

周恩来对日本失望了。日本已经变成了敌人，恩来没有了留在日本的理由。在留日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在日本的一些进步报纸中读到了关于1917年俄国发起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周恩来在京都帝大河上肇教授的文章中首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河上肇教授发表的半月刊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的忠实读者，通过这本杂志周恩来系统地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

就在周恩来下定决心回国的时候，他收到了来自在南开中学时比自己低两届的好友马骏的信。在信中马骏问周恩来：祖国将要亡国，学习又有何用？虽然周恩来不认为学习没有用，但是他认为正如马骏所说的：现在应该投身于救国运动。

当时的周恩来当然无法知道，马骏和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文淑他们分别是作为男生和女生的代表在共同战斗着。

周恩来在樱花开始飘落的四月中旬，从神户乘船返回中国。

天津的救国运动以不亚于北京的气势，迎来了高潮。在这次运动中最活跃的要数女学生们，而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文淑她们的演讲队。文淑原先只擅长讲话写文章，但是抱着为国为民的远大抱负，她全身心投入，越发熠熠生辉，茁壮成长起来了。

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的演讲会本来每月召开一次，由于市民的热情高涨，改成了一周三次，演讲的志愿者人数也持续增加到一千多人，演讲队改编成了演讲团。

文淑把演讲团分成数十个分团，不仅仅是在天津市区，就是在近郊的农村地区也派遣了演讲分团。演讲内容的敲定，派遣计划的制定，这样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睡眠时间也变得极少。但是大家一点也不觉得困，一点也不觉得累，一点也不觉得辛苦。文淑的心像烈火般燃烧着。

文淑自己率领分团到各地演讲。当然话筒之类的是没有的，大都是在室外，小桌子就是临时的演讲台。炎炎烈日下，有时候还会赶上雷和大雨，但是演讲团所到之处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群。

有一次，文淑跟往常一样站在街头的演讲台上进行着热情洋溢的讲演。台下是聚集如山的黑压压的人群，文淑含泪控诉，人们也跟着流泪，大家心心相印。演讲结束后，一身贫苦打扮的人力车夫拨开人群，来到文淑跟前，关节突起粗糙的手里紧紧捏着几枚铜钱，他把铜钱给了文淑。那是在路边摊能吃两三碗清水面的钱，无疑是一天的劳动所得。谢谢您，大叔！对文淑她们来说，这是无可取代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