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创价学会

20世纪60年代初。

周总理开始关注日本。第一是1960年1月日美两国签订了《新安保条约》。日本政府继续选择了积极支持“封锁中国的政策”。第二是大多数的日本人民反对日本政府的做法，开展了空前高涨的反对安保的国民运动。第三是日中民间交流逐渐成为一大潮流。这期间总理想方设法试图改善日中关系。

此时，高衞达之助来访。高衞是自民党众议院的议员，曾任经济企画厅长官，是经济方面的专家，热衷于改善日中关系。1955年他作为外相代理出席了第一届亚非会议（万隆会议）。而周恩来总理则代表中国出席了会议。当时日本政府以未和中国建交为由禁止高衞与周恩来总理接触。而高衞不顾日本政府的命令，堂堂正正地和周总理会见。从那以后高衞非常尊敬周总理，而周总理也非常信赖高衞，他作为日中关系的一个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为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发展成半官半民的廖·高衞贸易协定（L．T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会见高衞，就日中贸易进行了会谈。当会谈告一段落的时候，高衞说：“总理，今天我有一个提案。”

“在日本有一个佛教组织的创价学会，1960年池田大作担任该学会会长后会员激增。我家就住在学会本部的附近，根据我平时观察，会员中普通老百姓较多，他们认真、有礼貌，热心和平问题。在日中民间交流、国家关系改善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应该和这些人交流。”

周总理认真听着高衞的热心说明。

“创价学会”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周总理指示去日本的部下们研究“创价学会”。如20世纪60年代，担任L．T贸易日本事务所首席代表孙平化（后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临时回国，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周总理对孙平化及其部下说：

“你们对于‘创价学会’应该重视。从会员的数量来说，它占据了日本人的十分之一，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不可忽视。应该想方设法在创价学会中多交朋友。”

同时，还指示将要访问日本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

“到日本后如果有机会要和创价学会建立关系。”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能够真正理解总理想法的人很少。就是多次往返于中日两国，致力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日本通孙平化也说：“坦率地说，周总理指示我们要重视创价学会，在当时我并没有能够真正理解。在池田先生访问中国之前，我们对创价学会的认识不够充分，甚至存有很多误会。”

其他干部更是可想而知。有不少人将其与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相联系，对这个有着高度组织的巨大集团抱有一种警戒心。

有一件事情证实了总理的判断是正确的。

1968年9月8日，在第十一届创价学会学生部总会上，池田大作会长直接提到了中国问题。

但这一年对颖超和总理来说都是如同噩梦般的一年。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此时出现了难以收拾的大混乱局面。到处发生武斗，周恩来总理身边的同志、部下一个接一个地被红卫兵、造反派镇压。极“左”思潮盲目排外，周总理等通过多年努力建立起的外交关系也多数遭到破坏。在日中关系上，因为中国的混乱，给反对中国派以借口。更严重的是很多日本人对中国持怀疑态度。好不容易高涨起来的日中友好呼声顿时哑然。在回顾当时情况的时候，邓颖超说是池田会长的发言挽救了日中友好关系。

的确，当时池田会长的发言令人难忘。在两万多学生面前，池田坚定地说：

“我在这里想谈谈关于中国的问题。……就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来讲，我们也是不能回避中国问题的。出于我们的世界民族主义理念，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必须面对的首要的问题。……诸位，当你们成为社会的中坚的时候，日本青年和中国青年你们应该手拉手共同建设美好的世界。只有以日本和中国为轴心，亚洲所有的民众互相帮助，互相保护，才能摆脱笼罩在今日亚洲的残酷的战争和贫困，才是充满希望和幸福的光明时代。

“过去的所谓小聪明外交，企图通过解决细小问题最后实现恢复国交的所谓归纳法的途径，无论怎样的努力终将以失败而告终。我认为两国首相、最高层领导人要进行对话，要有基本的向往和平的共识，要坚定大局和基本方针，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日中邦交正常化，不仅仅是为日本，也是世界客观形势要求日本的使命。……要充分认识到我们过去二千年和中国有着很深的关系，以及现在日本在国际社会的位置乃至将来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理想，我们不能总是维持现状。时代在不断地变化，面向未来，是青年的特权。

“……第二十三届联合国大会召开，日本不应总是像以往那样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而是应该积极推进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我认为最重要的首先是政府要宣布废弃吉田书信，按照贸易三原则，哪怕是一步两步也要朝着扩大贸易的方向不断努力。……在这里我想重申我的观点，现在日本要放眼全世界，为了亚洲的繁荣和世界的和平——作为其重要的一环，和中国建交，并全力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促进和中国发展贸易。

“……提倡日中友好，经常被曲解为‘左倾’。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认识。为什么呢？我们以佛法的立场来看，我们当然要把人类作为根本，站在世界民族主义的立场，祈祷世界的和平和日本的安泰。抓住了这个本质，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既不是右倾也不是‘左倾’。”（此文从演讲中摘录。《潮》1968年11月号，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对这个演讲也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并写下了《曙光》一文，文中评论说：“他的演讲提出了和全体国民有关的重大问题。他是一个先忧之士。”）

当时，根据日中记者交换协定，有七名新华社记者驻日本。其中刘德有是最早对池田演讲关注的人，是他即刻将全文译成中文，电报给中国。

日本通刘德有出生在中国大连，当时在中国日语最棒，曾给毛泽东、周恩来做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