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病重期间与池田大作会谈

周樱——

这是种植在位于东京八王子的创价大学校园内一棵樱花树的树名。就在这棵普通的樱花树背后，却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7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和创价学会会长（现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在周恩来所住医院进行了会面。为纪念这次会面，由创价大学日中两国学生在创价大学校园里种植了一棵樱花树，被命名为“周樱”。

那年，对周恩来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

虽然有些前兆，但正式被诊断出膀胱癌是在1972年5月以后。不停的血尿，有时还有大量出血。周恩来拒绝进行精密检查，因为当时国内形势不允许他休息。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在党内还有影响，随后“四人帮”对老同志进行迫害并伺机对周恩来伸出魔掌。

虽然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如果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就很难建立起牢固的中日友好关系。但是，在日本国内，自民党内的形势多变而复杂，需要一个准确的判断和政策。周恩来打算不惜一切为实现真正的对日关系正常化而努力。他认为错过了这个机会将来必定会后悔。如果不能马上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不仅是两国人民的不幸，对亚洲的和平与安定也是非常不利的。

周恩来完全没有把自己的健康问题放在心上。他想的只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还有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为了国际环境的和平与安定，为了推进尼克松访问中国带来的中美关系的改善和邦交正常化使日中关系得以改善，一定要实现中美建交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因为工作，总理一再缩短了本来就很少的睡眠时间。癌细胞的生长是非常快的，从膀胱转移到大肠、小肠、十二指肠、胃、肝脏只是个时间问题。

1974年6月1日，总理不得不按照“组织决定”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医院。颖超非常感谢组织的决定，总算松了口气。虽然这只是为使病情恶化得慢一些，但这已经足够使大家高兴了。因为哪怕是多活一天，不！哪怕是一秒也好。

从这一天开始直到1976年1月逝世，总理总共做了十次大的手术和八次小的手术，并使用了大量有着毒副作用的抗癌药物。

病魔消耗着总理的体力和精力，但总理以他那顽强的精神和意志与病魔进行着抗争，对于突然袭来的疼痛决不屈服。每当手术后从麻醉中醒来，他即刻就开始投入工作。其实，住院只不过是把工作的场所移到病房而已。医疗组和秘书组不知多少次地恳求总理休息，但他总是微笑着说“没关系的”，然后不停地工作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一个人听到过总理的叫苦声。这是他在实践着自己的信念“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总理的秘书有着这样一份记录：从住院前的1974年1月到5月，总理工作了一百三十九天，其中，有九天是一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有七十四天是一天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时，有三十八天是工作十九至二十三小时，有五天是工作二十四小时，只有十三天是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内。

那段时间，亲友和同志们希望邓颖超劝劝总理。他们说“能说服总理的只有您了”。秘书、警卫员、司机、厨师，大家都担心地彻夜不眠。颖超不忍心看他们这样，虽然他们什么也没说，但他们的眼神说明了一切。

颖超对于大家对总理发自内心的关心感到欣慰。颖超想：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总理的心情我也非常理解。如果我是恩来的话，我也一定会和他一样的。近旁的人们恳求颖超劝周总理：“至少请现在先不要接待外宾了。”

“谢谢大家！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和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有的事情是即使以缩短生命为代价也必须要做的事情。有的人是即使以缩短生命为代价也必须要见的人。我理解恩来，相信恩来，并且支持恩来。”

不能阻止，也不应该阻止……这在某种意义上对颖超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1973年大量出血后还没过二十天，周总理先是会见了自民党的众议院议员木村武雄，然后又同通产大臣中曾根康弘就日中进一步发展进行对话。1974年1月和大平正芳就航空协定进行会谈，3月末病情更加恶化。4月份一边输着血，一边还会见了前自民党议员川崎秀二。

在与病魔进行殊死斗争的12月，总理以其惊人的毅力会见了池田大作会长。那是池田会长第二次访华。之前，作为周恩来的代理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和池田大作进行了会谈。

作为总理的专门医疗小组和秘书组成员，他们非常清楚无论是多么重要的贵宾，总理的病情都是不允许的。总理本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这是一个在自己有生之年必须要见的人之一，这真是一次削减性命的重要会见。

当时周恩来总理七十六岁，池田会长四十六岁。

这天在解放军三○五医院发生了“混乱”。

8月份的大手术以后，总理病情稍微平稳些，但之后病情又开始恶化。当时无论是谁都非常清楚如果强行会见的话，必定会缩短生命。因此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不反对的，因为中国和人民都需要总理，都希望总理哪怕是多活几天也好。但是，周总理此意已决。

能够阻止总理的只有颖超。大家都期待着颖超，认为她一定能让总理重新考虑。但是，这一次，颖超没有阻止总理。

因为颖超非常清楚总理要会见池田的原因，并且对总理非常地理解。颖超在追溯着这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