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过往名人游记、日记

穿越塔克拉玛干

——奥雷尔·斯坦因

《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涉及的地域十分广阔，从西向东包括了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在这些地区调查和发掘的重要遗址有阿克铁热克、喀达里克、麻扎塔格、尼雅、安迪尔等遗址，米兰佛寺遗址和吐蕃城堡遗址，楼兰古城及其附近遗址，焉耆明屋及其附近的石窟寺和遗址，甘肃西部汉长城和烽燧遗址，敦煌千佛洞和藏经洞等。斯坦因在这些遗址所发现遗物的主要类别有雕塑，绘画，简牍文字、生活用品、生产工具、装饰品和兵器等。书中还配有大量遗迹插图，遗址平、剖面图，还有一卷调查地区的地图。全书以考古学为核心，并基本上涵盖了前述诸多学术领域，内容十分丰富。《穿越塔克拉玛干》即出自《西域考古图记》一书，记述了斯坦因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经过，其中对嘉峪关当时的状况作了历史的详细的记述和考究。

甘肃西北境奥雷尔·斯坦因

第一节　到万里长城之门

1907年7月3日从万佛峡出发，我开始了沿南山西部高山地区的探险。

沿伸展到土达坂西面的那部分南山所作的考察，向我展示了必定阻碍过那里的河谷的自然状况。踏实河源头处巨大的三角形凹地，虽然紧邻主脉，但几乎是一片无水的荒漠。其中仅有的一处看上去曾被占据过一定时期的地方，就是石包城废弃的城堡。该废墟由一道用石头建成的围墙组成，大约180英尺见方，带有一块防御区以及在一个角落里的守望塔。它警戒着的峡谷上面，从南面高山上过来的不同道路在那里相会。虽然其遗迹看上去时代不早，但它所处的位置却可能在早年间具有军事上的价值。

在光秃秃的岩石或砾石高原上继续向东行进了将近50英里之后，我们发现了昌马的一片繁荣的小绿洲，它高出疏勒河穿经的走廊南山余脉通往玉门县的峡谷以上7000多英尺。但是更高处的河道流经的却是一段完全无法通过的峡谷，而高达19000～20000英尺的昌马南面的主脉，亦未提供任何实用的通道。下来的侧坡上极端的荒凉，缺乏任何哪怕是最少的地表水。虽然是很宜人的季节，但我们在经过疏勒河东面山地的路上，也体验到了饮水之艰难。从这一点上来讲，值得指出的是水渠沟山口，我在那里发现了两座驿站遗址。它们是被用来警戒下到河谷的道路的，其位置在现在能见到水的地点附近一个可看得到的地方。这一事实在我看来就是自这些小驿站被建立以来所发生的干燥化之证据。

然而，一个明显的变化发生在从白杨河以外的砂石高原上行到土达坂的地方。这座山口是翻越走廊南山的那些山口最西面的一座，通到这里的宽阔河谷披着茂盛的草和鲜花，让人想起真正的阿尔卑斯山上的植被。这是第一个（但是极鲜明）气候状况明显地发生了变化的迹象，此种迹象后来在南山山脉的东南部分也观察到了，只是程度上稍差一些，也是在邻近它们的山麓北部，我们此时正将亚洲腹地以塔里木盆地及周围无水区为代表的大干旱带的最东南端界限抛在身后，走进了中国的极西部分。虽然它距太平洋很遥远，但已令人感觉到气候的潮湿度增加了。

重要的是，我们须得清楚地认识到，亚洲的两大自然带正是在这里相会的。因为最近500年(如果不是更长的话)以来，这一地理事实曾影响着这个被认作是进入中原的主要西部门户。我指的是著名的嘉峪关，古代玉门关的现代代表，它距离土达坂河谷的出山口不少于25英里。这座青翠的山谷与其西面干燥的南山荒山之间所形成的反差，与一个旅行者自西向东进入嘉峪关时所经历的那种变化一样强烈。那时他穿过了一片广阔的砾石草原，抵达了万里长城，并通过嘉峪关而进入了它里面的一连串沃野。

我第一次看到万里长城是在7月18日夜间，当时我正从土达坂上下来，沿着南山山脚那些惊心动魄的风蚀地，骑马前往东面的小村庄大韩庄。向北可看到一片荒无人烟的砾石滩，有12至15英里宽，将积雪的南山边缘与一道令人恐怖的荒山隔开了。那荒山与南山相平行，构成了北山的一条东南支脉。当我自近8000英尺的高处向下望时，沿着这个宽广的谷地向东，我的视野一览无余。远处的砾石滩涂边缘，是北大河的分水岭，看上去构成了谷地的东缘。循着这一方向望去，夕阳之下闪现着一条长长的若隐若现的白线——万里长城之线。在我与其最近点之间，隔着20英里许的距离。在清澈的空气之中，我可以看到那些反射着斜光的烽燧的影子，一直消失在地平线上，此外就是暗沉沉的辽阔大地。那是肃州的沃野，连同那些青色的田地和树木，与那些灰色的荒原和红色的荒山分开了。它使我用自己的眼睛认识到了在中国所谓“关内”(关里头)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要把关设在这里。

翌日早晨，我走访了大韩庄那座堡垒似的小驿站。作为嘉峪关的前哨，那里驻扎着一小部分士兵，警戒着沿山脚的道路。它那巨大的瞭望塔以及周围的小围墙都已半颓了，看上去倒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古代的汉长城应是一副什么样子，虽然它处在一个远为孤立的位置上。同一天，在经过一段漫长的跋涉之后，我们横穿过了谷地里赤裸裸的砾石萨依，到达了大路上的某一点，这地方距离嘉峪关以西大约4英里。所有的城墙和雄关的影子，皆突然消失在白天令人眩目的光线之中，取代它们的是前面已提到过的长长的荒山的东端，从北面俯瞰着谷地。它那锯齿般的深切的山脊由狭窄的河流岬角切削而成，充分地显示出这座山峦在各个时期，都一直是这条通往安西和中亚道路的一座巨大的天然屏障。沿着这座山脚，有三站的路程。距我们遇到这条大路的地点不远，一条称做壕山口(系指今峡口——译者)的小河谷接收了来自南山的地下水。这里山冈上的烽燧，似是为了警戒有人靠近它而设置的。当我走在通往嘉峪关的狭窄的马车道上时，我感到我是走在历史之中。因为正是这条连接着肃州与安西和敦煌的最直接、便利的交通线，两千多年以来成就了中国所有在西域的事业——军事的、政治的及贸易的。

沿着平缓但逐步上升的乱石滩走了4英里之后，我们到了一道宽阔的山脊顶上。它的东缘，在一块比山顶低大约80～100英尺的平地上，屹立着嘉峪关的关城。西门上高大的用木头建造的一层层塔楼，从两英里以外就开始映入我的眼帘。接下来再近一些，是夯土建造的城墙，向防卫着“中国”这道大门的关城两侧伸展开去。在南面可看到其城墙线延伸了6英里左右，一直到北大河或肃州河所在的南山凸出去的山脚下。向北的城墙，走了不远就隐入我们站立的山脊后面去了。但是再走了大约4英里之后，其线条重又闪现了出来，上到了壕山口峡谷东北端以上的乱石嶙峋的山冈。向东从山脊上望过去，排成长列的远景是一片宽广的平原，带着田野与树木的青色缓缓地滑向肃州。

站在这块制高点的边缘，可以很容易就看出，假如不得不选择一个地点设置一道障碍以封锁住这条天然大道，使从西面来的人不至于进入这片沿南山山脚下分布的耕作区的话，没有一处地方会比这里更合适了。对别的地方来讲，也不可能这么容易地守卫住这条宽阔的介于积雪的山脚与北山沙漠之间的宽广谷地。这一线两侧的宽度都不足8英里，每一侧都有着天然的屏障，在南面是北大河，在北面是陡峭的实际上无法通过的山脊。对一种志在闭关自守、被动防御的政策(就我们所了解到的历史知识而言，这种政策是从嘉峪关的修建而开始大举奉行的)来说，在这种正面是赤裸裸的冰碛砾石荒原(它向西延伸了20多英里)、背靠着背后又是丰富的当地资源的地区，它还是有着明显的优越性的。

但就在我们的眼睛出于地形优势之考虑，而将这个地点选择作屏障设置处的时候，只见从那道山脊上也闪现出一种看上去似可作考古学观察的东西，虽遥远而清晰。与我面前的城墙线(它大致呈西北方向走向，趋向壕山口之出河口)大不一样，可看到另一条城墙和烽燧线，远远地向东北方向延伸过去，虽然保存状况较差一些，但其轮廓线依然很分明。我非常了解，所有的书和地图(无论中国的还是欧洲的)上，都将保护了甘肃北境的万里长城之终点，确定在肃州极西部地方的南山正山脚下。长城以一种令人印象很深的线条，向着那个地方曲折而去。但是现在可见到的城墙，其走向呈西南——东北向，并不像是嘉峪关两侧延伸开去的城栅之延续。它在右角处与后者相接，并且从其北端按照相同距离与后者即嘉峪关相接。二者似属于不同时期之建筑，或者至少一开始就是出于不同之目的而建造的。

嘉峪关是中国中世纪交通线上一座典型的关城。它的门楼存在的时间并不太久，按照当地人的观点，其修建是在乾隆皇帝时期(公元1736——1796年)，而我也是赞成这个观点的。从不止一个方面来看，它都使我回想起玉门关在古代敦煌亭障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它们修建的时代和背景是不一样的。它有威武的城墙，墙头上带有雉堞，这一切都被维修得很好。一条单一的宽阔的街道，自东向西穿过了棱堡。次第而建的三道城门穿过巨大的棱堡及内侧防卫设施，通达上述街道。我发现城内的房屋除了衙署和可驻扎几十人的小营房区之外，大多已荒废了。但我仍感觉到了这个关城所具有的政治上的重要性，在乾隆帝时期，曾致力于给帝国的这座西部门户以一副真正威严的面孔。

但甚至在那时，嘉峪关也肯定已丧失了这个地方在某个时期曾具有的军事价值，其重要性仅在于被当做了一处控制清帝国内部行政区边缘的哨所。康熙帝时期所恢复的对中亚的扩张政策，在17世纪末期以前就已将中国军队在西部边境的范围，带到了远至瓜州和敦煌的地方。从下面讨论的历史记载里我们将会看到，自明朝以来嘉峪关是如何担当一处所有从“关外”来的车马之检查站的。乾隆时期对新疆之收复，肯定影响到了这一交通管制站的用途和方法。然而其基本特征一直保存到了我们今天，蒋师爷仍然能辨认出位于西门内侧的那个小检查所，在那里那些前往新疆或返回的行人，必须办理他们的通行证。蒋师爷本人上一次通过那里时在17年以前。现在的嘉峪关仍保留着一座海关的特征，所有从新疆通过这里的大路运往中原的货物，都要在这里纳税。

第二节　嘉峪关的城墙嘉峪关关城连同其两肋的城墙，构成了一座关栅的完整部分。关于城墙，从其保存得几乎完好的现存状况来看，其时代应与现代门楼同时，要么就是在修建门楼时被彻底地修复过。对它的调查发现其时代比汉代玉门的城墙要晚，它的修建是从嘉峪关城的东北角开始的，并沿着陡峭山冈的东麓经壕山口河所切出的河谷一路延续了下去。城墙用夯土建成，底部厚11英尺，高12英尺，顶部有一道高约4英尺的女墙。烽燧分布在墙的内侧，彼此间的距离平均为1英里半左右。最靠近关城的烽燧，长36英尺、宽33英尺，像城墙一样，也是用每层厚4～5英寸的夯土建成的。烽火燧的顶部有一道高约6英尺的带瞭望孔的墙，建在一个角落里的小瞭望室亦是这种样子。烽燧的一面墙上有双排脚窝，用来帮助瞭望者利用一根绳索上下台子。围绕着烽燧有一道用土坯建造的围墙，高度同主城墙而厚度仅有其一半。它的内部有一片废墟，那些守望着烽燧和这部分城墙的士兵们就住在那里。这样一来，每一个烽燧皆可做一处集合点，并在需要的情况下进行独立防卫，就像汉代的长城一样。

城墙线外侧，距离1～2弗隆(英国的长度单位)不等的地方，有三个分立的烽燧，巨大但系用现代样子的土坯建成，分布在向西伸过去的山冈脚下的山鼻子上。台子的底部边长大约40英尺，高30多英尺，周围被一道方形的壕沟围绕。这些台子明显是打算用来作警戒从山那边下来的沟壑用的外围工事，它们并不能有效地观察其他地方。在距这些外围烽燧中的第三座约一英里处，城墙进入了黄草营村。这村子掩映在墙的后面，位于壕山口峡谷的谷口。穿过这片耕种得很好的土地以及灌溉着它的小河，城墙又延伸了半英里多，来到左岸的岩石山鼻子上。这时候的城墙高出河谷谷底约200英尺，其下的岩壁陡峭得令人无法攀越。城墙在此打住，其侧翼受到鬼斧神工般的大自然屏障的保护。乱石嶙峋的山冈，不间断地向着西北方向攀升而去，其高度在直线距离约10英里之内一直达到了9200英尺。在这段距离范围之内及再向外面的地方，光秃秃的山峦及其极陡的峭壁，构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无须再做任何防卫了。

令人感到费解的是，究竟有多少心思曾被用在刚才描述过的位于主城墙之外壕山口河谷口子处的三角形地带的防卫上呢?从黄草营南面最先遇到的农庄附近起，有一小段分支城墙从这里呈直角折向西南，并伸到陡峭的山鼻子上。那山鼻在右岸控制着河流的出山口，而城墙就终结在此，这一面的峭壁也是无法逾越的。当我沿着其底部可以用来耕种的小河谷上走了大约1英里后，这河谷变得狭窄起来，宽度只有大约200码。一道在建筑上类似嘉峪关关城主城墙的雉堞墙将河谷封锁了起来，它从各方面来看都不太古老，因为它上面建的很多窥孔也明显地是为火器设计的。这段城墙除了中间部位遭受河水的破坏之外，余皆保存良好。城墙连同其女墙面朝西南即河谷方向，其目的不言自明。陡峭的岩壁在两边都有三、四百英尺高，连同山冈上乱石嶙峋的状况，将从壕山口峡谷处转了一个弯的这段封闭的城墙完整地保护下来了。这样一来，分布在主墙外的黄草营耕作区，亦得以免受侵掠之苦，而且对后者的警戒本身也极大地便利起来。

但是有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事实，就是在峡谷以上仅几百码处，我发现了另一些明显是更古老的城墙遗迹，分布在被河水浸泡的低地的两边。毫无疑问，它也是用来封锁经过河谷的通道的，但令人感到很奇怪的是它的女墙，它的面朝向东北即河谷的下方。此第二道城墙虽然建造得很大庞，但比第一道受到的损毁要大得多。它用夯土建成，底部的厚度有11英尺，其基础是一层坚硬的岩石，被一层灯心草所覆盖。墙的最大高度仍有11英尺。女墙大约厚2英尺、高3英尺，上面无窥孔。在印度西北边境或受到过过去国内封建领地影响的某些地区的一些峡谷里，也有过分布在很贴近山冈上的面对面的两个设防点的情况。但是在此地，中国的西北边境地区，这样的一种解释恐怕不会从我们所了解到的历史中找到多少支持。因此，像这种在相逆防卫线方面所存在的近似性及其显然是起源于中国的特征，从一开始就必然地变成了一个问题。

在陈述我目前认为的它的可能性答案以前，我觉得还是先完整地介绍我在嘉峪关的调查为好。因为我在那里还发现了另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我指的是我第一次接近嘉峪关时就已经注意到的那道城墙。它自近代的关城城墙处起，呈直角折向了东北方向。在关城北面守卫城墙的第一座烽燧那里，距关城仅一英里半处，我发现了这道不同的城墙线之结合处。其遗迹颓毁得远为严重，事实上正如我从远处所看到的那样，更近一些的查看立刻就使我找到了一种不同的、可能更早的建造年代方面的证据。这道墙像嘉峪关一样，也是用夯土建成的。

这道墙的走向呈西南——东北向，正如随后的调查所显示的那样，它的很多地方，都残破成大裂口了。但是在这里调查过的城墙中，尽管其裂口之总长度与仍站立的城墙部分一样大，我仍能毫不费力地就辨认出了墙的排列情况。除了直直的墙线以外，还可从其沿线所建的烽燧上清楚地看出它的走向。那些烽燧间的距离平均为一英里半。我在这里调查过的两座烽燧，它们的基部有25～26英尺见方，现存的高度为20～22英尺。它们是用夯土建成的，夯层的厚度与其所守护的墙的夯层厚度一样。但是台子的顶部后来被修复过，修复的材料是呈垂直排列的土坯，这是一种晚期城墙建筑的典型方式。耕作区一直延伸到了这道城墙的脚下以及已提到过的大裂口以外的地方。它们提供了清楚的证据，证明了这道防御线的颓毁明显地可追溯到一个更早的时期。同时，邻近地方的人们以及由于灌溉而带来的潮气对它们造成的破坏，可能进一步地加速了这一颓毁的过程。

自嘉峪关起直至野麻湾，我们可以清楚地用平板仪标出这道城墙。从这里可以看到野麻湾的一座大型堡垒似的建筑，有一条直接从哈密过来的道路经过那座门户。1914年，当我沿着位于大路边荒山北面的一条道路自疏勒河前往肃州时，我得以验证了这一说法，发现它非常正确。与此同时，我还证实了那块可能由从北大河引过来的水灌溉出的耕作区，它一直扩展到了野麻湾甚至以外的地方，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城墙从这里向北转过去的这个令人奇怪的大弯。

在野麻湾，我发现城墙的构造和毁坏状况与嘉峪关附近是一样的。从这地方起，城墙线转向了东南方向，沿着一大片沼泽地，它一直延伸到距肃州城以北大约七英里半的一点上。1907年7月26日，我从肃州出发，抱着重新认识这段城墙之目的，在这里又作了一次调查。我发现那里的城墙遗迹与嘉峪关附近的城墙属于同一类型，它们的保存状况也一样。从那里起向东走向的城墙沿着肃州的北缘滚滚而去。后来，当我于1907年9月从甘州返回时，我验证了这同一道城墙又延伸到了肃州绿洲东北端附近的北大河或肃州河左岸。自暗门村附近的河的右岸重新开始，它又沿着甘州的大路的南侧，向东北方向延伸到了低矮的荒山脚下。由此再向东南，其城墙线或多或少地与这条大交通线保持平行，并沿着甘州河右岸分布。

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首先涉及的是该城墙的用途与来源，其次便是它与嘉峪关现存关城之间的关系。关于前一个问题，如果我在这里能指出那在我看来既显得有把握又明确的答案的话，那也是极大地取决于1914年我在这个地区考察时所获得的一些结果。像我先前曾被引导着得出的假设那样，它们证明了汉代的长城并没有从疏勒河的大转弯处起，向着东南方向延伸到嘉峪关和肃州。事实上，一条未中断过的遗迹链显示出，汉代的长城起初是向东延伸过护海子或营盘绿洲的外侧，正好通到安西——肃州大路的北边。由此，它又远远地通到了位于肃州河和甘州河相汇处的毛目以外的东北地区。这一发现极好证实了这条著名的、若即若离地沿着自甘州至肃州大道分布的城墙线，既非中国最早征服甘肃极西部地区时所划定的边境线，亦非汉武帝时所扩张的长城。它的时代必定更晚，各种考古学的以及历史学的证据均支持当地的向导们向我表达的他们的观点，即这道城墙是在明朝时修建的。

在大量的历史记载，证明了到明朝建立时（1368）政策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那时明朝采取了强硬的制度，将中国西部边界与外国的联系切断了。这一闭关制度说明了这道长城的建造忽视了所有的地形上的战略利益，而将其城墙线建在仅仅是最易于防守的地方。这一点极不像汉代的长城。在此，我们立刻就会找到对这长城分布位置的解释，它总是贴近有人居住的区域或大陆，甚至是那些从军事观察角度来讲明显地会采取不同位置的地方。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立刻就解释出像金塔和毛目那样的绿洲之废弃原因，若要把它们也圈进长城以内的话，警戒控制起来就会很困难。然而最有意义的是，这道城墙恰在嘉峪关结束了。明代，嘉峪关都一直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与那些西方旅行者们所说的相一致，每年从中亚来的被许可进入“关内”的极少数使节和商队，在被允许进入中国境内以前，都在这里受到了严密的检查。

这道长城之明代属性，还被我在其沿线不同地点所作的考古学观察加以证实。它的一般都很严重的颓毁状况，以及与嘉峪关附近保存状况良好的城墙相比显得已完全坍塌的样子，在我看来其时代决不仅仅追溯到清朝时期，即最后两三个世纪。另一方面，我觉得决不可能的是，一道并不太厚并缺乏那种芦苇或灌木枝柴捆之特殊保护（此种方法曾有效地用来加固汉代的长城）的夯土城墙，如果它被建于很多世纪以前的话，在处于那么一种高度上，它是很容易受到风力侵蚀及潮气破坏的。再考虑到气候的状况(当我们循着向东南方向通往甘州和凉州的长城行进时，一路上气候渐渐变得湿润起来)也是极符合这道长城最初是建于明朝时期的推测的。1420年，沙·鲁赫（波斯皇帝——译音）的使者曾发现，设在嘉峪关的西部检查站已经完全建成了，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我们目前调查的长城在那时也已经存在了。

自明朝建立到1420年已有50年，这段时间对于修建长城及其所需要的制度之完善来讲，已显得很充分了。

仍存在的问题，是关于在我们已调查过的长城与嘉峪关通道附近的长城之间的关系，前者现在南起北大河左岸，北抵壕山口峡谷。我已经指出，从现在状况来看，后者明显地要较前者晚，而且构造上亦不相同。在我看来，这两道近在咫尺的长城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清朝建立之后，或许是在康熙大帝时期，开始奉行的进取政策最终导致了对新疆的重新收复。明朝时期绵长的边界警戒线，可能大部分都已经变成废墟了，此时又被设在嘉峪关的一道防线所取代了。它封锁着自西边过来的大路，一旦形势需要，还可很好地用于军事目的。在1697年以前，虽然边塞已向前推进到了布隆吉尔和敦煌一带，来自西北强大的准噶尔或厄鲁特部落的侵袭的危险，直至1757年他们被最终消灭、帝国在整个新疆地区建立其权力时才最终消除。

我剩下来的事，仅仅是重提一下先前说到过的壕山口令人奇怪的细节，既横贯峡谷中部的面对面的两道城墙。较下方的也是较晚期的城墙，其女墙面朝西南方，显然是嘉峪关的一道外围工事，以使黄草营外侧的部分更安全。关于较上方的及较古老的城墙(面朝东北)，据我看来其最可能的解释是：它是用来保护嘉峪关西侧的大路免受劫掠等之威胁的。甚至在明朝时期，中国都极不可能不将通往西部的大道置于这样的由向前推进的驿站所提供的保护之下。沙·鲁赫的使者的报告，明确地提出了他在抵达嘉峪关的中国边境之前，“在沙漠里”的几个地方所受到的中国官员之接待。另一方面，我们从鄂本笃的行记里可以看出，他那个时代由于在从哈密至肃州的路途上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曾多么地需要这样的保护啊!另外，极相似的还有那种向前推进的烽燧。汉朝时它们曾被修建到楼兰道离开敦煌亭障之处以外的地方，以及玄奘在出了早期唐代玉门之后曾不得不通过的那些路途。如果壕山口峡谷在明代时也用这样一道阻断大路的城墙封锁起来的话，那么在嘉峪关关门以外一定范围内，这条道路就会变得安全起来，至少会免于受到来自北方的袭击。因为直至我们遇到白杨河流向护海子小盆地时切割成的峡谷之前，北面极陡峭的山冈尚未有任何实际可通行的路径。

在结束了对嘉峪关的调查并清理了其长城的由来之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些早期西方旅行者们留下来的有关这座著名关城的记载了。马可·波罗在自沙州前往肃州的路上必曾经过嘉峪关隘口，但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该遗址的记载。关于此很容易理解，我们在前面已作过解释了。当他通过之时，那封锁着嘉峪关并将河西最西部边境圈起来的长城尚未修建。公元938年，中国派往和田的使节提到了一座叫“天门”的隘口，其位置在肃州以西100英里，我们现在知道这明显指的是嘉峪关的隘口。但纵然在蒙古入主中国之后这里仍维持着一座瞭望站，当在忽必烈大汗治下中国对外开放与西方保持联系之时代，这瞭望站可能是没有任何特殊的重要意义的。

然而，当沙·鲁赫派遣的使者于1420年经过这里时，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使者们在很多商人的陪同下，花费了25天时间穿过哈密以来的大沙漠。在“靠近中国边境”的最后几程，他们受到了前来迎接他们的中国官员的盛大欢迎。“他们抵达了一座称做‘喀热勒’的坚固的城堡，那堡垒位于一座山谷中，道路就从谷中间通过。在那里，在他们被允许继续前进以前，整个团队都被清点了一遍，他们的名字亦被记录下来。然后他们继续前往肃州，被安置在那里的位于城门处的大牙目罕或驿站馆舍里。”这儿提到的被冠以突厥语称谓“喀热勒”(亦即观察站)的地方，亨利·尤尔爵士很恰当地认识到他指的就是嘉峪关，这一点不容置疑。这段描述清楚地指出了当时设在那地方的“丘塞”，或多或少与我们现在看到的类型相一致。

不到一个半世纪之后，我们从关于契丹的极有趣的故事里，收到了一份有关此边防站的极一致的报告，那是由纪思冷·勒·毕斯贝(查理五世派往波尔特的使节)，从一个突厥穆斯林云游僧嘴里打听到的。这个聪明的富有观察力的“突厥流浪汉”和一支商队一道，从波斯边境出发，旅行到了遥远的契丹。“在长达好多个月的精疲力竭的旅行之后，他们到达了一座峡谷，那峡谷构成了契丹的门户。那个帝国的大部分都是内陆，有一片连绵的崎岖陡峭的山围绕着这里，除了一条狭窄的通道之外，没有任何可通行之处。按照国王的命令，在那通道里设置了一座要塞。在那里商人们被提问道：带的什么东西，从哪里来，以及有多少人。他们回答以后，国王的戍守士兵们就向下一个瞭望台发信号。如果是白天就点烟，如果是夜晚就举火。如此下去，几小时后消息就传达到了在契丹的国王那里，如果用任何其他联络方法，将会用好多天时间。国王用同样的方式和同样迅捷的速度发回他的命令，或者是全部放行，或者仅是一部分，或者全部延迟放行，云云。”这整段记录有着与众不同的意义，它极正确地描述了嘉峪关的位置，以及明朝对外国人的控制制度。关于烽火信号之使用，进一步地证明了沿原先推测的边境城墙设置的烽燧，当时一定被很好的维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