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朝时期

唐以后，历代都以汉、唐故事为参考，以屯田为开发河西之第一要务。而对嘉峪关防务直接起作用的屯田还是明代的屯田。明代建立伊始，面对全国“土地荒芜，人烟稀少”的状况，朱元璋深知“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决定在全国大兴屯田，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由于嘉峪关地域范围狭小，实际上明代河西屯田是为整个甘肃镇提供给养粮饷的。

《肃镇华夷志·图说》记载了嘉峪关附近实施屯田的情况：

肃镇，屯科地二千八百四十九顷七十四亩零，屯粮二万四千六百八十六石五斗零，草二十一万九千五百六十束，盐一万七千引；

肃州，屯科田一千六百一十九顷八十八亩零，本色屯科粮一万三千八百七十八石零，本色屯科草一十万三千七百五十五束零，盐粮二千引；

嘉峪关，屯田一十一顷九十三亩零，粮一百三石九斗零，草七百四十二束；

新城堡，屯田三十七顷一十四亩三分零，屯科粮一百八十二石七斗零，草二千七百九十二束，盐一千引；

卯来泉堡，该屯粮六百八十石九斗零，草五千一百二十七束，俱系肃州卫拨发，盐一千引。

又据《肃镇华夷志·屯田》记载：肃州卫，正统三年额设：屯科田二千七百九顷二十四亩一分，屯科粮二万四千六百四十六石三斗六升四合。嘉靖二十九年，实征田二千二百七十五顷五十七亩七分六厘。屯田一千二百三十一顷九亩五分三厘五毫，科田一千四百四十四顷四十八亩二分二厘五毫，粮一万九千三百七十石六斗四升四勺。屯粮一万五千八百二十一石，科粮三千五百四十九石六斗三升四勺；草一十四万四千六百二十束八分五厘，屯草九万四千九百二十六束，科草四万九千六百九十四束八分五厘。秋青草三十三万三千一百一十五束。地亩银二百五十六两五分九厘八毫；桩朋银八百一十二两一分。万历四十四年，实征田二千一百八十一顷七十九亩零，屯田一千一百七十三顷三十五亩七分零，科田一千八顷四十三亩四分零。

据上，明代嘉峪关凡驻军城堡附近皆有屯田，其规制大体同于明代全国屯制。

屯田和军队卫所制密切结合，自京师达于州、县、卫、所皆负有屯田任务。凡军队驻地附近“闲旷之地”分军立屯堡，倚耕以守。从而边腹之间，屯田棋列，军屯遍布全国各地。

卫所屯守军士比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洪武初年，军屯草创，无所谓比例问题，有三分之一守城，余皆屯田者；有十之五守城，其余屯田者；有五之四屯田，五之一守城者。直到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二月下诏“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守城，务尽力开垦，以足军食。”于是“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就成为明初定制。

成祖即位后，对军屯制度有所改革。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更定天下卫所屯田守城军士,视其地之夷险要僻以量人之屯守为多寡,临边险要者则守多于屯；在内而夷僻者则屯多于守；地虽险要,而运输难至者亦屯多于守。”（《明太宗实录》卷三〇）但终明之世，边地似仍行洪武二十五年定制。杨一清在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上疏时仍言“按军士三守城，七屯田，例也。”（《明太宗实录》卷八四）

每个屯军屯田数量，明初规定每军额田五十亩。但因各地耕地面积、人口多寡、土地肥瘠、地方冲缓不同，因而难以一律遵照执行，只能因地制宜而定，相差悬殊。有十亩、十二亩、十四亩、十六亩、十八亩、二十亩、三十亩、五十亩、七十亩、一百亩、一百二十亩不等。因此影响卫所旗军粮食自给的程度。此外，为了预防荒年歉收，明初还“还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洪武时军屯地亩达八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四顷，为明代军屯鼎盛期。万历时下降至六十四万四千二百三十五顷，已经衰退。

甘肃是明朝设置的九边之一。甘肃镇，即汉河西四郡之地加青海西宁地区，设十二卫、四所，“皆屯兵拒守,全镇之地凡二千里。”有明一代，从经营河西意图看，始终坚持“河西事体大者，莫过于屯田一事。”也就是说，屯田特别是军屯，是明廷经营河西的基本国策。除了军屯还有部分“民屯”、“商屯”。迁移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的农民、流民和招募者等到河西屯田，这些迁徙的移民在政府指定的地方耕种。另有商屯，就是政府利用食盐专卖权，鼓励商人运粮到边地去换取盐引。后来，内地商人为节省运费，便雇佣破产农民到边地去垦荒生产，用生产所得粮食交给当地官府，换取盐引。这种商屯，实际是民屯的分支。明廷为使经营河西的基本国策贯彻下去，实行了如下一些措施：

一、由政府提供屯田的耕牛、农具、籽种等生产资料

永乐初，河西屯田缺乏耕牛、农具，永乐帝便下令，“官事牛给之，耕具于陕西布政司所属铸造。”（《明太宗实录》卷二五）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陕西布政司和按察司出官银，从内地买牛以补充凉州等卫所缺耕牛。嘉靖年间河西屯田出现困境，明廷仍不遗余力地予以扶持。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户部“支官银一万两，委官收买籽种粮，置造犁铧，审勘（河西）贫丁无力者，人给牛牝牡各一头，犁铧各一张，种粮五石。”（《明太宗实录》卷八五）

二、按照土地肥瘠区别征科,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

河西之田，有“膏腴”与“瘠薄”之分，有“近便易种”与“远僻难种”之别，有沙碱不毛同荒芜弃耕的不同，因此应量地力而区别征科。膏腴之地征科高些，瘠田低一些。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规定，屯卒种田满三年后，每亩收租一斗。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规定，田卒种田五百亩，每年须纳粮五十石。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定制：军田一分（五十亩），正粮十二石。正粮上缴屯仓，按月发给屯军为口粮，余粮则作为本卫所官军俸粮。后来改为只纳余粮六石。对民屯，一律免除三年的徭役和赋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商人捐资开垦之地，待其成熟后量征“其租十之一二”。永乐时还制定颁布了《屯田赏罚例》以鼓励和促进屯田事业。

三、重视水利建设

河西自然条件差，土地瘠薄，天气寒凉，霜早春迟，雨雪稀少，土地灌溉，粮食丰歉全资水利。就明代而言，河西水资源较现在丰富，到处有干河支流。如何利用这些水资源，关系到河西屯田的兴衰成败。因此甘肃镇及甘肃巡抚、分守、分巡、兵备等道官员比较重视水利建设，先后兴修或维修了不少渠坝，如甘州的阳化西渠、大慕化东渠、官渠、大满渠，山丹卫的暖泉渠、大黄山坝，高台的纳凌渠、黑泉渠等。据《肃镇华夷志·水利》记载，嘉峪关附近修筑的坝渠主要有：

钵和寺坝，城西北四十里，新城堡田地赖此灌焉；安远寨坝，城西三十里，亦讨赖河之水也，浇本营迤东田土；黄草坝，龙口起于肃州城西南讨赖河，尽于城东北水磨渠。坝阔一丈，深三尺五寸，长六十余里，千户曹赟督修；沙子坝，在黄草坝南，水起龙口，亦在讨赖河岸，去城西三十余里，尽头果园，东延七十余里，中分小坝甚多。若遇河水微细，远田常旱。嘉靖二十六年，参将崔麒见坝有树根盘结，水不甚涌，遂捐已地，别挑五十余文，以避旧坝。阔一丈五尺，深三尺，亦曹赟修（指旧坝）；洞子坝，城南有两处，一名东洞子，一名西洞子，水向东西流，故云。二水俱在洪水河起凿石崖为洞，引水渐上者也。二处东、西约三十里远。谣曰：有人修起西洞子，狗也不吃麸剌子。亦曹赟开修；兔儿坝，城西南文殊山口外，亦讨赖河之水也。沃田数十顷，坝不甚远，仅延二十余里；红水坝，肃城南二十五里，水由南山发源，夏流冬涸。山中有红土，山水经其地，故色红，遂曰“红水”。内起二坝：一曰红水坝在南，一曰花儿坝，在北。红水坝为总寨、西店子、乱古堆等堡浇田之坝，延一百余里，沃田极多。嘉靖三十六年，副使陈其学拨军修通，水得流行，而总寨一带之耕牧，其比近城尤丰稔，力田者益众焉。参将崔麒曾统兵通绝，使水不近田崖。原系千户杨翥督修。

再远者，还有花儿坝、河北沙子坝、老君坝、石家坝、观音山坝、榆林坝、丰乐川坝、红山新坝、柳树坝、中渠、老鹳窝坝、通济渠等。这些水利设施修建或维修，大大方便和促进了嘉峪关、肃州屯田的发展。庞尚鹏在《清理甘肃屯田疏》中说，在隆庆年间，“自金城而达嘉峪关，屯田几万顷。”

河西军屯始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随着屯田面积逐渐扩大，卫所既管理屯田生产，又负责屯军的训练和调遣，其基层组织称“屯”，即“屯田百户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改一百户为一屯。屯军每位由政府授田50亩，也有因土地肥瘠、远近不同、授地多寡不同者。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八月，朱棣下令边地修建“屯堡”。大堡设屯长一人，屯副一人，小堡只设屯长一人，平时冬操夏耕，有事则战，无事则耕。到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朱棣派官员到宁夏、甘肃、大同、辽东等地检查“屯堡”的修建情况。河西甘州等卫上报筑“屯堡”46所，凉州等卫有屯军三万三千五百余人，屯田一万六千三百余顷。

明代屯田，统筹规划，建章立制，坚决推行。洪武、永乐时期是明代屯田的兴盛时期。推行结果，部队就地自我解决了军粮供给，减轻了老百姓负担，节约了国库开支，充实了国防建设，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一举多得，成效显著。在朱元璋“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的治国思想指导下，到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凉州等卫由贫瘠荒凉区，一跃而为粮食丰收、家足人乐的地区。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河西各卫所屯田收入20%上缴国库，已做到了自给有余。然而，自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年间（公元1426年—公元1435年）开始，镇守官与卫所豪横霸占良田、占据水道等不法之事屡屡发生，禁而不止。屯田之制，开始破坏。

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三月，陕西参政陈琰上疏云：宁夏、甘肃二处（明代皆属陕西，为陕边四镇之地）膏腴之地，皆为镇守官及各卫豪横官旗所占。他们隐瞒所占田亩，不按耕田人及应耕亩数缴纳粮食，他们的不法行为，直接导致了屯粮亏欠、兵士饥困的严重后果，请求朝廷“遣官行视，按其侵欺之罪”。朱瞻基派工部右侍郎罗汝敬前往该地，会同地方官经理屯田。结果查出宁夏、甘肃等处官豪之家占种田土1.04万余顷，使官库少收粮19.557万余石。罗汝敬针对以上问题对朝廷提出建议，被采纳三条。

第一，重申按旧例屯军皆种肥饶之地，所获除人均12石充本军月粮外，六石缴官入仓的制度。对官豪之家的余丁、家人、寄住人等，照屯军例，以人均细粮六石入官。这是打击官豪隐瞒不报人口土地的一条有力举措。

第二，把西安等地寄养的官牛9200多头，连同卖掉宁夏、庆阳等府“官库支赃罚布绢纱”后买的牛，配发给贫困无钱买牛的屯卒，解决耕牛缺乏，以激发屯军的生产积极性。

第三，专门“设宁夏、甘州提举司，并派御史等官专掌水利，兼收屯粮”，以抑制和打击“官豪占据水道，军民莫敢与争，多误耕种”的问题。

但是因时代和专制封建制度本身弊病，罗汝敬虽呕心沥血整顿屯政，也只能见一时之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六年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兵部侍郎参赞甘肃军务的柴车就查出甘肃镇总兵、西宁侯、征虏前将军、驸马都尉宋琥，都督、崇信伯费谳，总兵刘广、史昭，监军太监王安、王瑾等人共占屯田六万多亩。处理结果是：3600亩存留各官及其家属自种食用，其余56400多亩拨给无地屯卒耕种。

到了嘉靖年间，甘肃河西屯田问题频出。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四月，右佥都御史杨博出任甘肃巡抚。进入甘肃后，他看到沿途荒田不下万顷，写了有名的《处置屯田疏》，指出“河西事体重且大者，莫过于屯田一事。”提出大兴屯利，请募民屯田，永不起科。他增置屯庄、墩台，招民承种抛荒土地，听任其尽力开垦，并实行永不向屯民征科的“损上益下，藏富于民”的政策。为保证屯田生产正常运作，他大兴水利工程，筹划和组织开凿龙首渠等多条渠道，积极引祁连雪水灌溉田亩，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一系列补救措施，对屯田的复兴有所促进。

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公元1572年），官豪霸占屯田，屯卒逃亡，“豪强者种无粮之地，贫懦者纳无地之粮”等弊害再次发生。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明穆宗任命右佥都御史、两淮长芦三运司屯盐庞尚鹏兼领九边屯务。到达肃州后，从卫指挥陈端的介绍中，庞尚鹏得知河西唯有肃州卫有牛及籽种银1000两，陈端用此银召屯军120名，开垦荒田100余顷，所给牛、种业已还官，垦田已经起科纳粮。肃州兵备道张宪在呈文中汇报：“嘉峪关守备汪深，将清出安远寨荒地十顷，分拨军人一百名，给与牛、种，照年限还官。”并以“本寨孤悬绝境”为由，“乞免起科”。庞尚鹏根据“凡极边空闲田土，听诸色人等尽力耕种，永不起科”的皇明诏令，答应了肃州兵备道张宪代嘉峪关守备汪深的请求。在《清理甘肃屯田疏》中提出：“清拨补以釐奸弊”、“修边墙以全腴地”、“给牛种以资开垦”、“广屯种以给兵食”、“明综核以兴水利”、“免起科以广召种”、“剿零骑以保耕获”等建议，均得到朝廷的允准。他曾就甘肃屯政七上条陈，“奏辄报可”，对甘肃屯田的振兴、维持功不可没。

明代河西军屯地亩与人口统计表

嘉靖时，肃州卫有屯田2275顷。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河西屯田111.49万亩。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在全国屯田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河西屯田有350万亩以上。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关城住民和戍卒经常匆忙奔走，到几十里外的肃州城采购粮食，嘉峪关守备达云针对这个情况，决定实行屯田，就地解决兵民的吃饭问题。他亲自到关外踏看，发现石关峡一带（今之黄草营地区）有可耕之地，就立即组织关城驻军和居民，开垦了3000多亩荒地，并修渠引来石关峡的泉水进行灌溉，当年播下种子，当年就喜获丰收，关城军民终于“居有仓积，行有裹粮”，再也用不着到外地采购粮食了。达云守关三年，按规定派十分之三的人值勤防守，让十分之七的人从事农耕生产，嘉峪关地区呈现出一派安定祥和的兴旺景象。由于屯田的发展，河西经济社会也在发展。明中叶以后，河西人口由明初的12万增加到30万以上。

明、清时期，嘉峪关内外的经济以屯田为主，有军屯、民屯和商屯。明代，在河西设城堡、城垣、堡塞、关隘多处，为解决军民生活问题，只得效法汉唐做法,军以十为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种”，以后改为“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移民屯田，出现了“争相屯种”、“给牛种以资开垦”、“广屯种以给兵食”、“兴水利”开挖渠道的局面。嘉峪关东的安远寨(今嘉峪关乡安远沟村)，“荒地十顷，分拨军人一百名，给与牛种，照年限还官”。清代“自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以来，因西方用兵，军需繁重，大学士雨林鄂公巡边，屯田为第一议，在嘉峪关以东屯田。总督刘武进与军需侍郎蒋公还上议《屯田条例》。分布在肃州附近的屯田有九家窑、三清湾、柔远堡、毛目城、双树墩、九坝等地。肃州有“屯田二千四十九顷二十亩六分，屯粮二万四千五百八十石六斗一升五合”。虽不能完全满足军需，但屯粮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王朝政治腐败，官豪势要侵占屯田，役使屯军，屯卒不堪忍受，不断逃亡，屯军缺额难补，屯田荒芜，屯粮锐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屯田的崩溃瓦解。屯田的瓦解，最终使明廷原定的屯田实边、强兵足食方略彻底失败，也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民国时期这里的经济曾一度萧条。新中国成立后，地质部门在祁连山区开展了地质普查，并于1955年秋，在嘉峪关南50公里处的镜铁山发现了储藏量5亿吨的大铁矿。自此，嘉峪关得到新生和振兴，经济大幅度地发展起来。故有人说，先有祁连，后有嘉峪关，再后有酒钢和嘉峪关市，这形象地概括了嘉峪关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