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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拓本用纸种类也因造纸术的发展而有一定的改变。明时阔帘纸间距改狭;构皮纸纸质变粗而松,称黄麻纸;金箔纸改薄,色加深,称镜光纸;白麻纸变松,称白棉皮;桑麻纸为陕西皮纸所代替。其中尤以破布、旧棉絮为原料,纸浆漂白,纤维短而无结,薄厚均匀,纸白不亚于宣纸,纸纹皆在三四公分,在明中期以前多用此纸。嘉靖以前,大都采用黄棉纸作重墨拓;嘉靖以后,多用白棉纸,拓墨也较精细;晚明偶尔采用连史纸,竹纸较广泛使用,由于其薄而细,纸开张小,适宜拓帖,一般拓墨较淡。

传世汉魏诸碑,如汉《张迁碑》、《礼器碑》、《乙瑛碑》、《史晨前后碑》、北魏《张猛龙碑》、东魏《李仲旋碑修孔子庙》等,虽唐宋已有,然绝少传拓,故明拓即为世人所珍重。而明人所刻诸帖,则惟明拓是贵了。

明代传拓除继承宋法外,尚有捣煤和胶拓法,俗称煤拓。碑刻用纸其质坚厚,拓墨浓重。刻帖用纸其色或黄或白,拓墨或浓或淡,虽不如宋拓阅之使人惊心动魄,也足以爽人胸怀。现仅就所鉴藏之明拓本择要述后。

一、《孔彪碑》

碑刻立年月已泐。孔氏卒于东汉建宁四年（171）七月十三日,石在山东曲阜孔庙。碑阳十八行,行四十五字;阴十三行,行十二字;碑额篆书,二行阴刻“汉故博陵太守孔府庙碑”十字;额下有穿,两边有晕。碑文主要是叙述孔彪政绩。

此碑宋代已有著录,据《欧斋石墨题跋》载,故宫藏有宋、明拓本,二行“乃翻”之“乃”字完好。国家图书馆藏有顾苓、彭绍升、邓传密、沈树镛等递藏割裱本一册（图16-1至3）,二十五开。外框高28.5厘米,宽18厘米;内框高22厘米,宽14厘米。首有顾苓、张运、邓传密题签。有彭绍升、端方、李葆恂题跋。钤“顾氏高斋”、“树镛印信”、“松江沈氏郑斋考藏印”、“运”、“邓传密印”“均初藏宝”、“树镛之印”、“李国松”、“郑斋”、“沈树镛印”、“灵寿花馆”、“均初所得秦汉六朝文字”、“肥遯庐”、“沈树镛审定金石文字”、“郑斋校阅本”、“彭绍升印”、“元初”“端方私印”、“葆恂印”等。观此拓本纸墨俱旧,二行“乃翻”之“乃”上部略有损泐,五行“赝皋陶”之“赝”字撇笔未完全与外石花连,十四行“辨居方”三字可见笔画。

另考顾苓,乃明末清初人,首隶书题签与钤印可信证,故是拓定为明末拓本较妥当。

图16-2　明末拓本《孔彪碑》考据,二行“乃翻”之“乃”上部略有损泐

二、《杨淮表记》

摩崖刻石,刻于东汉熹平二年（173）二月,在陕西褒城石门洞内西壁南侧,现割石移置汉中市博物馆。隶书,共七行,行二十五六字不等。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称:“见白绵纸旧拓本,末行‘黄门卞玉’等字完好。道光间拓本‘黄门卞玉’等字失拓,近拓‘黄’字只有上少半,下大半石裂损。”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吴荣光、李文田递藏割裱本一册,经折挖嵌装。外框高38.3厘米,宽25.3厘米;内框高27厘米,宽20厘米。有吴氏、李氏题签,王懿荣观款。钤有“筠”、“清”、“荷屋所得古刻善本”、“吴荣光印”、“吴石云吉字贞石印”、“曾在吴石云处”、“筠清馆印”等印。此本传拓完整,“黄门卞玉”四字完好,虽为摩崖,但传拓极精,且有神采（图16-4）。李文田题签已残,然落款完整,题“同治七年（1868）七月取所藏筠清阁本重装之,此明拓也,顺德李文田记”。曾见几种拓本,唯此拓最旧,定为明末拓本适当无疑。

三、《曹全碑》

全称《郃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十月,隶书。额篆书,佚失不存。明万历初年此碑在陕西郃阳旧城华莘里村出土,现移置西安碑林博物馆。碑高253厘米,宽123厘米。出土时字画完好,一字不缺,随后字有少损,约在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前后,石断裂,损字渐多。出土“因”字不损拓本传世甚少,故未断本亦为珍贵。碑石出土时,绝少石花,故易填墨。方若《校碑随笔》谓:“（此碑）先损‘曰’字,次损‘悉’字,再损‘乾’字,又次损‘学’字,又次损‘周’字。”如损字顺序不对,定为以蜡补之,或拓后填描欺人。有翻刻本,不佳。“乾”字左上为点,不是短竖,伪者作为短竖,或穿作“車”字,鉴者当注意。一般明拓多失拓碑阴,有阴亦多为后拓补之。

国家图书馆藏此碑拓本有数种,惜未曾皆见。幸赏鉴朱彝尊、翁方纲递藏本一册,割裱本挖嵌装（图16-5）。外框高31.5厘米,宽16厘米;内框高25厘米,宽11.5厘米。计二十二开,另题跋四开。阴失拓。查此拓,首行“因”字仍存左上一小部分,“乾”字未损;九行“悉以薄官”之“悉”字未损;十六行“学者”之“学”末笔完好;只有十一行“咸曰君哉”之“曰”字,少损,作“白字”。与方氏所言正合。此拓原有朱彝尊康熙九年（1670）、十一年（1672）题跋二则,惜被人揭去,其考证难寻。据翁方纲题跋所言,为石断开之前拓本,上限从考据鉴别至多为明末拓本为是。

拓本外签梁启超题“朱竹垞旧藏本曹全碑,今归饮冰室,乙丑正月题”,内签为翁方纲题“曹全碑,曝书亭藏本”;有翁方纲、赵怀玉、梁启超题跋多则,李彦章观款。钤“清时乐事”、“苏斋金石文”、“翁方纲”、“彝斋”、“启超”、“梁”、“容斋清玩”、“竹垞”、“子孙后世家传之宝”、“饮冰室藏”、“长毋相忘”、“石墨书楼”、“文苑阁校理翁方纲藏”、“汉筹之印”、“梁启超”、“叶志诜审定记”、“东卿过眼”、“朱彝尊印”、“竹垞”等印。

四、《张迁碑》

刻于东汉中平三年（186）二月。碑原在山东东平县,明代初年出土,现在山东泰安岱庙。隶书,额篆书。传世最旧拓本是明拓本,“东里润色”四字完好。此碑第十三、十四行之间刻有“己亥十月朔翁方纲观”九字,旋即被凿去,无翁氏刻跋者,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前拓本。如有跋或凿痕,则为后之拓本。

曾见国家图书馆藏拓本有二:

一为黄易旧藏整幅卷轴拓本,阴阳皆存,拓片长190厘米,宽94厘米;额长40厘米,宽29厘米。有翁氏刻款。钤“小松所得金石”、“汉画室”等印,此乃乾隆四十五年拓本。

图16-7　明末清初拓本《张迁碑》考据,首行“讳”字下右两边垂笔完整

二为郑勉、冯汉、梁启超递藏之割裱本一册（图16-6至8）,挖嵌装,碑阴系后配。外框高34.7厘米,宽19.3厘米;内高27厘米,宽15厘米。查八行“东里润色”之“东”字存右上部,“润”字存右大部,“色”字完整。首行“雅焕”之“焕”右下角损,“颃”字右上部损,首行“讳”字下右两边垂笔完整。纸墨拓技尚佳,与考据基本合之,应为明末清初拓本。前有梁启超、茝坪题签,有葓斋（王心仁）“百粤第一精本”题字;后有茝坪、梁启超题跋二则。钤“王心仁”、“曾归师韩”、“冯汉”、“隺山冯氏所藏金石书画记”、“孙元庆印”、“棠”、“师韩所得金石”、“曾在冯师韩处”、“尹桑审定”、“尹桑私印”、“秦斋壬子以后所得”、“秦斋”、“冯师韩父秘笈之印”、“师韩读过”等印。

图16-8　明末清初拓本《张迁碑》考据,八行“东里润色”其“东”字存右上部,“润”字存右大部,“色”字完整

五、《上尊号碑》

无年月,据前人考,刻于三国魏黄初元年（220）,碑在河南临颍繁城镇。隶书,传为梁鹄或锺繇所书。额阳文篆书“公卿将军上尊号奏”八字。三十二行,行四十九字,此碑之文在碑阳只到“造于华裔”为止,余十行刻于碑阴,故清以前拓本因碑阴极为剥泐多不拓。宋拓本只拓碑阳二十二行,二十一行“沐浴而栉风”之“风”字未泐为宋拓本。据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言:“所传宋拓本无可信者。”明时此碑每行下损泐十三字,其他字已稍剜剔。明拓本首行“御史大夫”之“夫”字与下“安陵亭”三字尚见。二行“轻车将军”字下“都”字未损。未行“华”字存左半,“裔”字完好。清初拓本“御史大夫”之“夫”字,与“安陵亭”等字已泐。此碑于明初字迹较瘦,故字有神且充沛,后至中期,字有不同之损坏,故剜剔者亦多,至清初剜剔更甚,虽字字清晰,已失原碑神形。

曾见国家图书馆所藏吴江王楠之旧藏割裱本一册（图16-9）,挖嵌装,十九开,每半开三行,行六字,跋一开。外框高33.3厘米,宽19.3厘米;内框高27.8厘米,宽14.5厘米。有额,后十行失拓。此册封面行书题“魏公卿上尊号表,话雨楼王氏旧藏,梦坡”签,内首有王楠题签,后有石门蔡锡恭题跋。钤“王仁堂父勺西书屋所藏”,“王楠之印”、“仁堂父”、“王仁堂父鉴藏石刻之章”、“仁堂至爱之物”、“仁堂三十年精力所聚”、“宝研室”、“蔡锡恭”等印。

查考据,符合明中期拓本特征,明拓是也;但与故宫藏本对比,略显笔画肥且清晰,似剜剔过。

图16-9　明拓本《上尊号碑》首行“御史大夫”之“夫”字与下“安陵亭”三字尚见

六、《谷朗碑》

又名《九真太守谷朗碑》,刻于三国吴凤凰元年（272）四月,隶书（兼楷书）,十八行,行二十四字。额题“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碑在湖南耒阳县。碑首行前、末行后均有明代谷氏族人题名。前刻重修男童等题名题字,末刻兴业大义乡嗣孙吏员六列题名。据载未见有加刻题名前拓本,清初拓本前后题名清晰,九行“万里肃齐”之“肃齐”漫漶。后前后题名凿去,碑额旁刻乾隆重修款,道光、咸丰年间又凿去,遗留末后题名数字凿净。民国初又剜,字肥失形。

国家图书馆有割裱本一册,挖嵌装,朱彝尊、沈云、陈承修递藏（图16-10、11）。外楠木板封面,陈承修正书题“明拓谷朗碑”,内签沈云题“明拓吴谷朗碑,竹垞太史藏本,光绪乙丑（1889）孟冬装,伯云宝藏”。拓本十三开半,跋两开半。外框高31厘米,宽16厘米;内框高22.5厘米,宽11.5厘米。未见有题名。此拓九行“万里肃齐”之“肃”字存上半部可辨,“齐”损泐难辨。拓本除朱彝尊钤“竹垞”印外,还有顾苓“顾云美”钤印一方,考顾苓生卒年不详,活动于明末清初之际,与朱彝尊同时代人,或再早些。此拓本递藏有序,纸墨陈旧,古秀逼人,考据、钤印可信,明拓本也,至宝。尾有陈承修题记一则,沈云题跋二则,邹安题记一则。还钤有“钱泳曾观”、“淮生审定”、“寿褀”、“淮生考藏金石”、“沈云之印”、“丁未生”、“伯云”等印。

图16-11　明拓本《谷朗碑》九行“万里肃齐”之“肃”字存上半部可辨

七、《天发神谶碑》

又名《天玺纪功碑》、《三段碑》,三国吴天玺元年（276）八月刻于江宁天禧寺。石刻为圆幢形,篆书。宋元祐六年（1091）胡宗师移置尊经阁（县学）。此石宋前已断为三,上段十一行,中断十七行,下段十行。石上段后刻宋元祐六年胡宗师题跋,又刻宋崇宁元年（1102）石豫跋,又刻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耿定向跋。清嘉庆十年（1805）三月毁于火。

此碑宋拓本现仅知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本。明拓中断“敷垂异亿载”之“敷垂”二字完好,“载”字稍损存大半。清初拓本“敷”字左下角损,“垂”字右半全损,“载”字已泐。雍乾拓本“敷”字只存少半,“垂”字损。

见国家图书馆最佳整幅拓本一轴是蒯光典旧藏,明拓卷轴装（图16-12）,惜“敷垂亿载”与“吴郡”失拓,文字稍有残缺。轴外首有袁励准庚申年（1720）题签,轴内文前有盛昱光绪二十年（1894）题端,江标于光绪十九年（1893）篆书碑图并记,费念慈书释文并记（图16-13）。拓本后有王颂蔚、李文田、叶昌炽、王懿荣、翁同龢等题跋以及徐树钧、李经畬、翁斌孙等观款。钤有“珏生”、“励准长寿”、“白兮”、“盛昱”、“江”、“建霞”、“琅邪”、“念慈”、“圮怀”、“礼卿府君遗物”、“蒯光典收藏印”、“蒯寿枢家珍藏”、“刘世珩经眼”、“翁斌孙印”、“芸涌绍棻”、“琦印”、“张允□印”、“葸石眼福”、“叔鸿鉴赏之印”、“汪叔芾”、“树”、“钧”、“叔鸿”、“蕴宽”、“思缄”、“鞠常麋寿”、“莫厘世家”、“甄波楼”、“文田之印”、“南斋供奉”、“翰林供奉”、“光绪辛巳清明日过寿光谒仓颉墓取蓍草一茎”、“同龢印”、“叔平”、“甫寿生”等印。

因石已毁,摹刻者甚多,阮元曾刻两石,一在扬州,一在杭州。宣统年间端方又刻一石,置江宁县学。摹刻最好者系林曙生刻于北京,俗称“黄泥墙本”,据明拓本翻刻。

八、《石门铭》

又名《石门摩崖》,刻于北魏永平二年（509）正月三十日。在陕西褒城石门洞东壁,王远正书,武阿仁刻字。二十八行,行二十二字。据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载:“铭宋有著录,所见只有明末清初拓本,第二行首,‘此’字下无石花,‘门’字左上不连石花。乾隆初拓二行‘此门’可见,‘门’字左上与石花泐连。此铭光绪初拓第三行‘晋氏’之‘晋’字中横完好,后渐泐损及下‘日’右半,其他无大变化。”“见最旧拓本是李文田旧藏本,此字完好,‘门’字左上不连石花,与石门颂同装两大本,白绵纸细淡墨,拓字极精。”

国家图书馆有李文田旧藏割裱本一册,正与张氏所言契合。该册三十五开,每半开三行,跋四开半。外框高38.5厘米,宽25.5厘米;内框高24厘米,宽20.5厘米。为吴荣光、周果、李文田递藏（图16-14、15）。外有李文田“后魏石门铭,永平二年正月,同治十年（1871）七月顺德李文田审定明拓

图16-14　明末清初拓本《石门铭》二行“此门”之“此”字完好,“门”字左上未与石花相连

本,重装”题签,内有吴荣光题签,惜已残。李文田、周果题跋四则。拓本钤有吴荣光“荷屋所得古刻善本”、“吴荣光印”、“吴石云吉金贞石印”、“钧清馆印”、“曾在吴石云处”等鉴藏印。再查此拓本考据,其二行“此门”之“此”字完好,“门”字左上未与石花相连。故综合考定此拓本应该正是张彦生所言之明末清初拓本,至为善本也。

九、《瘗鹤铭》

据宋人考证刻于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正书,文自左至右,石已碎,现存五石共计八十九字。石原在江苏镇江焦山西麓石壁,宋以后被雷轰击崩于长江中,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由时任职于江苏的陈鹏年凿取之,移置焦山观音庵,砌入壁间。拓本可分水前与水后两种,未凿取移置壁间前,春夏水涨石没不可拓之,秋冬水落始有石出,可拓之,但多为不全者,称之为“水前拓本”,又叫仰石本。反之已凿取移置嵌于壁间,称为“水后拓本”。水后拓本为五石本,“皇”字下半“华”字下半均已损,“遂”字左斜损大半。道光年后将其剜凿清晰,至同治又刻一跋,不久又将跋凿之。光绪年初,僧人鹤洲将其用浓墨拓,已失形神。此铭拓本应以水前宋、明拓本为最贵。有翻刻本五种:一是宋刻西崖本,二是宋刻太平本;三是张燕昌（芑堂）刻水前本;四是杨大瓢藏多“华阳真逸纪也”六字本;五是林曙生重刻本,文字右至左行。

国家图书馆藏此铭拓本有两种。一为何绍基旧藏“水前拓”,割裱本,镶嵌装,一册,计六开,存“未遂”一石二十九字。外框高37厘米,宽19厘米;内框高30厘米,宽14厘米。前有何绍基“水拓瘗鹤铭二十九字,补拓十三字,道洲何氏藏”题签,宋小坡“水拓瘗鹤铭二十九字,长乐斋金石至宝”题签,钤“宋氏小坡金石印”（图16-16、17）。另拓本钤有“王济印”、“秉文氏”、“巨川”、“多龄审定”、“瓶斋曾观”、“白心草堂”、“雷恪恭甫”、“雷恪”、“谭泽闿校订金石文字”、“重子金石之记”等印。考此拓本,“未遂吾翔”之“遂”字左侧稍损,“五”字左下及中部稍损,二字基本完好。查有明人王济者,字伯雨、别号雨舟,乌程人,生卒年不详,不知是此王济否,待考。拓本传拓倶佳,乃明末拓无疑。

其二为梁启超旧藏裱本一册。此拓为焦山僧人鹤洲手拓。二十二开,存八十五字;跋二开。外框高38厘米,宽20厘米;内框高29.5厘米,宽16厘米。封面为梁启超“僧鹤洲零拓本瘗鹤铭,乙卯五月游焦山所得,饮冰室藏”题签,钤“任公”印;拓本钤“乙卯”、“饮冰室藏”、“启超私印”等收藏印以及“焦山僧鹤洲手拓金石”印,后有梁氏自跋一则,钤“寿如金石”、“千石公侯寿之宝”、“帖祖楼”等印。此本用日本雁皮纸,为光绪年间拓本。梁启超言“此本实鹤洲最近拓成者,鹤洲年既七十有六矣,今方卧病,苟其不起,则此本即其最后所做,虽谓出水后第一精本焉”实有奉承之意。此本与何氏水前本较之,形神有失（图16-18）。据说鹤洲曾有翻刻,疑是本为翻刻本。

十、《张猛龙碑》

正书。刻于北魏正光三年（522）正月,石在山东曲阜孔庙。碑阳二十六行,行四十六字,碑阴刻题名。碑高153厘米,宽87厘米;额高44厘米,宽40厘米。额楷书题“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此碑宋有著录,未见宋时拓本。明拓本十八行“周汉”之下“盖魏”二字未损连,后“盖魏”二字中间石花渐大。明末清初拓“盖魏”二字渐连左边石花,先不连“盖”字,后又连及“盖”字,“魏”字完好。乾隆拓本“盖魏”二字中间泐连,渐损及“汉冠盖魏河录”等字,十七行“庶”字上连石花,“烋”字先损下两点,渐三点全损。

国家图书馆藏有割裱本两种:一为张伯英所旧藏,号称明拓本,实为民国年间陈仰山以王瓘旧藏明拓本之珂罗版影印本作伪,姑且不述;二为沈树镛、陈应孙等递藏。挖嵌装,割裱本,共二十二开,跋一开半,阴失拓。外框高32厘米,宽17.5厘米;内框高24厘米,宽14厘米。题签“魏张猛龙碑明拓本,印僧所得,陆恢题”,钤“陆恢私印”。印僧乃陈应孙之字也,陈氏得此拓本后重装,请陆氏题签、题跋,并录沈树镛考据眉批（图16-19至21）。陆恢（1851-1920）清末民初时人,字包山、廉夫,号狷叟,精于金石考证之学。其题跋曰:“此碑之书遂得大显于世,惟以名重拓多,字口因之而损,反不如寂寞时之有以自玩也。是本独是明时纸墨,字画间锋棱具在,有雄强茂密之观。”展观此拓,陆氏之言,可谓一语破的。查考据,十八行“盖魏”二字未连损,二行“时”字右上可见二横笔,十行“冬温夏清”之“冬”字第二笔未泐粗,十七行“庶扬烋”之“庶”字首不连石花,“烋”字下存三点完好。明后期拓本无疑。

此拓钤有“陈应孙赏鉴印”、“沈”、“京江高氏养之所得金石”、“树镛审定”、“灵寿华馆读碑记”、“高长颐”、“沈树镛郑斋校藏金石书籍印”、“均初所得秦汉六朝文字”、“之谦审定”、“树镛之印”、“郑斋”、“沈氏金石”、“吴江陆恢”、“陆廉夫书画印”等印。

图6-20　明末拓本《张猛龙碑》十七行“庶扬烋”之“庶”字首不连石花,“烋”字下存三点完好

十一、《李文墓志》

唐麟德元年（664）二月十八日葬,正书。明中期在陕西大荔县出土,志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拓本传世较少,甚为珍贵。朱翼庵在《欧斋石墨题跋》中载,有出土初拓本一种,拓工甚佳。

余见国家图书馆亦有藏本,为崇恩等递藏之割裱本（图16-22、23）。挖嵌装,外框高27厘米,宽14.5厘米;内框高17厘米,宽8.7厘米。龚钊题签,曰:“唐李文墓志铭,崇雨舲藏宋纸精拓本,梁退庵跋。”钤“瞻麓斋”印。尾有梁章钜道光壬寅（1842）题跋一则,亦精彩,钤“章钜”、“茝林”印。龚钊题跋一则。此拓本钤有“臣韩鹿麐之印”、“理堂”、“崇恩”、“抑之”、“鸳湖”、“雪鹤居”、“真益斋”、“崇恩私印”、“老华眼福”等印。

梁章钜题跋曰:“是本亦宋罗纹纸所拓,墨色古淡,神采溢发,比之逢见新得近拓一纸,此为字画肥厚,故远胜之。”观此拓本用纸确如梁氏所言,宋罗纹纸,传拓甚精,明拓无疑。

十二、《智永真草千字文》

隋僧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真迹,在唐代已少见,至宋代则更难得见真面。现流传于世较为可靠的本子主要有三:一是唐代流传至日本的墨迹本;二是北宋大观三年（1109）薛嗣昌以真迹摹勒刻石本;三是南宋《群玉堂帖》残存四十行本。观此三本其书风格较为统一。

薛刻《智永真草千字文》,原刻石于长安,现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石横刻,分列两面;前六列,后两列;二十七行,行十字。额篆书题“智永千字文”横列五字。尾刻薛嗣昌大观三年二月跋文一则;跋尾下刻“侄方纲摹,李寿水、寿明刊”款字。此刻初拓本无传。

在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一书时,曾选馆藏明项元汴、清初孙承泽以及庄缙度、梁启超递藏之本与故宫所藏许光祚、李日华、万寿国、陈万言、董其昌等题跋本互校。国家图书馆藏本为重墨拓,文字笔画较故宫本要细,上列十四行,从“称”字至“奈”字共七字竖泐一道,已损字。二列八行“贞洁”之“贞”字末笔为一细线点;二列二十四行“曰严与敬”之“敬”字末笔加粗;末“侄方纲摹”等字已无法辨别,只隐少许残画。综上校勘,国家图书馆藏本要晚于故宫之南宋本,定为明晚拓本较为适当（图16-24）。

图16-24　明拓本《智永真草千字文》二列二十四行“曰严与敬”之“敬”字末笔加粗

此拓本原有项元汴（子京）等钤印,不知何时重装时被部分裁剪掉,甚为可惜。完整钤印有“退谷”“汪楫之印”、“延陵季子”、“吴氏华仲鉴赏图书”、“项叔子”、“汪立名印”、“西亭”等。拓本有石韫玉书“永师遗迹百代楷则,独学老人书”泥金字;后有庄缙度题跋、题记三则（图16-25）,钤“庄氏”、“墨池”、“缙度之印”、“天水”等印。

十三、《玉版十三行》

东晋王献之书曹植名篇《洛神赋》,据说墨迹本在宋代存九行,南宋贾似道又得后四行,遂合成十三行,故称“洛神赋十三行”。自“嬉”字起,至“飞”字止,贾氏选青黑石刻于其上,美其名曰“玉版十三行”。还有一墨迹是唐代（硬黄）摹本,有柳公权题跋,故有人疑为柳氏临本。两件墨迹本后均佚。另据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载:“宋曹（之格）刻《宝晋斋帖》,宋咸淳年（1268）间刻本,与西湖出《玉版十三行》字同。明戏鸿堂刻‘洛神玉版十三行’,唐拓本,是柳公权跋款本。”

南宋末年,贾似道被诛后,其“玉版十三行”一度不知去向,明万历中期在杭州西泠之贾氏旧居出土。曾归陆梦鹤、翁嵩年,康熙时入府内,传拓绝少,清末原石又流落民间,1981年由秦公（1943-2000年）购得,入藏首都博物馆。石高29厘米,宽26厘米,厚1.3厘米。《玉版十三行》自明末出土以来,翻刻本有几十种之多,亦伪托刻全本者,或楷书,或行书。鉴别宋刻祖本与翻刻之考据,除石花风泐之形态自然与否外,张彦生提出:“原刻本内‘衡’字（第九行）,左‘彳’末笔泐似有小钩,翻刻多无损似小钩形。”

国家图书馆有张廷济旧藏《玉版十三行》三本,其中有一本张廷济、又翁题记均称贾氏刻西湖玉版真本（原石）,是旧拓本（图16-26）。拓本钤“苏斋”、“清仪阁”、“神品”、“杨继震”等印。查考据“衡”字,左“彳”末笔有泐钩,观纸质、墨气、拓工皆精佳,应为贾氏原刻明末拓本也。另两本皆为翻本,其中一为砖翻本,附后仅供鉴别（图16-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