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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敦煌石室发现唐太宗书《温泉铭》,末有墨书永徽四年题记一行,定为唐初拓本（图15-1）。柳公权书《金刚经》亦出敦煌石室,为唐代后期拓本,目前都藏于法国巴黎博物馆。此外,较可信的唐拓本还有临川李氏藏虞世南书《夫子庙堂碑》,此册或为贞观时原刻,或是唐相王旦重刻本,现在日本。柳公权书《神策军碑》仅存上半册,有贾似道收藏印记,此拓本曾一度流入香港,后以重金购归,今藏国家图书馆。以上所举应为唐碑唐拓。

汉魏碑刻绝少有唐拓本,唐韩愈曾见《石鼓文》拓本,作有《石鼓歌》曰:“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而此唐拓本今亦不传。所见唐代碑拓如:《神策军碑》、《金刚经》等,都是用纸质坚韧的薄形藏经纸,以佳墨捶拓,墨光紫黝可见。

宋时椎拓,纸墨精良,工艺讲究,传拓自成专艺。因人见巧,拓法也多有不同;有用薄纸作淡墨拓,有以厚纸作重墨拓,有擦墨拓,有扑墨拓。重墨者沉静黝黑,锋棱毕露。淡墨者清淡雅洁,毫发皆显,后人拓碑皆效仿之。故有“唐摹、宋拓,一代绝艺”之誉。

宋代用纸品种增多,据前人记载有:澄心堂纸（南唐李煜监造、白色、莹润之麻纸）、金箔纸（纸坚薄、色黄有光鉴）、构皮纸（纸韧厚、色黄）、越竹纸（色黄）、白麻纸（质韧厚细密、色纯白）、麻布纹纸（质韧、色白有麻布纹,拓墨后纹愈明显）、阔罗纹纸（质韧、厚薄不匀,色白有横纹）、阔帘纹纸（横纹者谓罗纹,直纹者谓帘纹。宋纸帘纹阔,明纸帘纹狭）、桑麻纸（质韧薄而不匀）等多种。

一般拓碑多用构皮纸、桑麻纸、白麻纸,而用罗纹纸、金箔纸、竹纸、麻布纹纸、帘纹纸较少。

宋拓用纸,以麻为原料,颜色白中偏青灰色,称之为“白麻纸”。此纸纤维长且粗,有竖帘纹,或称“线纹”、“竹纹”,间距（三四公分或五六公分）不等。罗纹纸宋时已有,且沿用至近代,但用于拓本者甚少,曾在国图见康有为藏《大观帖》两册,淡墨拓,罗纹毕露。

宋代拓本中传世帖多碑少,碑中汉、唐碑居多,六朝较少。唐碑如:《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集王书圣教序》、《多宝塔碑》、《麓山寺碑》等尤可常见,秦、汉碑如:《石鼓文》、《泰山刻石》、《孔庙碑》、《华山庙碑》、《史晨碑》、《王稚子阙》、《魏元丕碑》、《刘雄碑》以及曹魏《范式碑》、吴《天玺纪功刻石》等亦有一二存者。而六朝碑刻除《瘞鹤铭》外绝少有见。

现仅就所鉴藏之唐宋拓本择要述后。

一、《神策军纪圣德碑》

简称《神策军碑》,刻于唐会昌三年（843）,崔铉奉敕撰文,柳公权奉敕正书。碑石立于皇宫禁地,故拓本当时少见,后石佚,有关碑石之形制源流未见记载。宋赵明诚（1081-1129）《金石录》卷十载:“第一千八百六十三唐巡幸左神策军碑上,崔铉文,柳公权正书,唐会昌三年,第一千八百六十四唐巡幸左神策军碑下。”可见赵明诚看到的也只是装成上下两册的《神策军碑》拓本（图15-2）,而未见碑石。国家图书馆所藏《神策军碑》拓本,是传世仅存的孤本,残存上册,止于“诚”字,其正与赵氏记载之上册相吻合。是巧合,还是什么？当然,也不排除就是赵氏所记载之本。此帖挖嵌割裱经折装,凡二十八开,共五十六页;不知何时二十一开后,缺一开,现存二十七开,计五十四页。外框高34.3厘米,宽23厘米;内框高26.5厘米,宽15.4厘米。拓本暗云纹玄色绸裱纸封面,内楷书题“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签。尾有柿叶斋主人（孙承泽认为是鲜于枢）、清初孙承泽、姚元之题跋、题记（图15-3）。

图15-3　唐末拓本《神策军碑》柿叶斋主人题记、孙承泽题跋、姚元之题记

此本南宋时为贾似道收藏,钤“秋壑图书”、“长（封）”字大方印;贾氏亡后,入大内;元时收入国史院,钤“翰林国史院官书”长条印;明初再入大内,帖尾有泥金“洪武六年（1373）闰十一月十八日收”题记一则;后归晋恭王朱,钤“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晋府图书”、“子子孙孙永宝用”四印;清初被孙承泽收藏,钤“北平孙氏”、“北平孙泽”、“研山斋”三印;遂之转入梁清标家收藏,钤“梁清标印”、“焦林收藏”二印;乾隆时归朝鲜人安岐收藏,钤“安岐之印”、“朝鲜人”、“安仪周家珍藏”、“仪周鉴赏”、“古香斋”等印;道光年间在张蓉舫家收藏时,钤“张氏蓉舫”、“桐城张蓉舫氏珍藏”印;后又经山东潍坊陈介祺珍藏,惜未见鉴藏印;之后由陈仁涛收藏,并钤有“金匮室藏陈氏仁涛”、“金匮国宝无双”、“金匮室精鉴玺”、“仁涛奇缘”、“陈仁涛珍藏印”、“金匮室宝藏”、“金匮祕笈”、“金匮室”、“仁涛”、“陈仁涛”、“无双”、“金匮室主”等多方收藏印;此帖还曾由谭敬、关玩流收藏,钤“谭氏“、谭敬私印”、“谭和蓭家珍藏”、“和蓭父”及“关玩流藏”、“关玩流”等印;另还钤有“区斋”、“区斋父”、“伯郊过眼”印。此本民国时曾流失香港,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下回购,入藏国家图书馆。由上可见此本千余年流变之脉络与递藏之关系。

关于此拓本的时代,有谓唐拓,有谓晚唐或五代拓,有谓宋拓等说法。因碑石早已遗失,又无时间记载,为拓本的断代带来困难。就时间跨度而言,从唐会昌三年（843）立石至宋初（960）,有117年;再至赵明诚（1081-1129）编《金石录》,约有280年。应该说,赵明诚并未见碑石原物,亦只见拓本而已,故在赵明诚之前碑石应该已毁。就拓本的存世状态而言,此本为皮纸,或谓薄而韧的写经纸;重墨擦拓,墨气畅然;从文字残泐情况分析,碑石文字损坏集中在碑的下部,碑的上部基本完好,且字口形神宛然尤新,可证碑石非自然风泐,乃人为损坏。此正与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攻占京师,石晋之乱,契丹南下灭唐,五代战乱等时代环境相契合。综上,此本传拓的时间,应该是经战乱人为凿损后,且又距此碑刻立之时并不很久远,故上限定在唐末较为适当。

二、《九成宫醴泉铭》

唐贞观六年（632）四月刻,魏徵撰文,欧阳询楷书。石在陕西麟游县。额阳文篆书二行六字,碑文二十四行,行四十九字。碑左侧刻宋元丰年间各家跋,右侧刻宋绍圣年间各家跋。此碑唐时少有椎拓,现传世最早拓本为北宋初期拓本。

国家图书馆藏有多种拓本,有赵烈文题跋之明拓“焉”字未损本;龚心钊旧藏,赵烈文、宗源翰等题跋之乾隆拓“保”字未损本;顾广圻、瞿镛、丁福保递藏之道光拓本;以及乾隆年间秦臻翻刻初拓本。然而,最好的应是梁

旧藏之北宋拓本,惜此本有硬伤,拓工欠精（图15-4、5）。梁

旧藏之北宋拓本是割裱本,挖嵌装,十三开,跋一开。外框高40厘米,宽21.2厘米;内框高32.5厘米,宽16.5厘米。首题“宋拓醴

泉铭,竹西江恂题籤”,钤“庶畦”印。后有江恂题跋一则,及梁乾隆四十九年（1784）题跋一则,钤“闻山父”、“餐研主人”、“梁

私印”等印。拓本钤有“梁闻山收藏印”、“宜子孙”、“东郡杨绍和观”、“

”、“杨绍和审定”等印。

图15-4　北宋拓本《九成宫

泉铭》“重译来”考据,“光”字未加框

梁氏跋曰:“赵子固法化度、醴泉,天下楷书第一,化度石已不存,醴泉故在,然岁久拓之者众,石棱已损,字画仅若丝发,无复本来面目,兼恶工镌补八十余字,墨林快事所谓以奴书充之,甚为呕秽者也。此宋本拓手不佳,而肥厚腴语,体方用圆,犹见山阴矩获,玩之诚可宝也。”此本虽拓工不精,然尚未剜剔,五行“重译来”之“重”字未损,六行“栉风沐雨”之“栉”字未损,惜传拓淹了,十五行“光武中”之“光”字,未加框避宋太祖赵光义讳,此北宋初拓本是也,较之后剜本,极为珍贵,欧书风貌愈彰显。

三、《伊阙佛龛碑》

清雍正二年（1724）生,嘉庆十一年（1806）卒。字琴德,一字德甫,号兰泉、述庵。青浦（上海）人。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嗜金石之学,亦工书法。著有《金石萃编》、《春融堂诗文集》。

此碑刻于唐贞观十五年（641）十一月,在河南洛阳龙门山宾阳洞摩崖,摩崖似碑坎立。岑文本撰,褚遂良所书,故历来为世所重。碑三十三行,行五十一字;额篆书,三行六字。此碑宋《集古录》有著录,宋拓传世甚少,明拓亦较少流传,故王昶《金石萃编》、方若《校碑随笔》等书多将此碑三十三行误为三十二行,想必其皆未见宋、明拓本。

余有幸见1960年入藏国家图书馆之明何良俊（字元朗）、清毕泷等递藏割裱本一册,应为传世此碑最早之拓本（图15-6至9）。

图15-8　宋拓本《伊阙佛龛碑》考据,“善建佛事”下“以报鞠育之慈广修福田以弘善提之业”等字未泐

图15-9　宋拓本《伊阙佛龛碑》考据,三十三行存“五年岁次辛丑”六字,实“五”字只存一横笔画

此本为挖嵌装,封面为锦,费念慈题“三龛记,宋拓本,西蠡秘笈”,钤“费念慈印”;内签有二:一为“旧拓褚河南三龛像记,明何柘湖清森阁藏本,神品,广堪斋重装”,钤“静逸庵图书记”;二为钱大昕题“宋拓褚河南三龛记,明何元朗清森阁藏本,竹汀钱大昕为静逸主人题”,钤“臣大昕”、“辛楣”二印。拓本四十二开,外框高34.5厘米,宽19.7厘米;内框高29.6厘米,宽14.4厘米;依次钤有“静逸庵书画印”、“蓉初珍藏”、“苏邻鉴藏”、“安山审定”、“能静经眼”、“谢嘉孚印”、“毕泷鉴藏”、“长生安乐赵烈文之印”、“清森阁书画记”、“元和顾子山秘笈之印”、“过云楼考藏金石图书”、“谢氏鉴藏图书”、“娄东毕泷涧飞氏藏”、“东山世泽”、“谢骙之章”、“字孝英号屺望”、“秋厓珍赏”等印。尾有明人何元朗嘉靖二十年（1541）题跋一则,钤“元朗”印;毕泷题跋一则,无年款与钤印;张玮（字傚彬）戊戌77岁时题跋二则,钤“固始张玮傚彬”、“张玮字曰傚彬”、“西溟学士北海道人”三印;沈志达咸丰五年（1855）七月题跋一则,钤“绿绮清芳”、“志达”、“欧斋”、“沈氏图书”等印;赵烈文光绪十三年（1887）题记一则,钤“烈文私印”。

据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载:“二十五行‘善建佛事’下‘以报鞠育之慈广修福田以弘善提之业’等字未泐,惟‘广修福田以’五字在重装前已失。”然查此本乾隆时由广堪斋重装时,其失字亦不只这五字,缺“育之慈广修福田以弘善”共计十字。二十六行“美其功同和于天地管弦咏其德”只“德”字略损,其他字皆未泐。二十八行“随铁围”下“而齐固”等字未泐。三十三行存“五年岁次辛丑”六字,实“五”字只存一横笔画。

马氏定此拓为宋拓。另从纸墨看,此拓用纸为白麻纸,重墨拓,拓工亦精,惜个别字有淹湿。国家图书馆一般考定拓本取其下限,故定此拓为明拓本。然综上考,余以为定为宋拓本亦不为过也。正如清人沈志达所跋:“此系何元朗所藏北宋精拓,年月完具,较他本特见肥厚,即有以千金市者不与也,敌国连城,传家至宝,此本在箧,不有天雨花其上,定有吉祥云来护之。”故此本之价值并不只在于宋拓与否,此为传世最古之精拓,即足矣。

四、《李思训碑》

又称“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唐开元八年（720）刻于陕西蒲城,李邕撰文并行书。碑文三十行,行七十字。此碑下半部被凿损,上半部较清,故自宋至今皆拓上半四十字。据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载:传世宋拓本有四,一为周季木旧藏,现不知藏于何处;二为张锡鸾题字、何子章藏,后归朱翼盦,现藏故宫;三为陈文伯藏,后归北京文管处;四为李国松旧藏,现藏故宫（有误）,实藏于国家图书馆。

余在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一书时,得见李国松旧藏本。此本为割裱本,挖嵌装。拓本三十开,题耑与题跋共计十五开半,额失佚。外框高28.5厘米,宽14.5厘米;内框高24厘米,宽13厘米。封面为锦,外边镶楠木框,梁章钜（茝林）题签。册首为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王时敏题耑,钤“归村”、“王时敏印”、“西庐老人”印（图15-10至12）。内签由清乾嘉时期著名书画篆刻家、金石学家桂馥题写“云麾将军碑宋拓本,旧藏泰兴季开生侍御家,今归予巾卷斋,壬寅小除日桂馥记”。钤“桂馥”印;随后有张埙（商言）题记二则。钤“张商言”、“张埙私印”、“祕阁仙官”、“纸墨笔砚皆上方所赐”印。拓本后首先为晚明文徵明之子文嘉（休承）题跋一则,钤“肇锡余以嘉名”、“文水道人”印。其后依次为晚明周天球题跋一则,钤“周氏公瑕”、“侠书亭长”印;张凤翼题跋一则,钤“求志园”、“张凤翼伯起”印;清张照观款一则,钤“得天”印;翁方纲题跋四则,钤“翁方纲”、“正三”、“石墨书楼”、“诗境”、“覃谿过眼”、“秘阁校理”等印;张埙题跋一则,钤“瘦同”、“石北公田”、“张埙私印”、“日利”等印;程晋芳、陆耀、姚鼐观款;郑际唐题跋一则,钤“郑际唐印”、“侯官郑氏”印;梁章钜题记二则,钤“章钜”、“长乐梁氏”印;宋葆淳题记二则,钤“宋”、“葆”、“淳”、“之山”印;赵佑题跋二则,钤“臣右之印”、“鹿泉”、“赵右”印;刘权之题跋一则,钤“刘权之”、“云房”印;方燮题跋一则,钤“方燮之印”、“子和”印;何绍基题跋一则,钤“何绍基印”;钱泳题跋一则,钤“梅叟”印;方濬颐题跋一则,钤“濬”、“颐”印;瓢叟题跋一则,钤“寒木堂”印。

此外,拓本还钤有“合肥李国松健文日用大利”、“集虚草堂”、“敬叔平生真赏”、“钱泳曾观”、“张埙审定”、“敬叔珍藏”、“茝林”、“梁章钜印”、“梁氏子孙永保”、“宝米斋”、“李国松”、“韩德堂”、“张埙借看”、“覃谿过眼”、“石墨书楼”、“灯夕诗楼”、“彦槐审定”、“槃居士”、“梁章钜审定书画之印”、“董孺”、“健父”、“松”、“合肥李国松印信长寿”、“桑陵英氏珍藏”、“木公辛亥以后所得”、“国松审定”、“梁章钜印”、“第五之名”、“茝林审定”、“藤花吟馆”、“梁敬叔秘玩印”、“臣澍私印”、“槃斋珍祕”、“王穉登印”、“郑际唐”、“沈暲”、“清赏”、“两河傅氏”、“一字诜兮”、“文渊阁检阅张埙之章”、“宋葆淳观”、“伯起”、“田墉印”、“曾在方梦园家”、“松”、“翁斌孙观”等印。

由上所见,此拓本经文嘉、周天球、张凤翼、王穉登、王时敏、季开生、张照、桂馥、翁方纲、张埙、郑际唐、赵佑、宋葆淳、刘权之、姚鼐、方燮、梁章钜、梁敬叔、何绍基、钱泳、方濬颐、李国松等鉴赏递藏,可谓四百余年流传有序也。

此本题跋者除钱泳言为明初拓本外,其他者多定为宋拓本。传至桂馥时,桂氏请翁覃谿题跋并标记前后页,重装。张彦生《善本碑帖录》定为南宋最早最精拓本。查此本考据,首行“并序”二字完好;三行“迈德以阅”之“迈”未损;六行“精虑众艺”之“艺”字稍损,可识;九行“于时也”之“时”未损;十一行“终风折木”之“终风”二字未损;十二行“求活所恨”之“求”字未损;十九行“侍中兼掌”之“兼”字未损。与马子云、施安昌《碑帖鉴定》此碑考据勘校,除“艺”字稍损外,其他均符合北宋拓本考据。另观此本用纸为宋纸,拓工甚为精佳。故此本上限亦可定为北宋拓,并不是没有可能。展毕拓本记此,实赏心悦目,精神气畅矣。

五、《怀仁集王右军书三藏圣教序并心经》

唐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字,刻于唐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八日。碑首刻七佛像,故是碑又称“七佛圣教序”。碑三十行,行八十五六字不等。碑原在陕西西安弘福寺,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此碑唐时应有拓本行世,惜现在未见有传世,其北宋拓本皆珍为至宝。国家图书馆有朱翼盦题签、题跋本一册,割裱挖嵌装,定为南宋拓本（图15-13至15）。此本曾经荣涟、方峙、张廷济、邱杏格、铁盦递藏。二十开,跋二开,外框高33.5厘米,宽19厘米;内框高25厘米,宽13.5厘米。据朱氏题跋记载:此本至铁盦处时已缺失三叶,壬申（1932）冬,有商贾持宋拓《圣教序》售,适前所缺之三叶,翼盦先生遂向铁盦之子茂纯荐之,故使其完璧。关于此本何时所拓,翼盦先生癸酉（1933）跋曰:“此本‘圣慈所被’,‘慈’字未损,‘贞观二十二年八月三日出’,‘出’字大半可见,是宋拓本之确证。今日晨起,以是本与予所藏王麟洲北宋初拓《圣教序》横几并观,觉此拓粗头乱服,别有胜处。”足见翼盦先生定此本为北宋初拓本。

余在选编《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一书时,曾向冯其庸先生请教,并请其为此本题跋,先生题跋曰:“予以三北宋逐字对校,三本各有十八处损泐,各本泐处皆大体相同无特殊差异。所不同者,此本墨重纸黄色偏暗耳,予以为此本乃是北宋本。”惜当时仍沿用鉴定拓本时代就低不就高的原则,以南宋拓本录之。近得暇余,又择北宋早拓本校之,虽然此本“慈”上部略有点损,然二十一行“胜缘”之“缘”字左下未损,且不连石花,“显扬”之“显”字仅损左竖笔。然而,北宋历时百六十年,跨度较长,综此是本定为北宋拓本较为适当也。

拓本钤有“清仪阁”、“□□□氏兰坡过目”、“瀼谿”、“邱”、“杏格”、“益斋珍藏之印”、“辽海从龙旧裔”、“杏格印”、“襄平邱氏式好斋珍藏金石书画章”、“延陵子孙”、“春帆”、“益斋手书”、“小字柬珍”、“即事多欣”、“辨榖老民”、“荣涟之印”、“洞泉”、“方峙之印”、“江帆”、“萧山朱氏”、“审定秘玩”等印。

图15-13　北宋拓本《怀仁集王右军书三藏圣教序》考据,“圣慈所被”之“慈”字未损

图15-14　北宋拓本《怀仁集王右军书三藏圣教序》考据,二十一行“胜缘”之“缘”字左下未损,且不连石花,“显扬”之“显”字仅损左竖笔

图15-15　北宋拓本《怀仁集王右军书三藏圣教序》朱翼盦题跋

六、《麓山寺碑》

唐开元十八年（730）九月刻于湖南长沙岳麓寺,故又称“岳麓寺碑”。李邕撰文并行书,额篆书。碑阳二十八行,行五十六字;碑阴亦为李氏书,因一度嵌入壁间,加入后人妄刻题名于碑阴文字之上,致使字画损伤,故碑阴少有拓本存世;碑侧刻宋明清人题字、观款。因此碑石选不精,宋时即已剜过,故未剜拓本传世稀少。

国家图书馆有已剜洗之南宋拓本两种:一为朱彝尊、吴湖帆递藏本,惜未曾亲睹;二为铁保、李国松递藏本（图15-16至18）,收入所编《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一书。此本为割裱挖嵌装,共四十八开,内签与题跋二开。外框高28.5厘米,宽14.5厘米;内框高23厘米,宽12.5厘米。内签题“真宋拓黄仙鹤本麓山寺碑,光绪戊申（1908）十月刘泽源署”,钤“原”印。拓本首尾各题有“神品”、“宛平陈氏家藏”泥金字,并钤有“含德堂”、“李国松”、“槃斋”、“合肥李国松日用大利”、“健父”、“李国松”、“木公”、“集虚草堂”、“松”、“槃居士”、“槃翁”、“合肥李国松印信长寿”、“国松审定”、“槃斋珍秘”、“李国松藏”、“叙臣”、“臣承信印”等印。尾有铁保题跋一则,钤“铁保之印”、“冶亭”二印。另页钤“宝沙堂陈氏收藏印”。

查此本十六行“冥搜”之“搜”字,十九行“高闱”之“闱”字,已剜成“

”、“阐”字形;二十七行“且上计于京”之上“别乘乐公名光”等字已泐失。以上皆为北宋拓本所未泐损之处。然此本二十七行“江夏黄仙鹤刻”六字完好,“且上计于京不偶兹会替曰”等字亦完好可见,此南宋拓本之考据也,故该本定为南宋早期拓本。且拓工精佳,尤为珍重。因“黄仙鹤”三字未泐损,故又称南宋拓本为黄仙鹤本,首刘氏题签即属此例也。

图15-16　南宋拓本《麓山寺碑》考据,十六行“冥搜”之“搜”字,已剜成“

”字形

图15-17　南宋拓本《麓山寺碑》考据,二十七行“江夏黄仙鹤刻”六字完好

七、《佛遗教经》

全称《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言诫经》,传为王羲之正书;或是唐人写经,伪称王氏所书;或作唐僧道秀正书。传世最早拓本是1965年从香港购入后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之宋拓本（图15-19）。

此拓本为割裱、挖嵌装,十三开。外框高31.2厘米,宽17.8厘米;内框高23.1厘米,宽11.7厘米。首题“宋拓佛遗教经,明天一阁旧藏,海内罕见,曾入内府,今归□柯朱氏清□堂。”拓本钤有“尚宝少卿袁氏忠徹印”、“南昌袁氏家藏珍玩子孙永保”、“范大澈印”、“子宣父”、“仪周鉴赏”、“懋勤殿鉴定章”、“乾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卧云山房”、“文彭之印”、“唐辉”、“范氏家藏□□”、“范大澈图书印”、“忠孝世家”等印。此本曾经明袁忠徹、范大澈、清内府递藏。疑范氏“天一阁”后,此本曾重装。拓本有多枚印鉴剪切不全,甚为可惜,其中在拓本边侧遗有一“徹”字,可能是袁忠徹的用印。另据范大澈《碑帖纪证》曰:“《遗教经》唐释道常书也,余得宋拓一帙,剥蚀处有宋元及国初数人题跋,珍奇物也。”看来此本在范氏收藏时还是全帙。或在入清内府前,或在清末流出宫外后,被人揭去,甚为遗憾。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有“见明初拓本最佳为缪文子旧藏,今藏北京图书馆”之句,想必其也未曾见此宋拓本。观此拓本用纸与传拓墨气亦与宋拓本吻合,同时,也正与范大澈所言相互印证。

《绛帖》是继《淳化阁帖》之后又一部汇刻历代名家法书的丛帖,因刻于山西绛州,故而得名。《绛帖》无刻石年月,有谓与《阁帖》同。此帖并未脱离《阁帖》谱系,是在《阁帖》基础上略为增删,由潘氏刻石而成。潘氏有谓尚书潘师旦,有谓潘舜臣,有谓舜臣为师旦之字,实为一人;有谓驸马潘正夫刻,但与史不合。故且从潘师旦刻。潘师旦通书法,又懂镌刻之技,故所刻《绛帖》远胜王著《淳化阁帖》,且书刻清劲,有血有肉,模刻甚精,尤为世人所重。

《绛帖》原刻二十卷,分上十卷、下十卷。后又有刻十二卷本,系伪绛。上十卷目次:一为诸家古法帖;二至五为历代名臣法帖;六、七为王右军法帖;八至十为王大令法帖。下十卷目次:一为宋帝王书;二为历代帝王书;三至六为王右军法帖;七、八为历代名臣法帖;九为张旭法帖;十为颜真卿、怀素、高闲等各家书。

《绛帖》本系重刻,翻刻、伪刻较多且庞杂。潘氏故世,二子析产,长子得上十卷,幼子得下十卷。长子因负官债,帖被收入官库,绛州守补刻下十卷,每册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何以报,愿上登封书”二十字为序,称为“官库本”,又称“东库本”。幼子亦补刻上十卷,称为“私家本”。故当时即有官、私二全本,也称为“潘氏二子帖”。原石刻不久被毁,现无可信原石全本,即“二子帖”拓本亦不多传。靖康之乱（1126）后,金人又重摹勒上石,因避完颜亮讳,三卷“亮”字缺,世称“亮字不全本”。此时宋与金沟通往来,设立榷场进行贸易,故此拓本多销往江南,称为“榷场本”。

十二卷本《绛帖》标题与尾刻“淳化五年,岁在甲午,春王正月,潘师旦奉旨摹勒上石”皆为隶书;并刻有“潘师旦印”、“驸马都尉”二印,实为伪绛。目次:一为仓颉及秦汉,二为晋宋帝王,三、四为晋人书,五、六为王右军书,七、八为王大今书,九、十为晋南朝及隋唐人书,十一、十二为宋名贤书。翻刻有石、木之分,石刻稍佳,拓本传世较多。

《绛帖》现有较好的全拓本,是由冯铨凑集,二十卷,装十册,有宋、明人及孙承泽、梁清标、翁方纲、吴荣光等名人题跋,现藏于故宫。另国家图书馆藏高士奇跋本,存上三、四卷,下一、二卷,宋拓宋装极珍贵（图15-20至22）。

高士奇旧藏《第一册,为上十卷代名臣法帖第三、绛帖》之“历四”两卷,凡二十七开半,剜镶册页装。内签题“绛帖,宋拓宋装,前卷三、四,丁亥夏四月,张伯英”,下钤“张伯英印”、“少溥”二印。拓本钤有“任丘王文进字晋卿藏”、“梦庄”、“宝绛阁藏书记”、“蒋祖诒印”、“榖孙”等印。尾有梁同书嘉庆八年（1803）癸亥二月观款一则,钤“不翁”、“山舟”二印。左下角钤“晋卿珍藏“印。

第二册为下十卷之“大宋帝王书第一,历代帝王书第二”两卷。凡二十四开半,亦为剜镶册页装。内签一为高士其隶书题“宋拓绛帖,信天巢祕藏”,钤“士奇”、“高澹人”二印;内签二为张伯英题,内容同前,钤“张伯英”、“东涯”二印。此拓本除有前册钤印外,还钤有“真赏”、“景高氏”、“辅元之印”。尾有高士奇康熙三十九年（1700）庚辰重午后一日题跋一则,款无钤印。左下角钤“晋卿鉴藏”、“兰林生”印。

此二册拓本与程文荣《南村帖考》所列次目相同。上第三卷“亮”字未缺,且帖内有“光”字编号;第四卷内有“天”字编号;下一卷内有“太”字编号。以上皆为宋拓公库本遗留之痕迹。拓本为重墨拓,纸墨古香,拓工精佳,亦为宋库装本。拓本清初为高氏所藏,后归王文进、张伯英收藏,可谓递藏有序,千年之神物,得观此拓吾谓之大福也。

另见国家图书馆藏缪日藻旧藏本（图15-23、24）,《绛帖》残卷合装一册本,为上十卷之“诸家古法帖之一”、“历代名臣法帖第二”两卷。拓本为二十七开半,内签缪氏自题“宋拓绛帖残本,乙丑重装”,下钤“吴门缪氏珍赏”印。拓本钤“上海徐渭仁收藏印”、“紫珊鉴定”、“黄芳私印”、“荷汀”、“星沙黄芳天光云影楼所藏书画金石印”、“咸丰丙辰后黄氏所藏”、“荷汀鉴定”、“关玩流”、“传之其人”、“谭敬”、“和菴”、“粤人谭敬印”、“日藻”、“文子”、“潘兰史”、“耕夫审定”、“随轩”、“荷汀珍藏”、“潘仕成印”、“星轺滬渎”、“澹宁居士”、“徐渭仁”、“群玉居士”、“黄芳”、“黄芳私印”、“柳窗祕玩”、“吴人也”、“耕夫”、“杨宾之印”、“潘飞声印”、“赤泉杨氏图书”、“周氏公瑕”、“徐紫珊秘箧印”、“区斋珍藏”、“徐伯郊经眼记”、“欧波馆藏”、“柳窗所得金石字画印”、“绛斋收藏碑帖书籍记”等印。尾有徐渭仁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二月二日题跋一则,钤“徐渭仁印”、“紫珊翰墨”二印;潘仕成咸丰八年（1858）戊午冬题跋一则,钤“仕成之印”、“德畬父”印;褚德彝民国二十三年（1934）甲戌十二月二十八日题跋一则,钤“松窗”印;此外,还有韩崇、程庭鹭观款二则。外布套有李筠庵题记一则。

此拓“诸家古法帖第一”中杂入《卫夫人书》、《何氏书》、《蔡琰书》、《僧怀素书》、《张旭书》,可能重装时误装;“历代名臣法帖第二”之《张芝书》“彼”字下缺八十三字,并缺《后汉崔子玉书》、《魏钟繇书》两帖。尾有“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后”篆书刻款,其为《淳化阁帖》残拓补之,非《绛帖》所有。其他与程氏《南村帖考》次目同。

由上可见,是拓曾经明代周天球（公瑕）、清代缪家、徐家、黄家、谭家至李家之递藏关系,得传至今日,岂能不珍重之。

九、《争坐位帖》

又名《论坐帖》、《与郭仆射书》。唐广德二年（764）颜真卿撰并行书。宋代安师文得此墨迹,刻于陕西西安,世称“关中本”,现在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石横刻二列,高81厘米,宽152厘米;计68行,行十余字至二十余字不等。现墨迹已不传,翻刻甚多,然惟此原刻最为世所重。

《争坐位帖》拓本以宋拓本为珍贵,然流传至今者甚稀见。曾见国家图书馆藏程瑶田、吴荣光、潘仕成、梁启超等递藏之宋拓本,可谓至宝（图15-25至27）。此本凡七开,外框高40厘米,宽20.6厘米;内框高31厘米,宽15.8厘米。裱本镶嵌经折装,外为托裱牡丹花格锦封面,楠木镶边;梁启超题“程易畴吴荷屋旧藏宋拓争坐位帖,今归饮冰室,乙丑正月题藏”,钤“饮冰室”印;内签潘仕成题“宋拓颜鲁公争坐位帖,潘氏海山仙馆珍藏”。拓本钤“宝米斋”、“潘仕成”、“德畬”、“伯荣审定”、“饮冰藏臧”、“之印”、“吴氏筠清馆所藏书画”、“海山仙馆主人”、“梁启超”、“吴氏荷屋平生真赏”、“梦园鉴赏”等印。后有程瑶田（易畴）嘉庆七年（1805）乙丑七月十日题跋一则,钤“程氏瑶田”印;旁为梁启超一百二十年后乙丑（1925）正月十七日题记一则,钤“梁”、“超”印;翁方纲嘉庆七年（1805）乙丑冬十一月二十一日题跋一则（有残）,钤“覃溪”印;随后仍是梁氏乙丑题记一则,钤“新会梁氏”、“启超私印”,下左角钤“庞芝阁金石文字记”印,最后为郑孝胥题记,钤“海藏楼”一印。

此本重装时跋文有失,故宋、元、明时何人收藏已无从考证。翁覃溪跋曰:“是拓毡蜡精好,神采奕然,询非南渡以后所得之物,宜乎,荷屋侍御珍藏而宝惜之也。”查三行“右仆射”之“右”字,“口”中微损,“右”字完好;五十三行“出入王命”之“出”字,笔画光好不损;可谓宋拓之考据。观拓本纸墨,气息古厚,神采融合,非明清之拓可比,且拓工精佳,可谓宋拓珍品也。

图15-26　宋拓本《争坐位》考据“出入生命”之“出”字,笔画光好不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