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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碑刻避讳与碑刻别字在碑帖作品中是较为常见的现象,这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故也使它成为碑帖鉴别的重要参考佐证,而受到鉴藏者的充分重视。

避讳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大约起于周,成于秦,盛行于唐宋,至清代更趋完密,民国后渐趋废除。按照中国传统的礼仪,人们对皇帝或尊长是不能直呼其名的,否则就有失礼仪之嫌。由于犯讳而坐牢甚至有失命危险的事情时有发生,所以,在古代避讳之习俗是根深蒂固的。避讳的方法通常是用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替要避讳的字。因此,历史上就出现了不少把人名、地名或事物名称改头换面的奇怪现象,给古代文献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也给今天的阅读带来了诸多不便。

国讳又称“公讳”,是指一国所避之讳。主要是避皇帝本人的名讳,进而还要避讳皇帝的字、皇后及皇帝父祖的名讳;推而广之,连皇帝前代的年号、帝后的谥号、皇帝的陵名以及皇帝的生肖和姓氏也都要避讳。

避讳的对象通常有四类:一是避帝王讳,即避讳当代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又称之为“国讳”或“公讳”;二是避官讳,即属下要避长官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三是避圣贤讳,主要是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讳,有的还避周公之名讳,甚至还有避老子之名讳等;四是避长辈讳,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也称之为避“家讳”或“私讳”;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即显失礼。

古人的避讳方法很多,主要采取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1.标讳。凡遇国君先世名、国君名,不可直书,以标讳避之。《三国志·魏后妃传》裴注引《魏书》:“（甄）后笑答之曰:‘讳等自随夫人,我当何忧！’”这个“讳”当指魏明帝。

2.做某。《尚书》记载,武王有疾,周公愿代其死,并对在天先王誓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孔氏《传》曰:“元孙,武王。某,名。臣讳君,故曰‘某’。”又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

3.省阙。凡遇避讳之字,以“□”缺之。

4.代字。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记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叫田登的州官不准下属及州中百姓直呼他的名字和写他的名字,到了正月十五照例要放灯三天。写布告的小吏不敢写灯字,便改为“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由此便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笑话。又如苏轼祖父名“序”,即讳“序”字,所以苏洵、苏轼不写“序”字,碰到写“序”的地方,分别以“引、叙”字来代替。

5.改称。凡遇有名号触讳的人、事、物则改其名而称之。如汉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了名。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

6.缺笔。凡遇有触讳之字,书写时或省一二笔画以避之。此法自唐至清沿用较多,尤以省去最后一笔为多。

7.更读。凡遇有触讳之字,不改变其形,以变读其音而避讳。如《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母名“贾敏”,故林黛玉凡是遇到“敏”字,都变读成“米”或“密”。

8.变体。凡遇有触讳之字,故意改变其形体而避讳。如清人为避仁宗讳,常常将“琰”书写成“

”。

在西方没有避讳帝王的例子,更何况其他之避讳。与中国相反,外国有时还以帝王或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地名。比如美国的首都原名叫“费拉德尔费亚”,后来,人们出于对总统华盛顿的崇敬,便以“华盛顿”的名字来给首都命名,而且一直沿用到现在。又如像前苏联的列宁格勒,原名“彼得堡”,十月革命后,便以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名字将“彼得堡”改称“列宁格勒”。从中可窥中西文化之差异。

碑帖避讳来源于其所处时代的避讳风俗,并与其一脉相承,所以,了解碑帖的避讳有助于碑帖拓本的鉴别。

其一,碑帖避讳揭示了碑帖镌刻的年代,即使是重刻其时代烙印也是显而易见的。通常碑帖避讳是在建碑之初书丹时就已明确的,通过改字、缺笔、省缺来实现避讳的目的。如东汉延光二年（123）《开母庙石阙铭》,为避汉景帝讳“启”,而改“启母”为“开母”便是一例。隋开皇十三年（593）《东阿王庙碑》同样为避隋炀帝父讳“忠”,而改“黄中”为“黄内”。唐颜真卿书《干禄字书》（图10-1）曾先后三次重刻,第三次重刻,为避宋英宗讳,其“正”字书写时,中缺一竖笔,鉴者自明其乃宋刻之避讳所致。

图10-1 唐颜真卿书《干禄字书》宋拓本及封面。此拓为“正”字全之早刻本

其二,碑帖避讳的增改,有助于碑帖拓本上限的确定。通常因时代之变迁,碑帖树立后,为避新讳,在原石、翻刻之上,或增加避讳,或改变避讳。如唐贞观六年（632）《九成宫醴泉铭》,其中“光武中元元年”,至宋初,为避太宗赵光义讳,于“光”字外加凿边框,以避讳。宋刻《智永真草千字文》,其中“玄、敬、贞”字,皆缺末笔以避宋讳（图10-2）,其后又有多次改动避讳。北宋《绛帖》,至金人翻刻时,为避完颜亮讳,“亮”字以缺笔避讳,可为南宋拓本之证。

图10-2　宋刻《智永真草千字文》,其中“玄”字,缺末笔以避宋讳

其三,碑帖拓本避讳可以揭示拓本传拓时间的下限。其实关于拓本避讳并没有明确的避讳要求,所以,拓本避讳因人而异。唐贞观五年（631）《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曾见四欧堂本有:“蔡伯喈云,虢者郭也,虢叔乃文王所咨。”然而,敦煌本中“虢”字却空出,实为以墨涂之,其目的是为避李渊祖名“虎”（虢有“虎”旁）字,按讳例是避“虎”,不避“虢”字,故刻石不避,此拓本避讳之证,又反为唐拓本之证据。

综上,凡此碑帖避讳,为碑帖鉴藏所不能不知,可参考陈垣《史讳举例》、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当有助于鉴别。

清光绪六年（1880）生, 1971年6月卒。字援庵。广东新会人。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曾任辅仁大学校长、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等。著有《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回回教入中国史略》、《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书。

民国元年（1912）生, 2005年卒。字元白,也作元伯。为清世宗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北京人。少从贾羲民、吴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姜福修古典文学。后经傅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垣,获闻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精于古代书画鉴定与碑帖之学。著作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等。

别字通常可以理解为与汉字正字（标准字）不同的字。凡当写某字,而写为体形近似或笔画增减而变之,是谓“别字”。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八“别字”条中解释说:“别字者,本当为此字,而误为彼字也。今人谓之白字,乃别音之转。”可见别字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碑别字则意取前者。

启功在秦公所著《碑别字新编》序中说:“赵政身与鲍鱼同腐,而有三事为后世所艳谈,曰:‘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伦轨如何,今已不得而考,唯同文之书,一似有金石可按者。然余常并列权量、诏版、名山刻石以观之,其字没相处入,初不见一律尽同之概。此无他,字形尽一,而人手不同,即出一人之手,亦或因时而异。乃知书之同文,仅具一时政令而已。”由此可以得出,文字异体、别字古已有之,其碑别字更为鉴藏者所不能不察。

碑别字历代多有变化,其间尤以北朝至唐代为甚。秦公所编《碑别字新编》,共收字头2528字,碑别字12844字,为目前所收碑别字最多者（图10-3）,可窥古代碑别字之大概。此外,清代赵之谦《六朝别字记》、近代罗振玉《碑别字》都是采录古代碑刻中别字而汇编之书（图10-4、5）,当有助鉴藏者读碑释文。

四、武则天造字

民国三十二年（1943）生,2000年5月卒。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总经理,著名文物鉴定专家、书法家。著有《碑别字新编》、《秦说碑帖》等。

武则天造字已成为历史的一个瞬间,且消失了一千多年。然而,作为碑帖鉴藏其造字大有熟知的必要,这无疑会对碑帖的释读与断代有很大帮助。据载,武则天造字的具体时间是从载初元年（690）至长安四年（704）,前后历经十五年之久。从这一时期的碑石作品来看,所造之字在同一碑石作品中,同一字皆字形划一,而不作变化;除“天”字外,所造之字与古字不同,也与时字各异;新造的“君”字,只用于对帝王的使用;可见造字的实行,其令甚严,并能通行全国,以致对当时碑石的镌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便于对武则天造字释读与断代,特按其颁布造字的五个阶段汇总列表于后（图10-6）。

早在宋《宣和书谱》就有:“唐之石刻载其字者,知其在则天时也。”表明在宋时已将武则天造字应用到考鉴碑石上。今天利用造字的分期,掌握造字应用的一般规律。铭文有年代,可以据此推断刻石（或立石）的时间;铭文无年代,可以据此断代。当然,实际应用时,也要注意一些客观情况的影响,比如说,中国幅员辽阔,颁布造字令会产生时间差,故从目前所能看到的当时碑刻作品来验证,亦确有其例外者。这也是需要强调的,看似原本带有一定规律性的事物,反而出现一些例外,这也是鉴藏者不得不引起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