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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帖是石刻中的一类,在现代印刷术尚未出现之前,是我国书法流传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这无疑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魏晋时代是我国书法繁荣的时期,虽然,当时受禁碑之影响,书碑者渐少,直至南朝,因流习所致立碑刻石仍然不多。然而,纸张的广泛使用,文字的书写并未因为书碑的减少而减少。一方面,随着士大夫阶层日常生活中文字书写的需求,信札之风尤盛;另一方面,在实用之外书法越来越多地成为士大夫阶层赏析寄情之精神所系,产生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一批书法大家。

迄至盛唐,社会的稳定,经济文化的昌盛,人们对文字的书写在“实用”之外有了更高的要求。更由于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影响了有唐书法三百年,人们争相师法,一时间摹搨二王法书墨迹,以求师法者日盛。于是,供人欣赏和临习的法帖也就油然而生。

一、法帖源起与价值

唐代书法家。贞观（627-649）时直弘文馆。工书法,擅长钩摹复制古法书帖。贞观十三年奉旨勾摹《乐毅论》、《兰亭序》真迹,分赐皇太子诸王及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戾君集、魏徵、杨师道等亲贵信臣。其中《兰亭序》摹本流传至今,尤以冯承素之“神龙本”最为精妙。元代郭天锡评其云:“书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毫铓转折,纤微备尽,下真迹一等。”

关于刻帖究竟起于何时,各家所述不一。帖源于碑,已为不争之事实。在初唐,太宗李世民极其喜爱王羲之书法,命弘文馆摹刻《十七帖》;后得《兰亭序》墨迹,又命赵模、冯承素、欧阳询摹搨,亦有摹刻上石,以拓本赏赐群臣;怀仁集王书《圣教序》虽为碑刻,实已是取横式分段刻成,可见刻帖之雏形。但就丛帖（汇帖）而言,见于记载,应属南唐。在宋代官书《宋会要》中记载,北宋人曾收到南唐刻的一段帖石;又见宋人周密《云烟过眼录》卷四转引褚伯秀云:“江南李后主常诏徐铉,以所藏前代墨迹、古今法帖入石,名曰《昇元帖》。”此外,私家刻帖也有见于史籍记载,宋米芾《书史》曾提到“江南十八家帖”,又宋王应麟《玉海》载:“（太平兴国三年）昇州献王羲之、献之及桓温等凡十八家石版书迹。”但今天这些帖石或文字,已无流传,虽难以印证,但有文献记载,姑且信其有。现所见最早的法帖作品是宋太宗淳化三年（992）时,宋太宗命侍书学士王著摹刻秘阁所藏法书,编为十卷,每卷首刻“法帖第×”,称《淳化阁帖》。傅山在《补镌宝贤唐帖跋》中说:“古人法书至《淳化》大备;其后来摹勒,工拙固殊,大率皆本之《淳化》。”综上可见“法帖”在宋时已具完备。

宋生卒年不详。字知微。四川成都人。蜀明经第,历任平泉、百丈、永康主簿,授隆平主簿。改卫寺丞、史馆祗侯。太平兴国六年（981）,加著作左郎、翰林侍读,迁左拾遗,官至殿中侍御史。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赵炅令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上石于禁内,名《淳化阁帖》。王著善攻书,笔迹甚媚,颇有家法。王著善草隶,宋初独步一时,然至今尚未见到带其本款的作品。黄庭坚曾记载了王著完书摹写《乐毅论》、补全智永《千字文》之事,这是有关王著书学贡献的重要事迹。王著最大的艺术功绩应是摹勒《淳化阁帖》,然而,自《淳化阁帖》问世以来,对其成败得失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但客观地讲,《阁帖》始创的功绩是不能磨灭的。

所谓法帖是选刻历代帝王、名臣和名人等,以为师法的墨迹,经摹刻在石板或木版上的法书,并传拓后供人效法和欣赏的拓本,又称为“刻帖”。法帖是人们有意识地把它作为艺术的产物,它与碑的区别不仅在文字内容、书体、形制、刻法等方面,关键是在它们的性质和功用不同。

法帖之式,一般每石高尺许,宽约二至三尺,每卷有标题,并附书者名,亦有摹勒年月者。刻成后置于室内或镶于壁中（图8-1）。法帖有单帖和集帖之分。单帖者顾名思义乃选刻一帖而成者。将多种古今名帖汇为一帙者,称集帖,亦称汇刻丛帖、套帖。集帖又分为集刻历代帝王、名人墨迹者和集刻某一家多种墨迹者两种。集帖一般分若干卷,多者为百余卷。

众所周知,法帖在后来的重钩屡翻之中,确有其弊病。正如《碑帖浅说图解》所说:“汇帖一出,合数十代,千百人之书,归于一时,勾模出于一手,于执笔者,性情骨刀,即不能人人揣称。臂下、笔下、刀下,止此一律。天下未有不善书,而能刻古人书者,亦未有能一家书而能刻百家书者,共炉而冶,五金莫别。八法之衰,有由然也。”可见,我们要正确认识法帖之功用,在鉴藏、学习时,要注意一分为二,取其精华,切不能“抑帖扬碑”,也不能“抑碑扬帖”。

法帖在供人欣赏和师法的同时,并没有失去石刻具有的文献性。法帖就其文献性而言,自是丰富多彩,尤其是诸多名人墨迹,原本已佚,依凭法帖得以流传。如同姜夔在《绛帖评》序中云:“帖虽小技,而上下千载,关涉史传为多。”宋代的《钟鼎款识帖》,刻了许多吉金文字,《甲秀堂帖》缩摹了石鼓文,保存了古代的金石文字资料。宋《淳熙秘阁续帖》所刻的李白自书的诗,龙蛇飞舞,使我们更得以印证诗人豪放的性格。《凤墅帖》里刻有岳飞的信札,是可信的真笔。至于孙过庭的《书谱》,则对我国书法的发展、书写技法作了精辟的阐述,它不仅是一部难得的艺术珍品,同时还是一部有价值的书法理论著作,为今后的书法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生,嘉定十四年（1221）卒。字尧章。别号“拈花惹草”、“白石道人”,世称“姜白石”。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成年后屡试不第,奔走四方,过着幕僚清客的生活。平生爱好音乐、文学和书法。

宋代法帖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书法开始从“碑学”转向“帖学”,成为我国书法史上又一高峰。究其原因,与统治者的爱好与倡导、文人士大夫的参与、金石学的兴起、造纸制墨业的勃兴、传拓技术的发达、碑帖市场的昌盛等不无关系,这些皆为刻帖业的发展与兴盛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传承名家法书、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人们开始从历代名人法书中汲取精髓、省悟其意。传说宋代书家米芾,学习古人书法既广博又用功,他经常向别人借古法帖来临摹,然后把摹本与真迹一起还给人家,使人很难分出真假。他的书法神采飞扬,突破了千人一面的模式,给人以气韵舒朗之感。其用笔犀利精熟,能八面出锋。当时的苏轼、黄庭坚也都深受法帖的影响,流传下不少为人称道的作品。如苏轼的《祭黄几道文》用笔饱满,意味温厚,谨严而有活气,为其最精之楷书墨迹;黄庭坚的《松风阁诗》、《惟清道人帖》墨迹苍秀开朗,有昂藏之态。继之,书家墨客争相效法,善书者不乏其人。行书成为其间的主要书体,变晋、唐行书之含蓄,而极力追求其神采发越,尽态极妍。“帖学”之风蔚为壮观。

宋代刻帖具有集刻帝王书者多,参与刻帖的人员众多,成因、内容、形式多样,涉及的地域广泛等特点。

根据南宋曹士冕《法帖谱系》统计（指《淳化阁帖》谱系）,在宋代丛帖刊刻可分三个系统:一为基本是翻刻十卷本《阁帖》而成,称之“《阁帖》系统”,如《临江戏鱼堂帖》、《黔江帖》、《二王府帖》、《绍兴监帖》等。二为在《阁帖》基础上稍作增删而成,称之“《潭帖》系统”,如《大观帖》、《鼎帖》等。三为在《阁帖》基础上有较大的增删而成,称之“《绛帖》系统”。然而,从现代视角汇总,宋代法帖主要可分为:翻刻十卷本《阁帖》而成的“《阁帖》系统”,在《阁帖》基础上增删而成的“《潭帖》、《绛帖》系统”和与《阁帖》无关的“新帖系统”。

《法帖谱系》南宋淳祐（1241—1252）年间,曹士冕著。其以平生所见《淳化阁帖》的各种翻刻本,列成谱系,各叙其出处源流,以及刻工拓手的优劣和版本完损程度,是研究帖学最早的重要典籍。

1.《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是宋太宗（赵炅）淳化三年（992）,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摹勒,经过传拓分赐大臣登二府者。故又称《淳化秘阁帖》,简称《阁帖》。

《阁帖》全十卷,均选自古代帝王名臣以至唐人之书。王羲之、王献之墨迹尤多。卷目分别为:一为历代帝王书;二、三、四为历代名臣法帖;五为诸家古法书;六、七、八为晋王羲之书;九、十为晋王献之书;共计一百零五人书。

历来对于《阁帖》是刻于石上还是枣木板上的问题,说法不一。根据宋代记录,系刻在枣木板上。如《四部丛刊》所收《欧阳文公文集》中曰:“镂板而藏之。……往时禁中火灾,板被焚,遂不复赐。或云板今在,但不赐尔。”《四部丛刊》所收《淮海集》中秦观云:“摹刻于板,藏之禁中。”此外,黄庭坚、赵希鹄等皆持此说。但也有人根据《阁帖》每册末尾所题“淳化三年壬辰岁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摹勒上石”,认为是刻于石上,陈简斋、王应麟、曾宏父等皆著述持“石说”。还有一种认为:《阁帖》为南唐刻帖之续,因南唐刻帖原系石刻,至宋代稍损益之,为十卷,改用枣木板,所以《阁帖》袭用旧称,实际上是刻于枣木板。故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有“增作十卷,为板本,而石本复以火断缺,人家收得一二卷”之说。综上,《阁帖》最初刻于枣木板的可能性较大。

《阁帖》宋代刻本,即重仿刻者,传世全帖尽无,零残本也不多见。据载,上海图书馆现藏贾似道旧藏《阁帖》第九卷泉州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藏有宋拓泉州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祖帖本等。2003年上海博物馆从美国安思远处成功抢救回国《阁帖》第四、六、七、八卷,经鉴定第四、七、八卷为北宋祖本,第六卷是南宋泉州本之北宋祖本。此《阁帖》的回藏,可以说是碑帖鉴藏史上的一大幸事,余有幸受邀参加“《淳化阁帖》与二王书法艺术学术鉴赏会”,近距离鉴赏《阁帖》之最善本。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生,元元贞二年（1296）卒。字伯厚,号深宁居士。祖籍河南开封,后迁居庆元府鄞县人（今浙江鄞县）。历事南宋理宗、度宗、恭帝三朝,位至吏部尚书。博学多才,对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都有研究,是南宋末年的政治人物和经史学者。南宋灭亡以后,他隐居乡里,闭门谢客,著书立说。著作有《玉海》,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困学纪闻》是笔记类的著作,集合其大量经史研究的心得成果;《通鉴地理通释》是历史地理学的著作;《三字经》是家喻户晓的儿童启蒙读物。

明代翻刻《阁帖》者甚多,较好者:一为据贾似道旧藏本翻刻,若顾从义本,其较贾氏原装裱本宽,一、二、三行放大,故名大银锭本,初拓极少。潘元亮刻本,较顾刻少两行,又名小银锭本。二者有“联袂”之称;二为据明内府旧藏本（即明太祖赐甘肃兰州肃王府本。简称“肃府本”）,由延温、张二士摹勒上石。初拓用太史纸和程君房墨,拓工精细,字显神气;三为泉州本,有两种,一肥一瘦,即所谓明刻或明翻刻本。

清代翻刻《阁帖》较精者,为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据淳化四年赐毕世安本重刻者。初拓用开化纸,内府特制御墨传拓,拓本极精。其卷目排列有变:第一为历代帝王书;第二为上古至晋人书;第三、四、五为王羲之书;第六为晋王恬各家书;第七为晋王献之书;第八为晋至梁人王珣各家书;第九为陈至唐人各家书;第十为唐人及无名氏张旭等各家书。每卷末刻帖评及释文。

余在国家图书馆从事法帖整理时,察看馆藏《阁帖》有十八种之多,较好者六种:

a.明拓潘元亮翻贾似道小银锭本,全十卷十册。首页有许修直题签、题记,有朱书释文,拓工较精。钤有“孟泳”、“拙修一字鞠劬”、“修直珍藏”、“许修直”、“许氏珍藏”等印。

b.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八月九日肃宪王（朱绅尧）及子识

重翻本,全十卷五册,明崇祯拓本,有赵之谦（悲盦）、许修直题签,许氏题记。钤“修直考藏”、“修直珍藏”等印。

清光绪六年（1880）生,1954年卒。名卓然,字修直,又字鞠劬,晚号百砚室主,并有“百砚室”室号。江苏无锡人。早年留日习法学,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任交通部参事,印铸局局长等职,1945年出任伪北平市长。精书法,喜鉴藏。

c.明顾从义翻刻贾似道本,即大银锭本,残存四卷,四册,乙卯四月重装,有许修直题签、题记。钤“修直珍藏”、“修直”二印。

d.张楗旧藏翻泉州明拓本（图8-2）,二函十册。原装很有古色,重装本仍依原式,每卷首有张楗题签及朱书释文。首扉页有张伯英题“安吴星海”四字。此帖独第八卷首行题签无“第八”字,晋王羲之下无“书”字。此帖前后有张伯英、伊秉绶等题跋,钤有“张楗之印”、“彭城老张”、“铜山张啸霞”、“勤贻堂”等印。

e.顾从义覆刻银锭本,共十册,为明拓明装本,传拓精,首有“梅>川庄氏世珍”一印。

f.明袁褧翻《阁帖》第六、七、十残本,为晋王羲之、王献之书。据张伯英跋云:“此明袁永之刻本,在潘顾肃府以前传本颇少……”故此本少有人知,就摹勒拓工而言,此帖亦精,然只存残本,甚为憾。封首有张伯英题签,又张氏考证并跋,钤有“东涯老室”、“来凤轩”等印。

《淳化阁帖》作为法帖鼻祖,后人自有功过评说,这是很正常的事,其有利于对法帖认识与研究,当然,亦更利于法帖的鉴藏。

汇刻历代名家之法书。与《淳化阁帖》摹自同一底本,在《阁帖》基础上稍作增删而成。宋徽宗（赵佶）因《阁帖》版已皴裂,且王著标题多误,特出内府所藏真迹,于大观三年（1109）命龙大渊等更定编次,重摹上石于太清楼下,故又名“太清楼帖”。

此帖标题前后及书者题名均为蔡京书,改正王著标题之误。刻本较《阁帖》高寸许,每版前小字上记卷数,中记版数,下记刻工姓名,装裱时多被剪去,因此,可为辨别真赝之据。

历来普遍认为,大观帖在编辑、摹勒等方面皆优于《阁帖》。综其优劣,乃各有所得。由于《大观帖》是受命蔡京主其事,蔡氏乃宋代著名书家,故在书学方面远胜王著一筹。《大观帖》重排编次,基本上改正了王著之误,但仍有不妥者。如所谓李斯书,仍沿《阁帖》之谬;对唐《宋儋帖》编次的错乱,也并没有改正。两帖从摹勒而言,《阁帖》较粗劣,“然淳化有一种雄杰朴厚气,又非大观所有”;《大观帖》摹勒之精良,更胜《阁帖》,为历代鉴赏家所推许。可见,优劣互见,各有其长。

《大观帖》原石拓本所存全残,约十余册,无第一册,后人称精拓本为北宋拓。精拓本贵在全册不缺,所传原石初拓可信之全者甚少。据载现存原石拓本,有张玮（效彬）旧藏王文治长跋本,石边多有残损,卷第七全。

宋南渡时,金人翻刻此帖,有避金完颜亮讳,三卷“亮”字未刻,又名榷场本。黄宾虹旧藏有王世贞、王定甫等多人跋,全十卷。又美国人福开森旧藏翁方纲释跋本,卷六全。又李宗瀚藏本,存二、四、五共三卷。

明代翻刻佳者,石边未损并刻有小字人名,然字神似金刻本。再翻刻者石边损勒,亦不自然。在字行间多刻“龙大渊”等小字者,此翻刻本更劣一等。明代也有专作《大观帖》伪者。其法用明《大宝贤堂帖》行款,高与《大观帖》近似,实属改头换尾之作。

曾见国家图书馆藏《大观帖》较好者有:其一为贝柳郊、张小华旧藏本（图8-3）,后归康有为。残存两卷,明翻明拓本,今存历代帝王书和历代名臣书,装裱两本。封首为康有为题签,尾有徐真木、徐渭仁跋,钤“黄芳之印”、“荷汀”、“南海康有为更生珍藏”、“受贺乐斋书画”、“景仁”、“黄荷汀六十七岁后所得”、“曾考藏于天光云影楼”、“黄荷汀秘箧印”、“关玩流藏”等印。

其二为《大观帖》卷九残石,一册,王献之草书（图8-4）。据宋荦跋载,此石出自河南商丘幸山堂,石两面刻字,旁有“陈怀玉镌”四楷字,为北宋刻,清康熙年间拓本。封首张伯英题签,尾有宋荦、张伯英跋。

《汝帖》为汇刻历代各家法书。北宋汝州守王寀在大观三年（1109）摹勒于汝州,故而得名,全十二卷。其目:一为三代金石八种;二为秦汉三国刻书五种;三为晋、宋、齐、梁、陈五朝帝王书三十行;四为魏晋九人书四十八行;五为晋度江三家十七帖四十八行;六为二王帖洛神赋等;七为南朝十臣书;八为北朝胡晋十二书;九为唐三朝帝后四书;十为唐欧、虞、褚、薛四家书;十一为唐李、颜、韩、贺、柳、李六臣书;十二为唐至五代诸国七人书。

此帖原刻有目录,后有王寀跋文。原石至明末战乱残破严重,且历经数百年石面风泐、字迹漫漶尤甚,帖文多已无法辨识,至清道光十八年（1838）白明义依原本重新翻刻,可谓摹刻精湛,基本保存了原石“粗漫传神”的特色。现该石仍存河南临汝县。此帖所选《集古器款识》、《诅楚文》、《芝罘山刻石》等,有赖此帖而得以传之。杨大瓢《铁函斋书跋·卷四》有云:“《汝帖》不免割裂之病,然古意尚在,而又多载秦汉以前籀篆分隶,尤非他帖可及。”故此帖对于研究书法源流具有一定的作用。

《汝帖》传世拓本甚少。据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载,1965年在广州收到一南宋拓本全部,卷首第三帖标题商款识,“商”字首完好;全拓少损泐,字肥清晰;四卷索靖所书章草,字完好不断。另故宫、上海博物馆也藏有宋拓本。明代原拓本亦不多见。清代拓本泐损之甚,故又重剜,剜手极劣,更无法观之。

国家图书馆藏最好拓本为明拓,卷首有张伯英题端,并题“己卯夏初铜山张伯英观旧拓精本,题于小来禽馆”,首页附目录（缺前五行,甚憾）,每卷首书标题,卷末题行书款,并刻“汝州之印”于下。此帖传拓较精（图8-5）。

4.《绍兴米帖》

清,生卒年不详。字鱼石,号兰川。浙江嘉善人。咸丰（1851至1861）中官江宁府北捕通判。清慎自矢,藏书籍、碑帖甚富,尤精于考证、目录之学。著有《嘉兴府金石志》、《江宁金石志补》、《钟鼎校误》、《南村帖考》、《辑隶续补等》等。

《绍兴米帖》是南宋高宗（赵构）辑刻,全十卷。该帖汇刻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字元章）之墨迹而成,故又名“宋高宗刻米元章帖”。此帖刻于绍兴十一年（1141）,每卷附有标题,汇集米氏篆、隶、楷、行、草书于一帖之中,观此,可窥米书之全貌。

据清人王澍题跋云,明时此帖石在内府,清顺治初废为阶砌,故此帖更无全者,存世之本多残。据载上海图书馆藏有宋拓库装本,“米芾篆隶第九”一册,此为宋拓最佳。明代拓本,世亦少传。

曾见国家图书馆藏《绍兴米帖》残本一册。首题:“米芾行书第二”,卷未题“绍兴辛酉奉圣旨摹勒上石”,标题题字均为篆书。原定此帖为明翻刻拓本,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云:“（此帖）传世亦无翻刻。”故此帖有无翻刻尚有疑问,并据张氏考证此帖似明末拓本。又据程文荣《南村帖考》中有云:“（此帖）吴门陆谨庭松下清斋所藏第二卷,纸色墨色不过二三百年物。”是时程氏作此书为道光年间,据此推算,应为明末拓本。综上,此帖应改定为明末原石拓本为宜。

单刻帖,晋王羲之撰文并书,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帖》。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二日,王羲之同诗友亲族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市）兰亭修祓禊之礼,作诗兴乐,时诗文序为王氏所作,故而得名。因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极好王书,派萧翊从僧智永弟子辨才处收得《兰亭序》,命侍臣摹搨,得以广为传世。

宋代刻帖之盛,也刮起了刊刻《兰亭序》之风潮。无论是皇家、官府,还是书家、鉴藏家皆以刊刻《兰亭序》为自豪,难怪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中说:“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无虑数百十本。”可见刊刻《兰亭序》之一斑。

《兰亭序》的传承可分为摹本、刻本两个系统。摹本系统主要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陆柬之等唐人摹本以及蔡襄、薛绍彭等宋人摹本。刻本系统主要是定武本。所以,宋代刊刻《兰亭序》之底本多以唐、宋人摹本勾摹入石,或以刻本勾摹入石。

关于《兰亭序》定武本,最早见于宋人记述,可谓互有不同。归结而言,多认为定武本是欧阳询摹,唐太宗时用玉石刻之学士院,且为定武本之祖刻,刻制最逼真,备受宋人推崇;后朱梁篡窃,耶律德光破石晋,为其所得,归途德光死,辎重弃之,宋庆历年间为李学究在定武所得,李氏复刻一本,称之为“定武本”或“定州本”,此即所谓定武第二石;李学究死,其子出之,宋景文公得置府库,熙宁年间,薛绍彭又用此刻别本一部,此即所谓定武第三石,也称为“长安本”。所以,在帖学研究中,把上述三件刻石拓本都称之为“定武本”（图8-6）。

《兰亭序》的刻本很多,南宋大收藏家贾似道就藏有170余本《兰亭》刻本,分为十集;同样大收藏家游似收藏《兰亭》刻本也不下百种。加之宋以后刻本亦不在少数,可见《兰亭序》版本之多,今之收藏者也是很难全面掌握的。我想当今《兰亭序》的鉴藏,应侧重考察其摹勒是否精准、传神,传拓是否精湛,其刻石的年代可以次之,这也是刻帖鉴藏的一个特点。

曾见国家图书馆藏《兰亭序》多种。印象深刻者,为封首题“五百四峰草堂旧藏东阳何氏兰亭真本”,一册,清初拓本,为黎二樵故物,后归饮冰室梁启超珍藏（图8-7）。此帖中有伊秉绶观款,郭乐郊朱跋,尾有梁启超题跋。钤有“饮冰室藏”、“五百四峰长”、“启超”、“墨卿鉴赏”、“思源珍藏”等印。东阳本《兰亭》是明代翻刻定武本之一系刻石,明宣德五年（1430）出土,由何士英所得,携回东阳。万历年间,县令黄文炳借观,存有贪心,欲将其带走,被何士英家人发现并劝阻,黄氏遂投于地,碎裂为三;清乾嘉年间,尾刻“一白堂”三字,极差;此为鉴定该本之考据。裂前拓本少流传,故断后明末清初拓本亦珍贵。东阳本较之定武本要稍小些,摹勒较精,笔画肥瘦有度,书法劲健,颇有欧阳询笔意。现原石由何氏家人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收藏。

元代刻帖较之宋、明实在是少之又少。明代由于受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明成祖、孝宗、神宗等“赏帖遣兴”的影响,刻帖之风尤盛。明代中叶,经济发展,思想活跃,使不少书家放弃了长期倡导的“台阁体”,而从法帖中深悟书法三昧。如同文彭所说:“古人名迹,愈阅愈作,仆性善草书,每一阅,必有所得,益知古人不易到也。”在这方面最有成就者首推师法怀素兼学黄庭坚、米芾的祝允明。他的小楷肥厚遒劲,深得斜正疏密的变化之趣;草书更是综逸不群,且长于运用偏锋,以造成千姿百态。二是取法王献之、智永的王宠。他的书法既有王献之的俊丽疏爽,又有虞世南的遒劲丰润,表现了书家潇洒欲仙的翩翩风度。三是师法颜真卿并博涉晋、唐、宋诸贤的董其昌,其书法生拙而秀致,笔画用墨层次分明,一生追求平淡天真、自然洒脱的艺术境界。可见法帖之影响是深远的。元代的赵孟頫,清初的王铎、傅山等亦皆深得法帖之神髓,他们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为人们所钦佩。

1.《乐善堂帖》

此帖汇刻元代赵孟頫法书。此书皆署题顾信（善夫）上款,顾氏从赵孟頫游,亦善书法,凡得赵书皆摹勒上石,在元延祐五年（1318）十一月由吴世昌完成刻石。

曾见国家图书馆藏明张寰旧藏本《乐善堂帖》残存四卷,后附名贤集帖三卷,共计两册。此帖为明代出土时拓本（图8-8）,观复斋重装,张古渔、吴永、张伯英等递藏。首端有张寰、吴永题签,张寰、张伯英题跋十二则。

此帖上册首刻藏石画,后刻兰亭序,无第一标题（估残）。续之细目为:乐善堂帖第二,归来去并序,乐毅论;乐善堂帖第三,送李愿归盘谷序;乐善堂帖第四,行书千文,淮云通上人化缘序,淮云诗。下册,前绘老子像,续之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及赵氏草书（残）。后附名贤集帖第八、九卷,均为姜夔法书——姜氏作品除此之外并不多见,其书法给人以迥脱脂粉,一洗尘俗之感,故历来为人们所重视;第十卷为卢柳南书。

张寰《乐善堂帖》跋云:“松雪书法勒石者多矣,唯顾善夫乐善堂之刻号甲乙品。”可见此帖所选墨迹,皆可反映赵氏书法之精要,且模勒亦精,亦可补他帖之不足。对赵氏书法历来褒贬不一,多认为其书甜媚俊秀有余,乏有骨力。然而,客观地讲,赵书用笔沉著,颇具韵味,又非常人可比。正如冯班《钝吟书要》云:“子昂用笔绝劲,然避难从易,变古为今,用笔即不古,时用章草法便拙,当其好处,古今不易得也。”

《乐善堂帖》未见有元拓本存世,即使是明拓本也仅见此本之记录,可谓甚为珍贵。

2.《停云馆帖》

文徵明撰集,其子文彭、文嘉摹勒。汇刻晋、唐及明代各家之墨迹。温恕、吴鼒、章简甫镌于明嘉靖十六年正月至嘉靖三十九年四月（1537-1560）,全十二卷。

据杨震方《碑帖叙录》载:此帖初刻为木板,成十卷,随后毁于火,更为石刻,增二卷。初刻本恐无流传。

卷目为:一为晋、唐小楷;二为唐摹晋帖;三为孙过庭书谱;四为唐颜真卿各帖;五为宋李西台等各家书;六为宋苏才翁等各家书;七为宋米芾等各家书;八为元赵孟頫书;九为元邓文原等书;十为明宋濂等;十一为明祝枝山书;十二为明文徵明书。

相传此石原刻于长洲,后辗转归桐乡冯氏,因石断裂较多,冯氏曾有补刻。初拓本首卷《黄庭经》右上角无石花,后拓本有石花,漫漶不伤字,次渐损泐,翻刻无石花。与文氏同时,章简甫又摹刻一本,故传世有文刻和章刻两种,章本补刻略去之字,所以章刻较文刻要全,章刻本亦佳。

此帖与《真赏斋帖》并为明代刻帖之佼佼者。归纳其因有三:文氏父子皆工于书法,精于鉴赏,故所选墨迹,伪少真多,较他帖为胜,此其一。就镌刻而言,章简甫等皆为当时镌刻名手,故此帖镌刻精佳,给人以神采清劲之感,此其二。就内容而言,此帖又较其他帖丰富,更易为学者所取法,此其三。

曾见国家图书馆藏较好之本有二:一为初拓本,精装,十二册。有“野王杨氏慎思轩珍藏”、“杨奇蕴印”、“半千氏”、“后园”等钤印。二为章简甫摹刻,明拓本。钤有“五峰山印”。

3.《戏鸿堂法帖》

汇刻历代名家法书。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华亭董其昌辑勒,凡六十卷。此帖有正书、篆书款与石刻、木刻之分。据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云:“初刻石为正书款,木刻为篆书款。”又杨震方《碑帖叙录》载:“此帖初为木刻,以罹火灾故改刻以石。”

《戏鸿堂法帖》细目:一为杨羲和等十三家书;二为梁武帝等六家书;三为晋索靖、右军等六家书;四为谢希逸、欧书千文等书;五、六为褚、虞等四家书;七为徐浩、张旭等七家书;八为孙过庭等四家书;九为颜真卿书;十为柳四言诗,徐铉等四家书;十一为杨步虚词并蔡、苏三家书;十二为苏东坡书;十三为苏、黄、米三家书;十四为米芾等六家书;十五为赵子昂书;十六为赵书,末重刻澄清堂帖。

董其昌乃晚明著名书法家,收藏极富,又精鉴别。所以此帖多真少伪。就资料丰富而言,又当胜过《停云馆帖》,因此,为后之学者鉴藏、考证提供了佐证。此帖摹刻技术欠工,清人王澍诋其为古今第一差札,话虽有过之,但实有其弊端。

明代初拓有木刻目录。石刻本第三卷中,晋王羲之《奉橘帖》标题,晋字完好,上无石花。石刻初拓本少见。

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初拓本,十六册。为许修直题签,西溪居士题跋。钤“许修直”、“许氏珍藏”、“修直珍藏”、“西溪居士”等印。

4.《渤海藏真帖》

此帖汇辑唐、宋、元各家法书。明崇祯三年（1630）,由陈元瑞（息园）编次,张镛摹勒。全八卷,卷首有目录。卷一为钟绍京书;卷二为褚遂良、陆柬之书;卷三为蔡襄、苏轼书;卷四为蔡京、黄庭坚、米芾书;卷五为米芾、米友仁父子书;卷六至八为赵孟頫书。

此帖摹勒较精,尤其卷一《灵飞经》最为可观,流传颇广。关于《灵飞经》实有一段值得提及的佳话。2002年4月有藏家出示所藏清钱泳临《灵飞经十二行并跋》册页,内有启功、史树青题跋二则,寻求有无出版价值。钱氏跋文曾载入其《履园丛话》,此跋记述董其昌、陈元瑞两家有关《灵飞经》之公案及墨本之递藏关系。此册之功在于钱氏临摹传世陈氏《渤海藏真帖》、曾氏《滋惠堂帖》所辑《灵飞经》之缺者,即此十二行,故足可宝矣。

《灵飞经》又称“灵飞六甲经”,是一卷唐人开元年间（713-741）写的道教经文。明时由董其昌收藏并题跋,海宁陈元瑞刻《渤海藏真帖》时,从董家借出,摹刻入石,但不知何因脱落了十二行。一种说法是董氏借出时留下了十二行,后两家又抵又赎产生了不少纠纷,陈氏扣留了其中四十三行。据悉此四十三行墨本嘉庆时曾归谢恭铭,并刻入《望云楼帖》;后由翁同龢收藏,现存其玄孙翁万戈家,一直无下落的这十二行亦在其中。之前所见《灵飞经》墨迹本,也只仅存这四十三行。2000年上海书画出版社据翁氏所提供胶片影印出版（图8-9）,由此使《灵飞经》三百余年后得以完璧,实艺林之佳话。

《渤海藏真帖》拓本有流传,据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云:“初拓本目录,末页字完好。褚千字文无断裂纹。首《灵飞经》初拓‘朱兵’之‘朱’字完好;其次‘斋室’二字完好。”

图8-9　《灵飞经》十二行墨迹本。补《渤海藏真帖》、《滋惠堂帖》“一旦失所在”后,“上清琼宫阴阳通真秘符”前

法帖至清代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流传的法帖亦不在少数,客观上为清代刻帖之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清前期无论是皇家刻帖,还是私家刻帖皆有所发展,然而,随着清代中期金石学的复兴,注重考证的清代文人学士,潜心致力研究金石之学,“碑学”又“死”而复生。当时以阮元等为首的“北碑派”,抛出“抑帖扬碑”之说,认为书法应该以汉碑为根本,北魏能继承汉隶遗意,就断定北魏是继承书法的正统。这种说法,看来是失之偏颇,不符合书体发展的规律,但对碑学之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刻帖之风气因此受到了影响,加之西方照相术的传入,印刷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石印、珂罗版印刷渐渐取代了传统刻帖,使法帖的出版变得更加便利。作为法帖鉴藏,择有代表性者略加介绍,以窥其貌。

1.《快雪堂法帖》

此为汇刻丛帖,涿州冯铨辑,宛陵刘光旸摹镌。刘氏乃镌刻名家,此帖所集诸帖有大半由真迹摹出,所以极为世人所重。明崇祯十四年（1641）冯铨跋,故此帖刻于明末或清初。

此帖全五卷。一、王羲之书,褚临王、米临王帖,王献之书;二、王洽、王廙、欧阳询、徐浩、柳公权、颜真卿、怀素、高闲等书;三、宋高宗、李建中、蔡襄、苏轼等书;四、黄庭坚、米芾书;五、米芾、张即之、薛绍彭、吴琚、赵孟頫等书。

此帖原刻在涿州,后冯氏子孙析离为二,同质州库,州牧黄可润赎出,携归福建,后由福建总督杨朴园献入清内府。初涿州用淡墨拓,称为“涿拓本”（图8-10）;福建用浓墨拓,称为“建拓本”;清内府用御制墨传拓,称之为“京拓本”、“内拓本”。

涿州初拓本首《追寻帖》“散诲”二字无石花。携归福建时,赵孟頫书《兰亭十三跋》二跋磨有一横纹、五跋磨有横竖纹。原帖刻于石上,只有苏米帖中有木刻三板,乾隆年间归内府后,补石刻嵌于壁中,现存于北京北海快雪堂旧址。亦有多种翻刻本。

余曾在国家图书馆赏鉴此帖,一为瓶麓斋所藏涿拓本,一函六册,传拓较精。钤“振甫所藏”、“古墨林”、“寿吾”、“传经堂书画印”等印。二为建拓本（残）,五册。有批语和顾学海题跋。钤有“浴凫”、“三易陈张处藏”、“陈祝颐”等印。

2.《秋碧堂法帖》

清康熙年间由梁清标辑刻,尤永福摹镌,全八册。汇刻晋陆机、王羲之,唐杜牧、颜真卿,宋高宗、苏轼、蔡襄、黄庭坚、米芾及元赵孟頫十家法书。因诸帖多出自真迹,镌刻极精,世谓不劣于《快雪堂帖》,为清刻之佳帖。

曾见国家图书馆藏本:一为许修直百砚室重装本,一函八册,乾隆年间精拓本。有许修直题签,并题跋;钤“修直珍藏”“百砚室藏”等印。二为道光时拓本,八册,钤“象鼻山人”印。

3.《三希堂法帖》

全称《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凡三十二卷,为历代汇帖。清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皇帝选内府所藏法书墨迹,亲加甄核,命梁诗正等编次,由良工于乾隆十五年（1750）刻成。因清高宗得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三种墨迹,名其藏室为“三希堂”,并收此入帖,故刻帖名《三希堂法帖》。

此帖共收魏晋以来历代书法家134人的340件作品于一帙,选用富阳石,集刻石495块,可谓洋洋巨制,为历代刻帖之冠。初拓本纸墨精良,浓墨乌黑,谓之“乌金拓”;道光初年,其石上下端增刻“卍”字花边,故亦可辨别拓本之先后。此帖原石现藏于北京北海公园观古楼。

国家图书馆藏有止园主人藏清内府初拓本,精装三十二册,有三册为后配本。此本钤有“赐本”椭圆朱印,应为皇帝赐本,后经英和、王锡瓒递藏。封面为铁梅题签,钤“宋季子金石记”印（图8-11）。

另见一初拓本,残存卷一、五、九、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五、三十共八册。钤有“修直考藏”、“句吴许氏百砚室印”、“王振勋印”、“汪士钟印”、“臣汪文琛敬藏之章”、“汪氏金石”、“厚斋”等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