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寄托——造像及其浮屠经幢

一、造像

造像从现存前秦建元二年,即东晋太和元年（366）,僧乐尊所刻敦煌莫高窟造像来看,始自东晋,盛行于北魏至唐代中叶。其中以河南洛阳的龙门造像历史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为宏富,雕刻也最为精湛。至宋初,随着佛学诸派的衰落,造像之风也渐渐衰微。曾见浙江钱塘的烟霞洞内,刻有五代吴越时造像群;山东嘉祥的七日山,也刻有北宋之造像。这些五代和宋代的造像,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北魏造像相差较远,但也不失为遗世珍品。从北宋末年以后,石造像就很难见到了。

造像多为佛造像,以释迦、弥勒和观世音最多,其他有天王像、地藏菩萨像、道业像、多宝像、老君像、罗汉像等,但也有的是为亡人、造像人、供养人所造之像。所以,又可作为古代宗教偶像的通称。造像的人少者一人,多者几人,或几十人,或几百人,东魏《李道赞等造像》,最多竟达500人。此造像原石精美绝伦,后流入海外,现藏于美国纽约市立博物馆。这些造像人不尽是佛门教徒,有很多是普通百姓,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借雕造佛像,祈神求福,慈航普度,逃脱苦海。由于出自这一虔诚向佛之心,造像之人往往倾其心血,竭尽家财,使得佛像的雕造异常精美,栩栩如生。

具体概括,造像是指用泥塑或用石、木雕成及金属铸成的各种佛神像。其中石造像最为丰富,铜造像次之。就其载体而言,这里重点讲石刻造像;就碑帖鉴藏而言,其重点是造像题记。石造像一般分为摩崖造像和碑式造像两种类型。

摩崖造像依山凿石,将佛龛刻于崖壁之上,佛像再雕于龛柜之中;或题字,或题记,刊刻于佛龛之上或下、或左右,也有四周都刻满者,一般称之为“造像记”。最著名的“龙门造像”可谓是这类造像的代表（图7-1）。

图7-1之一　洛阳龙门摩崖造像刻石图景

龙门造像是在北魏迁都洛阳后,即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始于龙门大造石窟,现存窟龛2345个,造像10万躯,题记2780品,其中有纪年者700余品。龙门石窟作为中国石窟造像题记最多的文化遗址,入清以来,渐被学界所重视,晚清学人康有为在其所著的《广艺舟双楫》和方若所著的《校碑随笔》里,在众多造像作品中,择其精要者,推荐集为《龙门二十品》。龙门造像题记文字是在汉隶和晋楷的基础上发展演化,既兼及隶书格调,又孕楷书因素,从而形成了端庄大方、刚健质朴的书法风格;它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兼有隶楷两体之神韵,其中有的沉着劲重,有的端方峻整,有的逸骨妙气,可谓千姿百态,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并为后世公认为魏碑书法的代表。

方若与《校碑随笔》

清同治八年（1869）生,卒于1954年。原名城,字号若雨、楚卿、药雨。浙江定海人。平生致力于碑刻考证之学,凡所见碑刻无论名称、出土地、形制、考据、变迁情况等皆记录之,著成《校碑随笔》传世。

《龙门二十品》有十九品集中在古阳洞,只有《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一品在慈香窟。以时间为序依次为:

北魏太和十九年（495）《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为亡息牛橛造像记》。

北魏太和二十年（496）《步轝郎张元祖妻一弗为亡夫造像记》。

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北海王元详造像记》;《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

北魏太和年间《司马解伯达造像记》。

北魏景明二年（501）《云阳伯郑长猷为亡父等造像记》。

北魏景明三年（502） 《邑主高树和维那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记》;《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比丘惠感为亡父母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亡夫广川王贺兰汗造像记》。

图7-1之二　莲花洞北壁下部《宋景妃造像》

北魏景明四年（503）《邑主马振拜和维那张子成卅四人为皇帝造像记》;《广川王祖母太妃侯为幼孙造像记》;《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记》。

北魏正始四年（507）《安定王元燮为亡祖亡考亡妣造像记》。

北魏熙平二年（517）《齐郡王元佑造像记》。

北魏神龟三年（520）《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记》。

无年月《北海王国太妃高为亡孙保造像记》;《比丘道匠为师僧父母造像记》;《辅国将军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陆浑县功曹魏灵藏造像记》。

其中又以《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新城县功曹孙秋生二百人等造像记》、《辅国将军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陆浑县功曹魏灵藏造像记》最为著名,被称为“龙门四品”。

1.《始平公造像记》

全称为《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记》,是附属于佛龛的题记,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刻于古阳洞北壁。记石高75厘米,宽39厘米。题记由孟达撰文,朱义章楷书。此石与其他诸刻不同之处是题记全为阳刻,有边栏界格,为历代石刻所仅见,在造像记中也独树一帜（图7-2）。清乾隆年间始被黄易（1744-1801）发现,受到书坛重视。最典型的是《始平公造像记》上的文字（图7-3）。从传世的拓本上看,其文字棱角方峻,笔画折处重顿方勒;结体扁方紧密,点划厚重饱满,锋芒毕露,显得雄峻非凡。同时也不难看出刻工是忠于书丹者斜执笔硬豪侧锋的特点,有如冷刃,一任自然,巧夺天工,再现了刀石所产生的效果。清代大书法家、金石篆刻家赵之谦评价它是“北魏遗像中最佳者”。康有为对《始平公》更是推崇,称:“遍临诸品,终于《始平公》,极意疏荡,骨格成,体形定,一生无靡弱之病。”可见评价之高,在中国碑刻史上,也是鲜见的,并被推为魏碑方笔刚健风格的重要作品。

图7-2　古阳洞口北壁《始平公造像记》

图7-3　《始平公造像记》拓本局部

历来《始平公造像记》拓本备受鉴藏家青睐,早期拓本价格十分昂贵。1995年曾见北京翰海秋拍一张清乾隆拓片,竟被拍到人民币8.8万元之高。目前,即使是新拓亦为难求。

2.《孙秋生造像记》

全称《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在古阳洞南壁。孟广达文,萧显庆书。记石高104厘米,宽49厘米分上下两截,皆十三行;上截记行九字,刻于北魏太和七年（483）;下截题名行三十字,刻于北魏景明三年（502年）五月二十七日。额阳文正书题“邑子像”三字。此碑书法犀利刚劲,宽博朴厚,较《始平公造像》字体更趋方劲峻拔、沉着劲重。旧拓本首行“大代”之“代”字未讹成“伐”字（图7-4）。

图7-4 《孙秋生造像记》“代”字拓本

3.《杨大眼造像记》

图7-5　古阳洞北壁《杨大眼造像记》

全称《辅国将军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额阴文正书题“邑子像”三字。无年月,约刻于北魏景明、正始之际（500-508）。造像龛位于古阳洞北壁（图7-5）。记石高75厘米,宽40厘米;额高20厘米,宽14厘米。共六龛,均为圆圈形浅龛。分上、中、下三排,每排两龛,其大小不等。圆楣拱内刻卷草葡萄纹,主尊为交脚弥勒（已经残破）。左右二胁侍菩萨侍立。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其为峻健、丰伟之宗,列为“能品上”。记石中部与下部损泐较为严重,近拓本较初拓本残泐多出四十余字（图7-6）。

图7-6　《杨大眼造像记》拓本

4.《魏灵藏造像记》

全称《陆浑县功曹魏灵藏造像记》,无年月。造像龛位于古阳洞北壁,记十行,行二十三字;有额,正书阴文题“释迦像”三字,两旁各刻题名一行。记石高75厘米,宽40厘米;额高15厘米,宽15.5厘米。此记书法酷似《杨大眼造像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列为“能品下”,以险劲取胜。早期记石较为完整,道光年后第三行中部“空”字开始损泐,至现代记石已损大半,甚为可惜,故早期拓本尤为珍贵（图7-7）。

图7-7　《魏灵藏造像记》早期拓本

此外,《元详造像记》记述了元详随北魏孝文帝南伐迁都至洛阳的历史实录。《牛橛造像记》是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氏（后改“尉”姓）为亡去的儿子牛橛所造,曾有牛橛龛之称。造像座中间雕刻莲花一朵,左右二力士抬手作托举状,形象生动逼真,其书法体端庄整肃。《龙门造像二十品》无论是文献、雕刻价值,还是书法价值,皆为后世所公推,名不泯灭,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龙门造像之外,亦有不少造像作品,但总体来讲,像多,记少。曾见北魏正光六年（525）《曹望禧造像记》,三面造像,手法似汉画像浅浮雕;一面为题记,二十二行,行九字。曾为山东临淄县桐林庄居民垒于墙间,后被陈介祺发现收藏。1921年其子售出,归于法国巴黎博物馆。早期拓本拓工一般,后陈氏得之,传拓极精,人面一般作淡墨拓,亦曾见朱拓本（图7-8）。此处,北魏《皇兴造像》就其形制亦别有意趣（图7-9）。

图7-8　北魏正光六年（525）《曹望禧造像记》朱拓本

图7-9　北魏皇兴五年（471）《皇兴造像》阴及其拓本

碑式造像与刻碑基本相同,把造像刻在碑石之上,即所谓“造像碑”。造像碑一般上层雕刻佛像,有一佛或多佛之分,或立或坐,一般有龛,或有背光,亦有四面皆造像者;造像碑的下层一般刻记述文字或题名,多者四面均刻。例如,比较有代表性的北周建德三年（574）《建崇寺造像碑》,碑高96厘米,宽38厘米,厚10厘米。原在甘肃秦安,1954年划归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图7-10）。碑阳上部凿佛龛,龛内有拱形门楣,左右上角各雕一飞天,楣下一佛四弟子二菩萨;下刻题记与题名。碑首为螭,额阴刻“建崇寺”。像主宇文建崇,原姓吕,故此造像又称“吕建崇造像碑”。此外,山西潞安的北魏《比丘道宝造像碑》、河南洛阳的北齐《董洪达造像碑》亦各具特色。

图7-10　北周建德三年（574）《建崇寺造像碑》拓片

二、浮屠

舍利塔

“舍利”是梵文音译略称,是指死者火化后之烬。相传佛祖释迦牟尼火化后,有八图国王分取舍利,建塔供奉,故而渐进风行。后泛指供奉释迦舍利之塔为“舍利塔”。一般塔座上刻有僧人之法号、生平事迹等文字。

浮屠亦作浮图,是外来语,即佛塔。按《翻译名义》中的解释:“浮图,塔也。”又有“浮屠,佛也。”因此,浮屠是泛指佛教中的建筑和佛像,也有用于僧人的称谓。就浮屠石刻而言,是指其所刻之文字。浮屠创始于北魏,起因于佛教的兴盛,至隋唐两朝盛极。

浮屠石刻一般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记载建塔工役的,文字刻在塔盘或塔座上,如《青州胜福寺舍利塔下铭》、《邓州舍利塔下铭》等;第二种是记载名僧事迹的,塔上不刻文,在塔边重新立碑、镌文,又称作“塔碑”,如陕西澄城的北魏《晖福寺碑》（图7-11）、河北元氏县的东魏《凝弹寺三级浮图碑》（图7-12）、河北大兴唐代的《悯忠寺碑》等。以上两种都是立于地上,与人共睹,弘扬佛迹;还有第三种是僧人的葬碑。僧人的墓志一般称作“灰身塔铭”或“灵塔铭”、“方坟记”。其石一般不置圹中而嵌于塔内,或竖为幢内,也有的在盖塔时,刻上铭文,事后埋入墓内。石有的是方版,有的是圆石。如北魏的《孙辽浮图铭》（图7-13）、唐代的《幽栖寺尼正觉浮图铭》（图7-14）等。

图7-11　北魏太和十二年（488）《晖福寺碑》拓本

图7-12　东魏元象二年（539）《凝弹寺三级浮图碑》拓本局部

图7-13　北魏正光五年（524）《孙辽浮图铭》拓本

图7-14　唐代的《幽栖寺尼正觉浮图铭》拓本

浮屠文字,实际上也是非常丰富的,它不仅有极为重要的各种宗教的内容,还旁及其时代的政治、文化、艺术诸多方面的史料。从书法价值看,因为宗教作品均表现为工整庄重,在客观上,这也是对当时注重散趣之书风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补充,从另一个方面丰富了石刻艺术的表现形式。

三、石幢

幢原来是指佛家的幡旗,最早是用布帛制作成的,通常在其上书写佛的名字或经咒,后来为了存久传远,就用石来仿照其形制作,所以称为“石幢”,因多刻经文,又称为“经幢”。经幢创始于隋,胜于唐,至宋元随佛教的衰弱而减少。

石幢是用多块石刻堆建而成。大者逾丈,小的不过径尺。上有盖,下有座,中多为八棱或六棱的石柱,迄今只见过隋朝的《王具造幢》是十面。幢顶大于幢身的直径,上面刻有垂幔、飘带等图案,各面都有造像,称作“八佛头”,所以石幢俗称“八楞碑”,远远望去,俨如幡幢（图7-15至17）。幢座和幢身空缺处经常是刻满花纹,唐人称其为“花幢”。

图7-15　云居寺南藏经塔下石经塔记石幢及其拓片

图7-16　云居寺辽代经幢

图7-17　山东泰安岱庙石幢

石幢幢身一般环刻经文,以陀罗经或尊胜陀罗经最多。幢身与幢顶接触部位刻有标题。经幢用作传经,以扬教义,一般建在佛寺或者名山胜地;信奉佛教的人士,为了表达对佛的虔诚,亦有在自己的坟旁建立石幢,世人称“坟幢”。

石幢也有建成幢形,却不刻经文的。如河南商丘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八关斋报德记》,内容就不是佛经。

经幢文字,额多用篆书题写,多八面横列,每面一个字、两字或三字不等。幢身经文多为楷书,间有行书。以隶书书额或书经文者不多见,以篆书书经文者尤为难得。

20世纪80年代,曾在河北遵化一温泉疗养院内拓过经幢,当时只拓了幢身的经文,没有传拓其他的部位,这也是经幢通常的拓法。所以,经幢整张全拓,传世绝少,如有之,可谓绝珍稀世之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