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1981年在江苏连云港市郊西南九里的将军崖下,发现古代岩画遗迹,距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在平整光亮黝黑的岩石上,刻有人物、农作物、兽面以及各种符号,其线条自然原始,粗率劲直,是目前发现最早且规模较大的反映农业部落社会生活的石刻图画。石刻图画,对后来汉画像的出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金石学的角度来讲,古代以石为载体的画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体系,一种是特指汉画像石;一种是指以阴线条为主的石刻画像。

汉画像是指地下墓室与地上祠堂、石阙等建筑物上的雕刻装饰图画,是服务于古代丧葬礼俗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因产生于西汉武帝（前140）以后,衰落或消亡于东汉末年（220）,且雕刻在石材之上,故称为“汉画像石”。

汉画像石的出现,一方面源于成熟的采石加工、雕刻技术;另一方面是社会风气与社会生活的需要。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已占居统治地位,在孔子的家乡山东,百善“孝”为先,根植于人们思想中。“孝”突出之表现就是奉行厚葬,因此,厚葬之风十分盛行,画像于石,雕石于墓,成为地主阶级崇功好名、厚葬尚饰的结果。正是这种思想促使了汉代画像石的大量出现和发展。汉画像石的最早者,则要算山东沂水鲍宅山的石刻画像,时间在西汉昭帝元凤年间（公元前80至75年）。东汉时期,画像石更为盛行,数量巨大,约有数千件之多;以后各代画像石,虽续有所作,但已不及汉画像十之二三。

汉画像石衰落究其原因,一是汉末黄巾起义,社会连年动荡不安,东汉王朝岌岌可危;二是营建石墓、石祠堂、石阙耗材费时,社会力量、经济条件日渐衰减,难以维继。

画像石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尤其在山东鲁南和江苏北部地区、河南南阳和湖北襄樊地区、四川中部地区、陕北与晋西北地区等更为普遍。

画像石的内容,各地虽有差异,然而大体上是相似的。以河南南阳画像石为例可归纳为四类:（1）反映社会生产现状的图画,如农耕、纺织、冶炼、煮盐等;（2）反映社会生活的图画,如楼堂亭阁、车骑出行、收租庖厨、宴享乐舞、田猎嬉戏等;（3）反映历史题材与历史故事的图画,如孔子见老子、狗咬赵盾、伯乐相马、鸿门宴等;（4）反映神话故事的图画,如嫦娥奔月、后羿射日、东王公、西王母、羽化升天等。

关于画像石的技法,一为线刻画像,代表作品如:山东孝堂山郭巨石室画像、嘉祥武梁祠画像等;一为浅浮雕画像,代表作品如:南阳画像石等。

线刻画像类还可细分为三种类型（图6-1）:（1）线刻,图像全部为阴刻线条构成;（2）凹面线刻,图像轮廓以内铲刻成凹面,再用阴线在凹面上刻划细部;（3）凸面线刻,图像轮廓为凸面,轮廓以外则减地刻。

浮雕画像类也可细分为三种类型:（1）浅浮雕,又叫“剔地浅浮雕”,它是在浮起的图像轮廓上用简练阴线刻画像的细部,轮廓外往往留有剔地后留下的横或竖线纹;（2）高浮雕,图像弧面凸起较高,细部刻出起伏,立体感强烈,但仍在一个平面上,与立体雕塑、造像皆有本质差别;（3）透雕,图像的某些部分刻透镂空,有些近似立体圆雕,但主体仍在一个平面上。

汉画像又可分为:石墓画像、石祠堂画像、石阙画像三种。

石墓是汉画像最早的画像载体,其深埋地下,分布较为广泛,存世的作品也较多。在四川有一种崖墓的葬制,其棺筑在崖壁间,在石棺上雕刻有画像。最为著名的《王晖石棺》（图6-2）,得到了郭沫若、于右任、沈尹默的高度评价,并分别题诗盛赞石棺画像之雕刻艺术成就。此外,四川乐山《肖坝石棺》、彭山《一号石棺》（图6-3、4）等皆为石棺画像的代表作品。

图6-2　四川芦山建安十六年（221）九月《王晖石棺》及其拓本

汉代墓地上的祠堂,古时又称“食堂”、“庙祠”、“斋祠”等,是对墓葬中亡者进行祭祀的地上建筑,由古代宗庙祭祀演变而生。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发现有石祠堂画像（图6-5至10）,山东肥城孝堂山祠堂是现今唯一保存最为完整的画像石祠堂。孝堂山郭巨祠堂画像刻在祠堂内壁上,祠堂建于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以历史故事、神话故事、车骑出行、庖厨、宴享、乐舞、田猎、嬉戏等为主要内容,画面精彩。

武氏祠堂是山东济宁嘉祥武氏家族墓葬祠堂的总称,包括武荣、武梁等四个祠堂和石阙。时代大约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前后几十年中。祠堂的四壁和顶上刻满了精美的画像,内容涉及历史人物、神仙故事、墓主人生前生活等多方面题材,旁边还有隶书题记。其中神仙故事是较为精彩的部分,刻画有当时人们所想象的仙人、奇珍异兽等艺术形象,如东王公、西王母、白虎、麒麟等,反映汉代人们对于驱鬼避邪以祈求平安的向往。后因水患淤漫,祠倾圮湮没于地下,而鲜为人知。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月,黄易官至济宁运河同知时查阅县志,访得汉武氏祠堂画像。这批石刻画像的重新问世,以其鲜有的“画像古朴,八分精妙”而震动学界,文人学者接踵而至,争相传拓,广为著录、评述。黄易深感这批珍贵石刻的重要,认为“今诸石纵横原野,牧子樵夫岂知爱护。不急收护,将不可问古物。因易而出,置之不顾,实负古人,是易之责也。”随即把《孔子见老子》一石运到济宁明伦堂与《武荣碑》一起保存外,还筹资购地,“就其地创立祠堂,垒石为墙,第取坚固,不求华饰……隙地树以嘉木,责土人世守。”并题门额曰“武氏祠堂”。其后,又经有识之士不断对武氏祠加以保护,使这一组精美、珍贵的石刻艺术品得以流传至今。

武氏祠堂画像主要采用凿纹减地平面线刻技法,亦有人称之为阳刻浮雕,即在画像外留有平行凿纹,使画面立体感强,并且轮廓线和细部线条流畅纤细,刻画得灵活娴熟。在汉代石刻中,武梁祠石画像风格浑朴凝重,精丽传神,富于想象力,是汉代石刻艺术的精华;画像内容丰富,刻画栩栩如生,也是研究汉以前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极有收藏价值。

阙本意是指宫阙,即皇宫前面两边的瞭望台,亦泛指帝王的住所。后来石阙衍生指庙门、陵墓前面两侧的石牌坊。所以,石阙细分为二:一类是庙门之阙,一类是墓门之阙。庙阙是用于表现庙宇的威严,是神道的象征;墓阙高高耸立,雄伟挺拔,以昭示墓主人生前“业绩”和死后“神灵”的威严,故又有神道阙之称。石阙一般刻文不多,刻有画像,作为古代遗存的文物,自有其历史、书法与绘画之价值。

石阙的形制,在古代建筑中与华表、望柱、石柱的某些特征相似,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底部为阙础,有如碑座、柱础;中间部位为阙柱,四缘或正方形或长方形;上部为阙顶,多是屋形出脊。只是在具体的建造中,方法取势不尽相同。通常石阙必是一对,即两两相对,立于庙前或墓前。如果只见有一阙,必是一阙已佚。还有一种是“子母阙”,即大阙旁建有小阙。

墓阙盛行于两汉,其用途是作为一种标志而设置,表明墓主姓氏以及墓葬的确切方位。墓阙存世较多,素负名声的墓阙有: 《王稚子阙》、《高颐阙》、《冯君阙》等八阙,人称“蜀中八阙”。其他地区石阙已不多见,已知的有北京的《秦仙阙》、山东的《嘉祥武氏二阙》等。

《秦仙阙》为东汉永元十七年（105）建造,1964年在北京石景山老山北坡出土。圆柱石阙通高225厘米,石柱上部浮雕两只极具动感的螭虎,阙首阳文隶书刻有:“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为汉隶精品。方柱石残高187厘米,上刻有门吏、朱雀、青龙等,有汉画像石之典型特点,反映了东汉人们生活的一个侧面（图6-11至13）。

《嘉祥武氏二阙》为子母阙,山东武氏家族墓地神道的大门,建于东汉建和元年（147）。二阙东西相对,东阙刻有画像,西阙背面刻有铭文,隶书,八行,行十二字。字小漫漶,难窥其笔意。

《莒县东莞孙氏阙》建于东汉光和元年（178）八月,山东莒县,孙氏即琅玡东莞孙熹。阙基座高27厘米,阙身成方柱体,高170厘米。阙身四周刻满画像,雕刻技法为减地平面线刻（图6-14）。此阙不知何时砌入后人墓中,出土时双阙已残,所刻长篇铭文残泐不清,甚为可惜。

庙阙立在庙门前,见于著录和实物仅有汉代四种,著名的有嵩山太室、少室、启母庙的三阙,世人谓《嵩山三阙》（图6-15、16）。清代碑帖收藏家杨守敬在《评碑记》中说:“当隶之存于今者,多砖瓦之文,碑碣皆零星断石,惟《太室》、《少室》、《启母》三阙字数稍多,且雄健古雅。”

值得说明的是,庙阙一般文字较多,墓阙侧重画像,拓本和其他石刻的拓本一样,越早就越昂贵。在近年一次拍卖会上,明代《嵩山三阙铭》拓本,竞拍至10万元的高价,可见其价值所重。

魏晋时期的石阙十分鲜见。已知的有光绪时,山东胶县出土的晋《安丘长城王君神道阙》;民国时,河南洛阳出土的魏《苏君阙》等。南北朝时期,只有南朝萧梁石阙数种。

石阙至隋初突然消亡。其功能就由木石结构的牌楼所替代,各地都可见到这种牌楼式纪念性建筑,并沿至近代,得以更广泛的张扬。

汉画像石时代的终结,并未造成汉画像石技法的失传,其后代有所发展。现在所看到的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雕刻作品,以及宋元以降石刻画像作品,已非汉画像石特定形式与内容的石刻作品,其应用更为广泛,并有了新的拓展。人们不只满足对往圣、先贤、事物的文字记述,更希望通过图像的形式传之久远,永瞻万世,于是,石刻画像应运而生（图6-17）。

1993年,当时我所在的国家图书馆善本部金石组整理选编出版了《北京图书馆藏画像拓本汇编》（全10册）。作为该书的分卷主编,我参与了这一有意义的工作。在整理大量馆藏石刻画像的基础上,删除汉画像石,将唐以后所刻,能自成一体、图像均为阴线刻（包括部分木刻）的画像拓本2100幅,选编出版公之于世,可谓集画像拓本之大成。从中可窥唐宋以降石刻画像之脉络与形态。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生,1982年卒。直隶（今河北）吴桥人。早年在北京琉璃厂隶古斋碑帖文玩店当学徒。1931年起用旧庆云堂碑帖铺字号,独立经营碑帖文物业务。曾任北京市文物商店碑帖砚墨门市部业务主任和采购主任、北京市文物商店主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长期从事碑帖鉴定与研究工作。著有《善本碑帖录》。

概括起来,这些石刻画像多以人物画像为主,兼有其他。内容一是如来佛、菩萨、罗汉等;二是著名的历史人物;三是综合类,包括天文、地理、山水、名胜、花卉、鸟兽虫鱼等等。

孔子像自唐代著名人物画家吴道子绘出后,历代皆有刻石。此外,孔子行教图、孔子及其弟子图等亦有不少刻石,可以说,种类较多,为研究孔子提供了图像资料（图6-18）。

常州《天宁寺石刻五百罗汉像》清嘉庆三年（1798）刻,所刻众多罗汉神态各异,不失安详;头发、胡须、衣褶、水波等描摹刻画细腻,栩栩如生,从中可以感受刻工镌刻技艺的精湛。光绪初年湖南南岳祝圣寺曾依《天宁寺石刻五百罗汉像》拓本摹刻五百罗汉像于该寺,惜该石于十年动乱时被毁,从中也可以意会拓本之价值。

《苏轼笠屐图》陈善武绘,唐得沾镌,无年月。所刻东坡先生头戴斗笠,脚踏木屐,手拄木杖,白须飘飘的一位老者,尽管仕途坎坷,一生颠沛,可是神态依然潇洒乐观（图6-19）。翻刻本有多种,见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刻本,镌刻较精。

《兰亭图》,据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记载,宋末曾宏父曾刻《兰亭图》。明永乐年间朱有燉也刻有《兰亭图》;明万历年间益王朱翊

与其子以永乐本先后重刻、增补《兰亭图》（有大小本之别）;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发现明代端石《兰亭图帖》残石,遂于第二年以益王本并将原石一破为二,补刻而成《清乾隆补刻明端石兰亭图帖》。综上可见,《兰亭图》刻本流变之脉络。国家图书馆所藏《清乾隆补刻明端石兰亭图帖》为初拓本,手卷拓片长16412厘米,宽31厘米。所拓图像中,人物及河流为淡墨拓,草木、山石、楼阁、小桥为浓墨拓。手卷为库装本,黄绫迎首,装帧考究。其拓本价值在于其与明永乐本、益王本的一脉相承,并集二者之长、之全的特点;且传拓精佳,拓本少有流传,亦具收藏价值（图6-20）。

《松江邦彦图》清乾隆初年徐璋绘,光绪十七年（1891）刻于上海松江,共刻28石,现藏于南京博物馆。此刻共收松江有明以来先贤九十人并附传记,真可谓松江名人之全真“影集”（图6-21）,补史之缺,得其全拓当可收藏之。

《印人画像》是由吴隐所辑清代28位印人画像,于民国十年（1921）七月镌刻而成。王云摹勒,吴隐隶书序,叶铭题签,吴昌硕、朱景彝行书跋,俞逊刻。每位印人皆有时人题写的传记、像赞。

国家图书馆所藏为初拓本,经折裱本一册（图6-22）。石在浙江杭州。此本所收清代篆刻家画像的价值,在于印人画像在旧时流传较少,世人难得一见。画像线条娴熟、细腻、明快;传拓墨色均匀、润泽、光亮,黑白分明的拓本,集画像、传记、像赞、书法于其中,相得益彰,互映成趣,故而增加了其文献性,又令人获得多方面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