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经典文化——石经之功
谈到文献大家都知道纸质载体的图书,殊不知在纸质图书之前还有一种石质载体的书,即把整部成套的经书刊刻于石上,这在金石学中称之为“石经”。石经在内容上包括两大类,一是刻在碑石上的儒家经典,也是石经中最早出现的;二是刻在碑石、摩崖等上的佛教、道教的经文。
石经的形制大同小异,儒家石经多取碑式,一般有碑首、碑身、碑座（图4-1）。佛教石经亦取碑式,区别在于碑首多刻佛像;见北京房山石经早期多为长方形石板,后逐渐取横式居多,如刻帖之形制（图4-2）。此外,也有如经幢、摩崖等特殊形式,则归入相关类目介绍。
图4-1 北京国子监藏《乾隆石经》碑形制
图4-2 北京房山云居寺藏《房山石经》原石形制
关于石经的缘起,《后汉书·蔡邕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熹平四年（175）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
、议郎张驯、韩说、大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碑始立,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阡陌。”从中可知石经造始之缘与落成之后的盛景。
迄今为止,儒家经典石经见于著录与实物的,共发现有七种:即东汉《熹平石经》、三国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后蜀《广政石经》、北宋《嘉
石经》、南宋《绍兴御书石经》、清《乾隆石经》。
一、《熹平石经》
蔡邕
东汉阳嘉二年（133）生,初平三年（192）卒。字伯喈,陈留圉人也。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
《十三经》
汉代开始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唐代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穀梁传》、《左传》）,连同《易》、《书》、《诗》称为“九经”。到唐文宗刻石经,又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宋代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故将儒家著作《诗》、《书》、《易》、《礼》、《春秋》定为“五经”。天下读书人,如入仕途就必须读儒家经典。在古代印刷术尚未发明之前,书籍的传播都赖以手书。在辗转传抄过程中,由于传抄者之笔误或校刊之疏漏,典籍之中错误越来越多,为了校正文字,统一版本,至东汉熹平四年,汉灵帝命令当时的著名学者蔡邕等人,把《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儒家著述加以审核考订,用隶书书丹于碑版之上,由工匠刊刻,历经九年之久,于光和六年（183）约64块碑刻石经宣告完成,立于洛阳太学门外的讲堂门下。石经一出,观者和摹者蜂拥而至,洛阳街道人满为患,可谓集一时之盛况。从这巨大的轰动中,可以看出,汉人对儒学的崇敬,以及儒学于仕途之重要。《熹平石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石经,素有“石经鼻祖”之称。由于是用隶书一种字体写成,后世又称这部石经为“汉一字经”。
馆阁体
馆阁体一是指流行于馆阁中的力求典雅庄重的一种文体。始于宋代,明、清两代翰林院亦称馆阁。馆阁即是掌管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的官署。二是指流行于馆阁及科举考场的书写风格,多为楷书,虽方正光洁,但拘谨刻板,是明、清科举取士书体僵化的产物。明代称“台阁体”,清代改称“馆阁体”。
《熹平石经》作为官方刻本,每部经只刻一家章句,作为标准本,然后将诸家歧异的部分列为校记,即以一家为主,又兼容各家之成就,对校正儒家经典文献具有重要的意义。《熹平石经》的书写虽出自名家之手,但因写作目的是为了刊正文章,文字工整有余,自然情趣与意境不足,有人称其为汉代的“馆阁体”。然而,其对中国书法研究确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
东汉末年,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事,使《熹平石经》的命运变得十分悲惨。汉献帝初平二年（191）,《熹平石经》在董卓烧毁洛阳宫庙之时,遭波及,横于废墟。至魏文帝黄初五年（224）,才得以将残存石经重新竖立。东魏末年,高欢当政时期,又将残存的石经,由洛阳迁往长安。唐初修建长安时,工匠们把它当作建筑材料使用,被名臣魏徵发现,遂下令赶快择出,可惜只抢出一部分,就是这一小部分,到了唐中期也毁坏丢失殆尽。直到近代,才陆续在洛阳、长安两地发现了一些残块,多数残面上只有几个字或几十个字（图4-3）,上百字的只有寥寥几块。其中最大的一块,是民国十四年（1925）在洛阳郊北出土的《周易》经石的上半段。初出土时,石经尚存200字,不久石经断裂成两截,其中一截由于右任先生收藏,后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另一截现藏上海博物馆。
图4-3 东汉熹平四年（175）《熹平石经》残石
《熹平石经》残石存世到底有多少块,现未见有明确的数据。国家图书馆有残石189块,字多者有28字,少者仅有一字,并拓装《熹平石经残字集拓》两册;此外,各家所藏石之拓本亦有收藏。《熹平石经》拓本未见有早拓本,所见皆为近代出土后拓本（图4-4）,故拓本收藏尤以字多者为重,但应注意翻本、伪本之鱼目混珠。
图4-4 东汉熹平四年（175）《熹平石经》残石拓本
二、《正始石经》
刻于三国曹魏正始年间（240-249）,故又称“魏石经”。与《熹平石经》不同的是《正始石经》用古文、小篆和隶书三种书体刻成,所以又被称为“三体石经”。其三体排列方式,有“品字式”、“直下式”两种。“品字式”每石25或26行,行约74字左右;“直下式”每石32至34行,行约60字左右。共计约35块碑。马衡曾判断经石应为28块,字数总计为2576字,姑且存证。
《正始石经》刊刻的意义,一方面公布了古文经的正确文本,一方面校正了当时的书体,即古文、小篆与隶书的关系;同时,隶书也起到了注释的作用,对经学和文学有重要的影响。
此次刻经的内容较少,只刻了两部半,即《尚书》、《春秋》和《左传》的一部分。碑石分两面刻,一面为《尚书》,一面为《春秋》,刻好后同样立在洛阳太学讲堂门外。
《正始石经》的命运与《熹平石经》一样,至唐代已不知石之去向。一千年后的清末民初,才在洛阳太学旧址重又发现了经石的残石（图4-5、6）。最早出土的一块,是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土,上存有46字,初为山东黄县丁氏收藏,后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最大的一块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出土,随即被古董商郭玉堂购买,但因经石太重,不易收藏与贩运,而且担心当局查没,郭氏遂将经石凿成两截,凿的过程中又有25字损坏,甚为可惜。未凿前拓本现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文物公司各藏一份,皆经过马衡先生题跋,可谓价值较高。
图4-5 三国曹魏正始年间（240-249）《正始石经》残石
图4-6 三国曹魏正始年间（240-249）《正始石经》残石拓本
国家图书馆藏《正始石经》残石147块,大块存字多者12字;并拓装残石拓本二册。另见梁启超旧藏魏三体石经《尚书》、《春秋》等残石拓本数张。
三、《开成石经》
始刻于唐大和七年（833）,成于开成二年（837）,故称“开成石经”,又因石经立于长安国子监讲经堂外廊,此地旧尊为雍地,故人们又称它为“雍石经”。据统计《开成石经》分刻在227块石碑上,每石八列,每列行、字数不等,共计65万余字。
《开成石经》是由艾居晦、陈
、段绛等人书丹,正文采用当时风行的楷书,标题为隶书。内容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12部儒家经典著作。《开成石经》除刊刻经文外,还在标题次行标明该经所采用之注本。经文之后附刻有张参之“五经文字”和唐玄度之“九经字样”与之并行。
这部石经还是很幸运的,除天祐年间（904-907）一度被弃置荒野外,五代朱梁时则复辇入城,宋元祐二年（1087）迁于府学,后虽经嘉靖地震,稍有损之,但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开成石经》的刊刻对后代也有较深的影响,其传世之最大意义,除保存了唐代楷书的风貌,还有就是在一百年后,中国的雕版印刷术成熟之时,《开成石经》成为雕版印刷儒家经典的最佳范本,以致后来凡印刷儒家经书皆遵此为祖本。
据说《开成石经》拓本最早为明嘉靖拓本,未曾见之,现传世拓本多为清或以后拓本（图4-7）。
图4-7 唐开成二年（837）《开成石经》拓本
四、《广政石经》
始刻于后蜀广政元年（938）,故又称“蜀石经”或“后蜀石经”,因立于成都府学石经堂,又称“成都石经”、“益都石经”。
所刻经书先后有《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古文尚书》14种,并校诸经之异同,成《石经考异》,一并刊刻于石,总计15种,约120余万字。
其刊刻特点有二,其一是经文与注文、考异同刻,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其二是历时久远,工程浩大。
《广政石经》也是采用了楷书书刻,参与书丹者有张德钊、扬钧、孙朋吉、周德贞、张绍文、田况、席旦等,校勘者为毋昭裔,镌石者有陈德谦、武令升、张延族、陈德超等人。此经虽取碑之形制,但经文以帖式刊刻。
南宋前期石经尚完好,后至元明不知去向,石久佚。据说有宋拓本,全96册,在明万历年间内阁大库还存有全本。国家图书馆1965年从香港收购《蜀石经》九册,其中有一册为木刻本,一册为题跋姓名录,系宋元拓本。在《蜀石经·左传》册页上钤有“东宫书府”等宋代内府官印,拓本中分别有翁方纲等数十位鉴藏家题跋、观款（图4-8）。《蜀石经》拓本传世寥若晨星,能有宋元拓本,又由名家题跋、观款,可谓至宝也。
图4-8 后蜀广政元年（938）《广政石经》拓本
五、《嘉祐石经》
北宋庆历元年（1041）开始刊刻,嘉祐元年（1056）完成,立置汴京（开封）太学,故称《嘉祐石经》或《北宋石经》;又因其是用篆、楷两种书体镌刻,也称为“二体石经”。
关于《嘉祐石经》所刊经数,各家说法不一,多以马衡“九经说”较为可信。其目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孟子》。
《嘉祐石经》原石已散佚,现仅存五石和一些残石。河南省博物馆藏有《周易》二石、《尚书》与《礼记》各一石,及新中国成立前出土的《孝经》一石。
该经宋时已有拓本,但未见全套者,传世多为残石拓本（图4-9）。国家图书馆藏有《嘉祐石经》数种,最为珍贵者是1965年从香港收购丁晏旧藏之宋元拓本,共计四册,379开,758页,30324字。丁氏重装时,另有一册名人题跋,未与拓本合璧,后辗转藏于上海图书馆。拓本开幅较大,挖嵌经折装,极为壮观。
图4-9 北宋嘉祐元年（1056）《嘉祐石经》拓本
历代刊刻石经皆有树立范本之意,而《绍兴御书石经》则不同,此系南宋高宗皇帝赵构练字、习经之所作。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九月应当时左仆射秦桧之请镌刻而成,故又称“南宋石经”。石经书体有两种:《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礼记》为楷书,《论语》、《孟子》为行书。石经约计200块,立于临安（杭州）太学首善阁大成殿后三礼堂之廊庑,后历经变易,石已残损过半,现杭州还保存有86石及一部分残石（图4-10）。
六、《绍兴御书石经》
丁晏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生,光绪元年（1875）卒。字俭卿,号柘堂,晚年号石亭居士。江苏山阳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清代经学家。性嗜典籍,勤学不辍,亦喜收藏。平生撰著极富,达47种,136卷。其中有《毛郑诗释》4卷、《郑氏诗谱考正》1卷、《三礼释注》8卷、《周易述传》2卷、《孝经述注》1卷。因郑氏有《六艺论》,故署其堂曰“六艺”。有《颐志斋丛书》刊刻行世。
图4-10 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绍兴御书石经》拓本
七、《乾隆石经》
《乾隆石经》是石经镌刻史上最晚的一部。清雍正四年（1726）由蒋衡以楷书书写,于乾隆二年（1737）写成;乾隆五年（1740）,蒋氏呈献高宗皇帝,乾隆五十六年（1791）始命刊刻,乾隆五十九年（1794）完成;共计刻碑190石,碑首额篆书题“乾隆御制石经碑”,立于北京国子监,现仍然保存于此。
石经内容有《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等十三部儒家经典。
国家图书馆藏有该经全套整张拓本,计386件。
八、佛教、道教经文
佛教、道教经文刻于石碑、摩崖上盛行于北朝至隋唐时期,宋元以后,也还不断有佛经刻石出现。著名的有山东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河北易县《龙兴观道德经碑》以及北京《房山石经》等。
《房山石经》因刻于北京房山区石经山而得名,始刻于隋代高僧静琬,盛于唐、辽、金三代,迄至明代万历年间,距开刻第一个字已逾千年之久。所刊刻佛经一千余部,刻石近一万五千余块,分藏在小西天九个洞内和南塔前地穴中,1956年石经出土,经石移置云居寺藏经库（图4-11）。1999年9月为防止石经风化,斥资再造地宫,将石经回藏于地下,加以保护（图4-12）。
图4-11 房山云居寺南藏经塔,房山石经山雷音洞外景、内景
图4-12 《房山石经》回藏地宫
《房山石经》内容丰富,并收有从未著录过的佛经,是难得的佛学史研究资料。此外,还有约六千余则《石经题记》,其中有纪年的就有1467则,对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国家图书馆藏有《房山石经》全套整张拓本,计三万余张。余有幸见到过20世纪50年代所拓的这批拓本（图4-13）,其重墨拓,字字干净漂亮,传拓精佳,神采焕发。
图4-13 北京《房山石经》拓本,A.唐刻《贞观八年静琬题刻》B.金刻《释教最上乘秘藏陀罗尼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