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功颂德——碑碣往事
事物的产生总是与其自身及其客观进程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碑碣也不例外。就其自身而言,石料加工、镌刻技术的成熟,加之统治阶层、士大夫与社会生活客观环境的需求,碑碣这个传统的石刻形式诞生了。
一、关于碣
古时常把碑碣混为一谈,或谓大者为碑,小者为碣。其实秦汉之际,碑是碑,碣是碣,碑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石刻形制。碣盛行于秦代,碑在东汉时才逐步形成定制。随之,碑盛而碣衰,之后开始有碑碣合一的统称。
“碣”在《说文解字》中释为:“特立之石也。”显然其解是非常笼统的,并没就“碣”的形态等方面解释清楚。李贤在《后汉书·窦宪传》中对碑与碣作了比较准确的形态描述,曰:“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那么,从实物考察,碣又是怎样的？
早在秦始皇东巡时曾刻七石,名为《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芝罘刻石》、《碣石刻石》、《东观刻石》、《会稽刻石》,他们统称为刻石,并未称其为“碑”或是“碣”。
清人毕沅在《山左金石志》中对《琅琊刻石》有这样的记载:“高丈五尺,下宽六尺,中宽五尺,上半宽三尺,顶宽二尺三寸,厚二尺五寸。”可见《琅琊刻石》是一个上小、下大的圆柱体,由此推断,秦始皇东巡时所刻七石,并不是碑形,应该是碣。
唐代初年,在陕西岐州发现了十个形似鼓状的刻石,石上稍小,下略大,且大小并不规整,高约66厘米,直径120厘米,石身周围分刻着一首歌颂帝王狩猎的四言诗,因为其形似鼓而称为“石鼓文”。以后约定俗成,沿此称谓。其实唐初学者因为他具有碣的上小下大圆形的特点,又称其为“猎碣文”,应该说,《石鼓文》也是碣的代表作品。
综上所列实物,碣应该是一个圆体的立石,呈上小下大,有如一独峰兀立之状。古人之所以取碣这样独特之形,刻辞记事,重在表示与山一样的永世不朽之意。
秦代七件刻石,现只残存《泰山》、《琅琊》二石。《泰山刻石》旧时立在泰山岳顶的玉女池上,后移至山下岱庙（图2-1）。《泰山刻石》现仅存有九个半字。宋拓有165字和53字本,藏在日本,应该说价值很高;明拓存29字,故宫有收藏。另有重刻本数种。《琅琊刻石》原存山东诸城,现藏在国家博物馆。《琅琊刻石》现存早期拓本有宋拓本、明拓本。其他五石早已失传,《碣石刻石》、《峄山刻石》有重摹本（图2-2）,已失去秦时旧有风貌。
图2-1 《泰山刻石》移至岱庙后残石
图2-2 《峄山刻石》唐徐铉重摹本
《石鼓文》刻于春秋战国秦时期,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年左右的历史。在唐代初年发现后,放到凤翔府孔庙。五代变乱之中,其第六鼓散佚。宋初有人发现一农民用的米臼,上有文字,遂寻详看,此正是遗失的第六鼓。经此之变,其鼓每行文字都有损伤,所幸运的是,十个鼓失而复得重又凑全了。宋大观年间,朝廷下令把石鼓搬到汴京,开始放在太学里,当时称作“辟雍”,后搬进保和殿。
辟雍
亦作“璧雍”。汉班固《白虎通·辟雍》:“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五经通义》:“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原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其学有五,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其中以辟雍为最尊,故统称之。“辟雍”是古代的一种学宫,贵族子弟从10岁开始就要寄宿于城内的“小学”,至15岁时进入郊外的“辟雍”,换言之,他们从10岁“出就外傅”至20岁行冠礼表示成年,中间要有10年离家在外过集体生活。
石鼓作为中国石刻的鼻祖,是传世石刻的第一古物,历来都被统治者视为神物。每当改朝换代,它都要随之国都的变迁而迁移陈放之地,尤以为镇国之宝。更由于石鼓上的文字继承了周代书体特点,趋于方整,折直浑劲,有如镂铁,用笔起、收皆为藏锋,有一种婉润的静气,故受到士大夫阶层、文人雅士的喜爱,争相捶拓,以求佳拓墨本。石鼓经不断地辗转移运和捶拓,文字日渐剥落,为了保护石鼓文字不再被人为地损坏,宋朝末年,官府在石鼓的字口内嵌以黄金,填平加以保护,禁止拓印。然而,事与愿违,随后金兵入侵,汴京被攻破,剔挖金子,石鼓的厄运是可以想象的,即使是镇国之物,石鼓也只能屈尊于燕京王宣抚之宅内。明清两代石鼓一直安放在国子监内。民国二十二年（1933）随第四次古物南迁,运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运到南京保存。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时,才运回北京,陈放于故宫文渊阁的箭亭内。
牛震运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生,乾隆二十三年（1758）卒。字阶平,空山,号真谷,室号“空山堂”。山东滋阳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官平番县知县。博学通经义,富收藏,尤善金石考据之学。著有《金石经眼录》、《金石图》、《空山易解》、《空山春秋传》等。
《石鼓文》先锋、中权、后劲本
为明安国所藏之《石鼓文》三件宋拓本。安国以碑帖鉴藏为著名,尤其所收宋拓《石鼓文》并以“先锋、中权、后劲”命名,特别珍贵。民国时期由日本人收藏,二战期间三本俱毁,现只有影印本传世。
图2-3 《石鼓文》元拓本
金人的挖金是石鼓出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破坏。据文献记载石鼓上原有七百余字,到了宋代欧阳修所见的石鼓上只有465字,清乾隆时《金石图》的作者牛运震把石鼓遗存的文字又作了详尽的统计,只剩322个字,近代拓本只有250余字。也就是说从宋代至清代,石鼓上的文字已经损坏五分之二多。由此可见,《石鼓文》的早期拓本被世人奉为至宝（图2-3）,也就不足为怪了。据文献记载,唐代已有《石鼓文》拓本,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现所知最早拓本应是宋拓,分别是明安国旧藏的中权本、先锋本、后劲本,这三本宋拓现藏于日本;国内所藏最早拓本目前只有元拓本（图2-4）。
图2-4 《石鼓文》元或元以前拓本
二、关于碑
碑在《说文解字》中释为“坚石也”。他的起源与其功用密不可分。早期的碑是没有文字的,一般在宗庙、祠堂前立碑是为拴马之用;或立于宫前,实为测时而设;或立于墓前是为下葬所设（一般在碑首与碑身之间,或在碑身的中部凿有穿）。有文字的碑,金石学称为刻辞碑,一般认为最早始于东汉。目前所看到的如西汉 《鲁孝王刻石》（图2-5）、《莱子侯刻石》等,显然与刻辞碑有着本质的不同,通常称其为刻石。
图2-5 西汉五凤二年（前56）《鲁孝王刻石》（又称《五凤刻石》）拓本
刻辞碑一般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构成（图2-6）。碑首有圭首、方首、圆首之分。碑首中有碑额,或居中,或偏左,或偏右。碑额一般刻有标题,篆文居多,隶书次之,另有正书、行书,草书绝少。碑额四周多刻有蟠螭、蟠龙浮雕,或线刻图案。碑身正面为碑阳,反面为碑阴,两边为碑侧。一般碑阳刻碑文,碑阴多刻题名,亦有两侧刻文者;讲究的碑侧刻有装饰花纹或浅浮雕。碑座又称碑趺,有方趺和龟趺等不同形式。龟趺又称赑屃趺。相传龙生九子,第五子叫赑屃,力大无比,好负重,所以龙就叫它驮碑。在碑刻中龟趺较多。讲究的方趺,一般都刻有装饰性的图案,亦显精美。碑身与碑座之间通过石材的凹凸相合而插接连为一体。
图2-6 碑刻形制图
从碑石形制发展看,可分三个阶段:一为汉魏南北朝时期;二为唐宋时期;三为明清时期。
汉魏南北朝时期
最早的汉碑实物是西汉河平三年（前27年）《麃孝禹碑》。碑为圆首,首无额题,两旁只各刻一鸟;有穿;碑有文字,分两行竖刻 （图2-7）。
图2-7 西汉河平三年（前27年）《
孝禹碑》拓本
然而,现所能见西汉之碑则少之又少,故汉碑实指东汉的碑刻。现存东汉早期之碑是刻于东汉永元四年（92） 《袁安碑》、刻于元初四年（117）《祀三公山碑》;此二碑无首,《袁安碑》有穿,形制简洁（图2-8）。
图2-8 东汉永元四年（92）《袁安碑》初拓本
统观汉碑之首,或作方首,或作圭首,或作圆首;或雕刻蟠螭等线刻图案,皆以质朴简洁为时尚。汉碑一般高六尺左右,宽二尺左右;南北朝时略有所增,亦不过高六七尺。汉代碑趺,一般按长方形而制,上不雕花纹。
汉代功德碑没有穿。祠墓碑皆有穿,有的还有晕,实为下葬之功用所设。王芑孙《碑版广例》曰:“汉碑穿外有晕,其晕缭绕,或即自穿中出,或别从穿外起,尚存古制引系率之意。”穿一般刻于碑首与碑身之界处,文居穿下,亦有刻于碑身之中,因而有废其文字。
图2-9 东汉汉安三年（114）《景君碑》及拓本
《景君碑》圭首,额篆书两行十二字,有穿,凿于碑身之上部（图2-9）。《孔宙碑》圆首,上为晕,从外起,未见自穿中出;下为额,阴文篆书两行十字,穿凿于两行额题之间,特色鲜明（图2-10）。《鲜于璜碑》圭首、方趺,碑阳首额题阳文篆书十字,额两侧线刻青龙、白虎,额下凿有穿;碑阴穿上线刻一朱雀（图2-11）。
图2-10 东汉延熹七年（164）《孔宙碑》及额拓本
图2-11 东汉延熹八年（165）《鲜于璜碑》初拓本
以上可见汉碑首、额、穿、晕（图2-12）之形制的基本特点。
图2-12 东汉《肥致碑》拓片
汉以后穿的功用渐渐失去,然而,仍有少数碑凿有穿,穿上有晕（图2-13）,或取旧石磨文重刻,或为仿古之旧制。如:南朝宋大明三年（458）《爨龙颜碑》,圆首上凿有穿,穿上蟠龙,穿之左右刻日月,日中刻
鸟,月中刻蟾蜍,虽为仿古之旧制,形制亦精佳（图2-14）。
图2-13 西晋《辟雍碑》拓本
图2-14 南朝宋大明三年（458）《爨龙颜碑》
唐宋时期
柳子厚述唐代葬令规定: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首;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其实此时所称之碣,应该是碑,只不过形制小些。唐代大碑者高一丈、宽三尺有余,小碑者约六七尺。宋以后亦有大者三丈的巨碑。下举数例可窥唐碑形制之一斑。
《道因法师碑》唐龙朔三年（663）刻,李俨撰文,欧阳通书。碑高312厘米,宽103厘米。碑主道因,原出家于成都多宝寺,曾在长安大慈恩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是碑系其弟子为纪念他而建。此碑螭首龟趺,其与它碑不同之处在于碑额雕饰佛龛,龛内高浮雕造三尊佛像,龛下横题“故大德因法师碑”七字;碑之两侧浅雕华丽纹饰;龟趺两侧线刻两组深眼卷发的人物形象,可能与传教有关。此碑雕饰之华美,远非汉碑可比,实为唐碑不可多得之精品也（图2-15）。
图2-15 唐龙朔三年（663）《道因法师碑》碑额与龟趺
《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刻于唐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八日。唐弘福寺沙门怀仁集王羲之行书,诸葛神力勒石,朱静藏镌字。三十行,行八十五六字不等。碑首雕刻精美（图2-16）,在唐碑中亦具独特之处。
图2-16 唐咸亨三年（672）《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额
《石台孝经碑》唐天宝四年（745）刻,李隆基作序并注及书,李享篆额题“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十六字。碑四面刻,石为方柱形,高620厘米,每面宽120厘米。碑首亦四面环刻,分上下二层,呈四方亭子形;下层中有额题,二侧龙纹;上层云纹环绕（图2-17）。可见此碑无论是碑石形制,还是碑首雕刻,皆在唐碑中独树一帜。
图2-17 唐天宝四年（745）《石台孝经碑》
《多宝塔感应碑》唐天宝十一年（752）刻,岑勋撰文,颜真卿楷书,徐浩隶书题额。碑文记述了楚金禅师创建多宝塔之事迹。碑高285厘米,宽102厘米。螭首高浮雕,中有额题“大唐多塔感应”六字;龟趺亦为唐碑之典型范例。
《颜家庙碑》唐建中元年（780）刻,颜真卿撰文并书,李阳冰篆额。此碑是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所立。四面刻,碑高330厘米,宽130厘米。螭首高浮雕,中有额题“颜氏家庙之碑”六字;龟趺边刻云纹,雅致可爱（图2-18）。
《玄秘塔碑》唐会昌元年（841）刻,裴休撰文,柳公权书,邵建和、邵建初刻石。碑文记述大达法师在德、顺、宪三朝备受礼遇之事迹。碑高386厘米,宽130厘米。螭首高浮雕,中有额题“唐故左街僧录大达法师碑铭”十二字;方趺,极为素雅（图2-19）。
图2-18 唐建中元年（780）《颜家庙碑》
图2-19 唐会昌元年（841）《玄秘塔碑》碑额与碑趺
此外,《升仙太子碑》唐圣历二年（699）刻,碑额为武则天御书,飞白书作鸟形,乃碑额之特例（图2-20）。
图2-20 唐圣历二年（699）《升仙太子碑》碑额飞白书拓本
唐以后之宋元,碑之形制未见有大的变化,一些著名的书法家皆有书碑之作。如苏轼有《司马温公碑》;黄庭坚有《狄梁公碑》,记狄仁杰事迹,范仲淹撰文,黄庭坚书,故而时人誉之“海内三绝”;米芾有《千字文》;蔡襄有《昼锦堂记》,亦为其代表之作。赵孟頫一生书碑有百种之多,《少林寺裕公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等为其代表作。此外,除著名书法家书碑外,还出现了图碑。如刻于南宋伪齐阜昌七年（1136）的《华夷图》和《禹迹图》。
明清时期
应该说,明清石碑形制与前代是一脉相承的,突出特点是碑石形制普遍巨大,雕琢意味浓,出现了“卧碑”的形制。
《大德显灵宫碑》明嘉靖三年（1524）立,明世宗朱厚熜撰文。此碑记载了大德显灵宫修整扩建及安置诸神的过程,从中可看出明朝皇帝对道教的信奉和尊崇。碑通高494厘米,螭首蟠螭高浮雕,龟趺灵动（图2-21）。
图2-21 明嘉靖三年（1524）《大德显灵宫碑》
《傅恒生祠碑》建于清乾隆年间,傅恒因“大金川之战”有功,乾隆帝为其建祠堂并立此碑。碑通高600厘米,宽160厘米;龟趺首尾长365厘米。螭首高浮雕,碑首底边与碑身四边皆浅雕满游龙,两侧各深雕一游龙;龟趺座下铺满雕刻着鱼虾龟蟹的“海墁石”。可见此碑无论是形制、气势,还是雕刻技艺,皆可成为有清一代碑刻精品（图2-22）。
图2-22 清乾隆年间《傅恒生祠碑》
《永定河诗碑》刻于乾隆十五年（1750）,诗为“阅永定河堤示直隶总督方观承”五言古风体。额篆书题“御制”二字（图2-23）。碑通高501厘米。螭首蟠龙,龙身粗大,与龙首形成鲜明对比;方趺底座大出碑身,基础夯实,并浅雕三龙铺以水纹,表现清代崇尚浑厚博大之气象。
图2-23 清乾隆十五年（1750）《永定河诗碑》
《万佛楼瞻礼诗碑》刻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此碑取石幢之形,碑身四方长形,通高约750厘米。碑趺是多层底座,环刻浅浮雕图纹;碑首为三层,有如平顶房檐,亦环刻浅浮雕图纹,形制非常别致而独特（图2-24）。
图2-24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万佛楼瞻礼诗碑》
《普胜寺卧碑》是指普胜寺创建碑和重建碑,因碑身宽度大于高度故而得名“卧碑”（图2-25、26）。刻于清乾隆年间。两碑首高浮雕蟠龙,碑身两侧各雕昂首飞舞的游龙,四边框线刻云龙;创建碑为方趺,上刻海水江崖;重建碑为龟趺,并高浮雕有图纹。此碑形制奇特而少见。
此外,清人牛震运《金石图》、刘喜海《金石苑》皆摹有碑石全形,有助于碑刻形制的了解,皆可参阅。
刘喜海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生,咸丰二年（1852）卒。字燕庭,室号“味经书室”、“双清斋”。山东诸城人,刘墉后人。喜拓金石文字,富收藏,精鉴赏。著有《海东金石苑补遗》,《艺林年鉴》《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
图2-25 清乾隆年间《普胜寺创建碑》
图2-26 清乾隆年间《普胜寺重建碑》
刻辞碑就其内容与功用划分,主要有四大类:
1.墓碑
普通墓碑是记述亡者生前事迹,一般包括其世系、籍贯、功名、业绩、品行、死因以及安葬地点、时间,其后人情况,并及哀悼之情。墓碑文体又分前序,后铭,序为散文,铭为韵文,早期铭文比较整齐,唐以后皆较为自由。如汉《史晨碑》、《尹宙碑》等。
2.功德碑
功德碑顾名思义无论是古代帝王封禅、颂德,还是王公大臣、文人记述事件、赞颂功绩所立之碑皆属此类。如东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鲜于璜碑》、魏《曹真碑》、晋《孙夫人碑》等。
3.宫庙碑
宫庙碑除立于宫庙之内或门外,也包括其他建筑所立之碑,内容多为记载该建筑物兴建缘起、过程及相关之人事物等情况, 如东汉《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隋代《龙藏寺碑》、唐代《九成宫醴泉铭》、《晋祠铭》等,以及后来出现的会馆碑。当然、也包含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碑刻,如明代的《大德显灵宫碑》等。
4.诗文碑
此类碑最初是以汇集典籍为主要内容的碑刻,如东汉的《熹平石经》,以及后来的魏《正史石经》、唐《开成石经》等;宋以后又出现以诗词为内容的碑刻,如清代的《万佛楼瞻礼诗碑》、《永定河诗碑》等。
明清以来碑的内容进一步扩大,出现了进士题名碑、景观碑等。
客观地讲,碑在石刻艺术中占有主导地位,其形制规范有致,内容最为丰富,数量也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