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在明代的诗学舞台上，前后七子是一群出类拔萃、指点江山的人物。他们如此倾心于“法式”古人，自有其相当充分的理由。至少这些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或者从他们的角度看是可以成立的。

说来，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明了，即: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说:“严沧浪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岂有不法前贤，而法同时者?李洞、曹松学贾岛，唐彦谦学温庭筠，卢延让学薛能，赵履常学黄山谷。予笔之以为学者诫。”

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的命题确实是由严羽提出来的。他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生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又曰:见过于师，仅堪传授;见与师齐，减师半德也。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

严羽何以要摒宋诗于门外呢?理由是:宋诗背离了“盛唐名家”等前贤的轨辙，“自出己法以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非“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他担心“正法眼之无传”，故大声疾呼向“盛唐名家”等前贤学习。所谓“正法眼”，强调的即是“入门须正”。

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集。他继承严羽的“正路”之说，致力于探寻学习唐诗的门径。其书“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唐诗品汇·凡例》)。这样区别的目的，是要确定何者为正，何者为变，“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以免严羽所谓“下劣诗魔”干扰诗的创作。

湖南茶陵人李东阳，长期以台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在台阁体之后，七子派之前，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风云一时。他论诗重在辨体和音律法度，重在“规制”，因而力主宗汉、魏、盛唐。《麓堂诗话》说：

六朝宋元诗，就其佳者，亦各有兴致，但非本色，只是禅家所谓“小乘”，道家所谓“尸解”仙耳。

“六朝”相对于汉魏而言，“宋元”相对于盛唐而言，拈出“本色”二字，与严羽“入门须正”意思相近。后来前后七子拟汉魏盛唐，可说是沿其流而扩其波澜。故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说:“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李、何，厥功甚伟。是时中、晚、宋、元诸调杂兴，此老砥柱其间，故不易也。”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在明代诗坛的古典主义潮流中影响最为深巨。他们的诗学主张被简单地概括为“诗必盛唐”，忽略汉魏古诗，当然是不全面的，但他们对盛唐确实格外青睐。李梦阳《潜虬山人记》有段耐人寻味的记载:“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李梦阳所谓宋人无诗，唐人无赋，汉人无骚，真实的含义是，宋人无第一义的诗，唐人无第一义的赋，汉人无第一义的骚，宋诗、唐赋、汉骚不足以成为效法的榜样，即他对王廷相所说:“学其似不至矣，所谓取法乎上而仅中也，过则至且超矣。”(王廷相《空同集序》引)何景明亦持“第一义”之说，即古诗学汉魏，近体学唐。所谓“第一义”之作，指各类诗体兴盛时期最富于生命活力的作品。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二《莲花》诗曾讥评何景明不读宋诗：

张文潜《莲花》诗:“平池碧玉秋波莹，绿云拥扇青摇柄。水宫仙子斗红妆，轻步莲波踏明镜。”杜衍《雨中荷花》诗:“翠盖佳人临水立，檀粉不匀香汗湿。一阵风来碧浪翻，真珠零落难收拾。”此二诗绝妙。又刘美中《夜度娘歌》:“菱花炯炯垂鸾结，烂学宫妆匀腻雪。风吹凉鬓影萧萧，一抹疏云对斜月。”寇平仲《江南曲》:“烟波渺渺一千里，白香散东风起。惆怅汀州日暮时，柔情不断如春水。”亡友何仲默尝言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余一日书此四诗讯之曰:“此何人诗?”答曰:“唐诗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细看亦不佳。”可谓倔强矣。

杨慎是正德六年的状元，出自李东阳门下，诗文衣钵，实得之于茶陵。李梦阳等人排击茶陵，一时海内为之风靡，杨慎“乃沉酣六期，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为茶陵别张壁垒”(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杨修撰慎》)。在对待宋诗的问题上他也有意与李、何对着干。李、何说宋人诗不必读，他则说宋诗不乏优秀作品。但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杨慎评宋诗所采用的标准仍是唐诗，是以像唐诗与否决定宋诗的高下。这在实质上与李、何“宋无诗”之论如出一辙。在《升庵诗话》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意见。如卷四《宋人绝句》:“宋诗信不及唐，然其中岂无可匹体者，在选者之眼力耳。”如苏舜钦《吴江》、王半山《雨》、孔文仲《早行》、崔《春日》、寇平仲《南浦》等，“有王维辋川遗意，谁谓宋无诗乎?”卷十四《谢皋羽诗》:“谢皋羽《晞发集》诗皆精致奇峭，有唐人风，未可例于宋视之也。”不难看出，杨慎对这些诗的肯定，系因它们在宋诗中属于例外;从整体上看，他对宋诗评价不高。卷二《王雪山论诗》甚至说“宋人不知比兴”。卷八《唐诗主情》，尤其集中地表达了他扬唐抑宋的理念:“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非唯作诗也，其解诗亦然。”

李攀龙于明代独推李梦阳，诗文主张亦与李梦阳一脉相承。他编选过一部《古今诗删》，共三十四卷，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唐，继以明人之诗，唯不取宋元，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宋无诗”的看法。与他相比，王世贞对宋诗的否定似乎不如此绝对，但也属于法外施恩，从总体上仍是看不起的。其《宋诗选序》一方面强调“师匠宜高”，为此必须抑宋;另一方面提倡“捃拾宜博”，所以“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宋诗中也有可为我用的成分。他的宗旨是:“以彼为我则可，以我为彼则不可”，保持高格，不要在主导风格上沦入宋诗一流。

《艺苑卮言》是王世贞所撰《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说部七种之一，是一部颇负盛名的诗话。其卷四有这样三个片断:“鲁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谢皋羽微见翘楚，《鸿门行》诸篇，大有唐人之致。”“永叔不识佛理，强辟佛;不识书，强评书;不识诗，自标誉能诗。子瞻虽复堕落，就彼趣中，亦自一时雄快。”他对苏轼肯定稍多一些，但言语口吻之间，殊少敬重之意。作为参照系，他的《徐汝思诗集序》论及盛唐，那才算得热情洋溢的赞美。其立足点依然是“功夫须从上做起”。

王世贞于古体也倡导“第一义”，倡导“入门须正”，故《艺苑卮言》有“四言诗须本风雅”、“汉魏之辞务寻古色”之语。他的弟弟王世懋，诗学见解时有异于乃兄之处。但就主张“当行”、“本色”而言，却是一致的。其《艺圃撷余》云:“作古诗先须辨体，无论两汉难至，苦心模仿，时隔一尘。即为建安，不可堕落六朝一语。为三谢，纵极排丽，不可杂入唐音。小诗欲作王、韦，长篇欲作老杜，便应全用其体。第不可羊质虎皮，虎头蛇尾。词曲家非当家本色，虽丽语博学无用，况此道乎?”关于辨体，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有过精彩的阐释:“吾国文学，横则严分体制，纵则细别品类。体制定其得失，品类辨其尊卑，二事各不相蒙，试以例证之:譬之诗词二体，词号‘诗余’，品卑于诗;诗类于词，如前节《眉庵集》云云，固为失体;然使词类于诗，此物此志，其失惟均。”“体之得失，视乎格调(style)，属形式者也;品之尊卑，系于题材(subject)，属内容者也。惟此处所谓品，差与Brunetiêre所谓genre相当，司空图《诗品》则品性、品格之谓，视乎格调，非系于题材也。”前后七子重视“得体”，即要求古诗写得像汉魏古诗，律诗写得像盛唐律诗，否则就偏离了正宗。“得体”即“当行”、“本色”。

作为末五子之一，胡应麟得到王世贞的大力提携，其《诗薮》品评历代诗作，不时发挥王世贞之论。“本色”二字，亦为他所常用，如内编卷三：

诗五言古、七言律至难外，则五言长律、七言长歌。非博大雄深、横逸浩瀚之才，鲜克办此。……学者务须寻其本色，即千言巨什，亦不使有一字离去，乃为善耳。

内编卷六：

刘辰翁评诗，有绝到之见，然亦时溺宋人。如杜题雁“翅在云天终不远，力微缯缴绝须防”，原非绝句本色，而刘大以为沈著遒深，且谓无意得之。此类是也。

胡应麟所说的“本色”、“当行”，其标准是各体中符合“第一义”的作品，因而，落脚点就不能不是古诗学汉魏，律诗学盛唐。即《诗薮》外编卷五所云:“故观古诗于六代、李唐，而知古之无出汉也;观律体于五季、宋、元，而知律之无出唐也。”追求的目标是“不失正路”。

胡应麟对宋诗的鄙薄，始终着眼于其门径不正。他批评苏轼说:“‘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此乐天声口耳，而坡学之不已。又晚年剧喜陶。故苏诗虽时有俊语，而失之太平，由才具高，取法近故也。”(《诗薮》外编卷五)胡应麟对宋诗的不满，归结到一点，即:宋诗取法太近，背离了“第一义”的轨则。不失正路，取法乎上，这是七子派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