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代思潮掠影:几位两栖型人物

在“时代思潮”之后，加上“掠影”二字，意在表明，我们的阐述只是举例性质，并无对这一时期的相关材料一一加以爬梳整理的雄心。我们感兴趣的是几位两栖型人物，如祝允明(1461～1527)、王廷相(1474～1544)、顾璘(1476～1545)和王世贞(1526～1590)。他们既是文人，又是史学家或哲学家，有关他们的若干事实表明，文、史、哲尽管学科有别，但就与时代思潮的联系而言，它们又是相通的，不宜用人为的墙壁将它们隔断。

在中国学术界，较早以“时代思潮”这一术语论述学术变迁的大约是梁启超。1919年，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开章明义，云:“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⁵⁾梁启超的界定大致是恰切的。从时代思潮的角度宏观地把握研究对象，如摄像之取远景，局部的差异被省略是必然的。而且，某些针锋相对的个别意见，可能体现的是同一种精神。

论及弘治、正德至嘉靖前期的“时代思潮”，有一个喜剧性的例证，即正德皇帝。“中国有没有一套类似于西方的宪法?表面上看当然没有，但传统中国是否有人人遵循的大经大法?我认为是有的。我认为中国皇帝的自由其实相当有限。在中国的传统里，皇帝多半是心理学上所谓被压抑的人格;真正能够发挥其雄才大略的皇帝真是太少了。”“绝大部分中国皇帝都是被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控制机制所约束。因为制度本身是专制的，皇帝本人也是受专制制度控制的成员。你看最近有些人研究明代社会，皇帝早晨四点钟起床，然后上朝。他生活的每一个步骤——衣、食、住、行，乃至性生活和娱乐各方面都有起居注，记载得非常详细，走错一步不得，而且可供他伸缩的地方也极小。”⁽⁶⁾比照这种情形来考察正德的种种荒唐举动，如果宅心宽厚的话，也能体会到一种理想主义情怀和批评精神。比如，他乐于把自己想像成和明成祖一样的伟人，既能管理国家，又能率军打仗;他对以军事实力抗击蒙古骑兵怀有持续多年的兴趣，并于1517年10月亲自指挥了一次击退蒙古军队的战役——这是整个16世纪中明军所取得的唯一一次战胜蒙古军队的像样的胜利;他喜欢豪华、新奇的花灯，1514年2月，当宫殿起火，照亮了整个天空时，他不甚介意，只是开玩笑地说:“好一棚大烟火也。”

下面我们具体考察几位两栖型人物，关注焦点是他们的批评精神。

祝允明是书法家，也是诗人(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同时还是一位思想史专家。作为思想史专家，他的《苏材小纂》以墓志、行状等为依据，努力选择可信的文献资料，并注意考据异同;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祝子罪知录》，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往往与传统的说法大相径庭，于标新立异中见出其批评精神，“如谓汤、武非圣人，伊尹为不臣，孟子非贤人，武庚为孝子，管、蔡为忠臣，庄周为亚孔子一人，严光为奸鄙，时苗、羊续为奸贪，谢安为大雅君子，终弈折屐非矫情，邓攸为子不孝，为父不慈，人之兽也，正珪、魏徵为不臣，徐敬业为忠孝，李白百俊千英万夫之望，种放为鄙夫，韩愈、陆贽、王旦、欧阳修、赵鼎、赵汝愚为匿非。”(《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四子部杂家类存目一《祝子罪知》提要)他的这些见解对李贽《藏书》具有直接影响。

其诗学主张，也同样敢于言人之所不敢言。比如，他明确表示不喜欢杜甫。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二评驳类云:“祝允明作《罪知录》，论唐诗人，尊太白为冠而力斥子美，谓其以村野为苍古，椎鲁为典雅，粗犷为豪雄，而总评之曰‘外道’。李则《凤凰台》一篇，亦推绝唱。狂悖至于如此，令人掩耳不欲闻。”王士祯本人，其实也不甚许可杜甫，连他也指斥祝允明狂悖，这提醒我们，祝允明对杜甫的否定，并非一件不疼不痒的事。

王廷相是文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作为文人，他与李梦阳、何景明等并称“前七子”;作为理学家，他表现出强烈的以认识论代替伦理学本体论的倾向。由于宋明理学以伦理学本体论为基石(心学所重依然是伦理)，王廷相哲学的批评锋芒在某种意义上比阳明还要尖锐。他在《横渠理气辩》中说：

张子曰:“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气之为物，散入无形，适得吾体;聚而有象，不失吾常。”“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横渠此论，阐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开示后学之功大矣。而朱子独不以为然，乃论而非之，今其辩其惑。

这是在具体命题上反驳朱子。其《答薛君采论性书》曰：

今君采之谈性也，一惟主于伊川。……伊川，吾党之先师也，岂不能如他人依附余论以取同道之誉?但反求吾心，实有一二不可强同者，故别加论列，以求吾道之是，其协圣合天、精义入神之旨，则固遵而信之矣。古人有言曰，“宁为忠臣，不作谀仆”，其此之谓乎!

反驳程颐(学者称伊川先生)，不只是与一位理学大师立异的问题，而是极有棱角地显示了一种惟真理是从、当仁不让于师的精神。如王廷相《太极辩》所说:“儒者之为学，归于明道而已。使论得乎道真，虽纬说、稗官，亦可从信，况庄列乎!使于道有背驰，虽程朱之论，亦可以正而救之。”其《慎言》亦明确反对“笃守先哲梏自得之识”。

其批评精神贯彻在现实中，则是对不良政治的抗争。如嘉靖十八年，他上疏朝廷，指斥吏治腐败，词气慷慨，不愧为一名敢言的谏官。其言曰:“昔在先朝，盖有贿者矣，然犹百金称多，而今则累千巨万以为常。盖有贪者矣，然犹宵行畏人，而今则张胆明目而无忌。士风之坏，一至于此，真可痛也。”王廷相讲这些话，正值严嵩、张瓒弄权的时代。

王廷相对于他作为文人的声誉是极为看重的。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载:“郑郎中善夫初不识王仪封廷相，作《漫兴》十首，中有云:‘海内谈诗王子衡，春风坐遍鲁诸生。’后郑卒，王始知之，为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为经纪其丧，仍刻其遗文。人之爱名也如此。”他对文坛领袖李梦阳极为崇拜。他仅小李梦阳一岁，却以弟子自居。他的《翩翩者鹊》、《硕人篇》都为赞颂李梦阳而作，辞气异常谦恭，如前一首说:“翩翩者鹊，唯鸠从之。我友敬慕，实维我师”;“瞻企靡及，中心怆而”。后来为《李空同集》作序，甚至说:“杜子美虽云大家，要自成己格尔。元稹称其薄《风》、《骚》，吞曹、刘，固知其溢言矣。其视空同规尚古始，无所不极，当何以云。”也许因为他的话说过了头，钱谦益作《列朝诗集小传》，便对他大加嘲讽:“近代词人，尊今卑古，大言不惭，未有甚于子衡者。”但换一个角度看，从王廷相这种“尊今卑古”的态度，我们倒也窥见了七子古学的潜台词:并非膜拜古人，而志在超越古人。其睥睨往昔的气概，与阳明有几分相似。

和王廷相一样，顾璘也兼有哲学家和文人的双重身份。阳明《传习录中》有《答顾东桥书》，是与顾璘商榷的一篇规制宏大的文章。仅从其中所引顾璘致阳明书原文，亦足见其以认识论取代本体论的致思特点:重术而轻道，重具体而轻抽象，关注客观事物的规律法则，提倡实证。他对伦理学本体论的消解，与宋明理学是背道而驰的。哲学家敢于独立思考问题，这是又一个例证。

作为文人的顾璘，早年与陈沂、王韦、朱应登并称“江南四大家”。《明史·文苑传》称顾璘等“羽翼李梦阳”。但应该指出，作为以南京为依托的江南作家，其气质与李梦阳等北方作家有别，对杜甫不甚推重，而向慕六朝初唐的诗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

顾尚书东桥好客，其坐上常满。又喜谈诗。闻其言曰:李空同言作诗必须学杜，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加规，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同之过言也。夫规矩方圆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在规矩中耳。若说必要学杜，则是学某匠，何得就以子美为规矩耶?何大复所谓舍筏登岸，亦是欺人。(卷二十六)

东桥一日又语客曰:何大复之诗虽则稍俊，然终是空同多一臂力。(卷二十六)

这是顾璘在文学领域中坚持独立见解的表态。

王世贞是文坛领袖兼史学家。他的诗学见解，下编将大量涉及，此处从略。我们仅考察他作为史学家的这一侧面。他的史学代表作为《弇山堂别集》一百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一史部杂史类著录，提要曰:“是书载明代典故，凡《盛事述》五卷，《异典述》十卷，《奇事述》四卷，《史乘考误》十一卷，《表》三十四卷，分六十七目，《考》三十六卷，分十六目。世贞自序云:‘是书出，异日有裨于国史者，十不能二。耆儒掌故取以考证，十不能三。宾幕酒宴，以资谈谑，参之十，或可得四。其用如是而已。’然其间如《史乘考误》，及诸侯王百官表，亲征命将谥法兵制市马中官诸考，皆能辨析精核，有裨考证。盖明自永乐间改修《太祖实录》，诬妄尤盛。其后累朝所修实录，类皆阙漏疏芜，而民间野史间出，又多凭私心好恶，诞妄失伦，史愈繁而是非同异之迹愈颠倒而失其实。世贞承世家文献，熟悉朝章，复能博览群书，多识于前言往行，故其所述，颇为详洽。虽徵事既多，不无小误。又所为各表，多不依旁行斜上之体，所失正与雷礼相同。其盛事奇事诸述，颇涉谈谐，亦非史体。然其大端可信，此固不足以为病矣。”注重对各种资料的真伪鉴别，王世贞这种批评性的求实精神在16世纪是引人注目的。《弇山堂别集》所收《史乘考误》，曾刻印单行本，含《二史考》八卷，《家乘考)二卷。所谓“二史”，即国史、野史。王世贞在《史乘考误》的前言中说:“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谘陈牍而已。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是故无所考而不得书，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而其甚者，掌笔之士或有私好恶焉，则有所考无所避而不欲书。即书，故无当也。史失求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三。一曰挟郄而多诬，其著人非能称公平贤者，寄雌黄于睚眦，若《双溪杂记》、《琐缀录》之类是也。二曰轻听而多舛，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记》、《翦胜野闻》之类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诞，或创为幽异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核而遂书之，若《客坐新闻》、《庚巳编》之类是也。无已，求之家乘铭状乎?此谀枯骨谒金言耳。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徵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无论是国史，还是野史，或是家乘，其所提供的资料都必须严加鉴别，不能不加选择的引用。这种怀疑精神或批评精神体现出惟真理是求的反权威主义信念。

从祝允明、王廷相、顾璘到王世贞，举例中提到的这几位两栖型人物，其差异是鲜明的，其共同之处也不难指出。一、他们是一群富于批评精神的士大夫，绝不盲从权威;二、他们开始倡导一种重证据、重推理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三、就理论建构而言，他们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似不及阳明那么强烈，但从王廷相、顾璘、王世贞在实际人生中的表现来看，他们依然是一群道德理想主义者。这几个例证，是我们观察时代思潮的几扇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