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同质异构的阳明心学与七子古学

以“同质异构的阳明心学与七子古学”作为这一章的标题，旨在突出这样一个命题:它们共同体现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批评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

道德理想与批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基本特征。在西方文化中，超越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二分的，价值理想只能在彼岸实现。“中国哲学重内在超越，其内在义在于，各派哲学家的终极信念与关怀，或所谓理想境界的实现，并不脱离现实人生。”“‘道’即在‘人伦日用’之中，即在‘担水砍柴’之间，价值即在事实之中。”⁽¹⁾超越世界的“道”与现实世界的“人伦日用”之间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中国知识分子提倡在一切“人伦日用”的事务中保持人文关怀，即将本体与现象统一，将理想与现实统一。按照这种思路，所谓理想主义精神，即在现实人生中以道自任的精神。“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警句，昭示的是一种以“道”为归的价值取向:一个知识分子，应当超越对自身个体和自我群体利害得失的关心，他必须胸有整个人类社会甚至整个宇宙。

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精神是伴随着“以道自重”的传统而发扬光大的。孔子的时代，士阶层刚从旧体制中脱颖而出，虽已确立以道为归的价值取向，但以道自重的意识并不强烈。子思以后，士阶层中出现了一批以道德自负并凭藉道与权势抗衡的人物。在这种风气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孟子，把士与道的关系扣得十分紧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无论穷达，都因为拥有道而不丧失其尊严，不会在权势者面前表示谦恭。道尊于势，这是孟子时代形成的命题，而为后世的理学家所继承。明末吕坤《呻吟语》卷一说：

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既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

既然理尊于势(或道尊于势)，那么，理的拥有者据理批评权势的拥有者就是天经地义的。无论是“政事”、“国事”，还是个人行为，都在考校之列。这样的一批士大夫的存在，使中国文化的基本伦理观念得到维护和延续，使乡愿哲学或早或晚有被纠正和否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