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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艺术二十四讲》是一本古代散文研究方面的著作。除第一讲概说古文的文学性、艺术美和鉴赏方法外，其他各讲都是从探究艺术特色入手深入研究古代散文名家、名著的专题论文，现将它们用讲义形式分章排列在一起，就像对诸多专题讲座内容来一个集结，目的是为高校师生提供一门选修课的教材，同时为社会上广大古代文学爱好者提供一种文学读物。

自从恢复学位教育制度以来，高校中国文学教学、研究就存在一种突出现象，即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多，治古代文学的人少，而在治古代文学的人中，治古代散文者尤其少(有的高校中文系几乎没有专治古代散文者)。这一特点也反映在历年报考各专业硕士、博士人数的多寡上。在不少学校，报考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博士的人数往往是报考古代文学专业的好几倍，而在报考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中，又以报考诗、词、小说者居多，报考古代散文方向者则寥寥无几，甚至连年阙如。究其原因，不排除治古代文学难于治现当代文学的客观因素在起作用。就治古代文学而言，除治古代散文难于治诗治词治小说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多少年来，学界关于古文之学的研究都落后于诗学、词学、小说学的研究，就是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也未能写进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散文史，合理合法地走进大学课堂，成为学生必备的文学知识。古代散文研究，特别是古文艺术研究不为高校学人所重，不但影响到高校古代文学研究学术水平的提升，还影响到整个文科教学的方方面面。在有的高校中，就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系一年级用的古文之学的教材，博士生导师都看不懂，可以想见高校教师对古代散文研究的重视程度如何。教师如此，又怎么能培养出深谙古文之学的学生呢?近几年随着国学热的兴起，研究古代散文的学者多起来了。与此相关，高校不少报考诗学、词学、小说学的考生，作硕士、博士论文也选择古代散文作为研究对象。由于这些学生(甚至包括其导师)先天不足，对古文之学的基本知识(如古文的特性及其与古代散文的关系)缺乏了解，更无切合古代散文创作实际的研究方法和批评话语，因而所作论文虽然说得头头是道，却未必深中肯綮。纵然答辩总能通过，却很难见到有分量的学术论文。面对这种状况，我们研究古代散文的学者们，理应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古代散文基础教学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于是便有了本书选题的策划和书稿的编撰。

对本书内容安排、学术水准和写作方法，我们有几个基本要求。一是将全书分为二十四讲，保证所论名家、名著有一定数量;每讲约一万五千到两万字左右，要求具体论述系统、深刻、细致。如此安排，是考虑到高校师生教学和社会上广大自学者的实际需要。所论名家、名著数量可观，教师用做教材，选择讲题的空间就大一些;具体论述较为系统、深刻、细致，给自学者提供的方便就更多一些。

二是每一讲论述一个或几个名家(有的是一种和数种散文名著)，虽然所论名家、名著产生的时代分布在古代散文史发展的各个重要环节，并且它们的出现对当时和后世散文发展影响很大，却不能把《二十四讲》写成一部涵盖面宽而重点很难突出的中国散文简史。只是在选题的布局上，使读者通过对“点(一个选题就是一个点)”的联缀大致把握古代散文史的发展线索。又凡论作家者，务必论及其散文创作主张、审美追求、风格取向和作品的艺术特色，而且要讲得有深度、有个性，即说出撰稿人深入研究的自得之见，决不能因为采用讲义形式而淡化其学术性。

三是讲艺术特色，必须建立在作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仔细分析作品概括一家(或一书)的艺术精神、艺术风格、艺术表现策略和修辞技巧。而在分析作品时，切忌使用流行于央视《百家讲坛》的、凡讲诗讲词讲文学作品，讲经讲史讲思想文化，都尽力使之故事化、“现代化”以哗众媚俗、耸人听闻的做法，而要从古代散文创作的实际出发，努力用符合古人审美观念而又具有时代精神的批评标准和衡鉴方法深入细致地探寻其美，辨析其妙。表述方式则力戒出现一般散文鉴赏辞典常有的“格式化”倾向，尽可能说得自然、活泼一些，使人读起来有点味道。

细读全书，我认为各篇专论基本上是达到了上述要求的。这一小小的成功，完全得益于众位撰稿人的齐心协力。本书十几位撰稿人，都是研究古代散文的专家，都有相关论著问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就是在高校执教的老师，对当前古代散文教学、研究的现状十分了解，而且久有补苴罅漏之心，因此对本书编写的指导思想极易达成共识，即使书稿写作得心应手，也一改再改，精益求精。在此，我要向各位撰稿人表达十二分的谢意，感谢大家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几年来对本书编写、出版的关心和支持。这些撰稿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吴小林先生、西南大学的熊宪光先生、江西师范大学的王琦珍先生、华南师范大学的何天杰先生、井冈山大学的刘德清先生、海南师范大学的阮忠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尚学锋先生、陕西师范大学的张新科先生、浙江海洋学院的闵泽平先生、北京大学的常森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达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