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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是骈文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骈文的体制不断健全，很快进入成熟、完美的境地，形成比较稳定的审美特征。同时骈文创作也进入极度繁荣的阶段，较之其他文体的创作更显得生机勃勃。随着骈文的兴盛，散文的应用范围大大缩小，这样势必制约散文艺术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发展史上，南朝散文艺术前进的步伐无疑是迟缓的、沉重的。虽然如此，南朝还是出现了一些艺术价值颇高、对后世散文艺术影响很大的作品。其艺术发展趋向，也为后世散文艺术革新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北朝暨隋代文学，散文创作比诗赋成就要高，其代表作除若干单篇散文作品外，著述散文则有被称为“北朝三书”的《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北朝承袭的主要是汉代儒生治经的学风，做学问重实证，重阐释，重推论，解经重章句训诂而杂以谶纬占候之学。受这种学风的影响，北朝散文更多继承了汉代儒家散文密切联系社会现实、富于实用的艺术精神。由于北朝士人文史修养不如汉代文士，加上北朝统治者强悍、爽直，讲实际、重实用，故北朝文风只是继承了汉代儒家散文尚实、尚质的一面，无法承接它高壮广厚、沉博典丽、文采缤纷的一面。

南北朝散文艺术的发展，都曾受到骈文艺术特色的影响，显现出崇尚朴质、平实的审美趋向。相对而言，北朝散文艺术精神较为单一，南朝散文艺术精神趋于多元;北朝散文叙事、说理者多，南朝散文不乏抒情之作;北朝散文用字平易、朴拙，南朝散文用语质朴，亦有典丽之作;北朝散文词义浅近，故出语繁芜者多，南朝散文词义隽永，故遣词简约者多;北朝散文句式整齐者少，南朝散文句式整齐者多。

(一)《世说新语》的成书情况和文体性质

《世说新语》记述了汉魏两晋及刘宋初年士族人物(以魏晋人士居多)的轶事琐言，系宋临川王刘义庆(403—444)组织门人编撰而成。书中文字，“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不过，由于编者在纂辑时对原文进行过艺术加工，故全书具有统一的艺术风格。古今学者多将《世说新语》归入班固所讲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小说家言，称之为南朝志人小说。梁代刘峻则视其为史料类编，认真地引用其他史书为之作注(引书多达四百余种)。刘义庆将裴启《语林》、袁宏《名士传》列入该书《文学门》，而此书与两者性质接近，可见他在心中也是把《世说新语》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的。事实上，《世说新语》正是一部文学意味很浓、分门记述历史人物言行的著作，属于杂史一类。从文章体式看，则可称为散文小品集。

《世说新语》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其文风(通称“世说体”)对中国散文艺术发展影响极大。刘熙载说:“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艺概·文概》)日本吉川幸次郎也说:“《世说新语》之文章，代表南北朝之风格，为中国文学史一大流派，亦可谓对《史》、《汉》时代文章之一大革命。因一方面表现充满哲学意味之社会背景，一方面亦代表一种新文体之诞生。”(《〈世说新语〉之文章》)显然，《世说新语》长期为人喜爱，是与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分不开的。

(二)《世说新语》表现的“历史特性”

钱穆说:“《世说》一书最重要的是能表现出时代特性。”“能表现出历史特性的书，就是历史上一部重要的书。清谈就是那个时期的历史特性。”(《中国史学名著》)《世说新语》无疑表现了魏晋时代的历史特性，但它并不限于清谈，还有人物品藻和名士风流。三者能成为社会风尚，根本的动因是玄学的流行。因此，《世说新语》表现的历史特性，准确地说，应该是玄学流行及其对士人文化心态、人生方式的深刻影响。

先说人物品藻。人物品评，源于汉代的用人制度。汉代取士不外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两者都重视士人的名声，于是便有了论文重道德情操的乡闾清议。随着朝政腐败与经学衰微，士人激扬名声，互相题拂，既论道德情操，又论才性容止。清议转入名士手中，以至出现了像郭泰、许劭那样“善人伦”的权威，和《士操》(曹丕著)、《人物志》(刘劭著)等论述品评原则及方法的专著。魏晋人物品藻成为风气，随着玄学的兴起，士人人生价值观和审美心态发生了变化，人物品藻的内容与标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从《世说新语》众多门类的众多条目可以看出，汉魏人物品藻还比较多地采用儒家人生价值观和道德理念作为标准，因而赞赏名士澄清天下的志向、宁为兰摧玉折的气节、处惊不乱的风度、解除困难的智慧、礼贤下士的作风、忠勇廉洁的行为、孝亲友友的品行、追求道德完美的精神，鄙薄“汰侈”、“谗险”、“忿狷”等恶行陋习，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实用性。魏晋玄学兴起后的人物品藻，则偏于对人物形貌美、人格美、精神美的品评。人物品藻审美观念的转变，与一些玄学家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处世方式有关，与象外求意这一玄学审美方式的广为人用有关。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人的自觉，即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充分体认。

从《世说》中《识鉴》、《赏誉》、《品藻》等门所记可以看出，当时人物品藻既有品评他人者，也有自作品评者。其时大体以人有个性为美，以一往情深为美，以面容姣好、姿态俊秀为美，以风神散朗为美，以生气勃勃为美，以才貌兼具为美，以鉴识卓异为美，以清雅绝俗为美，以言语机警巧妙有味为美。归结到一点，就是美在神韵，美在心灵，美在风度，美在人格独立，美在精神自由。

次言清谈。清谈是士人探讨有关人生、社会、自然哲理的一种方式，又是带有社交性质的精妙的智力活动，同时也是玄学研究与传播的重要途径。其突出的特点是士人“共谈析理”、“求理中之谈”。谈者风度优雅，应对机敏，用简约剀切或“辞条丰蔚”、“才藻新奇”、音声明亮而有节奏的语言谈说论辩，以阐述玄远抽象之理。和互相题拂一样，清谈亦为魏晋士人习好，风气所及，一直延续到南朝。

可惜的是，《世说新语》记述清谈，虽然言及当日所谈哲理和论辩的一些命题，却未能详细记录论辩的内容，故“清谈之传于今日者，大抵为结论之类，而所以然之故自不易考知”(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世说新语》只是从人物品藻的审美角度来记录谈士言辞辩给、善于应对的故事。幸而它描述生动，使人对魏晋清谈的方式及其审美特征都能有所了解。

从《文学》、《赏誉》、《品藻》诸门所记材料可以看出，魏晋清谈立论以拔新领异为美，说理以“理中”为美，驳难以往辄破的为美。其讲论以辞约旨达为美，以叙致精丽、才峰秀逸为美，以辞气清畅、音声清越而妙有节奏为美，以意气拟托、一往奔诣为美，以风度优雅、萧然自得为美，也以辞条丰蔚、花烂映发足以动心骇听为美。总之，清谈之美，美在识见、言辞、风度，三者缺一不可。清谈审美特征的形成，离不开谈士的主导作用。清谈最高的审美境界，是能将谈士的内在美(主要指理致美、才器美)和外在美(主要指言辞美、声韵美、风度美)完美地展示出来。

再说名士风流。魏晋名士，多以风流著称。所谓风流，实际是对名士处世态度、为人方式、审美心态、精神取向所表现出来的人格、精神、气质、风度的概括。其突出特征是宅心事外，逞性纵欲，高迈不羁，精神自由，既充分地享受人生，又追求高远玄虚与自然合一的人生境界。《世说新语》的许多条目，记述的都是名士风流的事迹。揣摩刘义庆的用心，《世说》之作本是他在诸家为名士立传之后，捃摭众书，掇拾旧闻，欲为魏晋名士风流作一集中的展示，故冯友兰称其书为“中国的风流宝鉴”(《三松堂学术文集·论风流》)。

《世说新语》除通过大量记述人物品藻和清谈来展现名士风流外，还写到其他方面的表现，如吃药行散、风姿特秀、醉饮裸裎、登临山水、栖逸遁隐、真率自然、乘兴自得、一往情深、不拘礼法等，这都是魏晋名士风流的生动写照。冯友兰先生将魏晋名士风流的特征归纳为“有玄思”、“有洞见”、“有妙赏”、“有深情”，似乎还不能完全概括《世说》所记述的名士风流的内容。

(三)《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和艺术特色

《世说新语》虽然是以人物为中心记述名士风流的专著，但编者的思想却是儒、玄兼具。其合自然、名教为一的思想倾向，不但反映在记述名士风流的言辞中，也表现在门类的设置上。《世说新语》设三十六门，前四门名称即取自孔门四科，而四门所记言行却多数不合名教观念。又全书分门和用门类题名对相关言行以示褒贬，显然受到过汉魏以来人物品评标准与方法的影响。

为了用更多的人物、更多的言行，从多方面展现名士风流，编者采用了分门集结的编排方法。每门都由若干散文小品缀合而成。这种编排方式，是《论语》、《孟子》早就用过的。就散文小品的体制、规模、文风而言，《世说新语》比较接近《论语》。作为散文小品集，《世说新语》的文体，即为其散文小品的文体。其特征是篇幅短小，用语简约生动，体若残丛小语，有剪裁而不求结构完整，就像日僧竺常讲的“片言以核理，只词以状事，体简而意渊，语微而旨远，斯自为一家而莫自媲美也”(《世说抄撮序》)。

《世说新语》具有清新、俊逸、简淡、玄远的艺术风貌。其艺术特色主要显现在叙事、记言上。其中语言的运用，表现尤其突出。

先说叙事。《世说新语》全书是以人物为中心，通过记述轶事佳言来再现名士风流。但它的“志人”并不求人物性格的完整。读者固然可以从各门所记的同一人物的言行来“全面”认识某一个人物，但每则散文小品只是截取一个或几个人物人生经历的一个极小的片段来显现他或他们在为人某一方面一个小小的特点。既然叙事并不承担创造人物形象或讲述完整故事的任务，因而把有关人物的一桩情节单一的真事说得清楚生动、简约有味，便成了它的审美要求。

具体而言，《世说新语》能将一件事情说得简约、生动、有味，与下面几个因素有关。一是编者善于用带动词的短句叙说典型细节;二是编者善于借助人物对话叙事，善于用对比手法叙事;三是编者善于剪裁，描叙详略得当。此外，编者叙事善于立主干，去枝叶，加快叙事节奏，精心选用有趣味的细节。

再说记言。《世说新语》记言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出于叙事需要而记人物言论，一种是为突出人物言语之美而记言。虽然两者都以人物为中心，且所记之言都有简约而有味的特点，但前者记言是为了记事，通过所述轶事展现人物的名士风流，后者则主要是通过所记言语展现人物的名士风流。而《言语》门记言，有托叙事以介绍语言背景的，有略作说明以道其由来的，有径直说某人所言的。每篇怎样引出言语，全由如何有利于突出言语之妙和如何便于读者领悟言语之妙而定。大抵《识鉴》门记言，托叙事以引出言语者多，但也有径直说某人言者。《赞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言，径直说某人言者居多，当然，也有对言语由来略加说明的。

由于《世说新语》“以虚玄标准，以简远为宗”(何良俊《何氏语林言语篇小序》)，故其语言“清微简远，居然玄胜”(刘应登《世说新语序》)。这一特色，数门所记人物言论都表现得很突出，所以古今学者在探讨《世说新语》语言艺术时多以书中所记“清论”佳言为研究对象。明人吴瑞曾将其分为六种言语，即雅言、捷言、形言、反言、偏言、超言。除此之外，《世说新语》的语言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其大量使用语助词和口语上。

由于《世说新语》用语从魏晋话语中来，加上语词简约生动、玄远有味，因而大大丰富了古代汉语的宝库。其中许多语词和由一些语句构成的成语，以及糅合轶事佳言而成的典故，频繁地出现在后世诗文中，至今还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世说新语》艺术特色特别是语言特色的形成，无疑是玄学流行对魏晋散文艺术发展的影响造成的。名士风流的轶事佳言，为它提供了内容;人物品藻和清谈的审美要求，决定了它的语言特色。因此，它的文风实际上是承接两晋文风(主要是东晋受玄学审美观念影响的文风)而来。《世说新语》之后，随着玄学衰微，“世说体”亦后继无人，故其文风只能独标一格，不能“代表南北朝之风格”。

“世说体”的形成，虽然离不开魏晋之“历史特性”，但和前代散文艺术仍然联系紧密。其营造小品体制和记言多用虚词、采撷口语，就借鉴了《论语》行文的艺术经验。“若其叙次简当，当左氏之遗音;肖物班形，则史迁之长技;托音玄胜，则庄、列之眇旨;囊括宏瞻，则《说苑》之精美”，真所谓“采众美以成芳，集众葩而成秀”(吴瑞征《世说新语序》)。

(一)《水经注》的成书情况

《水经》是一部记述古代水道的地理书，约成于三国时期。郦道元(472?—527?)生活在孝文帝“经营天下，有志混一”的时代，受孝文帝“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的影响，故作《水经注》，将中国南北水道集于一书，将水道由原书所记一百三十七条扩大到一千多条。

郦道元年轻时曾随孝文帝北巡，到过阴山一带，后为地方官，到过黄河以南。他一生留意访渎搜渠，其注《水经》，除部分材料来自实地考察的体会以外，大半材料出自文献。书中引用前人著作达四百三十六种之多，如记述长江流域及江南水道的资料多取自袁山松《宜都山川记》、孔晔《会稽记》等相关地域的地记著作。记述北方水道的资料也有从文献中来的，如《河水注》就将法显《佛国记》中“于此顺岭西南行”三十八字一字不漏地移入文中。可以说，《水经注》既吸收了前人地学研究的成果，也吸纳了前人散文特别是地记山水散文中的精华。

《水经注》的写法，是以江、河、湖、泊即水道为纲，先对《水经》提到的名、物加以解释，然后对水道由来、走向沿革、地貌特征加以介绍。说某一水道，常是先说干流，再说支流。而说干流或支流，又多是围绕水道的某一特殊部分如峡、滩、谷、洲、岛等，和流域内的某一地区、某一山岭来组织文字。在叙说水道由来、走向、沿革和地貌特征时，郦道元总爱引用相关的文献资料、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渔歌民谣，有时还将自己实地考察的见闻写进文中，因而《水经注》不但生动地描绘出诸多水道的自然风貌，还展现出诸多山水积淀深厚的人文意蕴。

(二)《水经注》散文的艺术特色

《水经注》散文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三类文字中，即以考证见长的学术性散文，以传写故事见长的叙事散文，以写景见长的山水散文。

《水经注》的学术性散文，多引文献以作论述或作辨析，以纠前人之谬。此类散文，贵在有见。有时，文中即引文献原文以代论述，对不实之言略作辨析，行文自然简略，如《河水注·孟门山》即是。有时则引文献展开来说，如《河水注·砥柱山》考证就颇为细密。不过，由于作者往往以传说为史实，辩则辩矣，结论未必可信。又考证行文殆同书抄，引录文献太多，也影响到文气的流畅。

这种特点也表现在带有考证意味的论述散文中。如《水经注·秭归县》叙述楚史及屈原故事以说县名来历，记引《地理志》、《春秋》、《离骚》、《宜都记》等文献和前人言论编织其文。其学风显然受到汉儒治经方式的影响，具有“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一般性特点。其行文称引繁杂，枝蔓太多，和汉儒解经义疏文字风格相近。只是由于它文字浅近，偏于引事以作考证，故能以其故事的趣味性化解其堆垛之弊。

这类散文叙说人文故事，趣味性浓，写得生动活泼。其内容十分丰富，有帝王传说、名人轶事、神鬼故事，事关德政、战争、侠义孝悌之行、灵验感应之迹，或为真人真事，或为佛道传说。如《沔水注》叙述汉时佷子葬父事:

(佷子)家资万金，而自少及长不从父言。父临亡，意欲葬山上，恐儿不从，故倒言葬我渚下石碛上。佷子曰:“我由来不奉教，今从语。”遂尽散家财，作石冢，积土绕之成一洲，长数百步。

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洹水下流，有一国王。国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兆。即盛以木函，掷洹水中下流。有国王游观，见水上木函，开看，见千小儿端正殊好，王取养之。遂长大，甚勇健。所往征伐，无不摧服。次伐父王本国，王大愁忧。小夫人问王:“何故愁忧?”王曰:“彼国王有千子，勇健无比，欲来伐吾国，是以愁耳。”小夫人言:“勿愁，但于城西作高楼，贼来时置我楼上，则我能却之。”王如其言。贼到，小夫人于楼上语贼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贼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尽张口仰向。”小夫人即以两手捋两乳，乳作五百道俱堕千子口中。贼知是其母，即放弓仗。

前者叙事简略有味，几可与《世说新语》中记事小品媲美。后者情节离奇而叙事生动，故事完整，直如东晋志怪小说。两者都通过描叙细节叙事，用语虽有雅与俗、简与繁的差异，却都有尽为散句、不作雕饰、形如直言的特点。

《水经注》最具艺术特色，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书中的山水散文。

书中山水散文之妙，一是能写出山水的静态美、动态美。它不但能以生动的笔墨再现山水的形貌美，还能创造出引人入胜的优美境界与令人心动神移的壮美境界。如《江水注·山峡》写三峡不同时令的不同景象，就能把人带入不同氛围的境界，这也是刘熙载所说的“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景”(《艺概·文概》)。而《河水注·孟门》写水石相搏、水流奔腾之势，就写出了黄河流经孟门时那种震天动地的气势。另外，写华不注山“孤峰特拔以刺天，青崖翠发，望同点黛”，写衡山“山上有飞泉下注，下映青林，望之若匹练在山矣”，写潭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矣，所谓渊无潜鳞矣”，虽为白描、浅喻，却触笔生境，读来令人生想。

二是能写出观赏者的“游目赏心之致”。如《江水注》云:

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迭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瞻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文中游览者因发现山水之美、领略山水之美油然而生的欣喜之情、得意之感，溢乎言词之外。显然，写出这种“游目赏心之致”，对山水之美自会起到衬托作用。

有时，写山水之美，作者还将自己在山水中的活动一并写出，以见出山水之极可人意。如写巨洋水“水色澄明而清冷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即谓其“总角之年”居东洲时，“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棹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如此写水写山，似乎更能激起读者投入大自然怀抱的欲望。

要指明的是，写景生动，且能写出审美者的“游目赏心之致”，是晋宋地记山水散文已经达到了的艺术境界。《水经注》主要是通过移植前人山水文字而保持了上述艺术特色，在这方面独创性并不多。张岱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跋寓山注》)，实际是将郦道元以前众多山水手的艺术贡献都记在郦氏名下。不过，郦道元能够集前贤之美于其书，对山水散文艺术的发展也是一大贡献。

三是语句结构形式独特。和考证文字、叙事文字全用散句不同，山水散文语句虽以散句为主，但整齐句子较多。其中写景，用四言营造短句或词组尤其多。有些已经是骈句，但多数只是字数相当，句式相似。它们句短意密，且意象生动，有雅隽之美。此类短句或词组大量出现，便使得用语精粹凝练。其造句方式、文字技巧，“综合吸收了辞赋、骈文尤其是山水诗的经验”(谭家健《南北朝文学史》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从散文句式演变历程来看，主要是受到了晋宋地记山水散文句式的影响，而晋宋地记山水散文常见的四言句或词组结构形式，主要吸收了潘岳、陆机散文四言为句的艺术经验。

《水经注》本为注疏之作，一篇注疏文字往往考证、叙事、写景兼具，由若干不同内容的片段组成。即使一些片段写得精彩，极富文学意味，也只能作为散文小品存在于注疏中。同时，注疏中许多精彩的叙事小品、写景小品多是直接取自文献，郦道元加工不多。许多模山范水的精妙语词，也是前人创言在先，到郦道元手中已经是熟语。

因为总是记水，加上“幅广地多，疲于应接”，故《水经注》写景角度相同、行文方式相似，以至语词自相蹈袭者多，所谓“形容处几有匡格”(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第二二三则)。虽然如此，因为《水经注》包容了前代山水散文的精华，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语言风格，特别是在造句、造境方面，通过作品为记山水提供了艺术技巧和创作经验，因而《水经注》对古代山水散文艺术发展影响极大。

(一)《洛阳伽蓝记》的成书背景

杨衒之尝于北魏孝庄永安年间(528—530)为奉朝请，于东魏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览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而有《麦秀》之感，故撰《洛阳伽蓝记》。书当成于北齐时期。

洛阳寺庙大兴，是在孝文帝迁都以后。北魏都洛阳约四十年(495—534)，自孝文帝以下，各代帝王都笃好佛教。宣武帝元恪诏臣下在龙门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孝明帝母后胡氏专权，在城内造永宁寺，费用不可胜记。当时“官私寺塔，其数甚多”，至神龟元年(518)已达五百所，最多时有一千三百余所。孝静帝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洛阳残破，犹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魏帝王佞佛，官私竞造佛寺，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反对，除阳固、崔浩外，像裴延俊、李崇、崔光、张普惠、任城王澄都曾上书指斥佛教，揭露侈靡作寺的弊病，表达反佛、禁佛愿望。

杨衒之记述洛阳寺庙兴衰，实际上是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用他的见闻来印证北魏反佛之士的正确。特别是他联系北魏政治、经济、文化的兴替来记述寺庙的盛衰，更能见出其反对佞佛的用意。正因用意不在专记寺庙盛衰变化，欲借此对北魏兴亡得失一吐感慨，故书中内容涉及面广。

作者写作动机和书中内容之丰富，诚如前人所言:“(杨衒之)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广弘明集》卷六《叙历代王臣滞惑解》)“魏自显祖好浮屠之学，至胡太后而滥觞焉。此《伽蓝记》之所作由也。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园林、鬼神、奇怪、兴亡之异，以寓其褒讥，又非徒以记伽蓝也。”(毛晋绿君亭本《洛阳伽蓝记跋》)杨衒之作《记》，是“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吴若准《洛阳伽蓝记序》)，或谓“意在借伽蓝而存时事”(《唐晏序》)。

(二)《洛阳伽蓝记》的艺术特色

从文体来看，《洛阳伽蓝记》可谓叙事散文集。作为叙事散文，它在艺术上有几个特点。

1．结构严密，布置有序

《洛阳伽蓝记》写到的佛寺有八十来所，而以寺分章的寺庙只有四十余所。作者从一千三百多所寺庙中挑选出四十来所作记，而在记四十多所重要寺庙中又带出四十来所中小寺庙，可见其叙事选材精严、主次分明。

为了说得有条理，作者特以寺庙所在方位为序，依次分记诸寺。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杨衒之)感念废兴，因捃拾旧闻，以东面三门、南面三门、北面三门，各署其新旧之名以提纲领，体例绝为明晰。”

就一篇而言，即以寺庙为纲，提挈一章文字，将几章文字集合成篇。一章记一寺庙，一般要写到庙为何人所建，建庙缘由，建庙费用，寺庙所处方位，周遭有何建筑(包括官府、寺庙、街道等)，寺庙形貌以及发生在寺庙和寺庙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活动，还包括各类人物的趣事、带有神话性质的佛教传说故事等。

各章篇幅长短不一，但布置有序，总以内容分段落。所记内容少者，其文即成一小品(如永宁寺条“中有九层浮图一所”一节，即为一小品)。所记内容多者，其文即成一大单元(如永宁寺记尔朱荣驻军寺中作乱事、记尔朱兆囚杀庄帝于寺事，即为一大单元)。各则小品、各个单元，或记述简约，或委曲详尽，都可独立成文。

唐人刘知幾说，《洛阳伽蓝记》行文采用的是敷设正文、列有子注(注列行中，如子从母)的体例，因而其书内容广博、条理分明。但此书至迟在明代，子注就已经窜入正文，无复分别。清代有些学者试图按照子注体例来重新厘定文字，所得亦未必尽如原样。不过，即使从今日通行体例文字来看，也可以见出杨衒之既“志存该博”，又有“伦叙”之才。

2．写景生动，叙事有趣，写人有味

因为《洛阳伽蓝记》以记寺庙为主，故书中写景文字，多用在对寺庙建筑美及其内外环境的描摹上。由于作者能抓住描写对象的特点，善于转换视角，善于变更方法运笔，故所记寺庙虽多，却都写得清楚、生动，形象逼真，如写景林寺环境的幽雅:

讲殿叠起，房庑连属，丹槛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祇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

千秋门内道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即是魏文帝所筑者。台上有八角井，高祖于井北造凉风观，登之远望，目极洛川。台下有碧海曲池，台东有宣慈观，去地十丈。观东有灵芝钓台，累木为之，出于海中，去地二十丈。风生户牖，云起梁栋，丹楹刻桷，图写列仙。刻石为鲸鱼，背负钓台，既如从地踊出，又似空中飞下。

杨衒之写景，以“实录”为主。种种物象，尽收笔底，而行文依次道来，物象特征清清楚楚。其写景生动，既得益于他的善于“实录”所带来的穷形尽相，更得益于他的善于虚拟所带来的令人生想。

除一些重大严肃的“时事”外，《洛阳伽蓝记》所叙之事往往带有传奇色彩和怪异性质。作者记述它们，自有其用意;而能写得生动有趣，却显示出他擅长叙说故事的能力。如法云寺条记孙妻截发事、大统寺条记洛水之神饮人血事、菩提寺条记崔涵死十二年而复活事等，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之作，与东晋以来志怪小说题材性质相同。鲁迅先生讲到晋、隋之间文士作鬼神志怪之书的特点时，曾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也。”(《中国小说史略》)杨衒之是否相信“人鬼乃皆实有”，很难断定，但他用写真人真事的方法记神志怪，或谓能将神鬼之事写得如同真人真事却是毫无疑问的。

书中所记异事，有的反映了民众的观念(如洛神喝人血)，有的反映了僧侣习佛的特点(如阎罗王看重坐禅诵经而处罚讲经者)，有的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碑志不实、文风华靡的不满(如隐士赵逸说永嘉以来，史书并非实录，碑文尽为谀词)，但多数并无深意，只是读来有趣而已。这说明作者本身有好奇的审美趣味，遇到逸闻奇事，即行阑入。

作者好奇，还表现在叙事概括介绍之后常常引出一则颇有奇趣的小故事。如法云寺条说刘白堕“擒奸酒”名的由来，说元琛歌女朝云吹篪行乞以退寇，说田僧超吹笛以助战，虽然用语不多，却情节生动有趣，使人过目不忘。

书中叙事既多，必然会写出一些生动的人物形象，以至写人有味。所谓写人有味，并不是说某篇文字写出了人物的完整性格，相反，它只是选择某一细节，将人物在某一空间、某一时间的活动展现出来以显示其性格的一面。由于取材典型，描述生动，故读来有味。如法云寺条写河间王元琛聚富显贵，纯用铺叙手法，将其远去波斯求名马之事、家中宝物名称数量和向人炫耀华侈豪富的自得之语，一一写出。

正因其书写景生动、叙事有趣、写人有味，于史地著作特征外，别有一种文学美，故有学者称其为“历史文学”，认为“无妨把它作为游记、小说来读，作为特写或报告文学读”(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

3．语言秾丽秀逸、烦而不厌

钱钟书先生说:“《伽蓝记》雍容自在，举体朗润，非若《水经注》之可惋在碎也。”(《管锥编》第四册第二五三则)这里说的是《洛阳伽蓝记》具有雍容、安闲、朗畅、润泽的艺术风貌。这种艺术风貌的形成，与书以叙事为宗有关，与作者采摭繁富、编排有序有关，与叙事详尽、既概言又作细节描写有关，还与所用语言秾丽秀逸、烦而不厌有关。

秾丽秀逸，烦而不厌，是《洛阳伽蓝记》语言的总体特征。比较而言，其写景语言秾丽秀逸较为突出，句式整齐者多，且爱四言为句，时作骈句，语雅词秀，穷尽形相。如正始寺条云:

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嵚崟相属;深蹊洞壑，逦递连接。高树巨林，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

文中的句法以及语句的秀逸、明丽和笔调的轻灵，都与南朝山水骈文有相似处。

《洛阳伽蓝记》叙事写人，自以散句为主，且语词平实者多。叙写大事(如尔朱荣变乱、宋云和惠生西域取经等)委曲详尽，而涉及铺叙对象极多，所以显得文辞华缛。但在具体叙事写人时，却能做到言简事明，即使偶有铺陈，也恰到好处，使人感到烦而不厌。而在写景、叙事、写人文字中，常常出现一些精彩片段。其文之美，就像毛晋所说的“妙笔葩芬，奇思清峙。虽卫叔宝(玠)之风神、王夷甫(衍)之姿态，未足以方之矣”(毛晋绿君亭本《洛阳伽蓝记》)。此类美文能引人入胜，在很大程度上即得益于用语精约、圆润、清隽、闲远而有味外味、韵外韵。

由于所记尽以寺庙为纲，写景形容便有了套子，用语也就使人有了数见不鲜之感。钱钟书先生认为《洛阳伽蓝记》和《水经注》同有其病:“前举郦《注》形容处几有匡格……又如《渭水》:‘崩峦倾反，山顶相捍，望之恒有落势。’《沮水》:‘盛弘之云:危楼倾崖，恒有落势。’《延江水》:‘倾崖上合，恒有落势。’固惟即目所见，不避雷同，或岂呕心欲尽，难出新异乎?《洛阳伽蓝记》之屡言‘宝铎和鸣’、‘宝铎含风’，亦是若班。”(《管锥编》第四册第二二三则)

(一)颜之推和《颜氏家训》的写作宗旨

颜之推(531—591?)，自幼受到家传儒学(颜氏世善《周官》、《左传》之学)影响，喜作文，不好清谈。在梁代，他曾奉元帝之命校勘典籍。梁亡入魏，又入齐，他担任通直散骑常侍、黄门侍郎等职务。齐亡入周，周亡入隋，在隋，“太子召为学士，甚见礼重。寻以疾终”(《北齐书·文苑传·颜之推传》)。《颜氏家训》写作时间较长，“此书盖成于隋文帝平陈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叙录》)。

颜之推一生历仕四朝，“三为亡国之人”(《观我生赋》自注)，记述他人生经历和感受的文学作品，有他自作注释的《观我生赋》。前人称此赋“文致清远”，实则质实少文，“与庾信《哀江南赋》命意大同，而文情远逊。修辞洁适鲜疵，是其所长”(《管锥编》第四册第二七一则)。至于总结其人生经验、表现其人生价值观、记述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方法，则有著述散文《颜氏家训》。

颜之推作《家训》，是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颜氏家训·序致》)。书中所言，多是出自作者对自己和他人人生经验的理性思考，因而说它总结了作者的人生经验，表现了他的人生价值观，是可以的。

在《家训》中，作者一方面用儒家人生价值观规范子孙们的行为，同时也以实用态度对待人生。文章既强调“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以济国，君子不咎也”(《颜氏家训·养生》)，又肯定“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颜氏家训·文章》)。归根结底，他认为“生不可不惜”(《颜氏家训·养生》)。无论立身扬名，还是养生惜生，都得靠自己，所谓“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颜氏家训·勉学》)。既然是这样的人生态度，故书中所言，有合于儒道者，也有不合于儒道者，而主导倾向是尚儒的，所谓“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间，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氏”(《颜氏家训集解》所附《宋本沈跋》)

自刘邦之后，诫子弟书、遗命、庭诰、门律等家训之作就不断出现。《颜氏家训》不但继承了此类散文的艺术精神，而且集中了它们的告诫内容，并有新的扩充，同时借鉴了它们的表现艺术而有新的创造。

在《颜氏家训》出现以前，家诫散文多为书信，内容较为单纯，常是针对子弟某一毛病施教。有的正面教诲，说到几个方面的问题，而涉及范围终归有限。颜延之《庭诰》已经不用书体形式，长篇所言，所说注意事项较多，已经由说为人处世而论及诗歌艺术发展问题。

《颜氏家训》二十篇，除篇首《序致》为作者自序，道其写作缘由外，剩下十九篇一篇一题，实际上是在十九个问题上告诫子孙如何修身、进学、治家、做人。议论所及，几乎包容前此所有家诫散文所说的问题，而接触到时人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真可谓集大成而有扩充。又由于分题设篇，文章容量大，故较之单篇书作，内容丰富，而且叙说详尽得多。

(二)《颜氏家训》的艺术特色

《颜氏家训》行文的艺术特色有三，一是语气平和亲切。家诫散文不乏语气优柔之作，但也有语含愤怒之气而连声斥责的。《颜氏家训》不是针对某一子弟某一恶行而发，而是为颜氏子孙预先作一全方位的人生设计，故行文便用平和、亲切的语气缓缓而谈。如文中说:“家之常弊，可不诫哉!”“可不慎欤?”“此不可不畏!”“不可不留心也。”“慎之哉!慎之哉!”“诫之哉!诫之哉!”“但惧汝曹犹未牢固，略重劝诱尔。”“虽然，要轻禽、截狡兽，不愿汝辈为之。”告诫、叮嘱，尽作劝诱语。

像《音辞》篇说:“吾家儿语，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又像《文章》篇云:“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用自己的教训告诫子孙，行文直如与后人随意交谈，就像颜氏后人说的:“祖宗切切婆心，谆谆告诫，迄今千余年，只如当面说话。”(《颜氏家训集解》所附颜星《重刊颜氏家训小引》)

二是语言质朴，平而不诡，近而不俚。《颜氏家训》和单篇散文一样，告语对象既为子孙，用语便不可太求文雅，而以出语质朴为好。因为出语质朴，一则易使子孙明白其意，二则使子孙读来有亲近感。《颜氏家训》无论说理还是叙事，都有辞质义直的特点。其辞质，但质而明，能把意思说得清清楚楚。造句亦如口语，句之长短、音之高下，自然而然，不用僻词奥句，不用典故，不有意追求骈对。其行文真能做到“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颜氏家训集解》附录颜星《重刊颜氏家训小引》)

同时，《颜氏家训》用语的质朴，还具有近而不俚的特点。尽管文中不时引用民谚，但用语并不浅俗。故篇中有谚语与所引经史文字同存者，语言风格却很一致。黄叔琳谓:“其(颜之推)为言也，近而不俚，切而不激，自比于傅婢、寡妻，而心苦言甘，足令顽秀并遵，贤愚共晓。”(《颜氏家训集解》所附黄叔琳《颜氏家训节抄序》)黄氏从颜之推作文用心出发，说《颜氏家训》用语特点及其好处，不为无见。此外，《颜氏家训》的用语朴质，与《观我生赋》行文平实一样，都是作者有意继承和弘扬其“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颜氏家训·文章》)这一传统文风的结果。

三是事例丰富，故事性强。《颜氏家训》并不是以说理为主的著述文，它只是说出作者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说出作者对子孙的要求。在说看法、提要求中，带出说理的语句。但它说理，多半只是说结论，即使有引经据典，也是即引即断，并不细作辨析。这本是家诫散文中常见的行文方式。由于《颜氏家训》一篇一题，故在同一问题上，说子孙当如何做，较单篇家诫散文涉及面就更广一些，直说道理的话就多一些，有的实际上是在陈述作者的一种主张。

用举例的方法，告诫子弟当如何为人，也是单篇家诫散文的传统艺术特点。举例实际上是即事以明理，能使子弟受教有直观感受。家诫散文作者举例，往往评议其事其人，明示褒贬，为子弟标举模范和指出反面典型。《颜氏家训》也沿用了这一手法。如云: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如此诸贤(指梁及北魏名儒)，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野间人，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

和单篇家诫散文容量有限、举例很少不同，《颜氏家训》以专题分篇，除少数地方仅“举此一隅”外，多是说一事，列举好几个故事，如同故事集锦(《风操》、《勉学》、《文章》、《杂艺》等篇所用故事甚多，《归心》说“好杀之人临死报验”，即连说七则故事)。有学者认为，颜之推此书非作于一时，成文之后，得一事例即行插入文中，故文中故事络绎，排列有如《韩非子·说林》。如此行文，带来《颜氏家训》两大特点。

首先是内容广博。《颜氏家训》所引故事，除采自古史外，几乎涉及南北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补南北朝史书之不足。不少篇章实际上是关于某一专题的时事汇编，集中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风气和一些人事的看法。当然，有些篇章受多引故事以见其意的影响，弄成了行文多举例以传学问。这样，虽然有利于全书内容的广博，就一篇而言，则有义琐文繁之弊。

其次是集中了许多叙事小品。《颜氏家训》文字，就篇章言，结构并不严密。不少篇除部分说明文字外，基本上就是由叙事小品缀合而成。行文除与说明文字连筋带骨外，有写得生动简约而能独立成文者。如以下三则:

南阳有人，为生奥博，性殊俭吝。冬至后女婿谒之，乃设一铜瓯酒，数脔獐肉。婿恨其单率，一举尽之。主人愕然，俯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责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贫。”及其死后，诸子争财，兄遂杀弟。

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

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

《治家》小品，全以细节写人。南阳之人“性殊俭吝”，形象逼真，如现目前，读来有趣有味。《勉学》小品，不但妙用细节叙事，还以对比手法写人。其中崔文彥与诸儒对比、魏收与诸博士对比，都很好地衬显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总之，《颜氏家训》的艺术特色，是在继承发展汉代以来单篇家诫散文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编排方式受到过《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集众文以记一水、集众事以记一寺的影响，故文中多小品。不同的是，《颜氏家训》的叙事小品多记人事而极少志怪，行文以简约胜，语言质朴，不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峭拔、秾丽。叙事纯作散句，说明文字偶有对句。语句的整饬凝练，亦在《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之下，但其朗畅、浅近，似又在二书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