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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是一部亦史亦文的杰作。它既是战国时代的史料汇编，也是最富有战国时代特征的散文作品。《战国策》一书大半辑录的是纵横策士的游说之辞，故历来有“纵横家言”之称。它们充分体现了战国纵横家的思想，具有独特的艺术成就。因此可以说，《战国策》的散文艺术与战国纵横家的说辞艺术基本上是一致的。

首先必须指出，纵横说辞具有不同于一般“文章”的特质。其最基本、最主要的特征是它通篇贯穿了纵横捭阖之术。不妨说，“纵横捭阖”即《战国策》所载策士说辞的灵魂。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中指出:“战国者，纵横之世也。”又说:“九流之学……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古之文质合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战国为纵横之世，这一时代，诸子并出，无不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即“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所以说，诸子之文都在一定程度上熏染了“纵横”的时代风气。然而最能体现这一时代特征的，则是战国纵横家的说辞。

这些说辞大多保存在《战国策》中。其中最出色的是以张仪、苏秦为代表的纵横说辞，虽然属于拟作，但拟作者不出战国之末或秦汉之际的纵横家者流，所以历来被视为纵横说辞的典型。纵横说辞作为纵横家思想的载体、游说的记录，不仅是我们研究纵横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料，而且无愧为雄视百代的散文杰作。它们以自身所独具的特异光彩，辉耀文学史册。

近代学者刘师培在《文章学史序》中指出:“周末得文章正传者，仅墨家、纵横家二家而已。”又说:“东周以还，行人承命，咸以辞令相高，惟娴习文辞，斯克受行人之寄，所谓‘非文辞不为功也’。若行人失辞，斯为辱国。故言语之才，于斯为盛。复因行人之奉使四方也，由是习行人之言者，即以‘纵横’名其学。”刘氏本着“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的说法，认为纵横家“工于辞令”;并以“奉使四方”解“纵横”，提出“纵横家”之得名就由于他们“习行人之言”。这样的理解，虽不尽切当，但不失为独到之见。其所谓纵横家“工于辞令”、“得文章正传”之说，则明确指出了纵横说辞的特点和价值。

纵横说辞是战国策士为了某种明确的政治目的游说诸侯国君或互相辩难的说辞，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鲜明的功利性。战国策士奉行游说权谋之术，其主要手段便是“内者，进说辞也”(《鬼谷子·内揵篇》);而“进说辞”的基本要领在于“揣情饰言，成文章而后论之”(《鬼谷子·揣篇》)。所以“工于辞令”而“成文章”，理所当然是纵横家游说用术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说辞本身便是权谋之术的载体。刘师培在《文章原始》中指出:“纵横者流，腾为口舌，语学之派别也(原注:即所谓游说也)。”又说:“语犹后世之演稿(原注:犹今世之演说也)。”刘氏认为策士说辞犹如今世的演说稿，只是从形式上着眼，看到了二者有某些相似之处，却忽略了它们在本质上的区别。其实，由游说的主体、对象、目的和方式的特殊性所决定，更由战国“纵横之世”的时代风气所熏染，载于《战国策》中的纵横家的说辞，分明以“纵横捭阖”为特质，迥然有别于后世之文章及今世之演说稿。

《鬼谷子》一书是纵横家的理论著作。此书专讲游说权谋之术。试参照其所论纵横捭阖术，剖析二例，加以说明。

一是《战国策·韩策一·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这一篇说辞首先从“揣情量权”之术入手，“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鬼谷子·揣篇》，下文剖析纵横捭阖之术，所用术语均据《鬼谷子》)同时用“言其利而不言其害”的“捭阖”之术中的“捭”术，进说于韩王道:

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陂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谿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阳、合伯。邓师、宛冯、龙渊、大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坚甲、盾鞮、鍪、铁幕、革抉、

芮，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

接着以“飞钳”之术盛赞“韩之劲”和“大王之贤”，即“引钩钳之辞”，造作声誉，“飞而钳之”;兼以“阴虑可否，明言得失，以御其志”的“内揵”之术，既“说而飞之”，又“揵而内合”(《鬼谷子·内揵篇》)。其说曰:

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欲西面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过此者矣。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

继而用“言其害而不言其利”的“捭阖”之术中的“阖”术，兼用“摩而恐之”的“摩”术，大肆宣扬“事秦”的危害: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与之，即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后更受其祸。且夫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夫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而买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

最后，按照《鬼谷子·谋篇》所谓“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司南”犹今言“指南”)也”的原则，针对揣量而知的韩王的个性，用《鬼谷子·反应篇》中所谓“象其事”、“比其辞”之法，引“宁为鸡口，无为牛后”的“鄙语”，用生动形象的比喻“钓语合事”，“以象动之”;并用“有以怒”的“摩”术，激使韩王愤怒而采取行动。其说曰:

臣闻鄙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异于牛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

苏秦的说辞到此结束。其纵横捭阖的游说之术果然大显威力，将那韩王“钳而从”、“引而东”。文章结尾说:

韩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剑，仰天太息曰:“寡人虽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诏之，谨奉社稷以从!”

另一例则与此篇说辞相映成趣，即同书同《策》所载《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

这篇说辞与上篇一样，都是先从“揣情量权”之术入手，“度权量能，见天时之盛衰，制地形之广狭，阻险之难易，人民货财之多少，诸侯之交孰亲孰疏、孰爱孰憎，心意之虑怀，审其意，知其所好恶，乃就说其所重”(《鬼谷子·飞钳篇》)。然而由于两篇说辞的政治目的恰恰相反，所用纵横捭阖之术也就各有侧重。张仪之说开头对比论述韩、秦二国实力，主要用“捭阖”之术。论韩用“阖”术，从“阴”，大讲其种种不利因素，“言恶以终其谋”。论秦则用“捭”术，从“阳”，并兼用造作声誉的“飞”术，夸言其种种有利因素，“言善以始其事”。其辞曰:

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餍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无二岁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

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战者，至不可胜计也。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

接着用“象比”之法，“象其事”，“比其辞”，以“反覆”之术，“以象动之，以报其心，见其情，随而牧之”(《鬼谷子·反应篇》);夸言“秦卒”之强，极贬“山东之卒”之弱，扬彼而抑此，摧垮对方信心。其辞曰:

山东之卒，被甲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千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继而用“抵”之术，攻击诸侯与“从人”之隙漏，暴露其矛盾，揭示诸侯“社稷之长利”与从人“须臾之说”决不相容。其辞曰:

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也，皆言曰:“听吾计则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诖误人主者，无过于此者矣。

再用“摩而恐之”的“摩”术，大肆渲染秦军攻城夺地必亡韩，加以威胁恐吓，断言“不事秦则危”。其辞曰: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绝韩之上地，东取成皋、宜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矣，不事秦则危矣。夫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楚，虽欲无亡，不可得也。

最后如同《鬼谷子·揣篇》所说:“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出其变。”当韩王甚为恐惧之时，说者利用其惊恐失措的机会，再“因其势以成之”，用“内揵”之术，呈献计谋;并用“有以利”的“摩”术，宣扬“事秦”而“攻楚”，既可悦秦免祸，又可转祸于楚并得其地。如此抛出“实利”作为诱饵，诱使韩王付诸行动。其辞曰:

故为大王计，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为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转祸而说(悦)秦，计无便于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献书大王御使，须以决事。

张仪的说辞到此结束。一番纵横捭阖的结果，使得韩王言听计从，晕头转向，最终被“钳而横”、“引而西”了:

韩王曰:“客幸而教之，请比郡县，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

上举二例足以说明，策士说辞贯穿了纵横捭阖的游说权谋术。其实，在《战国策》一书中，不仅其所载十余章苏、张纵横说辞以纵横捭阖为特质，大凡策士辩难、设疑答问、游说献谋、上书自陈等类文章都莫不如此。诸如司马错论伐蜀，范雎说秦王远交近攻，蔡泽说范雎功成身退，顿弱论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颜斶论士贵王贱，莫敖子华对楚王问，楼缓、虞卿论割地赂秦，鲁仲连义不帝秦，乐毅报燕王书，武安君白起与昭王论伐赵等，都是与苏、张纵横说辞形神相类的文章，并且还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其文大率揣情量权，审时度势，指陈利害，掩短诵长，无不逞辞驰说，痛快淋漓。细加审视，则不难发现，权谋之术渗透其文字里行间。因此可以说，《战国策》所载以苏、张为代表的战国纵横家的说辞，是以纵横捭阖为基本特征的。必须说明的是，《战国策》毕竟是史料汇编，其所载并非全为说辞，也并不都是“纵横家言”。但纵横说辞实为其书主干，并且纵横之气通贯全书。所以首先揭示其“纵横捭阖”这一特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的说辞艺术。

战国纵横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功利主义者。他们的说辞大都带有某种明确的目的性，是在自觉状态下的有所为而作。他们深谙“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的真谛，并且文章内容鲜明的目的性又要求有相应的形式与之适应，因而他们在游说中往往自觉地借助于形象的威力，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章学诚指出:“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纵横驰说之士，飞钳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文史通义·易教下》)章氏所谓“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无疑揭示了战国之文的一大艺术特征。这一特征其实也正是《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的说辞所惯于采用的艺术手法，其主要表现为巧于比喻、善用寓言和博引史事。

在论说中运用形象的比喻说明抽象的道理，是先秦散文中颇为常见的艺术手法。战国策士可谓尤精此道。在《战国策》所载策士说辞中，几乎随处可见巧于用喻的实例。其取譬设喻之妙，确乎令人赞叹。如《秦策三·应侯谓昭王》章记范雎为了揭示分权之弊，主张令从王出、君主专权，于是以“百人舆瓢而趋，不如一人持而走疾”为喻，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楚策三·苏秦之楚三日》章记苏秦形容楚王之难以得见道:“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难见楚王的处境，同时也抒发了自己怨恼的心情。《齐策三·淳于髡一日而见七人于宣王》章，记淳于髡对齐宣王说:“鸟同翼者而聚居，兽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葫、桔梗于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睾粟、梁父之阴，则郄车而载耳。”他以所谓“物各有畴”即“物以类聚”的自然现象，暗喻“人以群分”的社会现实，乃明确宣称自己为“贤者之畴”，进而吹嘘“王求士于髡，譬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尽管这不过是说士的诡辩，但其比喻之生动形象，实在非同一般。

著名的《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章，记庄辛论幸臣之危国，通篇取譬设喻，由小至大，从物到人，因外及内，缓而不骤，生动感人。其灵活运用比喻的巧妙手法，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难怪清人陆陇其在《战国策去毒》所载该章的批语中，赞誉它是“最善为词令”之作。

黑格尔说:“艺术的要义一般就在于意义与形象的联系和密切吻合。”(《美学》第二卷)《战国策》中说辞所用比喻，多以动物、植物、人体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习见的其他事物作为表现观念的具体形象。这样的喻体为人们所熟悉，自然会使人产生某种亲切感。其喻意则大多令人一目了然、心领神会，很少有晦涩难解之处。诸如“唇亡则齿寒”、“譬若虎口”、“譬犹以千钧之弩溃痈也”、“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断齐、秦之要(腰)，绝楚、魏之脊”、“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如使豺狼逐群羊也”、“譬犹抱薪而救火也”、“心摇摇如悬旌”、“危于累卵”、“轻于鸿毛”、“重于丘山”之类绝妙的比喻，在《战国策》中可谓俯拾皆是。其生动而具体的形象与深刻而显豁的喻意，非常完美地统一了起来。

寓言好似比喻的扩大和发展，更是“取象”的突出表现。适当地运用寓言故事来说明一些较为抽象的道理，是增强语言形象性和说服力的一种有效手段。战国纵横家是善用寓言的行家里手。据笔者统计，《战国策》中共有寓言七十四则，除去复重者四则，仍有七十则(参见拙著《战国策研究》附录《〈战国策〉寓言故事总目》)。它们散见于各策之中，虽大多没有独立成篇，只是各章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倘若把它们分离出来，未尝不是形完神备的文学佳构。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谓“寓言”，乃指有比较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一定寓意的作品，并不限于如黑格尔所说“寓言的本质只在于让动物代替人来行动和说话这个前提”(《美学》第二卷)。《战国策》中的寓言无论是描述自然界的生物或非生物、动物或人类，也无论是取材于历史传说或现实生活，都同时具备故事情节及一定寓意这两个特征。它们无不以“取象”为手段，借“寓言”以游说，使对方从中得到某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启示和教训。以众所熟知的《狐假虎威》来说:

荆宣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诚何如?”群臣莫对。

江一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策士江一为了说明北方敌国之畏楚臣昭奚恤乃表面现象，便用这一寓言去启发受假相蒙蔽的荆宣王。这一寓言所描述的外在形象和它所揭示的内在意义之间的呼应关系是一目了然的。“狐”与“昭奚恤”、“兽”与“北方”之敌国、“虎”与“王之甲兵”，两两对应;而所谓“畏狐”与“畏昭奚恤”，“畏虎”与“畏王之甲兵”亦相类似。其取象明理之妙，确乎令人赞叹。

《南辕北辙》亦复如此:

魏王欲攻邯郸。季梁闻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头尘不去，往见王曰:“今者臣来，见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驾，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将奚为北面?’曰:‘吾马良!’臣曰:‘马虽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虽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动愈数，而离王愈远耳。犹至楚而北行也。”

季梁为了说服魏王不要仗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即兴讲了这个寓言。有人要去南方的楚国，却仗恃自己“马良”、“用多”、“御者善”的条件，固执地持驾北驱，竟不知“反其道而行”，“此数者愈善，而离楚愈远耳”。“南辕北辙”的外在形象与魏王攻邯郸欲广地尊名以称王恰相类似，其取象明理可谓深中肯綮。

再如《楚策四》记策士汗明说春申君:

君亦闻乎骥乎?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腑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纻衣以幂之。骥于是俛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

这就是有名的“骥服盐车”的寓言故事。其“骥”(千里马)的取象和“贤才”的寓意遥相呼应，配合默契，这就大大增强了意义本身的深入人心的力量;而反过来也更加丰富了形象本身，为之注入了永不枯竭的活力，从而产生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难怪“千里马”的取象屡屡出现于《战国策》中。《骥服盐车》可谓此类寓言的典范。其魅力之强，足以超越时代的界限。后世那些落拓于时、穷愁潦倒的怀才不遇之士，都纷纷从这个寓言中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忍不住一洒同情之泪，一吐愤懑之音。

又如《齐策三·齐欲伐魏》章所载《韩子卢逐东郭逡》的寓言:

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久相持，以顿其兵，弊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后，有田父之功。”齐王惧，谢将休士也。

这是多么优美的寓言，何等绝妙的文字呵!与此异曲而同调者，在《战国策》中尚有。所谓“两虎相斗，一举而兼”(《秦策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赵策二·赵且伐燕》)的寓言，形象虽别而寓意如一。至如脍炙人口的“画蛇添足”、“桃梗与土偶”、“江上之处女”、“惊弓之鸟”、“百发百中”、“三人成虎”、“群狗争骨”、“树杨与拔杨”、“五百金买马首”、“海大鱼”、“卖骏马”、“

牵长”等寓言故事，其取象之生动，寓意之深刻，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至今仍活在人们的口头，显示出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援古证今，引古例今，也是《战国策》中常用的取象手法。历史好似一面镜子，知今宜鉴古，鉴古可明今。史事是过去曾有的现实，引述史事无异于再现过去的活生生的人物、明显的经验或血淋淋的教训。它将过去的人物和事件、经验和教训形象地再现于人们眼前，使人们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诲和有益的启示。借助有关史事的征引和描述，犹如展现一幅幅鲜明的历史画图。《战国策》中策士们为了阐明某种观点，力图使对方确信不疑，常在说辞中博引史事，运用《鬼谷子·反覆篇》中所谓“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的“反覆”之术以“进说辞”，通过惊心动魄的史事描述，使对方从历史画图的生动展示中得到启示和教益。

如《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章记苏秦扬名之前，初显身手，以“连横”游说秦惠王。惠王待之冷淡，不听其说。苏秦即博引史事侃侃而言道: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

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

一口气连引九大史事，由上古神农征伐补遂、黄帝战于涿鹿擒杀蚩尤，一直说到春秋时期齐桓公用战争手段称霸天下，借鉴众所熟知的史事，用以说明:“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虽然其说未获成功，但由此可见纵横家在说辞中博引史事乃其惯用手法。

再如《秦策三·范雎至秦王庭迎》章，记范雎游说秦昭王，即引述当年吕尚遇文王，“一说而立为太师”，“文王果收功于吕尚，卒擅天下而身立为帝王”的史事，以“吕尚”自况，以“文王”比拟昭王，希冀昭王也一样信用自己。接着引述伍子胥兴吴国，辅佐吴王阖闾为霸的史事，表示自己辅佐秦国的决心。然后又以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但却“无益于殷、楚”的史实，作为自己“可以补所贤之主”的反衬。这一段说辞，出入古今，纵横南北，引述具体而生动的历史故事，比附现实，其实乃运用《鬼谷子·反覆篇》中所谓“象比”之术，“象其事”而“比其辞”，即取过去史事之“象”，推比说明现实之理。如此表情达意，其艺术效果显而易见。

这种用法，在《战国策》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用比喻，讲寓言，引史事，手法不同，但其取象明理(即以具体的形象说明抽象的事理)则是相通的。

由于《战国策》反映了鲜明的纵横家思想倾向，崇尚计谋策略、机巧权变，又公开宣扬争利求名，鄙薄“信”、“廉”、“孝”等“天下之高行”，与所谓“圣人之道”格格不入，故被后代正统儒家卫道士们“鄙而弃之”，判定它“欲一简之合乎道而不可得”(《战国策谭棷·附录》载方孝孺语);甚而被视为异端，并被斥为“畔(叛)经离道之书”(李梦阳《刻战国策序》)。宋儒曾巩在《战国策目录序》中认为此书是“害正”的“邪说”，为祸甚烈，足以灭国亡身，主张将其“放而绝之”，然而事实上却是放而不绝。为什么呢?宋代李文叔认为，此书所载内容固然“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书战国策后》)。清代陆陇其则在《战国策去毒跋》中指称“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但“其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儒家信徒们对于《战国策》的偏见乃事之所必然，无足深怪;但他们所称道的“文辞之胜”、“文章之奇”则无疑是有识之见，也可说是表达了千百年来人们的一点共识。

《战国策》的文辞之精妙奇伟，历来备受推崇。李文叔称颂它“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而下绝来世”(《书战国策后》)，王觉称它为“文辞之最”(《题战国策》)，明代姚三才甚至赞美它“雄辩变幻，自是宇宙间一种好文字”(《战国策谭棷·附录》)，由此可见《战国策》语言艺术之高超及其风格之独特。

《战国策》的语言艺术主要体现了“辩丽横肆”的风格特征。所谓“辩丽横肆”，是说它纵横捭阖，论辩诡奇，明畅朗丽，放言夸饰。倘若细加比较，则不难分辨，这种风格与《庄子》的恢恑憰怪、洸洋自恣，《孟子》的高谈阔论、雄辩滔滔，《荀子》的老练淳厚、娓娓而谈和《韩非子》的冷峻犀利、尖锐直率，显然特征各异，有所区别。可见同为战国雄文，它们“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刘熙载《艺概·文概》)。

《战国策》“辩丽横肆”的语言风格以纵横捭阖为特质，前文对此论述已详，无庸赘述。这里要讲其另外两个主要特点，即明畅通俗和敷张扬厉。

先讲明畅通俗。所谓“明畅”，即指其叙事简明条达;“通俗”则谓其语言明白如话。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史通·叙事》)章学诚也说:“文辞以叙事为难……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文史通义·上朱大司马论文》)应该指出，《战国策》是一部贯串着纵横家思想的战国时代的史料汇编，关于其书的类属，尽管历来有或“史”或“子”之争，但就文章自身的特性而言，它基本上是以纵横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记其言而叙其事，因而应属史家之文。其叙事简约而明畅，无疑堪称“述作之尤美者”。且看《秦策一·卫鞅亡魏入秦》章首段:

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法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

短短八十字，把卫鞅的来龙去脉，变法的主要精神、惊人措施、实际效果及其严重的致命伤，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井然有序。较之《史记·商君列传》所记，更显精练扼要，文约意明。再如《燕策二·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章首段:

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下七十余城，尽郡县之以属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齐人反间，疑乐毅，而使骑劫代之将。乐毅奔赵，赵封以为望诸君。齐田单欺诈骑劫，卒败燕军，复收七十城以复齐。燕王悔，惧赵用乐毅乘燕之弊以伐燕。

此段亦不过一百零二字，叙述乐毅由受燕昭王之信用伐齐成功，到昭王死后惠王即位，因齐之反间而遭疑，直至其被解除兵权而逃奔赵国的经历，兼及燕之兴衰成败，简明概括而条理畅达。由此二例即可窥见《战国策》作者长于叙事的本领。

《战国策》语言之明畅通俗，即便在先秦散文中也堪称上乘。这是因为，策士们出于功利的目的，其说辞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让人一听就懂，否则，纵然是最为得意的“奇策妙计”，如不能被人理解，岂不是枉费心机?严峻的现实是，策士们主要的游说对象即当时的国君世主，他们大多残忍暴戾，《韩非子·说难》就曾形象地以“龙”为喻道:“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鳞，则几矣。”所以，游说者倘有不慎，难免招致杀身之祸，即所谓“小者以为毁訾诽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韩非子·难言》)。同时，当时的国君世主又大多愚昧昏庸，不明事理。正如《吕氏春秋·遇合》所说:“凡能听说者，必达乎议论者也。世主之能识议论者寡，恶得不苟?”策士们面对着如此残暴而愚昧的游说对象，为了达到游说的目的，不得不挖空心思，在游说技巧上狠下工夫，而语言的锤炼便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还应看到，《战国策》所记游说之辞，本属史家“记言”之作。它们出自策士之口，其后录于简帛，流传天下。其中还有一些显然曾被用来作为典范的教材，供当时或后世的纵横家及研习纵横术者传授、揣摩或珍藏。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免不了会点窜润色。而且在游说实践的运用中，策士们或即席发挥，或有意识地加工修饰，又往往多有天才般的创造。因此，《战国策》所载说辞既含有“原生态”口语的成色，又是经过了加工锤炼的书面语言。这种情形，与《左传》中的“行人辞命”颇为相似，难怪《汉志》要说纵横家“盖出于行人之官”。

引人注目的是，《战国策》所载说辞中常常按内容的需要随时引用《诗》、《书》、成语和民间谣谚，把古语、时语、口语、警策语等自然、和谐地熔为一炉，构成浑然的艺术整体，产生感人的艺术魅力。

无论《诗》、《书》、成语，还是童谣、民谚，都是古人或时人经验和智慧的结晶。特别是来自民间的成语、谣谚，是人民群众以凝练而形象的语言，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所作的概括和总结。它们长期活在人民群众的口头，不愧为最有生命力的艺术语言的一部分。且看实例:

这些生活气息浓郁且富于表现力的语言，既通俗形象，又生动活泼，焕发出朴素而迷人的艺术光彩。在《战国策》中，像这样的佳言妙语，几乎随处可见，展卷读来，似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

再说敷张扬厉。章学诚认为:“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文史通义·诗教上》)章氏祖述《汉志》之说，把“纵横之学”的本源，归之于“古者行人之官”，未免有些拘泥(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拙著《纵横家之兴考辨》)。但他指出的“敷张而扬厉”，却道出了《战国策》语言艺术的一大特点。

《战国策》之文，沉而快，雄而隽，气势充沛，如江河直下;词锋逼人，似高屋建瓴。如记张仪向楚王夸耀秦之强盛，道:

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甲兵，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

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大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横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有亿兆之数。

二者意旨迥异，却都明快犀利，咄咄逼人。策士说辞，大率如此。值得一提的是，《战国策》中所记苏、张二人的纵横说辞，共有十余章之多，基本上是苏秦说“合从”，张仪说“连横”，两两相配，针锋相对，无不酣畅流丽、美妙动人。其文不仅构思、结构及风格颇为一致，而且句式和用语亦多有相似之处。且看苏秦说魏王:

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有许、鄢、昆阳、邵陵、舞阳、新郪;东有淮、颍、沂、黄、煮枣、海盐、无踈;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臣窃料之，大王之国，不下于楚。然横人谋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国患，不被其祸。夫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且魏，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臣窃为大王愧之。”

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诸侯之为从者，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合从者，一天下，约为兄弟，刑白马以盟于洹水之上以相坚也。夫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余谋，其不可以成亦明矣……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

试加比较，不难看出，其句式、用语和文气、风格如出一辙。除了一为“横”之倡导，一为“从”之鼓吹，由于主旨相反，故一主“短说”，一持“长说”，一“阖”一“捭”，一贬一扬而外，其说辞的行文构思、结构框架、语言风格等，在实质上并无二致。必须指出的是，据现代学者唐兰、徐中舒、杨宽等先生考定，并以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印证，苏秦的主要政治活动，实际上是在张仪已死之后，他们根本不可能同时活跃于当时的政治、外交舞台。细考说辞文本，与史实亦多抵牾扞格之处。对此，缪文远《战国策考辨》和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考论甚详，足资参据，毋庸赘述(参见拙文《苏秦、张仪纵横说辞探研》)。因此，可以肯定，苏、张纵横说辞应是战国末年习纵横之术的后学门徒的模拟之作。这样的“拟作”，具有浓厚的创作色彩，呈现出鲜明的文学特征，故其语言风格大体一致，在运用语言的艺术上显示了相当高的水平。

其实，在《战国策》中，不特上述“拟作”如此，其他如范雎之论远交近攻，蔡泽之论功成身退，黄歇之说秦楚相善，颜斶之辩士贵王贱，庄辛之讽说幸臣危邦，鲁君之择言酒色亡国，虞卿之折楼缓，鲁连之诎辛垣衍等等，也都是敷张扬厉、文雄词隽之典型。

何以能如此呢?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战国说士之言，其用意类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专于措辞求奇，虽复可惊可喜，不免脆而易败。”此所谓“先立地步”，即指说者必须知己知彼，首先占据“制高点”，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居高临下，主动出击。惟其如此，论形势，析利害，破敌说，陈己见，无不气势恢宏，语语中的。《战国策》所载策士说辞之壮伟恢奇、敷张扬厉，主要即得力于此。

然而不可否认，“措辞求奇”毕竟是形成“敷张扬厉”特色的一大因素，其主要表现为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段的巧妙运用。如记苏秦形容齐国之强盛、临淄之富实道:

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兵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这一段说辞，可谓酌奇玩华，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但“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文心雕龙·夸饰》)。其文光怪陆离，耀人眼目。又如《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记唐且受命出使秦国，秦王欲恐吓他，吹嘘“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不辱使命，针锋相对，特论“布衣之怒”道:

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仓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作者综合运用夸张、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段，增强文章的气势和语言的力量，读来有天风海雨逼人之感。

除此之外，《战国策》文章的动词和语气词也用得非常漂亮，呈现出阳刚和灵动之美。如动词的遣用灵活多变，错落有致:

魏得是藉也，亦收馀甲而北面，残刚平，堕中牟之郭……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沟，坠黄城。故刚平之残也，中牟之堕也，黄城之坠也，棘沟之烧也，此皆非赵、魏之欲也。

不但动词用得恰如其分又富于变化，语气词的运用也有一唱三叹之妙。作者仿佛顺手拈来，涉笔入文，实则若非经过一番认真锤炼的工夫，是难以达到如此圆熟境地的。

纵横捭阖的内在特质与明畅通俗、敷张扬厉的外在特点融为一体，形成了《战国策》辩丽横肆的语言风格。尽管《战国策》非出一人之手，但其作者可以肯定是纵横家或习纵横术者。他们的思想倾向基本一致，而且其书几经后人整理，因此在总体语言风格上，还能大致保持统一。文学史的实践证明，伟大的作家在总的风格统摄下，往往兼有几副笔墨，俱臻佳境，各显其妙。就一个作家而言尚且如此，毕竟非一人所作的《战国策》，其语言风格在大体统一的前提下，显示出多样化的倾向，毫不令人奇怪。

刘熙载说得好:“《国策》明快无如虞卿之折楼缓，慷慨无如荆卿之辞燕丹。”(《艺概·文概》)至若苏、张说辞之恢宏奇伟，庄辛设喻之谐隐迂徐，鲁连诎辛垣衍之雄骏恣肆，触龙说赵太后之婉曲入情……无不匠心独运，特色鲜明。多姿多彩的语言艺术风格，标志着《战国策》和战国纵横家的说辞艺术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