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书的结构方式和论述方法

我不想在文学史的整体构架上用“环型结构”之类的名词，只想遵循文学史的客观规律，将史与论、大环境与小天地、纵与横以及各体文学之间的渗透与影响，作通盘考虑，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来体现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探讨某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避免简单地排列作家作品，但离开具体作家作品发空泛之论，文学史也就成了空洞抽象的瞎吹，所谓“规律”也只不过是心造的幻影。用社会学的方法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状况与文学现象作机械的比附凑合，必然有庸俗社会学之弊，无法解释社会背景相同的作家，何以生产出千姿百态、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迥然不同的作品。所以，应该充分注意作家生活的小天地、各人的经历、思想品德、性格气质、文化艺术修养乃至人际关系诸因素对创作的影响。不知人何以论文?缺乏作家个性的文学作品，势必流于公式化、概念化，但是，过分强调张扬作家个性，而忽视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环境、社会思潮对作家主观意识、性格特征的深刻影响，作家个性和作品的思想内容就很难把握，也无法理解某些作家群体何以形成具有共同特征的流派集团。在构成时代环境的诸因素中，对作家创作心理、审美意识、作品内容、艺术风格所起的影响也不同，像政治形势、文化政策和社会思潮，对文学的影响就较明显、较直接。整个明代文学的升降盛衰轨迹构成马鞍形，就与时代环境的这些因素有关。至于论述方法，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量体裁衣，看菜吃饭，史、论、作家作品结合，对长篇巨制的分析，我较多的作法是由具体到抽象。譬如要把握一部长篇小说的主题，往往从剖析作品的结构入手，然后结合具有各种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分析，再比较自然地概括出思想倾向及其存在的问题。

全书结构方式和论述方法，必须有一个支撑点或立论的基点。这从前、后两章概论性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使明前期文学由一个高潮急陡地跌落到低谷，出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现象，是由于极端的封建专制主义对作家个性、创作心理的摧残与扭曲。而明中叶以后出现文学繁荣的局面，则是伴随新经济因素萌芽而来的启蒙主义思潮，冲破了封建专制主义对人的个性的束缚，作家思想的解放带来文艺的变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