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二十多年前，承担了国家教委高校文科教材编写的一项任务，就是《明清文学史·明代卷》。作为教材，当然必须遵守一些准则与规范。书于1991年出版后，反映似乎还好，但我心自明，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当年的责任编辑、现任武汉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分社社长陶佳珞女士，邀我把那本书作为一种学术专著予以修订;在此之前，我应一家出版社之约，草拟了《明代文学与文化》一书的纲要，并经专家论证通过，纳入出版计划，好在尚未签约。我从此书的渊源关系考虑，就毅然同意了佳珞之邀，并签了约;我们有一条不成文的君子协定，就是不要催我，让我在没有压力、较为自由的氛围中写作。我感谢佳珞的通情达理与多方支持，特别是她在审处书稿过程中所倾注的大量劳动。也向另家出版社的约稿人表示歉意。

有明代卷文学史作基础，既是一种方便，又是一种障碍。要想有所提高，有所突破，首先要战胜自我。从思想方法到学术观点，都要以严肃的态度予以梳理、审视。我既不愿成为赶时髦的风派人物，也不甘于做思想僵化、固执己见、不思进取的老顽固。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正确的不但要坚持，而且还应该有所发展、提高;错误的，当然应该修正。

从事明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对宋明理学几个主要流派的评价，因为它与文学的关系很密切。我是上个世纪50年代教学秩序最佳时期的大学生，受过很正规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在脑子里扎了根。尽管对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持尊崇态度，但对程朱理学的印象并不很好。近年较认真、系统地读了从程颢、程颐到朱熹的原著及《理学宗传》等书，意识到从元仁宗恢复科举考试，到明清两代，都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并与科举制度相结合，让想要做官的士人接受它，是无可非议的，既有利于封建国家政权的巩固，也可以提高士人的伦理道德修养、社会责任感。后来出现的假道学，是另一回事，李贽所强烈抨击的，正是假道学。任何一种思想，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注入新的要素，僵化了，成为教条，就会为人们所厌弃。当然，无论是程朱理学，或从陆九渊、王阳明到李贽的心学，既有值得继承的精华，也有应予抛弃的糟粕，须以求是的方法待之。从当时选拔、培养国家干部的角度，我倾向于基本上肯定程朱理学;但从解放思想和有利于文学创作的角度，我赞赏李贽的精神，而反对他出家做和尚、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极端行动。应当从实际出发，而不要纠缠于“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之类哲学概念上，唯心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是真理，就继承，是谬误，就抛弃。

既然是“明代文学与文化”，就应加强文化成分。我不是孤立地谈文化，而是从文学角度自然地联系到文化的某个侧面，从各章标题和具体论述中，均可看出主从关系。对八股文，也是从科举文化层面，作具体分析的，将它置于科举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八股文的产生并非偶然，不是由某个人的意志决定的。它比诗、赋、策、论更具有综合性，从中可以看出士子对儒学经典理解、熟练程度和在书面上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讲究格律对偶、文章气势的才情。其缺点是活人却要学死人的语气说话，束缚士人的思想和创造力，知识面局限于四书、五经，缺乏实用性，对文学创作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不利。有些考官评卷不公则是弊端。

现在有的学者似乎讳言阶级、阶级矛盾和斗争。文学史上确实有不少纯艺术的作品，但也有不少具有表现某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或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作品。我们应该正视历史。古代作家固然没有“阶级斗争”之类的概念，但人性有善恶美丑之分，人群有贫富贵贱的界限并发生争斗，甚至被逼揭竿而起，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家，不可能熟视无睹。当他如实地表现生活时，他的爱憎感情倾向就流露出来了。杜甫诗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就表现出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很不满吗?《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起义，李逵高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有没有阶级斗争的内涵?我们既不要夸大阶级矛盾和斗争，也无需回避它，应该还文学史以原貌。这里顺便提一下，我也认为有必要引进西方一些优秀的文艺理论，但是切不可生搬硬套，要视中国文学的实际，灵活运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例如在重视文学性和文学作品的内在研究，反对庸俗社会学方面，是很好的;但是也存在严重的缺点，就是把文学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完全割断，影响读者对文学作品内涵的正确理解。西方研究小说的叙事学理论，就是一个显例。中国文学理论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色，在引进西方理论时，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特色、长处丢掉，切不可做削足适履之事。

明代文学与文化，五彩纷呈，绚丽多姿。题材、文体、表现手法多样化，既有刀光剑影、战火纷飞的场景，也有高人雅士的轻吟低唱和才子佳人的花前月下;有台阁重臣的歌舞升平，也有山林隐逸的洁身自好，或狂放不羁;有士人的文坛争斗，也有市井芸芸众生的风俗人情;有高亢昂扬之声，也有娱乐遣兴之音，不可偏废。正如何大复所云:“众响赴会，条理乃贯;一音独奏，成章则难。”尽可能把丰富多彩的一代文学与文化面貌真实地反映出来。

搜集各类资料力求多收，而使用资料则只能择善选优，力避材料的堆垛。记得当年明代卷文学史刚出版时，千帆老师阅后来信说:“倘能在引用文献方面更注意详明出处，会更提高其学术价值。”恩师虽已乘鹤去，谆谆教诲记犹新，当恪守学术规范，不敢懈怠。限于水平，有偏颇失误之处，恳望批评指正。

二○○九年十二月

于珞涵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