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浒传》的成书轨迹和作者问题

在元明之际，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大致同时出现，而在文学史上有着更重要地位的一部英雄传奇，是《水浒传》。这部以描写北宋末年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是人民群众和作家经过长期的劳动才完成的。

《水浒传》所描写的故事，虽然不像《三国演义》那样基本上以史实为依据，但是也不完全出于虚构。有关史籍表明，宋江及其所领导的一伙好汉，实有其人，实有起义之事: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1]

又《宋史》卷三五一《侯蒙传》云:

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自赎。”

同书卷三五三《张叔夜传》记载: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张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李埴《十朝纲要》卷一八:

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乃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

又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二亦云:

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兴宗、宋江等二十余万往讨之。

该书卷二一二更叙述战役结局:“宣和二年，方腊反于睦州。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趣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败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其他如方勺《泊宅编》卷下、《青溪寇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均有关于宋江起义的记载。上述史料说明:以宋江为首的这支农民起义军，虽然人数不很多，但是非常活跃，战斗力很强，驰骋在河北、山东等地，甚至到首都汴京附近活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所向披靡;后来在统治者的暴力镇压和诱骗之下，终于投降，并被利用去镇压方腊起义。宋江同时代的人李若水文集中有《捕盗偶成》一诗，记述了宋江等受招安的情况:“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则云宋江被折可存俘获，被俘后是否投降，抑或被杀，未加说明:“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既然擒方腊在前，俘宋江在后，宋江不曾参加镇压方腊，也就自明，这与王赏、王偁《东都事略·徽宗纪》所载一致，只是擒方腊者，一说折可存，一说张叔夜。

北宋末年，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荒淫腐朽，政治黑暗，蔡京、童贯、高俅、朱勔、杨戬一伙狼狈为奸，逼害忠良，欺压百姓，祸害国家，因而人民群众对统治集团中的昏君奸臣非常痛恨，而对那些敢于反抗统治者，为民除害，劫富济贫，救困扶危的英雄豪杰，则寄予极大的同情，并深表敬佩。宋江所领导的这支义军，大约是当时几支义军中最为群众所爱戴的。尽管他们后来失败、投降了，甚至去镇压别的起义军，但是人们仍然乐于在街头巷尾、茶楼酒肆谈论宋江等人当年传奇性的英雄事迹;在传播过程中，人们又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想象，不断地丰富了英雄们的故事。

南宋时“说话”盛行，宋江等人的故事，已是“说话”的重要内容之一。更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昏庸无能，对外卖国投降，对内压迫剥削，在民族危机和人民苦难深重的情况下，人们就更迫切地希望有“护国安民”的英雄豪杰出现。于是关于宋江等人的英雄传奇故事，就更为人们所喜闻乐道。在罗烨《醉翁谈录》中，记载了话本107种，分为8类，在“公案类”中列有《石头孙立》一种;“朴刀类”有《青面兽》一种;“杆棒类”有《花和尚》、《武行者》两种。可见南宋时以梁山好汉的事迹作为“说话”题材是较为普遍的。后来《水浒传》所写的鲁智深、武松、杨志等人的故事，可能是根据这些话本加以再创造的。可惜话本已经失传，无法比较。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关于梁山泊的英雄故事，就是“说话”人的提纲，也是迄今能见到的《水浒传》最早的蓝本。其中讲得比较完整的，是“杨志卖刀”、“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私放晁盖，怒杀阎婆惜”、“宋江得天书、上梁山为首领”等情节，关于宋徽宗荒淫无道，童贯、高俅等人为非作歹，方腊起义、宋江受招安后去镇压方腊，也有粗略的叙述。这些情节，为《水浒传》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但《大宋宣和遗事》与《水浒》的关系，远不如《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关系那样密切。它为《水浒传》所提供的，仅仅是片断的素材，既无完整的故事，更无个性鲜明的人物描写。

宋元之际，宋江等人的故事，不仅人民群众在街头巷尾传说，甚至有著名的大画家把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画成图像，士大夫们也很欣赏。一位名叫龚圣与的画家兼文学家，还特意为画像写了“赞”和“序”，其《画赞·序》云:“宋江事见于街头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时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其中提到他们的活动中心，是在太行山一带。南宋遗民周密，在为龚氏《宋江三十六人画赞》作《跋》时说:“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首著胜、广列传，且为项羽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能辨之。”这说明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梁山起义英雄在人们心目中的声望更高了，并且通过对英雄人物的赞颂，曲折地表达人们对现实不满的情绪。

在元人杂剧中，有很多“水浒戏”，现存剧目三十一种，剧本虽已大都亡佚，但从剧目可知《水浒传》的某些故事，是以元杂剧为蓝本的。例如“武松打虎”、“武松杀嫂”、“花荣大闹清风寨”、“闹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重要情节，即来自元杂剧，现存元杂剧如《李逵负荆》、《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对《水浒传》的影响更为明显。有一些“水浒戏”的故事，没有被《水浒传》所采纳。从现存六种“水浒戏”来看，当时对梁山英雄的描写，性格既不一致，也尚无共同主题，故事没有定型化，但从几个剧本中宋江的定场白来看，大致相同:“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小喽罗，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其规模已比较接近《水浒传》所描写的情形。

一部完整的描写梁山起义的英雄传奇小说，是在元末明初出现的。它一方面是有关梁山起义的民间传说、话本、杂剧等艺术成果“荟萃取舍”的结晶，另一方面又是作家精心构思的创作。前人的艺术劳动为《水浒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水浒传》之所以成为一部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却是与元明之际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分不开的。作家根据自己对现实斗争生活的深刻体验，对社会矛盾和农民起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赋予现成的题材以新的艺术生命;在塑造人物形象和处理主题思想的过程中，既充分利用现成的素材，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美学观念，灌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发挥了作家艺术创造的才能。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宋末元初《靖康稗史》的编者耐庵，就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或说施耐庵即南戏《幽闺记》作者施惠;或说施耐庵即明中叶武定侯郭勋之化名。我认为明人高儒《百川书志》所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比较符合事实。据说罗是施的学生，老师撰著，学生整理，亦是情理中事。施耐庵生平，尚无可靠材料。江苏兴化县白驹场(现属大丰县)发现《兴化县续志》所载明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说施耐庵生于元成宗元贞丙申岁(1296)，卒于明洪武庚戌岁(1370)，“为至顺辛未(1331)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对墓志之真伪，尚有争议;又据当地出土文物《施氏家薄谱》、神主等，称“始祖彦端公，字耐庵”，多数专家亦持否定态度。至于罗贯中“客伪吴”，编《水浒传》以宋江受招安为结局，劝谏张士诚，亦聊备一说，可资参考。

《水浒传》的版本很多，有所谓繁本、简本两大系统，还有残本、佚本，列表简介如下:

繁本与简本的区别，不在于回数的多少，而在于每回具体内容和文辞的繁简，简本即经过删节的本子，有故事的骨架，而无丰满的血肉。鲁迅和胡适都认为先有简本，后有繁本，看来他们的论断恰好颠倒了。删繁就简，乃书商为渔利之所为。学者大都以郭勋刊本为善本，接近祖本原貌，惜已失传，郑振铎称他所藏残本《忠义水浒传》第十一卷，即郭勋刊本。

繁本中出现最晚的是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他将七十一回以后拦腰砍去，而把原书“引首”和第一回合并为“楔子”，正文从原书第二回开始，到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在排座次以后，妄撰卢俊义“惊噩梦”、梁山好汉全被杀绝作结。假托为“贯华堂所藏古本”，并伪撰施耐庵“自序”一篇。在每回正文之前，有金圣叹所作总评，正文中加夹批，对情节和文辞也作了改动。对于金圣叹及其批改《水浒传》的问题，学术界毁誉褒贬，意见分歧。特别是关于金圣叹的政治思想和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毁誉各执一端。对他在批改《水浒传》中所表现出来的文艺思想、审美观念，论者大都持肯定态度。我们认为，对古代作家或作品的政治评价与艺术评价，应该加以区别，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古代的作家或评论家，世界观的矛盾性是常见的。金圣叹在批改《水浒传》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待农民起义的否定态度和忠君思想，与文艺鉴赏、审美意识方面的卓越见解，是可以并存的。由于政治思想与美学观念的矛盾，导致批改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矛盾。经金圣叹批改腰斩的《水浒传》，长期以来，成为最通行的本子。因为从故事情节来看，到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已经发展到最高潮，一百单八将都已齐全，石碣天文前后照应，就此作结，结构也较完整。在梁山事业发展高潮中结束，留有展望余地，审美心理上有悬念感。虽有卢俊义惊噩梦的阴影，但毕竟只是个梦，而不是现实的悲剧，给读者思想感情上的压力不大，乐于接受这个“断尾巴蜻蜓”式的结局。百回本或百二十回本的悲剧结局，尽管有其历史的真实性，有其认识意义和悲剧美的价值，但我们民族，特别是在旧时代，审美心理上似乎不爱欣赏悲剧。何况《水浒传》全书，最精彩动人的故事和人物，都在七十一回以前，对一般读者来说，只看前七十回也未尝不可。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恰好保留了全书的精华。对其政治态度，不妨予以淡化。

金圣叹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水浒传》经他在文字上的修润，提高了文学水平，文字更加简练生动，他把一些不必要的诗词骈文都删掉，文章显得紧凑;一些人物对话和神态的描写，也比原本出色，往往只改动数字，人物喜怒之情态，和盘托出。

在金圣叹写的《序》、《读法》和各回的总批、夹批中，虽有不少批评梁山义军之辞，无须辩饰讳言，但对我们来说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在这些文字中提出了关于创作方法、艺术形象的典型化与个性化、文章的结构美学，乃至用词造句的艺术手法等一系列小说艺术的理论问题，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美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蔡元放评点《东周列国志》、脂砚斋等评点《石头记》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