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　修　生

吴志达教授的《明代文学与文化》书成，嘱我作序。这引起我不少往事的回忆。志达教授是我的学长，也是一位挚友。我于1950年考入辅仁大学中文系。1952年教育部进行院校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我便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志达教授同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我们开始相识。我1954年又考上本系古代文学研究生，这样，我们就有四年时间相处。1954年前后，正强调“向科学进军”，气氛比较活跃，我们上下班级交往很多。志达教授给人的印象与众不同，他不是很活跃，却又能给人留下深刻记忆，但我始终没有找到恰当的词语形容，后来程千帆先生给他下了四个字的评语:“纯笃勤劬。”我觉得非常准确。志达教授，原名文星，原籍浙江东阳，1931年8月出生于南京。1952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6年毕业时，随即考取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是程千帆先生。说起上个世纪50年代的研究生的情况，也是颇多感慨。我记得50年代招考研究生是从1953年开始的，当时学习苏联，称“副博士研究生”，后因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取消了副博士的称号，进而取消导师制，由教研室集体带，由教研室主任负责。1956年，又恢复指导老师的办法，但不久开始了反右运动，导师、学生多有划为“右派”者，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我记得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李长之先生，无论在风雨正骤，还是比较平和之时，他始终是以平缓的语气、认真的态度，进行业务辅导。程千帆先生被划为“右派”，志达教授在武汉大学也被当“漏网右派”批判，他们师生间的交往并没有因此中止。“风义”为人称道，也为程先生所器重。他毕业后虽历经坎坷而志不灰，坚毅顽强，以“挺直脊梁做人，脚踏实地工作”为人生信条，长期从事宋元明清文学教学与研究，撰有《明清文学史·明代卷》、《中国文言小说史》及明代文学与文化的系列论文，并主编了《中华大典·明清文学分典》，因此，在明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上，多所创获。

《明代文学与文化》一书，上限自元明之际社会大变革促成的文学与文化高潮，下限至晚明，对三百年间文学与文化的特质及其升降盛衰的状况与原因，作了深入的论述，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

作者根据明代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实况，提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既有不平衡之时，又有大体平衡之时。元明之交三四十年间，因战乱、天灾等原因，物质生产极度匮乏，而精神生产异常丰富，儒、道、释、法诸家思想并存，人们不受某一种思想约束，权谋机变的弄潮儿虽然采取儒法相因、外儒内法的策略，但并不排斥道、释，文化思想活跃，各体文学名著迭出，形成文学与文化短暂的辉煌。其特质是表现久乱思治的民心，同情人民被逼铤而走险，揭露官府的腐败黑暗，有民本思想，以仁易暴意识和英雄崇拜心理较为突出，呼唤传统文化与美德的复苏。诗文创作因地域文化差异形成吴中、越中、闽中、岭南诸多流派，风格虽异，理论上并无排他性，但显露复古苗头。

洪武中期以后的百余年间，文学趋向低迷，其特质是极端封建专制主义的帝王文化对文学与士人文化的桎梏或误导，物质生产由恢复到初步繁荣，精神生产贫困化并趋向畸形发展，官方倡导程朱理学与八股科举制度相结合，并以文字狱和严酷的律令相威慑，由元入明的士人、著名作家，在洪武年间先后遭残害，永乐初又以“靖难之役”杀戮一大批异己士大夫。稍后，在“太平盛世”气象下出现由台阁文化所主导的“台阁体”。“茶陵派”旨在反对“台阁体”，理论上有所建树，为“复古派”导夫先路，创作实践受台阁文化的局限较大。

从正德、嘉靖以迄明末，是明代文学与文化由转折、过渡，逐渐趋向新高潮的时期，其特质是文学上的复古与反复古之争，文化思想上是以张扬个性、摆脱对孔子的崇拜、追求人格平等，宣扬人性战胜神权和爱情战胜礼教的启蒙主义思潮与程朱理学的斗争;各体文学、不同流派都有明确的理论纲领，以否定之否定方式展开各流派间的矛盾斗争，促进了文学艺术理论与创作的不断发展。明代各体文学理论上的建树，超唐越宋，为此后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从新的视野、以求是的态度，重新审视明代文学与文化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对八股文，作为文化现象，不应作简单化的否定，要研究明人为什么认为时文与民歌同为明文学“一绝”，作者对它作了历史的、具体的论述，既有批判，又有肯定。明代有相当一部分优秀人才是通过八股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其流弊不像清代那样严重。对各体文学流派形成的原因、风格特征、理论得失，作者均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明初地域文化差异所形成的吴、越、闽、粤各流派作家，创作上成就卓著，但都因受形似英主实为暴君的朱元璋的疑忌，导致悲剧性之死，其实质是专制独裁的帝王思想与儒士理想和人格的矛盾。诗文领域的复古与反复古、戏曲领域的格律与词采之争，不能只看情绪化的某一口号或主张，而要从其理论体系与创作实践的全局，权衡其利弊功过。各个流派，既有群体性的倾向，又因人而异。作者重在个体研究，不以偏概全。

对明代的古典小说名著，作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出版了《水浒全传校注》、《东周列国志点校》等书。他认为对于古典小说的评价，既要摆脱某一时期用作政治斗争工具的套路，又不能误入另一极端——纯人性论，力求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具体问题。作者不否定纯人性化、纯艺术的文学作品，但认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文学作品中含有倾向性，无论作家是否意识到自己创作过程中的倾向，只要如实描写生活、艺术地表现客观存在的人和事，特别是写历史上的某些重大题材，总有是非善恶之分，自觉不自觉地会表露出具有阶级内涵的倾向性。应该实事求是地论述古代文学与文化。

本书作者认为，《三国演义》的久乱思治、以仁制暴、以忠制奸、顺乎民心的治乱观与民本思想，深入人心，具有重要的以史为鉴的意义。三国故事的历史背景，与小说作者创作的时代环境，有某些类似之处，作者利用旧故事注入自己的理想，不论作者是否“有志图王”，他有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的知识乃至经验是无疑的。他笔下的曹操，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有着不可替代的、不朽的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是全书塑造得最生动、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具有权谋机变、纵横捭阖的才能与气度，极端残忍自私之中又包含某些远见与宽容，能臣与奸雄的复杂品性水乳交融地体现在这一人物形象中，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有大半个中国，而最终未能统一，都与他性格才能的双重性密切相关。无须为小说中的曹操翻案。

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谋略与忠贞，对蜀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具有永恒的人格魅力。小说关于其智慧所渲染的神秘化色彩，有的是作为斗智的策略故弄玄虚，如赤壁之战时的乘长江浓雾时“借箭”，又“借东风”以助火攻，具有气象学的根据。受星象、谶纬学的影响，天人感应，星斗象征人事，《明史·刘基传》中就有此类记载。诸葛亮的悲剧在于:在重大战略部署与行动中，明知刘备的错误却无法谏阻。刘备入蜀受困命他率兵驰援，他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人事安排是留谁守荆州，从刘备派关平传令的举措中，诸葛亮领悟刘备对守荆州人选的意向。论亲疏、声望，留关羽守荆州似乎很恰当，但刘备忽视关羽致命的弱点:刚愎自用，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虽勇冠三军，但疏于谋略，是战将之才而非独当一面的帅才。诸葛亮对此心中是很清楚的，却不便于违背刘备的意旨，结果导致大意失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的悲剧，当年“隆中对”的战略意图几成画饼。关羽之死的连锁反应，是刘备倾全蜀之力为关羽报仇，御驾亲征东吴，诸葛亮与刘备纵然有如鱼水关系，但已经登上皇帝宝座的刘备，连诸葛亮的劝谏也全然不听了，终于落到全军覆没、白帝城托孤的下场。接受托孤重任的诸葛亮，性格更蒙上一层悲剧色彩，无论巨细，事必躬亲、小心谨慎，听不进不同意见，缺乏知人善任之明。对智勇双全的魏延，心存疑虑，而对只具参军之才的马谡、只能充当幕僚的杨仪，却先后委以重任，导致失街亭的大败，乃至自相残杀，大伤蜀中元气。小说写诸葛亮之死，秋风五丈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充溢着悲剧气氛。

关羽在当时无愧为名将，武艺超群绝伦，且熟读《春秋》，重义，诚信，道德高尚，颇有儒将风度。他的悲剧在于:随着地位、声望的提高，性格的致命弱点也愈益明显。孙权为儿子向他的女儿求婚，不论其动机如何，也不论关羽是否同意，都不应该说“虎女不嫁犬子”之类极不得体的话，过于骄傲狂妄，缺乏政治远见，毁了“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出师北伐曹操前夕，因士卒不慎失火，重罚糜芳、傅士仁二位重要将领，却又将他们置于防吴的关键职务上，使吴偷袭荆州之计得逞。他过高估计自己，而过低估计敌人，终于中了陆逊的“骄兵之计”，以败走麦城的悲剧告终。他那“身在曹营，心在汉室”，不为高官厚禄、女子玉帛所动，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护嫂寻兄的品格，刮骨疗毒，以“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改其节”掷地有声之誓拒绝孙权的劝降，宁死不屈，感人至深。他的人格魅力，是后世把他神化的重要原因。

孙权作为父兄事业的继承人、东吴领袖，最可贵的品性与才能，是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不因一时政见分歧而排斥、打击异己，也不因下属有嫡亲在他国而生疑;在战略决策上，善于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选择;在强敌面前不示弱，布置得宜，既不骄人，也不愿为人下。曹操与孙坚是同辈人，在赤壁之战大败后，再度兴兵下江南，大军至濡须口，遥望沿江一带孙权所布阵容，不禁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赞叹，可谓知人之论。在“孙刘联盟”的反复上，有双方利益驱动的问题，而关键在于关羽的不善权谋。

《三国演义》在审美追求上，基调是阳刚之美，但又不乏阴柔之美，两者达到了和谐统一，从情节安排、场面描写、人物形象塑造，大都如此。战争描写因情境而异，富于变化，注重在战争过程中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交战双方胜负转化的原因。关于人物描写，主要人物都是成功的，具有鲜明的个性，是“这一个”。只是在描写笔法上有粗细之分，粗线条勾画较多，精细刻画较少。

《水浒传》的某些人物故事，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从整体上看，仍然是有机的结构，这次起义不是在某一地突然爆发的，而是星散各地的英雄豪杰，由于各种原因，先后被逼上梁山的，是一种百川归海的结构体系，而宋江则起了串联各路英雄上梁山的作用。它是展现中国封建社会矛盾的巨幅画卷，如果分割成各个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则只是缺乏政治意义的个人行为。故作者不同意无机结构论。

对宋江形象的复杂性，要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来论述。史籍关于宋江受招安的记载是一致的，是否参与征方腊则略有差异。《水浒传》既然描写了这次起义由发生、发展到受招安、征方腊乃至毁灭的全过程，势必要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来塑造宋江形象。宋江是个县衙小吏，性格具有双重性，有仗义疏财、结交江湖好汉、同情下层人民的一面，又有凭借自己才干往上爬、做忠臣孝子、建功立业的一面。在不同情势下，性格的两个方面，互有消长，基本上是沿着异化之异化这一轨迹发展:由统治阶级的忠臣孝子，在情势紧迫的情况下，作出违反“法度”的行动，刺配江州牢城、理想破灭之时，酒后题反诗，在屠刀下得救，死心塌地上梁山，由忠臣孝子异化为梁山领袖;随着梁山义军力量的发展壮大，他虽曾冲州撞府、杀贪官恶霸，屡次挫败官军围剿，但并无改朝换代、称王称帝的雄心壮志，而是把胜利作为受招安的资本，于是又由义军领袖异化为朝廷的忠臣，去镇压方腊起义，回归到他本来的理想，被害致死而无怨。宋江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塑造得非常成功，具有深刻的意义。

作者认为不能为了抬高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而否定百回本原著，两种不同的版本，各有其不同的价值。百回本艺术地再现了这次起义的悲剧性。

《水浒传》在人物的个性化描写方面有所发展，不仅仅表现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上，而且有较多的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由粗线条勾画向精细描写跨进了一大步。在古典小说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方面作出了良好的榜样。

在论述神魔小说部分，作者重点探讨《西游记》主题的矛盾性与统一性、神话艺术的幻想与怪诞美的问题。读《西游记》既能在诙谐的笑声中得到审美的享受，又启迪人们如何思考某些奇特的社会现象与自然界的变异。作者汲取胡适《再寄陈独秀答玄同》、《西游记考证》中合理的内核，又在自己潜心研究中阐发富有创意的观点。从情节结构中说明“大闹天宫”与皈依佛法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矛盾性与统一性。神话小说重在情节的离奇诙谐而且有趣，但幻想性的神话艺术构思，既超越现实，又不是完全脱离现实，通过变形的艺术手法，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人和事。如果现实生活中不曾有“犯上作乱”的行动，也很难构想出“大闹天宫”的神话故事。造反又很难取得成功，于是小说作者的理想转向降魔伏妖。妖魔容易使人联想起各种各样的邪恶势力，神话也包含着人的意味，降伏妖魔，排除艰难险阻，取得真经，以求国泰民安、幸福快乐。联系小说作者在诗中所表现的“斩鬼”理想，这种矛盾性与统一性也就易于理解。这与吴承恩要求变革现实、感慨激愤的情怀和“善谐剧”的个性特点有关，形成他独创的艺术特色，在神话小说中寄寓自己的理想，而以诙谐不恭的姿态来表现。吴承恩对道士的罪行和佛教徒的虚伪均持批判态度，但并不否定宗教，他提出“三教归一”的理想:“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认为这样可以达到和谐一致，确保“江山永固”。

本书作者认为明后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在李贽和公安派诗文及其文艺理论中，固然很明显，在汤显祖及其追随者的戏曲创作、《金瓶梅》与“三言”、“二拍”等小说作品中，尤为突出。人的“至情”可以使生者为之死，又可以使死者复生，冲破礼教的罗网，爱情得到升华。《玉簪记》传奇、《僧尼共犯》杂剧，都表现了人性对宗教神权的胜利。市民文化与士人文化的融合，使读者的审美追求俚俗化，《金瓶梅》与大量拟话本小说的出现，满足了读者的审美需求。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近年出现多种说法，本书均采取审慎态度。兰陵笑笑生，兰陵为今山东峄县，笑笑生是带有谐谑性的化名。从语言特色看也应是山东人，缺五回，为他人所补，时作吴语，应与全书区别开来。本书对《金瓶梅》的写实艺术，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在我国写实小说的发展进程中，《金瓶梅》起了桥梁作用。上承《水浒传》，下启《红楼梦》，写实艺术由粗到细，题材由英雄传奇面向现实中平常人生，《金瓶梅》起了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是它首先打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而为《红楼梦》的作者所继承和予以创造性发展，并避免了它的某些缺点，在素材的剪裁和人物描写方面做得更好。《红楼梦》比《金瓶梅》伟大，但是如果没有《金瓶梅》，就很难设想能够出现《红楼梦》这样经典性的世界一流的名著。

本书立论力求严谨而有创意，资料翔实，于丰赡中求其精当，既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学术专著，亦可作高校相关学科的教材。志达教授尊重先贤，但能正其所失，例如认为鲁迅对明代文言小说评价欠妥;反对牵强附会、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生搬硬套、滥造词语的不正之风;文笔朴素自然，严密的思辨性与生动流畅的可读性相结合，我想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