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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文德尔班的哲学史以回到康德为中心题旨，罗素所写的《西方哲学史》则以回到贝克莱、休谟的主观唯心论为中心题旨。在政治上，他鼓吹洛克的业已过时的妥协的自由主义，以宣传民主个人主义。在方法论上，强调英国经验派片面注重感性知觉的经验方法和他自己的逻辑分析法，以反对辩证法。在认识论上，他把洛克向唯心论方面拖拉，用贝克莱和休谟去使洛克“更一致”。重复并补充贝克莱和休谟的主观唯心论，以建立他的认物质为逻辑构造的马赫派主观唯心论。在这书副题目上，他宣称要阐明“哲学史与政治和社会的联系”，并且还宣称他受过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影响。这也许是事实。不过，他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书中对马克思主义虽给予十页以上的篇幅，为资产阶级哲学史著作所仅有，但却包含不少独特的错误和歪曲之处。

整个讲来，他这册哲学史是站在贝克莱主义和休谟主义的立场，并且搞马赫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逻辑实证论等种种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联合战线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罗素认为哲学史是自由与组织、自由主义与独裁主义的斗争史。他把斯巴达主义、法西斯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放在一边，认为代表组织与独裁的传统。把雅典的民主政治，洛克的自由主义和欧美资产阶级自由放任主义放在另一边，认为代表自由主义的传统。他说：过分注重独裁、纪律，就会引起暴力革命，或无政府主义。他把自由主义认作独裁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中道”。他拥护洛克，因为他拥护保守党的邱吉尔，他说：“希特勒是卢梭的后代，罗斯福、邱吉尔是洛克的后代。”^[12]他把洛克与卢梭对立起来，不止一次地诬蔑苏联的政治制度。他说：“黑格尔利用卢梭的哲学来为普鲁士专制政府辩护。卢梭哲学在实践上的第一个成果就是罗伯斯庇尔的统治。俄国和德国的独裁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产物。”^[13]在序言中^[14]他认为柏拉图、霍布斯、费希特、列宁都是历史上的斯巴达的制度的一脉相传。他的这本《西方哲学史》所要指出的哲学与政治的联系就是这类的“联系”。这种联系纯全是建立在思想、意识、学说片面地决定政治社会的唯心论观点上面。他恶意地把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与希特勒德国混同起来，借以诬蔑社会主义，说：“在俄国与德国新的社会曾被创立起来，其情形和假想的创立斯巴达城邦神话式的人物鲁克尔格正复相同。那古代的立法者是一个仁慈的神话，而现代的立法者则是恐怖化的现实。”^[15]

他利用哲学史的著作来反对无产阶级，支持社会的不公平。他讥诮卢梭对农民和工人的同情态度为“浪漫主义的敏感”，称“无产阶级”为19世纪“浪漫主义化的概念”。^[16]他歌颂垄断资本家，说什么“现在英美两国的巨大企业是不喜欢战争的”^[17]，又说：“在现代的美国，科学和艺术大部分依赖于很富裕的人的捐助。在这范围内，文化是由于社会的不公平而增进了。”^[18]

再看他如何诬蔑马克思。为提高洛克的身价，他把马克思也说成是洛克的继承人中之一支派，不过立刻转说道：“马克思的体系是折衷派。”意思是说算不得洛克的嫡系。尤其荒谬的，他竟诬蔑马克思为“最后一个经院哲学家”。因为据他说，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是继承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等而来的。他并且尽量把马克思与天主教相联系，借以诬蔑共产主义。他制定一个他所谓“从心理学上了解马克思的字典”或词汇表，以诬蔑整个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他说：“耶和华等于辩证法唯物论，救世主等于马克思，上帝的选民等于无产者，教会等于共产党，第二次降临等于革命，地狱等于对资本家的惩罚，天堂等于共产主义共和国。”^[19]这种看法，除了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彻底反对宗教的战斗的无神论外，其政治意义在于假借拥护“自由”，拥护“科学”的名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并促使某些注重科学、反对宗教的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此外，他把历史唯物论混同于经济或财富决定论，认为它只是唯力论之一种。他承认马克恩主义唯物论不同于旧唯物论，但又把它与杜威的“工具主义”混淆起来。他用语义分析学的方法来说明，唯物论被人赞成或反对，完全视人对于“唯物论”的定义如何为转移。因此他认为人们赞同唯物论与否只是对名词下定义的专门技术问题，更与社会制度无关，因而想抹煞哲学的阶级性。罗素是现在正流行于美国的语义学的创始人之一。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两大“缺点”：第一，“以人为中心，太实际，太为时代问题所纠缠，太限于这个星球”；未接受“哥白尼的真理”，过分夸张了人在宇宙的重要性，因而不够科学。这正表明他是站在英国贵族的立场，利用哥白尼的世界观来轻视人民和工农。因为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人不是单纯的人或个人，而是强调人民、劳动人民在历史和世界中的地位。第二，他认为马克思轻易相信“进步是一普遍规律”，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乐观主义的世界观诬蔑为相同于“有神论”。他不知道在哲学史上有神论并不一定与乐观主义的宇宙观相结合，事实上，有神论者与僧侣主义不可分，经常走上出世厌世的悲观主义。他还想从马克思主义中剥掉辩证法。他说：“凡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成分都是不科学的。”他认为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不用辩证法，也可以容易地阐述得很清楚。“去掉黑格尔的装饰反更为有利。”他把唯物辩证法蔑视为“黑格尔的装饰”，为反科学的东西，并且把他自己所提倡的支离破碎的研究方法和逻辑分析看得比唯物辩证法更高、更好、更科学。我们却不可轻率斥笑罗素这种想法的狂妄。这种想法乃是整个英美逻辑实证论者和语义学派所共有的想法。在解放初期，我国哲学界中，也还有人认为用形而上学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去代替辩证法反而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说得更清楚些。这些错误思想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才得到克服。由此足见，彻底驳斥罗素和他所代表的学派反对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和方法，乃是一个长期的严肃的科学任务。

我们再看罗素如何利用哲学史来宣扬不可知论、贝克莱主义和休谟主义。他认为科学有确定的知识，神学有确定的教条或信仰，哲学介于两者之间。哲学的问题既非科学所能解答，而神学的解答又不可靠，因此哲学主要应保持怀疑态度。“教人没有确定性而生活下去，但又不要迟疑不决而陷于痴呆，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哲学所能作的工作。”^[20]这里除明白宣称哲学的目的是教导不可知论外，还包含有反对马克思主义承认有客观真理和社会辩证发展的必然规律的政治目的。

他还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提出一个他自认为新的理论，来“发展”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道：“一个没有证实的命题是没有意义的命题，而证实依赖于知觉：因此离开实际的可能的知觉之外，对于任何东西的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21]这样他就把贝克莱的学说和他自己认“物质是一种逻辑结构”的主观唯心论的学说相结合，而贬斥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没有意义的命题了”。

再看他如何捍卫休谟的不可知论。他说：“驳斥休谟自来成为玄学家们的消遣品。但我认为所有他们这些驳斥没有一个是有说服力的。”^[22]他认为“德国哲学家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没有吸收休谟的论证”，而且“事实上这些哲学家——至少康德和黑格尔——代表休谟以前的一种类型的理性主义，是可以被休谟的论证予以驳斥的”。^[23]他看不见哲学史的辩证发展，更看不见休谟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虽说有一定的启蒙意义，但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曾予以认真的解答和批判吸收，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在辩证唯物论中已被彻底克服，而还想开倒车回到休谟的不可知论，用休谟来驳斥有辩证法思想、形成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唯心论，借以直接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正表明了罗素这时还想为休谟哲学招魂。

以上对于文德尔班和罗素代表现代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的西方哲学史作了一些简略的揭露和评论。我主要是揭露其哲学上反对唯物论和反对辩证法的主观唯心论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我决不想全盘否定他们的厚七八百页的整本哲学史，说它们毫无可取之处。必须承认在材料方面，在对某些个别哲学家理解和论述方面也还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本》，我个人认为，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发展观点的介绍是不够的。他对于康德哲学比较完整的阐述，是值得一读的，也可以看出新康德派对于康德哲学的解释。我还觉得文德尔班对于费希特和另一个康德派哲学家赫尔巴特的叙述也还比较好。

其次，关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认为他叙述中世纪哲学时，谈经院哲学少，而着重叙述中世纪政治和教会的历史事实，值得参考。他有时于介绍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时，特别注重撮要介绍那个哲学家的著作内容，如对柏拉图，简述其《国家篇》一书内容，对托马斯·阿奎那简述其《反异邦人全书》一书的要点，对斯宾诺莎介绍他《伦理学》一书要点，这些地方也便于参考。洛克被他奉为这书的中心人物，他对洛克的评价虽不完全正确，但他对洛克的思想和著作阐述得特别详细，可以供参考。罗素早年曾刊行有研究莱布尼茨的专著，本书中对莱布尼茨哲学的陈述特别充实而有新材料。

最后，为了提高我们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水平，为了正确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哲学史，我们必须认真批判西方流行的资产阶级哲学史著作，肃清他们的流毒，占领他们的阵地，同时也不妨批判地吸收他们书中有用的史料，以为适合于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为纯正依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所撰写的新哲学史准备条件。

[2]美国人梯利在他的号称《一般性的哲学史》的导言中说：“东方各民族印度人、埃及人、中国人的理论，大体上只是些神话和道德的教义，而不是彻底的思想体系：它们是为诗歌和信仰所浸透。”（第3页）——梯利这书曾有过中文译本。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曾抄袭了一些梯利对哲学史的看法。解放前中国某些大学的哲学系还曾采纳梯利这书作为西方哲学史一科的教本，也值得我们加以批判研究。

[7]《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版，第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