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 ^[1]

首先谈一谈解放前和解放后我们对西方哲学研究不同情况的对比。

在解放前，关于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西方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各式各样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在中国都有它们的代表人物。如有实用主义的代表，有马赫主义的代表，有新实在论的代表，有批判的实在论的代表，有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有新康德学派、新黑格尔学派的代表，也有宣扬尼采、柏格森学说的人，等等。

这些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在中国的代表，他们还不安于简单地稗贩、传布，他们还想进一步加以“中国化”，使它们与中国传统的封建哲学思想相结合，所谓“以旧瓶装新酒”，以便更好地适合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王朝的需要。他们把西方哲学某一流派与他们喜爱的中国哲学某一流派相联系，相附会，来一个“中西合璧”，这样就使得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一点“创造性”，自创体系，自己搞一套杂凑的哲学，更可以欺骗和影响较多的读者、青年。有人把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佛学与王阳明混在一起讲，象梁漱溟先生。有人用实用主义的观点、方法写中国哲学史，把他所喜欢的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都歪曲为实用主义者，如胡适。有人把美国新实在论与中国程朱哲学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体系。也有人把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宋明儒家的思想杂拌在一起讲。他们这些思想显然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政治情况下产生的。

这种中西合璧、自搞一套的情况，当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看问题的人，对它评价很高，还认为是好事，说什么这表明西方哲学在中国“生根”了；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哲学的基础上，能创立新的体系、自搞一套了。

其实，与此相反，这正表明这种有了一套体系的哲学思想的人，每每一贯地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他的旧哲学包袱特别重，他的哲学上的顽固偏见特别重，难于连根拔掉。

另一方面，这种所谓“中西合璧”的一套思想，乃是不中不西的东西，既不是客观科学地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也不是实事求是地整理中国的古典哲学著作，没有推动学术文化向前进展，反而拖着向后退。

与此相联系，解放前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并不重视资料的掌握和整理。对于西方重要古典哲学著作很少作科学的、客观的翻译与介绍。他们自己以曾经留学外国能直接阅读洋书自豪，他们也指导学生“直接阅读英文原著”，说这正表明“学术水平”很高。他们轻视翻译工作，也不屑于读翻译的著作，而当时很多中文译本质量也确是较差。这样，西方哲学的研究就成了少数特殊化的人的事情。这充分反映了它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局限性。

解放后，西方哲学的研究起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翻译资料工作得到了重视，被看成是一种促进研究和批判工作的基本建设。西方哲学工作者，对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对希腊及德国古典哲学著作，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对法国唯物主义的著作，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都作了一些翻译和介绍，出版了不少中文译本。最初，译者的注释、译者批判介绍的序文比较少。近年来比较重视译者序文的工作，重要的哲学译本，也渐有批判介绍的序文。这就改变了解放前不重视翻译工作和掌握材料的状况，并走上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道路。

其次，经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经过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以及最近关于西方哲学教学的课程改革运动，很多人都参加了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工作，并对自己的旧学术思想作了自我批判，当然还很少、很不够。

老一辈的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那些自成一套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基本上被打垮了。打垮了，还不一定就消失了。但至少不易复活了，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消逝而一去不复返了。有些人由于还没有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以致专长还没有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其程度深浅如何，这要看各人思想改造的具体情况而定。但总的可以说：代表西方哲学流派的那些自成一套的体系，基本上打垮了，至少是残缺不全了，无论如何，我们很少看见有人仍然坚持他的旧思想学派，或者仍旧从他的旧学派观点出发，来对待哲学问题了。而且多数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写西方哲学讲义，来讲课，来评价古代哲学家，来批判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了。虽然他们还运用得不很好，不熟练，甚至于还有错误的、不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冒出来。但这是一种在进步、转变中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通过争鸣而逐渐加以纠正的。

概括起来，同解放前的情况对比，可以说：

（一）比较实事求是地、客观地搞翻译、搞资料工作。

（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的“体系”，基本上被搞垮了，或者残缺不全了。换言之，西方哲学的研究阵地已基本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占领，当然仍需要不断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

（三）人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批判自己过去所散布的唯心主义思想，参加批判西方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工作。虽然工作做得不够多不够好，但大方向没有走错。

这三点，我认为是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者解放后在党的教育、团结、改造下，所表现的新面貌，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西方哲学研究工作领域中的胜利。在革命胜利、全国解放之后，中国人民不仅在政治上站起来了，在学术领域中，也逐渐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了。

西方哲学研究中，当然有不少的困难和缺点，简单列举如下：

（一）队伍小，人数少，还不能满足我国文化高速度发展的需要。

（二）战斗性不强，对旧哲学一般批判不够，不能很好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时批判又失之太简单。在斗争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在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战斗力的经验还很不够。

（三）争论没有展开，虽有小范围的集体工作，特别是集体翻译资料，集体写论文，但很少开展群众性的学术活动。在西方哲学教学、写论文、批判工作中，有时即使有问题，如关于有些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评价问题，如英美新实在论是客观唯心主义抑是主观唯心主义等问题，虽曾提出过，但没有展开争论。

（四）对当代西方哲学缺乏批判研究，厚古薄今。因此，西方哲学的研究可以说是薄弱的环节，是应当加以充实的部门。

为了加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哲学研究的工作首先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种战斗任务，要在斗争中培养干部，在战斗中摸情况、搞资料，在战斗中学习、运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在战斗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帝国主义利用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来为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作哲学的辩护，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当前帝国主义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愈益紧密地与反动政治相结合，公开露骨地为垄断资本主义服务。因此在当前哲学战线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哲学，正须对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哲学展开激烈的斗争。

为了保卫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为了保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有参加斗争的旺盛斗志，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我们要克服“厚古薄今”的缺点，不但要注意古典哲学的研究，而且应当特别注重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哲学流派的新动态。即在古典哲学研究的领域内，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也有适合其社会和政治需要的“新”的解释和歪曲。例如把柏拉图解释成为基督教的先驱，把黑格尔解释成为当前的哲学流派存在主义的创始人等等。

美国资产阶级学者在最近所写的西方近代哲学史中，自诩“美国哲学现在是世界（当然指资本主义世界）哲学的中心”。他们认为西方哲学史表明哲学的中心是从欧洲移到了美国。他们说，“18世纪英国哲学贡献最大，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哲学最兴盛，今天美国哲学有伟大的潜力，在20世纪美国哲学将作出最有意义的贡献。”^[2]我们应该说，美国当今的哲学除少数有社会主义倾向之外，大都是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哲学，正如它所服务的帝国主义也在走下坡路一样。

美国的哲学史家自己承认美国哲学之所以成为“世界的中心”，是由于欧洲哲学家因受希特勒的迫害而迁居美国的刺激而增加了新力量。并且说希特勒的法西斯迫害对于美国学术思想有好处。事实是否如此，还须进一步考查。因此我们认为，在研究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时，应当把对美国当代的各种哲学流派的批判研究放在重要的地位。

明确了加强西方哲学的研究，是为了与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任务相配合，应该把重点放在对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对当代美国哲学的批判和研究上面，那末我们就应该集中力量批判研究西欧和美国最有广泛影响、在政治上起过较大作用的几个主要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

首先，美国实用主义仍然是当前帝国主义国家中影响最大、为我们所要加以进一步研究批判的主要流派。实用主义本身就是帝国主义时期哲学，而最近杜威（1859 — 1952）的信徒们更把它高举起作为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面黑旗。他们吹捧杜威为所谓“自由和科学的哲学家”，这就是说，他们抬出杜威关于资产阶级个人自由的思想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他们抬出所谓杜威的实用主义科学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1949年，美国统治阶级利用杜威九十岁的纪念，1959年又利用杜威百年诞辰的纪念，展开不少活动，发表不少的文章和著作来宣传实用主义，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捧场。最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实用主义最早的代表人物皮尔斯（Charles Peirce，1839 — 1914）的遗著已陆续出版了八卷，又增加了实用主义的活跃。实用主义对其它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都有所影响，对美国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各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哈佛大学教授路易士（1883 — 1964，著有《心灵与世界秩序》、《知识与评价的分析》等书）自称其学说为“概念的实用主义”，企图把康德的先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在一起。芝加哥大学教授摩里斯则企图把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结合起来。而最突出的要推胡克（Sidney Hook，1902— ，纽约大学哲学系教授），他根据实用主义来歪曲马克思主义。他标榜一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以鼓励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他宣传实用主义的著作有《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1927）、《杜威—— 一个理智的画像》（1939）及所编《作为自由与科学的哲学家杜威》（1950）等书，他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有：《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历史中的英雄》（1943）及《意义模糊的遗产——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1955）等书。这种种情况表明，在我们五六年前对实用主义的大力批判的基础上，还有进一步对实用主义及其最近的趋向作更深入更系统的批判研究的必要。

另一主观唯心主义学派，虽在英、德、法各国都有代表人物，可是在美国却比较盛行。这个流派就是人格主义。这派在美国的创始人为鲍恩（B. P. Bowne，1847—1910），它的最近的重要代表人物为弗鲁威林（Flewelling，1871—1960，二十多年来一直主编《人格主义者》杂志）和布赖特曼（Brightman，1883—1958）。前者的近著有《文化的冲突与调和》（1951）、《论人格》（1952）等书。后者所著《哲学概论》一书，解放前有中文译本。他死后才出版的《人格与实在》（1958）一书，是系统地概括人格主义观点的纲领性著作。这是充满了宗教和神学气味的一个主观唯心主义流派。因为他们是有神论者，认上帝为最高的人格。人格主义者自称为“康德化的贝克莱主义”。他们认为离开了个人的人格或自我之外就没有实在、知识、真理和价值。他们持多元论，认为宇宙是一群的人格或自我所构成的社会。人格主义者自称他们的“社会哲学是民主的、改良的，以对待个人的态度作为检查社会制度的标准；而且以尊重个人人格与否，作为批评财产所有制与分配制的标准”。换言之，他们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论证私有财产制、个人主义，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他们对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格格不入。对于美国这个人格主义流派，我们也应该给予研究和批判。

其次，存在主义已经成了泛滥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最有广泛和深入影响的哲学流派。这派以丹麦人基尔凯戈尔^[3]（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为它的创始人，并吸收了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等人的反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为其组成部分，并在方法上采纳胡塞尔“直观本质”的神秘主义现象学方法。存在主义在西德的代表为海德格尔（M. Heidegger，1889—1976）及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前者的重要著作为《存在与时间》（1927）、《什么是形而上学》（1949年第5版），后者的重要著作有《哲学》（共3卷，1932）、《理性与存在》（1935）、《存在主义哲学》（1938）、《关于真理》（1947）等。在法国，存在主义也很盛行。存在主义在美国近一二十年已有广泛的传播，其最重要的代表为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威尔德（John Wild，1902— ），他的主要著作有《贝克莱的生平和哲学研究》（1936）、《存在主义的挑战》（1955）及《人类自由与社会秩序——建立基督教哲学的一个试图》（1959）等书。威尔德企图在存在主义、信仰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的基督教哲学以反对世界革命。这个流派把近代意志主义、直觉主义、生命哲学等反理性的思想拼凑在一起，一方面与颓废浪漫的文学、艺术有联系，一方面又与新托马斯主义和新奥古斯丁主义的宗教和神学潮流紧密结合。他们形而上学地把“存在”和“本质”割裂开，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本质是第二性的。但他们所认作第一性的“存在”，却不是独立于意识之外，为人的感官可以感知的物质性的存在，而乃是与人的情感、意欲、恐惧、惊惶纠缠在一起的主观的生活或生存。这种存在是神秘体验或直观的对象。而本质则只是抽象思维的对象。他们把本质和存在对立起来，他们重存在轻本质，实即重反理性的直觉、体验，而轻蔑科学思维和理性。有一些存在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表达资产阶级悲观失望情绪，以求在浪漫颓废的文艺和生活中寻求陶醉和慰藉。另有一些存在主义者，则投入宗教、上帝、信仰主义的怀抱中，以求解救生存的苦恼与恐惶。存在主义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走向没落，帝国主义走向崩溃时期的资产阶级没落意识和垂死挣扎。它是代表现代个人主义、反理性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的。存在主义也是我们研究批判的重要对象。

流行于西欧和美国的、主要以宗教和神学为基础的哲学流派为新托马斯主义。这一流派虽然在西德、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美国都有不少代表人物，但其主要首脑为法国人马利丹（Jacques Maritain，l882—1973）及伊尔松（Etienne Gilson，1884— ）。马利丹自1914年以后即在加拿大天主教大学内任教，最近十多年来，又一直在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任教，现仍为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伊尔松也常在美国和加拿大讲学。伊尔松的重要著作有《中世纪哲学的精神》（1932）、《精神性的神学和历史》（1943）、《本质和存在》（1948）等书。马利丹的著作有《托马斯·亚奎那的生平和思想》（1930）、《真正的人道主义》（1936）、《存在与存在者》（1947）、《人格与公共福利》（1947）、《人与国家》（1951）、《艺术和诗歌中的创造的直觉》（1953）等书。新托马斯主义为天主教教会提供新的哲学理论基础，而且以马利丹、伊尔松为代表的最近趋势，还尽量与存在主义和人格主义相联系、相呼应，形成其自新托马斯主义出发的存在主义和人格主义思想。尤其在最近马利丹的《人与国家》、《近代世界中的自由》、《人格与公共福利》等著作中，大发挥其基于新托马斯神学的社会哲学和政治思想，直接反对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我国哲学界特别是研究宗教和无神论的人，应当起来对这一神学和哲学流派进行研究批判。

逻辑实证主义也是现代西方哲学上一大潮流。它是马赫主义的变种。它提出烦琐、狭隘的以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为基础的经验主义，来反对唯物主义和唯物的经验主义，它尤其强调形而上学的、形式的概念分析、名词分析的方法，企图抬出这种以逻辑形式与经验内容相分裂为特征的形而上学的所谓“逻辑分析方法”，来与唯物辩证法较量和抗衡。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新实在论者以及其他流派都或多或少受过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为了清除逻辑实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为了追踪深入这一流派在西欧，特别在美国的新发展，我们都应该把逻辑实证主义作为进一步介绍理解和批判的对象。这派现在正活跃的代表人物在美国有卡尔纳普（R. Carnap，1891—1970），维也纳学派成员，自1936年后即在美国任教。他的著作有《语言的逻辑语法》（1934）、《语义学导言》（1942）、《逻辑的形式化》（1943）、《意义和必然性》（1947）、《或然性的逻辑基础》（1950）等书。此外的重要代表有企图把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结合起来的美国人摩里斯（Charles W. Morris，1901— ），他著有《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科学的经验主义》（1937）、《符号、语言和行为》（1946）等书；有英国人艾尔（A. J. Ayer，1910— ），著有《语言、真理和逻辑》（1946年新版）、《经验知识的基础》（1940）、《知识的问题》（1956）等书。他们想用他的烦琐的形而上学的所谓“逻辑分析法”来和唯物辩证法分庭抗礼。

为了展开对西方现代哲学实事求是的研究批判，我们首先必须大搞资料，掌握有关各流派的书刊论文资料，或译成中文，或作出提要，以便根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予以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作出认真的批判。为了作好研究和批判工作，我们必须多举行研究、讨论、批判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座谈会、讨论会。我们还须有计划有领导地培养西方哲学专业的人才。

最后，为了加强和搞好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与批判工作，我们必须记住，千条万条，党的领导是第一条，我们必须认真反复深入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作为武器，这样一定可以保证我们在研究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工作上取得成果。

【注释】

[1]本文载《新建设》1961年第1期。原根据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的一个发言整理而成。这次收入本集时，曾作了一些订正。

[2]迈尔：《近代哲学史》，1951年纽约版，第620页。

[3]基尔凯戈尔的著作译成英文的有下列各种：《恐惧的概念》（1944），《非此即彼——生命的片断》2卷（1941），《恐惧与战栗—— 一首辩证的抒情诗》（1941），《哲学的片断》（1936），《生活道路的诸阶段》（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