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对不起

城濮之战的起因是这样的：晋文公在位第四年的时候，楚成王，就是被儿子商臣杀掉，死前要吃熊掌的那位，和另一位霸主宋襄公在泓水一战中大胜。由于当时宋襄公发扬风格，崇尚蠢猪式的仁义，从而输掉了国运，自己在一年后伤重而薨，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沦为二等国。楚成王得势不饶人，要将剩勇追穷寇，悍然攻宋，并纠集了陈、蔡两个小国作为仆从，许他们在灭宋之后，以三家分享宋地为酬佣。楚成王企图借宋国这块跳板，正式在中原大舞台上亮相，唱一出楚国版的《定军山》。

而这一行动直接侵犯了晋国在中原地区的利益，本来晋国西边接壤秦国，就感觉有点磕磕绊绊，不大太平，现在东边又要搬来一个强邻，用句外交部发言人的辞令：晋国政府和人民对此事件表示严重关注和高度不安。市井语言就是，重耳吃不下饭了。此一时彼一时，即便楚成王曾经请重耳吃过国宴，可一旦提高到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就不是一顿饭可以摆平的，就是以前吃过，现在也化成肥料排泄掉了。要是楚王气不过，责备重耳：“你为什么不让我和你做邻居，我还请你吃过饭呢。”重耳就会说：“不就是一顿饭嘛，你给我一顿，我现在还你一百顿，不就行了嘛。来啊，喂他吃饭。”我想象的这段对话，后来被香港人学去。周星驰在《九品芝麻官》里对尚书大人说：“我爸爸当年还给过你一张饼呢。”尚书大人就说：“不就是一张饼嘛，你爸爸当年给我一张，我现在还你一百张，不就行了嘛。来啊，喂他吃饼。”

博弈论中有个“纳什均衡”理论系统阐述了均衡态势的命题，即利益冲突各方都达到各自认可的利益最大化时，所有势力就暂时地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但只要局中突然有一方或若干方又贪得无厌了，还想分杯羹，那么他或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再去别人口袋里抢。中国话叫做：损人利己。西方经济学对此定义为——帕累托最优，就是指让自己过得更好的代价是让别人过得更差。当然这样做，别人肯定不干了，于是干戈又起，临界点被穿越，先前微妙和脆弱的均势破裂了。各方要求重新分配和瓜分利益，纷纷开始新一轮的大打出手，一直打到新的均衡点出现。

政治事件的爆发具有偶然性和不可控性。原来的格局不经意间被无预兆却倏忽而至、看似微不足道却杀伤力极强的外力贴边轻擦而过，其后果足以导致旧架构彻底崩塌。那场本来只是楚宋两国的局部战争，竟像一副多米诺骨牌，使得很多以前表面各自独立、不存在利害关系的各方势力，最后都身不由己地卷进了角逐的漩涡。

各国统治者们，将他们作为人的与生俱来的原始欲望——贪婪，通过他们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向外延伸和发散，这个国家机器就是军队，军事要服务于国家政治利益，军事的作用则视国家实力而定。小国用其满足生存，中国用其追求发展，大国则用其实现称霸。

楚国要称霸，宋国要生存，宋国生存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它的军队不顶用，宋襄公的继承人宋成公只好派大司马公孙固去向晋国求救。公孙固在前文中提到过，就是那位批判宋襄公瞎讲仁义的批评家，也是和重耳惺惺惜惺惺、说服宋襄公善待重耳的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来见重耳，重耳自然很给面子，立刻把他那套新班子，即当年一起流亡的成员们都召集起来开会，披公公站在一侧伺候，殷勤得不得了，好像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他多年的故交。

先轸认为这正是报答宋国恩情和乘势称霸的好机会（原文：报施救患，取威定霸），力主晋文公出兵。但是，当时晋、宋之间还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必须跨越这两个鸟国，而且重耳得悉曹卫正在向楚国献媚，一旦他们和楚国结成统一战线，就会对晋国远征军形成侧击的威胁，一想到此，重耳就恨得牙根疼，国恨私仇同时涌上心头。楚军实力强大，与其正面交锋并无必胜把握。正当晋文公踌躇之际，狐偃建议：“曹、卫两国是楚国的附庸，我们救宋先要消除自己的后患，应该打他们先。一打曹卫，楚国就必然要把围困宋国的主力撤回救援他们，这样宋国自然解围了。我们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救宋国；二、不和楚国正面冲突；三、讨债，国君不会忘记曹共公卫文公，这两厮当年对我们的盛情款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