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手抄本《敦煌闲话》，不知作者是谁，也未刊印过，根据内容推断，写于19世纪三十年代末。原稿藏甘肃省图书馆，敦煌研究院和敦煌市档案馆有复印件。

书的内容是关于斯坦因、伯希和、立花（日本人）19世纪初去敦煌盗宝的具体叙写，好多细节描写十分真实细腻，能让我们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增强对盗宝者的憎恶，是有可读性和参考价值的，故而整理复印。

原稿分上下两册，装订整齐，蝇头小楷，繁体字行草，甘肃省图书馆的登记是：1980年3月征集收馆。我是一个敦煌人，再加爱好书法，尤喜草书，所以书稿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便动手解读。由于所据的是复印件，字迹潦草，模糊难辨，所以识读十分费力。一行字甚至一两个字，往往要用半小时以上。又加原稿好多“文句不甚通妥，标点亦失规范”，所以几易其稿，才得释定。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我又作了一些注释。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李正宇先生的倾力指导和帮助。李先生乃敦煌学名家，对一个学无专长又来自僻壤的百姓的要求，能诲人不倦，谦和认真地帮助，令我十分感激！我无意溢美，因为一个普通人，对专家进行褒扬，有何作用？但我要真心真意地告诉读者：没有李先生的帮助，此书难以定稿。

从大的方面讲，李先生考订了《敦煌闲话》的叙谈者，“据上所考，余知此翁必为日本书画家兼收藏家中村不折氏无疑。中村不折生于1866年，至1934年作者写作《敦煌闲话》时，中村氏为78岁，同年6月6日去世”。《敦煌闲话》的写作者“必为中国人”，而且“固非等闲之辈”。还认为“《敦煌闲话》中的“立花”，可以肯定就是橘瑞超”。这都为解读此书，打开了大门和窗户。

在细节方面，李先生将我弄不懂的不少地方亲自加了注释。比如，书中最后写道：“……此立花第二重痛苦，不久又从本国传来法主逝去飞报，重重凶据，致不顾身世而痛哭。”先生注曰：“此处当有脱文。实为法主大谷光瑞之夫人里方筹子去世之噩耗。”对字句和标点，先生也都仔细校点，一丝不苟。

还有，书中写斯坦因“于是返元（原字之误）路，于河南岸，发现一大苹果园，借其一角作为住处”。此处本可不作注释，但李先生加注曰：“斯坦因在《沙埋契丹废墟记》卷一中记述说：这房子在一座老园子里，离城墙环绕的城市约一英里。”这一注，两相印证，立刻让我们清楚了斯坦因当年在敦煌时就住在今杨家桥一带。因而会使人读此书饶有兴趣。可谓看似闲淡之注，实为点睛之笔。

李先生认为“《闲话》写到日本探险者立花（橘瑞超）到达敦煌却戛然而止，显然未完”。我觉得全书已完，理由是：一，日本人不愿向外人详述他们盗宝的过程；二，这类似作书作画中的空白，或似影视中的悬念结尾，给人留存想象空间。

《敦煌闲话》原稿分上下两册，以装订时随意而分，内容是一脉贯通。而且上下册之间是一个标题内容，本打算此次整理校注时合为一册，但考虑到能使读者目睹作品原貌，故只将标题位置作了适当的调整[原稿中“敦煌闲话（下）”插在正文文字中间，显然系抄写者笔误]，从正文“六”开始全归入《闲话》（下）。原稿中文句不甚通妥的地方，亦按上述原则保持原状，未作改动。只是对很多不规范的标点符号，一律作了改正。原稿中的“　”，皆改为菩萨。对原稿中的错讹之字，用“（　）”加以校注，所加校者按，用“[　]”注明。另外，考虑到该书本文写作时之1943年，正值中国抗战时期，文字文句不甚通妥……而文中时见日语词汇等等，此次整理时，增添了一些图片，想能更加便于读者阅读。在此，也向李正宇先生、刘进宝先生提供本书所有图片表示感谢！

限于整理者的水平，文中可能还有错误，恳请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