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中国之未来

在漫长的归国航程途中，我的担忧主要来自到纽约后的医疗和医院的选择。由于我离开美国已有很长时间，对医生和医院都不熟悉，所以在“格里斯荷姆号”上我常常与和我熟识的医生们讨论这件事。大多数教会使团医生都向我推荐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他们说这个中心通过派遣医生和护士，与东方特别是中国保持着长久的联系。我还听说这个医疗中心有几位医生曾在北平联合医疗学院（洛克菲勒学院）工作过。

随着“格里斯荷姆号”越来越驶近纽约，我还为我没人帮助如何下船担忧起来。轮船驶入港口时，全船人都激动得跑上了甲板，而我却几乎被遗忘了。然而，有一位忠实的护士留在我的船舱里，守在舷窗口看着掠过的景物，向我描述纽约港那令人难忘的景色和曼哈顿岛的轮廓。她兴奋地喊道，“看见自由女神像了！”我们两人顿时都热泪盈眶。

“格里斯荷姆号”刚靠上码头，螺旋桨还未停止转动，我就听见走廊里有人朝我的船舱奔来。一个熟悉的身影进了门，这是我的儿子约翰·威廉。他曾经在《大陆报》工作过一年，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几个星期前离开了上海。他那时决定回美国到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去完成他的学业，因此侥幸逃脱日本鬼子的铁蹄。一名海军陆战队下士和他一起来到我的船舱，他轻轻将我从床上抱起，并把我抱上了岸，这样就解决了我的上岸问题。他开玩笑地说我体重很轻，样子像甘地，便轻松地抱着我下了舷梯，径直向一辆等候着的救护车走去，车里那位年轻女司机身穿美国红十字救护队制服。救护车旁还站着位少妇，她自我介绍说她是我的女儿波妮（Bunny），她10岁离开上海回国后我再没见过她。波妮在密苏里大学读完新闻专业后便在《圣路易斯快邮报》社工作，但是不久她就结了婚，并搬到华盛顿住。她丈夫马尔科姆·斯图尔特·汉斯莱（Malcolm Stewart Hensley）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外国广播监察处任执行主任。他现在是合众社驻印度办事处主任。

我暂时被送往斯塔滕岛上的海军陆战队医院，我妻子在那里等我。这家医院隶属美国公共卫生部，听说我国商船受到敌人潜艇攻击后的许多紧急救治都是在这里进行的。我在海军陆战队医院大约只呆了24小时，他们就安排我转院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两年半后我撰写本书时仍住在那里。

医疗中心的医生们为我做了仔细检查后告诉我，我在上海时的病情诊断是准确的。我的病是严重的双脚感染性坏疽死，原因是营养不良、双脚赤裸，以及日本人强迫西方囚犯按日本习惯长时间盘坐在双脚上，致使我双腿与双脚的血液流通阻断。

医生们立即着手用各种办法阻止我脚上的感染继续蔓延。这些手术都是弗兰克·梅莱尼医生和杰罗姆·韦伯斯特医生以及他们的助手们做的。我此时的食谱是浓缩的营养牛奶和其他含有大量维生素的食物，以此来增强我的总体抵抗力并使我衰弱的身体得以康复。

我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接受过无数次输血。在上海刚从监狱出来时，要输血非常困难。而在美国，不管是用新鲜血液还是血浆来输血都很方便，我对此印象很深。抗战初期，全中国境内都没有血库。我住进长老会医院后，院方与纽约的中国商人合作给中国送去了一套完整的血库装置。一位姓刘的中国护士在上海和纽约的长老会医院接受培训后回中国主管这个血库。

随着我脚上的感染渐渐清除，露出部分移植了从大腿取下的皮肤。这叫小块移植法，取下分币大小的皮肤，然后移植到露出部分，边缘会长得接起来，如果移植成功，这些小块皮肤会连成片。整个手术过程进行了一年多，一共从我大腿上取下约60小块皮肤。

到1943年秋天时，我已经开始恢复了体力，甚至能坐轮椅离开医院几小时到集会和电台上去讲演。不过，有一二处感染似乎能抗拒任何现代科学医疗措施。每次出门，这块或那块植皮总是要脱落。医院还给我做了精制的鞋使我能够站立起来，最后能走路，但移植的皮肤还很嫩，显然还承受不起站立时的压力。

最后在1944年年初时决定，需要施行大的外科手术来弥补我脚上缺失的肌肉组织。这种移植被称为外科再造手术，韦伯斯特医生在这方面尤为精通。这个手术需要移植许多皮肤，包括皮肤下面半英寸左右的肌肉组织。取下皮肤的地方由于我身体状况不好、愈合速度缓慢而常常作痛，另外脚上也经常疼痛和不适。因此对将要施行的手术缺乏准备。

手术时从我右大腿上切下4英寸宽12英寸长的一条，再从我胸脯上割下一块皮肤盖住这个伤口。然后将切下的这条组织移向下方，只剩膝盖上方还连着。将我的左脚跟弯上来置于右膝之上，再将左膝与切下的这条肌肤下部连接起来。接着用石膏将移植固定住，再把我的左膝悬挂于床上的架子上，我就在病床上以这种姿势躺了六个星期。接着我又上了手术台。这条肌肤在膝盖处被切断，我的左腿现在可以伸展出来，再将这条肌肤的另一端移植到我的右脚跟上。我很理解需要把我的左腿按下来与右腿一起浇铸在一个石膏套子里。受了六个星期的折磨后再受这第二次手术的痛苦，我情绪落到了最低点，我第一次觉得我在上海时就应该央求医生将我的双脚在脚踝处截掉。

我知道我的经历与当时一些伤员的整容再造手术的奇迹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而且我本人在住院期间也见过几个实例。但是，我的情况由于我身体的极度虚弱和脚上长期感染，变得相当复杂，再说我已经不是25年前去中国时的年轻人了。

在上述的手术五个星期后，连接我两脚跟的那条肌肤从当中被切开，移植部分渐渐愈合了。我发现我的脚后跟和双脚的剩余部分长出了新脚底，脚腕也长出了新的肌肉组织。我又一次穿上特制的鞋子渐渐地开始学走路，学习过程很慢，我两个脚桩很敏感，从大腿移植下来的肌肉组织还没像正常脚底那样结实。不过我期待着不久我就能扔掉轮椅活动，如果说不像从前那样自由自在，至少也可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回美国后有一样东西使我感触颇深，我在中国多年几乎把它给遗忘了。这就是美国人民天生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从全美国各地寄来的上千封信中就表达了这种情感。我还收到各地寄来的经济援助，对我在日本人手中遭受的伤害深表同情，这更加激发了我活下去、战胜伤痛、恢复健康的勇气。

现在我开始思考将来的计划。

战争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能改变我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形成的信念，即美国与太平洋的利害关系不仅现在而且将来都是巨大的。美国动用了如此众多的人力和财力夺取的胜利必须使亚洲最偏僻角落里的人民都能受益。我认为，人口众多的亚洲人在战前将一些欧洲国家视为亚洲的支配力量，而现在他们将把目光转向新世界的美洲。他们想更多地了解美国，并与她交朋友。我相信，在亚洲各地的茶馆里、市场上和乡村里，那里的人们只要议论起他们国家的未来，就会想起并谈起美国。

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发现不把我的未来同中国的未来联系起来是很困难的。在医院里的那些漫长的不眠之夜，我脑海中反复回想着我这25年的经历，有许多我已经写进了这本书里。我深信，这场战争结束后，中国在正确的领导和帮助下，将会加速前进，而且中国的未来将对全世界产生重要意义。我希望我能像过去那样，为中国未来作出贡献。

【注释】

(1)大桥监狱（the Bridge House Prison），日军进占上海后，将坐落在苏州河北、四川北路上的一幢民用大楼——大桥大楼，改建成为阴森可怖的监狱，时人称之为“大桥监狱”。

(2)1929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出“大上海”计划，拟在江湾一带另辟上海市中心区域，而市政府大厦便是其核心。上海市新政府大厦竣工于1933年9月，后废。在今上海体育学院内。

(3)巴达维亚（Batavia），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旧称。

(4)甘地（Mohandas Karamch and 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被印度人民尊称为“圣雄”（Mahatma）。早年留学英国，研习法律。以后，一度在南非从事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提出“非暴力抵抗”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返回印度，倡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1948年，受印度的宗教冲突影响，甘地被人暗杀身亡。在长期领导反种族歧视及殖民统治的斗争中，甘地多次被拘捕、监禁，但在狱中他仍不时采取绝食斗争，以反抗当局的暴政。

(5)“康脱孚第号”，乃原文Conte Verde的音译，其原意为“绿色伯爵”。

(6)洛伦索·马贵斯港（Lourenco Marques），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旧称。

(7)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又称“飞虎队”或“陈纳德航空队”。1941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准许美国陆海军预备役航空官兵志愿参加中国抗战。8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由美国人陈纳德任指挥官，拥有100架战斗机。至1942年7月4日止，美国志愿航空队在中国和缅甸上空共对日作战百余次，击毁日机299架，获得“飞虎”美誉。后扩编为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任司令。继续在中国上空作战，并掌握了对日作战制空权，严重打击了日军供给线。

(8)圣约翰大学，美国圣公会1879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设文理、神学、医学等科。旧址即今华东政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