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踏上归国航程

“康脱孚第号”首次交换航行所载乘客都是从中国各港口来的难民，“浅间丸号”上的难民则来自日本港口、满洲和朝鲜。他们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外交和领事官员；第二，新闻记者；第三，“外码头”教会使团人员；第四，加拿大人；第五，拉丁美洲人。“外码头”一词在东方并不陌生，主要是指住在内地的教会使团人员，而不是住在沿海城市（原文如此——译者注）。除了这五种人之外，船上还有一些商人。教会使团人员最多，包括新教派和天主教派。驻在瑞士的国际红十字会具体安排了交换难民的食品供应和医疗护理等细节。

我们乘坐的“康脱孚第号”上还有一名偷渡者。他是位美国青年，上船来向他的朋友道别，在他朋友的船舱喝了一杯而呆得太久。不料，在船将要出长江口，日本海关船来作最后检查时发现了他。只要再过一小时他就很有可能混过去。他从我们船上被带到海关船上，被送回上海。我们后来再也没听说过他的情况，但都往最坏处想。

“康脱孚第号”在战前是一流的意大利邮船，行驶于意大利和东方港口之间。全船共有约300名工作人员。日本进攻珍珠港时，“康脱孚第号”被扣押在上海，但日本和意大利是轴心国的伙伴，所以日本再迫切需要扩充它远洋船队的吨位，也不能强占这条船。由于“康脱孚第号”是用来遣返日占区的美国人，自然就属日本政府指挥，由船上的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和外交官组成的混合代表团具体执行。值得庆幸的是，日本人主要呆在他们的船舱里，我们很少碰见他们。那时的情形是很奇妙的，船上的意大利官员和水手们对我们这些乘客显然比对日本人来得友好。我那层舱面的意大利管事明确告诉我们，他一点也不喜欢日本人，他希望意大利在战争中站在我们一边。

不久以后，“康脱孚第号”上的水手们就以实际行动向人们表明，他们说的是真话。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宣布停战的那天早晨，被拘押在上海浦东一幢旧厂房里的美国人惊讶地看见，停泊在岸边的“康脱孚第号”慢慢地改变了方位。主甲板上站着许多水手，他们对被拘押的美国人又是招手又是叫喊，美国人都被意大利人叫喊声吸引到“监狱”的窗前。这艘意大利巨轮不是向前行进，而是出人意料地慢慢倾倒在泥港里。意大利船员们从电台里听到从意大利来的消息说，他们国家已经退出战争。他们马上打开船底阀门，并弃船逃跑。日本人愤怒至极，他们本来准备占领这条船，以补充由于美国潜艇活动而日益减少的远洋船队的吨位数。一艘日本驱逐舰几分钟内赶到现场，枪炮都对准“康脱孚第号”，可是已经太晚了，这艘巨轮已横卧在江面上。船员们都双手吊在栏杆上，向岸上被拘押的美国人欢呼。日本驱逐舰的舰长把意大利船员们赶了下来，并在倾斜的甲板上派了名日本卫兵。这些意大利人也被暂时拘押起来。

后来，日本人更加需要补充远洋运输能力，将“康脱孚第号”吊了起来，准备送到日本去修理。但是，日本人此举再次受挫。驻扎在昆明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⁷⁾一架飞机对着这艘船投了几枚炸弹，把它炸得慢慢沉到了黄浦江底，上面只隐约露出一截。

装载我们这些战争难民的“康脱孚第号”的第一站停靠在新加坡港，在我们前面的“浅间丸号”在香港停靠接了一些遣返的美国和加拿大人后，也在此与我们会合。然后两船从新加坡一起出发向南行驶，沿西南亚海岸，越过印度洋，到达东非海岸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南端的洛伦索·马贵斯港。航行途中两船靠得很近，能说得着话。

参战各方都准予两船安全通行，船上都做了明显的标记，晚上航行时灯火通明，这样潜艇指挥官们就不会弄错。从上海到非洲，全程约30天，我们只在印度洋上看见过一艘小货轮。离开新加坡后，我们驶过荷属东印度的危险水域，穿过太平洋上的珊瑚海。那里，美国军舰战胜日本的硝烟还未散尽，这场战役阻止了日本侵占澳大利亚，很可能被载入史册。

“康脱孚第号”第一次过赤道时，几个年轻人按照古老习俗准备了一个仪式，以祭祀海神。仪式通常包括潜水、剪头发、修胡子等，但后来知道我们过赤道的地方离美国巡洋舰“休斯顿号”的沉没地点很近，仪式就被取消了。“休斯顿号”被日本鱼雷击中，沉没时舰上有共600多名官兵。当时，“休斯顿号”和她的姐妹舰“奥古斯塔号”在远东港口都是很有名的。

我们的船渐渐远离日本，乘客们的精神状态也愈加好起来。不过，有一次吉尔曼主教（Bishop Gilman）在星期天礼拜布道时又提到了日本人，结果引起乘客们的惊慌不安。有几位乘客生怕主教的话引起船上日本军官的不满，试图劝说他去向日本人道歉，或者至少作个解释，当然被他拒绝。

我们出航后不久就发现我需要护士的帮助，否则无法行动。我的朋友麦克莱肯大夫决定招募志愿者。结果有八位教会使团护士要求为我提供服务。另外，教会使团的法里斯先生每天来我的船舱把我背到甲板上，在那里，明媚阳光和清新的海风对我瘦弱的身体起到了神奇的治疗作用。

所有这些年轻护士都在中国内地的教会医院里从事护理工作，有些地方离海岸线1000多英里。她们都坚守岗位，直到她们医院所在地被日军攻陷。为了在日军占领后继续护理中国病人和保护医院财产，她们每人都有一段噩梦般的经历。她们的中国病人被日本人扔到街上，医院被迫关闭。在山东的一家医院，护理人员被关在病房大楼里，不准进出。不久他们就断了粮食，如果不是忠诚的中国职员偷偷地给他们送米饭和蔬菜，那他们肯定得挨饿。在其他一些地方，医护人员所受待遇稍微好些，没有受到侮辱。这些年轻护士中的大部分都准备回到国民政府控制区继续工作。现在，她们都在美国和加拿大做着有益于抗战的事情。

《新闻周刊》记者格温·迪尤（Gwen Dew）小姐所叙述的日军暴行，在华北还未达到如此令人发指的程度。日军侵占香港时她正在那里。她告诉我说日军开枪打死了阻止他们进入医院的英国医生，然后他们又刺死了英国和加拿大伤兵，最后他们竟然丧心病狂地强奸医院的护士。

当“康脱孚第号”和“浅间丸号”驶入洛伦索·马贵斯港时，两条船上的乘客第一次感到了激动和宽慰。葡萄牙是中立国，葡占洛伦索·马贵斯在非洲东海岸给过往的同盟国各类船只提供了一个优良的中途停靠港。珍珠港事件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美国和英国国旗。飘扬着这些国旗的都是锈迹斑斑的油轮，但是看到这些船比自己乘坐豪华游轮还兴奋。港口里还停泊了几条美国和英国的货船，它们的船长们认出了我们的船，马上拉起胜利的汽笛，水手们向我们欢呼。整个港口和周围的山峦立即回响起表示胜利的汽笛，我们此时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已最终逃脱了东方野蛮人的魔掌。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将按计划在洛伦索·马贵斯港与瑞典船“格里斯荷姆号”会合，该船上乘坐了从美国遣返的日本人，其数目与我们船上的北美和南美人相等。我们的船渐渐驶向码头，我们发现“格里斯荷姆号”已先于我们进入港口停泊在码头上。按事先安排，从日本、满洲、香港和朝鲜来的难民乘坐的“浅间丸号”和我们从中国来的难民乘坐的“康脱孚第号”从两边靠上了日本人乘坐的“格里斯荷姆号”。我们两船抛锚定位后，举行了一个会议，商量具体的交换事宜。接着通知所有乘客都收拾好行李等候在走廊里，等待交换指令下达。只见从“格里斯荷姆号”的舷梯下来两行日本人，走到码头上。我们船上和“浅间丸号”上的乘客也从舷梯走到这个码头上。两队人互相走过，然后北美和南美人从舷梯上了“格里斯荷姆号”，日本人上了我们原先乘坐的两条船。原先“浅间丸号”和“康脱孚第号”上共有大约1600名乘客，现在一起上了“格里斯荷姆号”，所以该船比我们原来乘坐的两条船拥挤得多。一些美国孩子不像他们的大人们那样意识到战争形势的严重性，很快和日本孩子攀谈起来。日本孩子们都在美国的学校里上过学，所以交谈起来没有语言障碍，而且交谈内容都很有趣。只听见一个日本孩子大声问我们船上趴在栏杆上的美国孩子：“你们船上有什么好吃的？”我们的一个小家伙立即随口答道：“都难吃极了，你们船上有冰淇淋吗？”那个日本男孩马上说：“多得很！”我们听说许多日本人已经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对回国并不热心。

在海上若即若离、一前一后地航行了30天，“康脱孚第号”和“浅间丸号”船上的人，最后都团聚在“格里斯荷姆号”上。有几位曾被拘押在香港，后来搭乘“浅间丸号”的美国和加拿大人，与他们滞留在上海而搭乘“康脱孚第号”的妻子团聚。乘“浅间丸号”的美国驻日本记者有合众社驻东京办事处主任罗勃特·贝莱尔（Robert Belaire），美联社驻东京办事处主任麦克斯·希尔（Max Hil）和记者雷尔曼·莫林。另外一位受过关押的美国驻日本的名记者是《纽约时报》的奥托·托利斯朱斯（Otto Tolischus），他还受到日本人的折磨。

从中国和日本出来的美国外交官们也有许多团聚。在“浅间丸号”上的有美国驻日本大使和他的工作人员；在我们船上有驻上海总领事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另外还有美国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代理主任雅各布森（Jacobson）小姐也在我们船上。美国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原主任马丁·尼科尔森（Martin R．Nicholson）在珍珠港事件的前几天患心脏病突然去世。日本人占领上海时，他的遗体还在殡仪馆里没来得及安葬。尼科尔森的朋友们，包括我自己，都为“尼科”逃过日本鬼子的迫害而感到庆幸。在财政部负责追踪毒品走私的部门里，他抓住的国际毒品贩子是最多的，其中包括不少日本人。我认识尼科尔森已有多年，许多个夜晚在他家度过，听他讲他跟那些铤而走险的毒品走私犯们搏斗的历险故事。最后，有三名臭名昭著的黑帮分子由于托马斯·杜威（Thomas E．Dewey）州长控告他们犯有谋杀罪而被处死，其实真正原因是马丁·尼科尔森通过秘密活动揭露了他们作为国际贩毒集团成员的犯罪事实。

有几位美国领事官员被国务院委以新任，在洛伦索·马贵斯港下了我们的船，前往非洲、近东和印度赴任去了。

由于交换工作和其它事务需要我们的船在洛伦索·马贵斯港停留几天，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来游览这个迷人的葡属小港，黑色大陆东岸的一颗明珠。洛伦索·马贵斯虽然属于葡萄牙殖民地，但在和平时期它却充当了资源丰富、发展迅速的一直延伸到南非开普敦的数千英里非洲内地的通商口岸。许多乘客纷纷观赏美妙的东非景象，特别是附近河里的河马。

洛伦索·马贵斯港有两样东西很有名，鲜美的水果可以和佛罗里达出产的媲美，另外是当地手工制作的青铜十字架和圣像。我的护士给我买了个精美的十字架，我一直珍藏着。我给了一位护士一美元，请她替我买些非洲葡萄，结果她买回来两大篮，两只手臂各挽着一篮。共有十几个品种，味道极好，而且比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出产的葡萄都大得多。我们这些乘客都很久没吃到新鲜水果，于是把当地许多店里的水果备货都抢购一空。

我除了偶尔被抬到甲板上外，病情使我离不开船舱，所以我只能间接欣赏当地的美丽景色。很巧，我碰到了一起采访中国内战时的老熟人、摄影记者默尔·拉弗依（Merle Lavoy）。在洛伦索·马贵斯主管我们这帮人的官员下了严格的命令，不准任何摄影记者上“格里斯荷姆号”，但拉弗依有对付检查的丰富经验，这些难不倒他。一天，拉弗依出现在我的睡舱，他穿了件宽大的风衣，周身鼓鼓囊囊，看上去足有300磅重。可是他一脱下风衣和带的东西，他的肥胖症立刻消失了。他带了好几架照相机，其中还包括一架小型新闻摄影机。在加德纳大夫的协助下，他立即动手开始为我从各个角度拍照片，还包括我被截剩而肿胀的双脚。他给我拍的有一张照片是我躺在床上，一只伤脚伸了出来，他给这张照片的注解是“‘甘地’鲍威尔”，他解释说我这副样子很像那位印度民族领袖。我当时大约只有80磅。这张照片后来登在《生活》杂志上，肯定有我的许多老同学、老师、邻居、朋友和亲戚见过这张照片，因为我到纽约下船时有600多封信在等着我。

拉弗依驻非洲南部已有较长时间，他讲了许多有关这片大陆的有趣故事。我特别对他叙述的大型动物保护群感兴趣，保护地的范围在世界上是最大的，非洲野生动物在那里受到保护并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国家公园里有无数狮子、大象、长颈鹿和大猩猩等非洲动物在那里自然生长。拉弗依说，现在可以开车去动物保护地而没什么危险。拉弗依说汽车开过时，这些动物甚至连头都不抬起来看一下。

船上所有的新闻界人士到洛伦索·马贵斯后都收到他们总部发来的电报，要他们谈谈珍珠港事件后他们的个人经历和远东的形势。结果大家都急着去找打字机、纸张、复写纸和电报稿纸。于是，洛伦索·马贵斯小小的葡属电报局排满了要发的新闻电稿，其中几份长达数千字。华盛顿的《圣路易斯快邮报》（St．Louis Post-Dispatch）总社的查尔斯·罗斯（Charles G．Ross）先生给我打来一份电报，要我为《快邮报》撰写一组文章。由于我在床上还坐不起来，也不能打字，所以对罗斯先生的要求不知所措。我的两位会速记的护士主动提出来帮我，不久我的睡舱变得像报社的编辑部，我口述故事，护士们记录并打印下来。“格里斯荷姆号”起航之前，我就用电报发出了一篇文章。至于其他文章，我就在洛伦索·马贵斯到里约热内卢的航程中慢慢口述。洛克哈特总领事读了我的报告后，要我给他一份抄件附在他的报告内一起递交给国务院。“格里斯荷姆号”一到里约热内卢，我就将文章用航空寄出，几小时后就寄到了目的地，而且没有受到检查。这些文章后来在全美国和拉美许多报纸上发表，《读者文摘》杂志在我回国后不久，将我的文章作了一个概述报道。

“格里斯荷姆号”转过好望角踏上归国航程后，我们先前对日本鱼雷的惧怕变成了对纳粹潜艇的担忧，因为纳粹潜艇在南大西洋上很猖獗。我们驶过南大西洋直接来到里约热内卢，这是我们在自由新世界的第一站。我们船上有大批南美外交官，所以船在巴西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港口城市停泊了几天。在城后高耸的山峰顶上有座巨大耶稣像，伸展着双臂。这座雕像在大小和优美程度上可以与安第斯山上的基督巨像媲美，后者耸立在智利和阿根廷交界的一座山顶上，象征着这两个拉丁美洲重要国家间的长久和平。

在里约热内卢，我们船上来了几位国务院和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官员，他们来检查旅客名单，并获取远东最新情报。卡尔·雷麦博士也随他们一起上船，他是位老上海和《密勒氏评论报》的撰稿人。他先前是上海圣约翰大学⁽⁸⁾经济学教授，撰写过几本关于中国经济和财政状况的书，但他后来回国到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他目前在华盛顿的国务院任职。雷麦教授给我带来了我家里的消息，我们船抵达纽约港时，我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和三岁的外孙将到码头接我。“格里斯荷姆号”停泊里约港后，还有一位受人欢迎的来访者上船来看我，他是中国驻巴西公使谭少华（音译）博士，以前在南京时我们就认识了。他还给我带来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胡适博士以及中国驻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外交及领事官员对我的问候，还有宋子文外交部长和蒋介石总司令对我的良好祝愿。在我众多的中国朋友中，我最感激纽约一家餐厅的老板，他通知我说，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在他的餐厅免费用餐。他说他看了我被日本鬼子关押时的不凡经历，他想用实际行动来感谢我这些年为中国的服务。他向我保证说，我只要说出我的身份，任何一家中国餐厅都不会向我收钱，可是我却从来没试过。

纳粹潜艇的威胁虽然依然存在，但由于海上风平浪静，从里约热内卢到美国的那段航程就像是旅游归国。到美国还剩最后一段路，我们长期以来心中的压抑感逐渐消失。许多“不虔诚”的乘客，其中大部分是新闻记者和商人，也有一些外交官，都玩起美国流行的纸牌和掷骰子赌博游戏。此时离美国只有几天路程，但要把国务院给我们用于应付紧急事件的预支款输个精光，这点时间却是绰绰有余。大赢家是我一位做医生的朋友。

在开往纽约途中，“格里斯荷姆号”驶向大西洋中部，以避开频繁出没于巴西海岸和加勒比海的德国潜艇。一天，我们驶过一艘燃烧着的船，看起来是艘被鱼雷击中的油轮，顿时我们船上一阵骚动。我们都觉得“格里斯荷姆号”的船长应该停下船，去看看那条船上是否还有幸存者，而他却命令一直往前开，不能停留，因为很有可能德国潜艇还潜伏在那里，我们一停下来就会受到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