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交换名单

一天，日军发言人办公室的一名年轻中尉到医院来看我，并带来一大袋香烟。他的美国英语讲得非常好，他说他以前曾在美国留过学。他偷偷向我透露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美国和日本将交换平民，美国新闻记者也在被交换之列。他肯定如果我的健康条件允许我作长途航行的话，我就会被准许上交换船。

日本人真会允许我作这次航行吗？我自己的身体条件允许吗？我向加德纳大夫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每天只要有医护的话，就可以作这次长途旅行，而问题是我并不在交换名单上！”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弄到一份名单来看看医生是否也包括在内。事后才知道名单上有30位教会团医生和50多位护士，但当时却根本无法了解这一点。另一方面，除了那名日军年轻中尉向我透露的消息，我无法确定我是否真的被列在名单上。

后来，中立国瑞士驻上海总领事来看望我，他当时代美国管理远东事务。他告诉我他曾多次想到大桥监狱和江湾监狱去看我，但都被由我签署的信件粗鲁地拒绝了。信上说“我身体很好，也很满足”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谎话，很显然这些信都是伪造的。瑞士总领事还告诉我，在美国还传说我因涉嫌“间谍活动”已被处决。为此，他还接到了美国国务院对此事的询问。总领事向我保证，只要我的身体条件允许我上船，我的名字就不会从交换名单上去掉，除非日本人最后改主意，要把我拘押在上海。

维克多·基恩几天后焦虑不安地来找我，并给我带来一份《大美晚报》，这份从前美国人办的报纸现在已成了日本人的宣传工具。报上头版有条消息说，一些美国人和英国人因参与反日间谍活动被军事法庭判了重刑，我的名字也在其中。基恩觉得部分反对将我遣返的日军已经设法撤销了先前的命令，所以我很有可能被送回日军监狱。我还听说报上的这条消息，已经由一名美国新闻界的叛徒在日本人的电台上向外界作了报道。

在医院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下，我的身体开始好转，体重增加到79磅，已经能坐在房间外面的走廊上的躺椅里晒太阳了。由于去除了许多受感染骨头和肌肉组织，又进行了输血，双脚的剩余部分上的疼痛感觉已大大减轻，出海航行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护士们和中国护理人员都为我感到欢欣鼓舞。基恩的中国助手甚至把他自己准备的美味中国食品偷偷带进医院来给我吃，海伦嬷嬷在我病服的前胸戴了个小饰物，上面有首赞美诗，祝愿我早日康复。几天后我把她送给我的赞美诗背给她听时，她高兴极了。

后来，又接到报告说加德纳大夫的名字也加进了航行名单，听了这个消息我几乎和他一样高兴，还听说我一位做医生的老朋友，圣卢克医院的麦克莱肯大夫（Dr．J．C．Mc Cracken）和他的妻子也将同期出发。山东齐鲁医学院的希尔兹医生（Dr．Randolph Shields）也名列其中。有这么多教会使团的医生和护士上交换船参加航行，这表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迫使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都不得不中止其服务。

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消息中，都在做准备。而投敌报纸上有报道说不允许我参加这次交换，日本鬼子的电台也这样广播。

有一件事我非常肯定，即我不会再活着回日本鬼子的监狱。我在心里计算了从我病床到走廊的距离，只是不知道到时候有没有足够的力气爬到走廊上，翻过四英尺高的栏杆，从七楼跳到街上去。我以前从没闪现过想自杀的念头。但是过去在大桥监狱受审讯时，有几次我曾经想，如果我在狭小的阳台上越过栏杆从四楼跳下去的话，那日本宪兵们该有多么高兴。那名负责押送我到山本中尉办公室去的日本卫兵常常在晚上指着护栏下面漆黑的院子，脸上带着恶意的微笑，不过我却装着没注意他的表情，匆匆走过那昏暗的通道。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朋友和在上海工作时的同事，路透社记者“吉米”·考克斯（“Jimmie”Cox）。他受到了同我一样的指控，在东京宪兵司令部受审讯时从四楼窗口跳了下去，但很有可能是被推下去的。吉米是远东新闻界的著名人物，是路透社驻东京办事处的负责人。他突然被宪兵司令部传讯，被指控替英国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宪兵声称，审讯几小时后，考克斯承认了他的罪行并从窗口跳到了下面的水泥人行道上。他没有立刻摔死，昏迷着被送进医院。英国大使馆最终迫使日本人让一位英国医生为他作了检查，发现他手臂和腿上布满了小斑点，这说明日本人用注射针头反复刺他。

已经无法知道事件的真实过程了，因为考克斯再也没醒过来。他身上的小斑点是不是日本人用可恶的酷刑逼迫他承认他并未干过的事情的证据？有些人认为日本宪兵一次又一次把他打昏过去，再用注射针头把他刺醒，最后逼迫他在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悔过书上签了字，接着又把他从窗口推了下去。吉米死后，日本人又找到他的妻子，给她看了他签过字的悔过书。美联社驻东京记者雷尔曼·莫林（Relman Morin）就此事件对外作了报道，他立即被警察局传讯，以查明他的消息来源。不过他还算幸运，几小时后就被释放了。美国国际新闻社记者詹姆斯·杨（James R．Young）由于在去中国时带了些过去的电文原稿，引起日本人的不悦，结果被监禁了几星期。驻日本的其他记者，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奥托·托利斯朱斯（Otto Tolischus），也被关押并在珍珠港事件后受到虐待。

关于我“定罪”的报道见报后第二天，那名年轻的日本中尉又来看我。他看见我发愁的样子便安慰我说：“你别管报上和电台里的报道，下星期“康脱孚第号”开航时，你肯定会在船上的。”我问他报上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只回答了一个词：“面子”。直到我回到纽约，这个谜才算解开。有位朋友告诉我，日本人其实一直不准备放我，但据说美国国务院威胁说要拘押一名日本银行家，而日本政府急切地要将此人遣返，才不得不把我放行。

“康脱孚第号”开航前两天，我认识的那位日本军官来向我告别，他要求我千万别泄漏他的姓名。他告诉我，他是美国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如果我碰到他的老同学的话，我能否向他们解释，他对美国人并无仇恨，他参军是出于无奈。”我在东方从事新闻工作已有多年，接触过不少日本人，只有两个人表达过这种情感，他是其中的一位。

一天清早，海伦嬷嬷和医院的中国护理长来到我的病房，说救护车已经来了，准备送我上“康脱孚第号”。一会儿，加德纳大夫跨进我的病房，手捧各种接种证明、“康复”证明以及无任何“传染病”的证明。这些都是获得出航许可的必备文件。另外有条命令准许我在船上向事务长支100美元，供我在航行途中使用。这是由美国国务院和瑞士领事馆支给的，算是美国政府给我的贷款。我太需要这笔钱了，因为我的个人财产除了被日本人抢走外，剩下的都为了付医药费而典当掉了，其中甚至包括我工作用的打字机。我的办公室收藏了大量宝贵的印刷资料，我的工作资料室是远东最齐全的新闻参考资料室，以及我在银行的业务往来和个人帐户，所有这些现在都对我毫无用处了，因为已经都被日本皇军查封。当我最后被抬上船时，几天来支撑着我的那股紧张情绪突然松弛下来，担架刚在我的船舱门前的走廊里放下，我就昏了过去，这还是第一次。

我醒来时，发现手里有张字条。这是我的一个私人朋友写给我的，她是位年轻的美国女记者，以前受雇于《大陆报》。她祝我旅途愉快，并对我的最后康复表示了信心。她托我转告她父母亲，让他们别担心，她很有希望在“下个航次”搭乘“格里斯荷姆号”回国。不幸的是下个航次时她并未获准上船，我写本书时她还滞留在上海。“康脱孚第号”慢慢驶离码头时，我睁大眼睛向岸上看去，见她和几百个美国人站在码头上，大家都想表现得勇敢些，可都止不住流下眼泪。我也和他们一样泪水涟涟。他们都祈祷自己能上“下一班交换船”，但谁也没想到顽固的日本人竟然过了一年多才同意另一次航行。在此期间，在上海的和在远东其他地方的所有美国人的自由都受到程度不同的限制，他们中不少人没能熬过这场灾难。而且从这以后再也没与日本人交换过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