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美国援华谷物

一名日军军官用救护车把我从江湾监狱送到医院。他与法国方济各会护士长海伦嬷嬷协商后，在我的房门上挂了块牌子，上书未经日军当局的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我的房间。日军军官走后，海伦嬷嬷告诉我，她接到那名日军军官的命令，除了医院工作人员外，只有我的医生W．H．加德纳和我在报社的同事维克多·基恩可以进入我的病房。不过，他们两人也得到警告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我的情况，否则将受严厉惩罚。加德纳医生曾经告诉我，他以前常常听别人很肯定地说，鲍威尔已经被处决了。

首要问题自然是如何医治我的双脚。由于“干”坏疽，我的脚已经肿了一倍，而且几乎全发黑了。是截去脚踝以下部位呢，还是用常规方法治疗？我听见医生们在走廊里讨论。

双脚的剧痛几乎是难以忍受的，只有将脚放得高于心脏部位才会好受些。但是否要完全失去双脚，光留下两个秃脚桩！？甚至连这种想法都是不能容忍的。再想到手术后，将来以这副样子回到家人和朋友们面前，这岂不是最残忍的事情！

最后，我与医生们进行了协商，每人都提出了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以决定是否做截肢手术。曾经在纽约学习外科的英国医生兰生大夫提出先暂缓几小时作决定，他要到治中国人和俄国人的医院去看看是否有相似病例。结果，他找到许多这种病例，严重程度各不相同，最严重的坏疽由于未及时得到治疗已经扩散到腿部和手臂。

医生们又进行了一次商讨，决定采取大家都赞同的治疗方法，用人工再造方法重建缺失的肌体组织，让它自然克服毒性感染。这种医疗方法时间长，而且疼痛异常。每天需要去除坏死组织和受感染的脚骨，然后进行敷裹。在手术前一般先要注射吗啡，这样当医生在切除坏死组织时才不至于太痛。最终，我双脚的前半部分被割除，留下两只脚桩。我希望以后能穿上特制的鞋重新站立起来走路。到纽约长老会医疗中心后，感染被治愈了。两位医术精湛的医生弗兰克·梅莱尼大夫和杰罗姆·韦伯斯特大夫为我做了无数次植皮和“修复”手术，他们都曾经在北平洛克菲勒医院工作了三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由于他们高明的医术和护士们的精心护理，我奇迹般地康复了。事实上，我在撰写本书时已需要节食了。

一天，另一位病人被送到我隔壁的病房，一个中国护理员悄悄告诉我，那位病人是名“意大利海军高级军官”。那位军官进院几小时后就来看我，并叙述了他不平凡的经历。他是位退休海军军官，是意大利邮轮“康脱孚第号”⁽⁵⁾的船长，该船在战争爆发时被困在上海。船上约350名船员滞留在上海无法回国。他说战争爆发大约一个月后，日本人要他帮他们将一艘逃到上海港的在南斯拉夫注册的大商船开往日本。当时日本急切需要把该船送往日本，作为军队运输船，将军队运往南洋。该船原来的船员在战争爆发后都弃船逃跑了，而日本自己在上海找不到会开船的人。“康脱孚第号”的船长召集了他手下20几名意大利船员将南斯拉夫商船驶往日本。路上一帆风顺，但在将要进入神户港时，突然，剧烈的爆炸把船抛出水面。10几名意大利水手被炸死，船长本人也从船桥上被掀入水中。

他们是被一艘潜伏在港口外面的美国潜艇射出的鱼雷击中的。

船长说他游得精疲力尽时，发现一块被海水浸透的木板漂浮在水面上。他用牙齿咬住木板，双手划水使鼻子露出水面，就这样在海上挣扎了八个小时，终于有一名日本渔民发现了他，把他带到神户，最后他又被送回上海。

由于他在神户港外冰凉的脏水里泡了多时，而得了严重关节炎。使我惊奇的是，即使他受了这么多苦，他似乎并不怨恨美国人。相反，他倒是怪日本人使他遭了那么多罪。后来，“康脱孚第号”被用来将包括我在内的美国人送往葡萄牙在东非的领地洛伦索·马贵斯港⁽⁶⁾，在这里，美国和日本第一次交换了战俘。登上“康脱孚第号”的美国人，无须用什么敏锐的眼光就能看出，船上的每个意大利船员都恨日本人，都想从日本人那里逃走。船抵达这个非洲港口时，部分船员想弃船逃跑，可惜没机会。意大利陷落后，日本人在上海强占了“康脱孚第号”并扣留了船员。

日本占领上海后，医院的食品供应很快变得非常困难，许多本地出产的和进口的普通食品不断从餐桌上消失。比如说土豆就很久没见过了。因为日本鬼子占领了城里的市场，另外，在通往城里的道路上，日本哨兵横征暴敛，所以中国农民们都不愿把食品送到城里的市场上去卖。日本人还强占了屠宰场，以此来控制肉类供应。

日本侵略军的强盗行径在上海特别暴露无遗。原先只在高级军官身上才体现的盗贼本性，现在也传染到普通士兵身上。他们现在也干起压榨贫苦中国农民以中饱私囊的勾当。以前，普通日军士兵只知道烧杀，当他们看见军官们把抢来的财物塞进自己的腰包时，他们也动手干起来。他们或是到农民家里去抢劫，或是在通向城里的路上和河上设关卡，向运农副产品到市场上去卖的农民进行敲诈勒索。由于上海是个古老而富有的都市，周围有一个由许多村庄组成的富裕区域，这就为日本鬼子进行抢劫提供了条件。而在满洲和北方却没有这种条件。

战争初期，中国海关曾经在尚未被日军占领的边境城市奉天省的安东捕获一名日本军官，发现他口袋里和衣服里塞满了抢来的珠宝和钱财，已经连坐下来都很困难了。天知道他谋害和折磨了多少个富裕的中国和白俄家庭才抢来了那么多财宝！

不久，所有的贸易路线，特别是食品，都被日本人“组织”起来，其实是被垄断了。先前中国国有铁路和电报局都被接管并交给了日本的私营公司，而且给了它们垄断特权。有时日本鬼子装模作样地在日本垄断公司里无足轻重的位子上任命几个中国人，其实这些人一般都是南京汪精卫伪政府的走狗。而汪伪政府也不时公布一些法令，使得日本在华的垄断利益合法化。

由于日本人在中国大肆烧杀抢掠，中国的农民除了自给外，已经不可能向市场提供日常的农副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在原来的富裕地区后来发生了饥荒。在南方的广东省，日本人抢掠了水稻种植区，他们把收下的稻谷抢光或毁掉，以免被运到自由中国去。

在日本拘留营里挨饿将近四个月后，我自然只能慢慢恢复正常饮食量。我很长时间没有吃过通常的食品，肠胃对许多食品已经很不适应，而在被关押期间，囚犯们一谈起这些东西都直咽口水。那时，我们常常梦想吃切得厚厚的多汁的排骨，而现在我进医院后除了难得吃几片煮在汤里的鸡片外，其他肉类食品都一概不能享用了。我刚到医院时，他们设法弄到我能消化的鸡蛋，燕麦粥和牛奶的供应也很充足。但是燕麦粥的供应突然中断了，海伦嬷嬷含着眼泪告诉我说，上海市场上已经买不到什么东西了。她说：“我跑遍了上海的每个角落，但找不到一丁点美国式早餐。”

我躺在床上思考着这场新危机，突然我有了主意。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与美国红十字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在上海向成千上万在战争中失去了财产的中国难民分发“碾碎小麦”和脱脂奶粉。来华商人和教会团在日占区组成了红十字会，而在外国的中国商人为把谷物从上海运往内地提供资金。日本人一般允许把粮食运到他们占领的地区。这样做有两种理由：第一，日本不想激怒美国从而使美国人对日本实行废铁、石油、机械和棉花的禁运，而这些货物现在正大量流向日本；第二，日军正在购买（用毫无价值的军票）或抢掠中国农民生产的所有大米和其他粮食，所以他们也就不反对让美国人道主义者去接手向日本侵略的受难者提供救济粮食的艰巨任务。1937年日本军队入侵华北和长江流域时，中国发生了饥荒，正巧在这时美国小麦有剩余。小麦在西雅图的碾磨厂进行初级加工“碾碎”后，大量运往中国。

负责分发粮食的教会团体和它们在中国的分支机构，还教会通常只吃大米的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怎样食用美国小麦，这样就渐渐地改变了他们的食谱。

在华北，人们习惯吃小麦、玉米和高粱，而华中和华南人的主食是大米。而大米的生产成本是最高的，因为稻米必须手工种植、收割和脱粒。

海伦嬷嬷告诉我粮食供应渠道已经枯竭后，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出的好主意，就与红十字会大量运到上海的碾小麦有关，因为它们大部分还屯在仓库里。我口授了一封信让海伦嬷嬷送交美国赈灾委员会，建议他们请求日军发放部分小麦供医院中的病人使用。结果，我们真的为医院争取到了不少碾小麦。我还听说赈灾委员会还说服日本人给许多美国人发放另一批碾小麦和脱脂奶粉，这些美国人因被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而面临绝境。这样一来，在沪的美国人意想不到地成了慈善事业的受益者，而这些东西原来是为日本侵略下的中国难民准备的。

我真不知道珍珠港事件前靠美国碾小麦救济的成千上万的中国饥民后来是怎样生活的，因为从这以后，日本鬼子立即阻止了救济粮食的分发并征用了所有的库存。他们还用同样的办法处理了美国援华医药救助会和其他团体运到上海的大量救济奶粉、婴儿食品和药品。很有可能这些不幸的人们也加入了3000万无家可归的难民队伍中，长途跋涉西迁到国民党占领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