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危险思想”

在大桥监狱中，被囚者相互之间不准交谈，也没有任何可供阅读的出版物。他们必须互相紧挨着成排地坐在地板上，便于看守换岗时清点人数，每四个小时换次岗。被囚者还必须低着头坐着，面朝着日本东京的方向，作为对日本昭和天皇臣服的象征。中国人常常因为交谈而遭殃，看守们命令他们站在牢门前，用拳头猛击他们的头部。

我亲眼目睹一位外国人被日本看守饱以老拳，他是俄罗斯人，既不懂英语、日语，也不会说中国话，他遭到毒打的原因，据说是因为语言障碍不能理解日本人的命令。这位俄罗斯人的名字叫切斯诺可夫，是一位年轻的苏联公民，他乘船从海参崴到上海，日本人指控他在上海地区侦探日本军队的行动而犯有间谍罪。

有一次，我收到狱外一位朋友送来的一保暖瓶茶。我刚想喝时，日本看守走过来，要我喝完后把空瓶退还给他。我忙尽我能力猛灌一大口，然后把水瓶传给同室的中国人。当我走到牢房门前把空水瓶递给看守时，这位看守十分狂怒，命令我走向前，靠近平时用来递送伙食，退出空餐具的那个门洞，不料看守走到门洞口，伸手在我脸上重重地掴了一巴掌。

这是仅有的一次，我的肉体直接受到日本看守的打击。可是在其他方面，外国人和中国人常常遭受着一样的恶运，他们被迫膝盖朝前盘坐在身体下。所有人每天都要排队，接受搜身检查，对任何人来说，如发现拥有一根线或一张纸之类的东西，那就意味着一场灾难。一次，当搜查者在狱中找出一把小小的指甲钳时，被囚者无不神色沮丧。这是狱中唯一的一把指甲钳，当看守们转过背去的时候，大家都悄悄地使用它。

当有些人违反了监规，看守们又查不出谁是犯规者时，他们就强迫所有的人用“日本式”坐姿，盘腿坐在自己的脚上，同时必须低下头，面对日本东京方向。于是，这种惩罚变成了著名的“跪姿新秩序”。

我们好几次被强迫盘腿坐在自己的脚上，长达6～8个小时，以至于好几天后都不能走路。

中国被囚者遭看守毒打，几乎成为家常便饭，无日无之。每个夜晚我们都能听到被打者的嚎叫声，说明不知哪个可怜的家伙，为了真实或想象出来的违反狱规的行为而受罚。

有一次，看守们抓住一位正在偷偷抽烟的中国人，他几乎被揍成肉饼，一个多星期不能站立起来。后来，这位中国囚徒又患上了日益严重的脚气病，在一位日本医生给他注射了不知什么药剂后，他很快就死在我们牢房里，我们怀疑注射剂里含有毒药。

另一次，一位中国人被发现身上藏有钱，于是半夜里被拖到走廊上，看守用木棍打他的头和脸。我和躺在我身旁的一位英国人出于好奇，默默地记着数，打到第八十五棍时，这位受害者停止了叫唤，晕倒过去。抑或是死了。看守打过后，先前在他手上有一米长的木棍仅剩下一英尺长，木棍其余的部分都裂成了碎片，散落在四周。看守们在走廊上堆放了一捆棍棒，随手可取，方便至极。这些粗糙的棍棒约1英寸厚，4英寸宽，3英尺长。

在大桥监狱和后来我被关押的江湾监狱里，我发现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这两所监狱里分别关押着数量可观的日本人，包括一些被美国和英国公司雇用的年轻职员。日本宪兵试图通过他们得到一些与外国人活动有关的情况。其中一位，就关押在大桥监狱中我所在的牢房里，他的名字叫小野。小野在美商德士古石油公司工作了好些年，并数度乘油轮去得克萨斯州的阿瑟港。他毫不隐瞒他对日本宪兵的憎恨心情，他总是用轻蔑的口吻称他们为“楼上的权势者”。日本宪兵还把不少日本兵投入监狱，他们被指控在值勤时酗酒。

跟这些日本士兵友善相处的中国被囚者告诉我，这些日本士兵遭囚禁的真正原因，是他们不执行前往马来亚战区的命令，那里的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后来，在我被带到江湾监狱时，又看见了成百名日本囚徒，他们中有军人，也有平民。这些日本人的罪名都是怀有“危险思想”。

1931年至1932年间，日本人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时期，一位在日本的外国记者告诉我，在日本本土有总数超过5万人的“怀有危险思想”的政治犯关在监狱里，后来这些囚犯都被强迫参军，往南太平洋地区作战。

我同许多“怀有危险思想”的日本囚徒谈过，发现他们对宪兵的态度比我好不了多少。有一次，一位宪兵军官把一位日本士兵打得昏死过去。这位士兵在我隔壁，遭毒打的原因是他用日语“马鹿”来称呼这位宪兵军官。“马鹿”的意思类同于“混蛋”、“傻子”，是骂人的粗话。

日本宪兵队的组织机构高度机密，在许多方面与德国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相似。我想这样说是靠得住的，日本宪兵是集日本军人罪恶之大成者。宪兵们常常夸耀地声称他们甚至可以逮捕日本军队的高级军官，只是我从来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日本本土，宪兵也是日本平民最憎恨、最畏惧的人。

一天晚上，日本宪兵抓来一位年长的英国人，他虚弱得几乎不能站立。宪兵们把他推到我旁边的墙角落，于是我看见他脖颈上长着许多疔疮，痛苦异常，由于缺乏关心和医治，这些疔疮已感染发炎，红肿起来，使得他只能把头歪靠在自己的肩膀上。约在半夜，他的情形变得更糟了，他用肘轻轻地推醒我，问我是否懂得祈祷文。他说他出生在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家庭里，但是他不知不觉地放弃了信仰。他说：“我想我大概就要死了。”我们一遍又一遍默诵主的祈祷文。当他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他把他的人生经历诉说给我听。他出生在英格兰，年轻时加入英国军队，在印度旁遮普邦服役，时间长达17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退役以后他来了上海，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稽查处（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处长，退休后办了一家私人侦探所。他的名字叫E．G．克拉克（E．G．Clarke）上尉。他和一位印度妇女结了婚。他们的家在郊区，离监狱有20英里路。他的夫人每天骑一辆自行车，送食品到监狱来。珍珠港事件后，日本鬼子抓了克拉克，指控他犯有“间谍罪”，并将他投入大桥监狱肮脏的牢房里，留在那里面对营养不良和无人过问的处境，以及由此带来的死亡威胁。

我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克拉克上尉为什么会被转押到我们那间牢房。几天后，我被带上楼又一次接受主审官山本中尉审讯时，我告诉他说，克拉克上尉的病情十分严重，除非立即送他去医院接受治疗，要不然就会很快地死在牢里。山本拿手在脖子上比了比，这个手势表示克拉克早就应该被砍头，但是，我的话仍给山本带来了影响。当天很晚的时候，监狱院子里发生了一阵骚动，一辆救护车驶进监狱，把克拉克上尉送进上海市立医院。几个星期后，在我乘坐交换战俘船离开上海前夕，我得知克拉克上尉已经康复了。那天晚上，克拉克上尉把他的毛毯送给了我，这可能是冰冷的牢房里最有价值的物品。

1942年2月26日，几个日本宪兵军官来到大桥监狱宣布了包括我在内的8个外国人名单，把我们带到宪兵司令部。在那里得知，他们将把我们转移到新的监狱去，地址在江湾。我们将受到军事法庭关于间谍指控的审判。8人中有6个英国人，1个俄国人切斯诺可夫，另一个是我。

每个人都刮了胡子，理了头发，然后被一辆敞篷卡车押送到江湾监狱。江湾监狱是一幢造在马路旁的新建筑，靠近被日本军队占用的上海市政府新大楼⁽²⁾。这幢监狱由许多单间构成，每一单间约有5英尺宽，10英尺长，门高4英尺。门的底部有一方形的洞，伙食从这个洞递给囚徒。

自地板向上6英尺的地方，有一扇小小的窗户。墙角照例放着一只马桶，每星期拿出去清洗一次，地板是木质的，四周墙上新涂上去的水泥还有些潮湿。由于整幢大楼没有供暖设备，到了晚上，牢房里就显得难以忍受的寒冷。

早晨，我们被从牢房里放出来，穿过院子去盥洗室。盥洗室里每人配备了一把牙刷，但不允许把牙刷带回牢房。牙刷挂在钩子上，每个钩子旁都标着我们各自的日文姓名，尽管我们没人能看懂这些日文名字。第一天过后，牙刷就混乱难辨，我们也因而失去了这项早晨刷牙活动的兴趣，同时，日本人警告我们不能互相交谈，更使我们感到索然无味。

仅仅在这个时候，囚徒们才得以集中在一起。除去盥洗室之外，经过一段时日后，在全副武装的日本看守的监视下，我们可以有一点时间集中在院子里活动。我们仍然不允许阅读任何出版物，也不允许拥有狱外朋友送来的药品。

在大桥监狱时，我已得了痛苦不堪的脚痛病，到了江湾监狱后病情变得更加严重，我猜想这得归因于整个3月份很普通的寒冷气候。此时是上海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

我常常抱怨脚痛得不到治疗，要求日本宪兵派医生来检查我的病情，但这几乎没起什么作用。后来我脚肿到比平时粗两倍，转成了青紫色，根本无法穿鞋，也无法走出牢房，这时我的抱怨才算有了一点点反应。

一位英国人也在抱怨他的脚痛病。另一个英国人盖恩德脖颈上长了许多疔疮，头一直无法抬起来。

有一天，那时我尚能和其他人一起到院子里活动，我找了个机会和一位上了年纪的英国人交谈。他非常消沉，确信自己绝无可能活着离开这里。但是他认为我能活着离开这个监狱，求我帮他个忙。他说：“我有个女儿住在上海法租界，我想要你写一封信给澳大利亚的某银行，吩咐他们保管好我的存款，在这次战争结束后，让银行把这些存款转交给我的女儿。”他提到了这笔英镑存款的数目，金额之大令人吃惊。后来，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几位年轻记者时，他们纷纷询问这位女士的地址。

江湾监狱的伙食比大桥监狱多少要好一些。大桥监狱只有米饭，这里还多了一碗海带。起先，这碗海带是真正的美味佳肴，但时间一长，我们就腻味透了。

我们的食物，是从10～15英里远的市区运到这里来的，通常送到时已冰冷了。由于我脚肿得无法穿鞋，日本鬼子最后总算派来一位医生，他检查了我的脚，给我注射治疗，每天一针，连续两个星期。但这种治疗并没有减轻病情，我逐渐变得更加虚弱，不再能吃任何东西，仅仅还能喝一点他们偶尔给我的水。一天，我正躺在地板上，通过门下的小方孔看着走廊。走廊约有4英尺宽，我看见对面那扇直对我牢房的门上的小方孔，被小心翼翼地拉开了，一位日本被囚者，也是“危险思想”分子中的一员，向我打了个手势，然后把他的手指放进嘴里。在他那间牢房里约关着50位日本人，他们注意到我已不再能吃伙食。我很快理解了那个日本人的意思，是要我把我的伙食给他吃。从那以后，我就注意看守的行动，每当看守的脚步声走到长廊的转角上时，我就尽力把装有伙食的铝制饭盒推向走廊，那个日本人则飞快地伸出手来，抓住饭盒，弄进他的牢房。当他们吃完后，又找个机会把饭盒扔回走廊这一边来。

由于不准阅读，更不许和其他人窃窃私语，为了排遣时间，我通常做些有头无尾的诗句。

别看我是小日本，

聪明绝顶举世惊。

偷偷潜进珍珠港，

美国军舰都炸沉。

悄悄横渡中国海，

上海香港一锅端。

老英老美睡得香，

被我抓住尚光身。

这诗总是越写越糟，完全不能付印发表，可是在我出狱去新加坡、缅甸、巴达维亚⁽³⁾之前，这些诗对帮助我忘记可怕的脚痛病多少起了些作用。每晚，我躺在黑暗之中，狱中死一般的寂静，我静静地听着狱中不知何处的一只老式挂钟，在整点和半点的时候发出的清晰钟声。我和关在巴丹和科雷希多岛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一样，从没有放弃重返自由的希望，总是憧憬着美国的飞机、战舰飞快地驶来。眼前想象的一幕幕画面有时就像是真的一样。但这一切都不能掩饰这样一个事实，我的身体状况正在迅速地恶化，我开始思考与死有关的事。我的心里一直盘绕着一句祈祷词，祈求神灵保佑我在美国的妻子和孩子，我深知他们正在为我的处境而担忧。如果我能出狱，我一定要写一本真实描述这一切的书。当时，我无法知道我在美国的亲朋好友们，正在竭尽全力争取把我列入交换美日战俘的美方名单中。在我离开大桥监狱前，一位新关进大桥监狱的中国人告诉我，上海传播着一个消息说，我和维克多·基恩因间谍罪已被处死。

一天，一位日本宪兵军官走进我的牢房，一定要我写一封信，说明我的“健康状况良好”。我对这个要求迷惑不解，不知道这是由于瑞士驻上海总领事，代表美国政府，要求前来探望我后产生的结果。日本鬼子拒绝了这个要求。但企图用向瑞士总领事出示我亲笔写的“健康状况良好”的信件，来回避外交上的麻烦问题。想到日本宪兵在理解美式英语上的低能，我写了一封信，用隐蔽的方法暗示我真正的健康状况，但是日本鬼子一定有懂行的顾问，他们六次退还了我的信，最后威胁要给我一点颜色看，除非我按照他们的意思写这封信。在我住进上海市立医院后，瑞士总领事告诉我，由于日本鬼子炮制我的“健康状况良好”的亲笔信用了这么长时间，使他猜测到了我的真正健康状况。

我最后变得如此的虚弱，当一天早晨日本宪兵军官来看我的情况究竟如何时，我仅能喃喃自语地说：“带我去医院……”。一天，当我几乎已失去希望，正准备迎接死神来结束我的痛苦时，我听见牢门口有一阵骚动，当牢门打开时，我的目光穿过走廊，看见两个日本看守抬着一副担架，一位日本医生跟随着他们。医生在我的手臂上打了一针后，说：“你现在去医院。”然后转身就走，由日本看守把我翻进担架。当他们把我从黑暗的监狱大楼里抬出来，走进明媚的阳光下时，我竭尽全力，把头转向阳光的一边。我的心脏由于过于激动，几乎停止跳动。市立医院的救护车停在那里，车门旁站着加德纳医生和我在新闻界的老搭档，《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加德纳医生和基恩仔细地看着我，好像是在证实他们是否见到了真正的病人——鲍威尔。在上海市立医院，当加德纳医生检查我的身体时，他说我和长期绝食的印度圣雄甘地⁽⁴⁾很相象。我说我的情况比圣雄甘地差得多，我既没有葡萄汁也没有羊奶，而圣雄甘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