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恐怖的大桥监狱

1941年12月20日，我第一次和臭名昭著的大桥监狱⁽¹⁾打交道。自同年12月8日日本占领上海公共租界以后，这里新近关押了不少美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这些人所面临的，只是日本人曾经在这所监狱里野蛮地对待原先关押的中国人的翻版，以及对其他东方人的不人道待遇的重复。如同纳粹德国在欧洲一样，日本人自以为本民族是“优秀的种族”，可以对其他民族为所欲为。

12月20日凌晨，约有六七个身着便衣的日本宪兵，来到我在上海都城饭店的房间，通知我说，他们奉上司命令搜查我的房间，这伙人中的翻译，负责与我对话，并指认我是《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和《大陆报》执行董事。这两家报社都在12月8日被查禁了。

他们搜走了我房间里所有的文件、信件和其他文字记录。自从我在报社的办公室被查封以后，我没有被允许再次光顾那里。但是我被告知日本宪兵频频地进入那幢建筑物内，取走大量的档案文件、办公记录，甚至挂在墙上的电钟也失踪了。

宪兵们搜查完我的房间后，一位宪兵对我说，我必须和他们一起去宪兵司令部回答一些问题。我们走下楼去，街上有一辆汽车正等着，一位宪兵突然问我是否在都城饭店的保险库里有我的保险箱，我告诉他们有一个，仅仅存放着少量的中国法币。清点完这些钱，一位宪兵说：“我们对钱不感兴趣，仅要你的文件和信件。”

我上他们的汽车，日本宪兵驾驶汽车穿过四川路桥，开进“大桥大楼”的院子里，我被他们带到三楼，引见给一位日本宪兵头子。“大桥大楼”位于虹口地区，与上海邮政总局仅隔二条街道，上海的外国人从不怀疑这地方是幢实实在在的监狱。当时，我被问及一些外国人的情况，这些人都在今天凌晨被捕带到这里来了。这位宪兵头子命令我把口袋里的所有物件都掏出来放在桌子上，然后放进一只大档案袋，同时标上我的姓名。除了一块手帕，他们不允许我留有其它任何东西，甚至吊裤带也不行。

一位宪兵填写一张印好的表格，问我一些包括国籍、出身地和出身年月的问题，还有个人简历，这些陈述结束后，他们要求我在这张表格上签名并打手印。

随后，我被带下楼来到底层，这里以前曾是商店布局，后来用木栅栏分隔开，改造成现在的监狱。当我的眼睛开始习惯黑暗时，我可以看见长长的一排排栅栏和被分隔开的牢房，也能听见轻弱的呻吟声。房间角落里放着一张粗糙的办公桌，桌后坐着一位官员，显然是监狱长，我先被带到他那里。靠桌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名录牌，大多数用中文写成，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英文名录牌，这些名录都写在一块块小木牌上，每块木牌上有个金属的钩子，钩在墙上。墙上还有一只沉重的金属环，上面串着许多钥匙，从小号的“耶尔”到6～8英寸长的大钥匙，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呈现出不祥的兆头。押解的宪兵把我带到牢房，打开牢门。这是上了双重锁的牢房，酷似好莱坞拍电影使用的道具，我被硬推进去。牢门的中间有一个6英寸见方的洞，通过这个洞，监牢的看守把伙食送进来。有时当被囚者破坏了监规，看守会命令这个囚徒走近门口，然后突然挥起拳头，通过这个洞猛揍在被囚者的脸上。如果被囚者在领受这一击时，犹豫不肯上前，那么他就更倒霉了。看守会打开牢门，把他拖到门外，在走廊上用木棍把他打得半死。

牢房里挤满了囚徒，空气令人窒息，连坐的地方也没有，最后还是一位美国同胞，名叫鲁道夫·梅耶（Rudolph Mayer），他认出了我，要我坐到他的身边去。梅耶有个兄弟是好莱坞巨头。他在二周前关进了这个监狱。我挤过拥挤的人群，来到梅耶坐着的那个角落。梅耶请坐在他身边的中国人挪动一下，为我腾出一点空间来，我在这牢房的角落里总算得到了一块舒服的栖身之地。我说“舒服”是由于我可以背靠墙地坐着，这远远比直直地站在牢房的中间强多了。

梅耶告诉我，他之所以可以腾出这块地方，是由于一位朝鲜人在前天晚上死于败血症。这位朝鲜人被日本鬼子用刺刀刺破了腿，得了败血症，在极度痛苦的状况下，悲惨地死去了。这眼前的一切不能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但是，我们仍然为得到一隅之地可供栖身而感到高兴，甚至以为得到了上帝的恩惠。梅耶告诉我说，他也许永远无法找出日本人逮捕他的真正原因，要么是日本鬼子企图敲诈他在好莱坞的兄弟。

关押我的这间牢房，约有18英尺长，12英尺宽，可以容许20至25人在地板上排成队坐着。但是在我关押后的几天里，这里竟超员关押过40多人，真是人满为患，因此，有好几个晚上，许多人必须站着熬过漫漫的长夜！

从那天早晨开始，一系列的审讯开始了，我的头脑一片浑沌。一位日本宪兵出现在牢门前，叫喊着我的名字，不久，伴随着一阵钥匙开锁的金属声，门栓咔嗒一声，门被打开了，这个宪兵要我随他上楼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宪兵审讯。

我被要求写出生平简历，按年月先后顺序一一写下来，重点是自1917年春天我来到上海后，这些年中我主要干了些什么。我不能确切说出写了多少次这样的简历，但至少不下十多次。审讯者很费劲地读完了我简历，然后把它翻译成日文，再向我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并记录在案。

大多数的审讯，都由一个名叫山本的日本宪兵中尉负责，他的英语水平不高，那位英语翻译也不过差强人意，后来另一个翻译也参加进来，据他说他在美国旧金山呆过许多年，他的妻子和儿子仍然还住在那里。

他们的审讯自1941年12月20日开始，一直延续到次年的1月，直至2月26日，都紧紧围绕着一个大体一致的问题，就是设法把我和美国、英国的“谍报网”联系在一起。曾经有一次我被直截了当地指控，从在上海的美国海军武官G．A．威廉斯（G．A．Wiliams）少校那里取得大量的活动经费。我不接受这个指控，但审讯者声称，他们截获了所有威廉斯的私人文件，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一点。我告诉他们我确实常常和威廉斯少校谈论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形势，就此地区异常的发展状况交换意见，但这仅仅是新闻工作的正常程序。同时我在采访过程中，从没有接受一分钱报酬的例子。

有一次审讯者告诉我，他们在威廉斯少校的办公室里发现一份记录，上面竟有我的名字，同时还有美联社的莫里斯·哈里斯（Morris Harris）、《大美晚报》的弗雷德·奥普（Fredopper）和伍德海德，都一一列在威廉斯少校的发薪名册上。有好几次，他们又试图把我和英国的间谍机构联系起来，可是由于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英国间谍的名字，他们的这项指控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1937年夏季，我曾去舟山群岛作短暂旅行，日本宪兵为此事也审问了我好几天。那次旅行结束回到上海，我写了一篇文章提请有关方面注意——日本军队先期占领这些岛屿，为以后在上海、香港之间的海军活动作准备的可能性。几个月后，日本海军真的这样做了。日本宪兵军官坚持认为这篇文章足以构成我充当“间谍”，直接反对日本海军的不容置疑的证据。位于上海南面的舟山群岛后来被日本海军用作攻击中国沿海城市及上海南岸的基地。

我猜想大多数美国、英国的新闻记者都会涉及同样提问，因为日本人以为所有外国的新闻记者，特别是特派记者都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代表本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日本便衣宪兵在日本东京和其他大城市里闲逛，对外国居民和旅游者进行秘密活动，他们总是随身携带某个日本报社的记者名片，以此作为掩护。

我的所有陈诉都由一位主审官记录下来，用日文记在日本规定使用的大张文稿纸上，这些文稿纸被打上孔，装订成册，我在最后一页上签字画押。我总是要求审讯者给我一份原稿的要点摘录，有几次发现他有意窜改口供。

我时常想到这些口供，大约有整整六大本，这些口供很容易被改动，因为可以变动页码或者被写有其它内容的文稿纸替代，只要附上最后那页有我签名画押的一张就行了。

我默默地承受着他们的审讯，不去抱怨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除非我的神经被折磨得不堪忍受时，才发作一下。如有一二次，日本宪兵提出一些荒谬透顶的问题，使我觉得十分恼怒，但我尽量控制着我的脾气。

我亲眼目睹一位非常残暴的日本宪兵军官，用他那厚而重的手猛抽一位中国女子的脸，直至她双眼红肿，睁也睁不开，脸孔淤血几乎无法辨认原貌。日本宪兵企图强迫她说出她丈夫的藏身之地。她的丈夫是大学教授，日本宪兵指控他犯有间谍罪。尽管这位中国女子遭受种种酷刑，虚弱得不能走出牢房，只能整天地流着眼泪躺在地板上，她还是拒绝透露她丈夫躲藏在哪里。

日本宪兵出示了大量过去发行的《密勒氏评论报》，时间跨度有好几年。审讯者提问一些与某些文章或某些段落有关的问题，所涉及的文章、段落事先已勾出来了。对于大多数文章，我都能讲出写作时的背景和场合。

审讯中曾发生一件有趣的事，当时一个日本宪兵出示不久前出版的一期《密勒氏评论报》，上面登载一篇有关上海被盗汽车批售的文章。这篇文章说被盗汽车被转售给日本军方，因为日军正在计划出征法属印度支那，因而购买这些被盗汽车。日本宪兵想了解我是从何处得到这些消息的。于是，我告诉他们这些消息来源于上海警察局和保险公司，但我拒绝透露此消息的提供人名单。我对这件事有特别的兴趣，因为窃贼偷走了我的汽车。

审讯我的日本宪兵拿出另外一篇文章，是从《纽约先驱论坛报》、《民族》杂志和《亚洲杂志》上转载来的。原作者名叫威尔弗雷德·弗利歇（Wilfrid Fleisher），他是在东京出版的《日本广告人报》的前任总编辑。内容谈到一位日军军官在日本东京阴谋推翻日本天皇，建立一个法西斯的独裁政权。日本宪兵坚持这篇文章是对日本天皇的污辱。在转载这篇文章之前，日本驻沪领事对此曾多次加以阻挠，要求不要刊登。作为日本领事交涉的结果，我专门在文章后附注说明这不是有意对日本天皇的污辱，但这显然不能使效忠日本天皇的日本宪兵满意，他们多次提出这个问题来审讯我。

他们还挖掘出另一篇从1932年出版的中国杂志转载来的文章，整整九年前的文章，内容涉及到“满洲国”皇帝溥仪，认为他是一个“傀儡的傀儡”。溥仪是日本天皇的傀儡，天皇又是日本军部的傀儡。讯问我的人坚持这篇文章是对日本天皇的大不敬。我提请日本宪兵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这篇文章的发表已差不多10年了，而且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写的评论文章。这样的解释同样不能使审讯者满意，无论如何，所有这类文章在日本都被圈定为同一类罪行——“危险思想”。最糟糕的是，一位编辑说了或写了一些被治安检查员认为是“污辱日本天皇”的话，就可以受审定罪。在每一个城市，大量的日本治安检查员受雇为一个目的检查报刊，无论是本国还是外国的出版物，是否有涉及天皇以及日本皇室成员的污辱言论。假如日本鬼子在他们预定的侵略程序中取得成功，“在白宫操纵和平”，那么数百名美国的编辑和漫画家，后果就不堪设想，因为日本鬼子有大量记录他们从事谍报工作的档案材料。

1937年以来，虹口在日军的控制下，大桥监狱的存在一直被当作高度的机密。我们相信有许多中国人从公共租界失踪后，一度被投入这个监狱，因为这里有大量的中国囚徒。几个关在这里的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关押在这里已有多时了，如此长的时间使他们几乎不能记起关押他们的真正原因。有许多被囚禁的中国人只是孩子，年龄不足15周岁，多半是高中学生。据说上海租界里失踪的俄国人也被囚禁在这里。

在这幢监狱里约有15间牢房，大多数牢房只在一面进出。这进出的一面，用每根直径六英寸的木棍作成栅栏，互相间隔二英寸。我关在5号牢房里时，曾一次又一次地数这些木棍达上千次。在牢房里已拥挤不堪的情况下，日本宪兵又押进12位外国人。他们主要来自英国，有《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特派记者维克多·凯恩，他在我被囚禁后不久，被关到这间牢房。

牢房里关了许多英国人，包括一些著名的商人，一位是道奇（Dodge）汽车公司中国办事处的经理。另一位名叫埃列斯·海伊默（Elis Hayim），是上海股票交易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的总裁。另一位年龄较长者名叫布赖斯特，与英国经济作战部有关系。一位20岁左右的小伙子对我说，他是英军原驻上海某部军乐队的成员。埃列斯·海伊默夫妇是上海社交界的名流，日本宪兵审讯他们夫妇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款待尊贵的格拉斯福特海军上将和哈特海军上将一次宴会的情况，出席宴会人的名单，并对所有出席宴会人的谈话表示出极大的好奇心。在日本，外国居民举行宴会时，警察常常跑来，询问仆人有哪些客人参加了宴会。

此外，有个名叫比尔·盖恩德（Bil Gande）的英国人，是一位酒类批售商号的经理，日本人也指控他是“间谍”，最后判了他八年监禁。盖恩德曾经在上海外国特别警察群中起着重要作用，可能正是这一层关系，日本宪兵怀疑他“是间谍，阴谋从事破坏日本帝国的活动”。

我后来得知，在不久以后驶往美国的交换战俘船上，另外还有些美国记者、商人和传教士，他们和我同期关在大桥监狱，只不过囚禁在其它牢房里。在这些商人中，有上海美国花旗银行的经理，苏柯尼真空油公司（Socony Vacuum Oil Company）的经理，胜家缝纫机公司（Singer Sewing Machine Company）的经理。后来，差不多上海所有的美国人，大约总共2500人，都被监禁起来，但不是全部关在大桥监狱里。

日本鬼子对所有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怀恨在心，在匆忙的逮捕过程中，不时犯下一些荒谬的错误。有一天，六个日本宪兵把一个怒气冲冲的英国人拖进我们的牢房。这位英国人的衣裤被撕破了，显示出他曾因拒捕，而与日本宪兵进行过撕打。在他变得稍微平静的时候，我移到他的身边，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我说他是受雇于上海电力公司的工程师，根本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捕。当他上楼第一次接受审讯后回到牢房，我注意到他脸上尽是迷惑不解的表情。当看守走到走廊尽头时，这位英国工程师转向我说：“我感到纳闷，这些残忍的家伙到底要干什么？我这一生从来也没写过涉及日本鬼子的东西。”此时此刻我才恍然大悟，日本鬼子把这位英国电力工程师抓起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的名字叫W．R．戴维斯，日本宪兵错误地把他当作英国《字林西报》老板R．W．戴维斯，一字颠倒，相距甚远，这情形真让人哭笑不得，因为日本人要抓的R．W．戴维斯正在香港。无论如何，W．R．戴维斯不以为这有什么好笑，他一直咒骂道，一旦日本宪兵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把他释放，他一定要暗杀掉几个“残忍的”日本鬼子。这件事发生后，日本人开始避免逮捕任何与公用事业有关的人，因为他们要维持城市服务设施的正常运行。

一位西班牙妇女，她丈夫在马尼拉银行当老板，关押在我们的牢房里有几个星期，被指控涉嫌与一家外国的商业公司合作，在上海购买所有市场上的奎宁并垄断奎宁的实际供应。但这位妇女声明她对此一无所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外国商人，发现自己的处境极度困难。他们无法履行原先交付商品的承诺，而他们已从日本人那里收到了预付款和合同保证金，并汇往海外。战争爆发后，他们的资金被“冻结了”，不能退还给原先的日本采购者。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几个月，几个星期，日本人已在上海投入巨资疯狂地抢购、搜罗所有有用的食物、药品、汽油、香烟、皮鞋、皮革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鬼子更是无条件地征用所有有用的东西，包括上海所有的机动车辆。当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对日本实行海上汽油禁运时，日本鬼子已大量购买了汽油，并秘密贮藏在上海地下的贮油罐里。许多与日本合作，战争爆发后又无法交货的商人，只能在日本的集中营里找到自己的归宿。

我们的牢房里除了男性外国人外，还有三位外国妇女，一位英国人，一位西班牙人和一位不幸的白俄姑娘。这位姑娘很快得了歇斯底里症，我们认为她出现这种症状得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她过去日常使用的海洛因毒品供应被取消了。上海有许多不幸的俄罗斯人，都有吸食海洛因的欲望，而日本人则常常用非常低廉的价格，使他们的这种欲望得到满足。有一段时间这间牢房也曾关押二三个中国女人。有一次，一位中国男人带着他三岁儿子被关进这间牢里，这小男孩整夜地哭泣凄惨动人，整个监狱都能听到。

尽管我对牢房里的拥挤状况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我很快发现这里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牢房里没有盥洗设施，马桶只是一只放在角落里的粗糙木桶，敞开着放在牢房里，臭气熏天。每天早晨，由一位被强迫从事这项服务的中国人拎出牢外去清洗一下。

女性被囚者不得不和男子共同使用这只马桶，于是外国男子常常将背对着马桶站着，为这些妇女构起一道屏障。最后，由于牢房里每个人的抗议，希望改变这种恶劣状况，女子终于被允许到楼上去上厕所。

当初我被告知，去大桥监狱仅仅是回答一些问题，很快就可以回去，因此我只带了件薄大衣，也没想到随身带条毛毯。这幢监狱大楼完全没有暖气。每天晚上9点，看守给牢房送来一捆毛毯，为争夺这重重的覆盖物，大家常常互相争抢，引起一片混乱。

后来，我看见被囚者自发地组成二至六人一组，互相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以便都能被一条毛毯盖着取暖，由于我们感到寒冷，从来都是穿衣睡觉的。

牢房里有各种各样的害虫，最害人的是体虱，俚称“虱子”，整个监狱有生灵存在的地方，就有它们的存在。由于狱中的被囚者大都病了，其中有几位更是生命垂危，我们自然联想到每个人都会死于某种流行病，特别是死于斑疹伤寒，这种疾病正在牢房里流传。我在狱外的一位朋友，想到牢房里虱子横行的环境，送给我一管药膏。宪兵看守不允许把药膏带入我的牢房，直到我当场试验，证明这不是毒药也不是毒品时，才获得他的同意。我后来得知这药膏是上海的美国法院的法官M．J．希尔米克（Milton J．Helmick）送给我的，我将终生不渝地感激他。一个法官送一管药膏给一个在押的犯人，这可能是第一个现代的范例。

日本宪兵对被囚者维持着蹩脚的医疗服务，通常是一个日本女护士跟两位低级军医，例行公事地偶尔来巡视一下。哪个囚徒发烧或得了什么小毛病，一律给几粒阿斯匹林，如果得了整个监狱中都在流传的疔疮，就用一种红色的类似红汞的液体来治疗。这类药水的使用，日本人倒显得十分慷慨。

我得了严重的手指感染症，手指比正常情况肿出两倍。我为得到医治而整整祈求了近两个星期，经获准我被带到楼上的医务室，一位日本助理医生在没有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用剪刀一点一点地把我手指的皮剪下来。在这位日本医生进行手术时，几个日本宪兵站在门口，对我由于痛苦而流露出来的怪模样显得幸灾乐祸。

那位女护士和她的助手每天来牢房，为几个中国囚徒治疗性病，是恶劣透顶的事。由于这些病例被耽误了许多星期，甚至几个月，这些男人们已处在绝望的境地。

监狱里到处都有传染病的媒介体——老鼠，这些老鼠胆大无比，在走廊里窜来窜去，日本看守只是跺跺脚吓唬一下，此外再也不干涉老鼠的活动了。有天晚上，一只老鼠从我的头紧挨着的隔墙木板洞里探出脑袋，用劲地拉扯着我的一撮头发，显然想用这些头发去营造它的窝。

在我被囚禁后不久，我的两只脚，特别是脚跟的骨头开始出现严重的疼痛，但外表没什么明显可见的症状，我把这种痛感和几乎不能穿上鞋子的情况告诉了日本医生，但他对我仅仅是一笑了之。牢房里所有的人都不准穿鞋，大家的鞋都堆放在牢房外面窄长的走廊里，每当因为提审或其它原因要走出牢房时，就会出现因为找不到自己的鞋而抱怨的情况，最后不得不凑合地穿着不知是谁的鞋。我们必须赤脚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我们的袜子早已变成碎片了，第二天早晨两脚常常冻成青紫色。

仅有一次，我成功地得到日本女护士的恩准，在我脚上涂抹了一些碘酒，但这对我的脚痛根本就没起什么作用，这疼痛感一天天的剧烈起来。其它几个人也为脚疼大叫起来。当时，我不懂得这是因为我们在监狱里营养不良造成的。加上我们常常被罚作长时间的“日本式”盘腿坐，这种姿势妨碍了人体血液循环，无疑是引起疼痛的另一个原因。

我们在监狱里的伙食太恶劣了，就是一个日本苦力也不会乐意瞧上一眼。早晨有碗米粥，由于喝下去能使人有一阵暖意，让人以为得到了真正的美味佳肴。中午和晚上则是一碗米饭，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咽下这碗像石头一样又硬又冷的米饭。通常饭碗里带有三只干青鱼头，这些干鱼头一看就知道是每星期准备一次，而且是随意放在走廊或庭院里晾干的。

外国被囚者几乎没有人能吃下这些伙食，于是我们拿它和几位中国孩子做交易，用我们的米饭换得他们同意，每天在我们的内衣裤里抓虱子。不久，这些中国孩子创造出一种博彩的方法，就是以外国人的内衣裤里被捉的虱子数量比胜负。

这种交易使我们每天仅吃一碗米粥，显然不能满足我们在精神和肉体上的消耗。当然这种交易是大家都满意的。这也是后来脚气病日多的主要原因。

感谢狱外朋友们的努力，我们终于吃到了一定数量的西餐，主要是三明治。日本鬼子不允许任何罐头食品进入监狱，但是由于那些狱外的朋友不了解这些规定，不断地送肉、鱼、水果罐头到狱中，结果都被我们的看守大人吃了。我们不幸的疼痛，主要归因于缺乏肉食品和新鲜蔬菜。

不过，这些狱外送进来的食物，即使到了我们手中，也很难吃下去，因为饥饿的中国人坐在一旁，眼瞪瞪盯着我们。许多次，我把三明治撕成十几份，分给他们吃。由于日本鬼子不允许中国人从狱外朋友那里获得任何东西，曾有一二次因为食品问题，在狱中引起了大骚动。

最令我们气愤的一次发生在圣诞之夜，当时狱外的朋友送给我们一只烤火鸡。但我们在牢房里仅得到一些零屑碎肉，当我们对看守人抱怨时，他走过来解释说，他们不能允许骨头带进牢房，因为被囚者可能用这些骨头作为武器互相斗殴或攻击看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