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日本人的“效率”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后的两三天，在我逗留的都城饭店的布告栏上张贴了一张告示，要求所有居住在这里的美国人到饭店的会议厅里集中，“讨论上海被占领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布告由指挥占领上海的日本军官亲署。这件事使我惊奇而困惑，日本人在用军事实力控制这个城市的同时，竟然还乐意召开会议来“磋商”问题。

整个都城饭店仅有二十几位美国人，包括几位美国新闻记者出席了会议，我们对这次会议的好奇心很快有了结果。整个会议厅里尽是些日本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一旁还有几位来自日本军方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的官员。主持会议的日本军官在宣布会议开始后，就要求一位美国人发言。这位在虹口拥有一家小工厂的老板，站在那里令人作呕地美化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公共租界时的办事效率和宽容态度，他甚至还赞誉日军对美国总会成员的悉心照料。事实上，这些美国总会的成员是在二小时之内，被日本军人赶出门外的，而我这位美国总会的成员更是只有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急急忙忙地把几件随手可取的东西塞进手提箱里逃出美国总会，当时，我不得不放弃所有的衣服、大量的象牙雕刻和其他艺术珍品，包括一些稀有的蒙古和西藏地毯、锦缎、宝石。这些珍宝是我去远东和俄国进行新闻采访时收集的，已珍藏了许多年。

我的这位美国同胞大肆吹捧日本人，几乎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我们这些听众对他的真正目的产生了疑虑。我静静地一言也不发，心想他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出卖给了日本人，以求得他的工厂不被没收，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他讲话时，在场的日本记者认真地做着笔记。他坐下前，日本人频频为他拍照，每一个在场的美国人都作为陪衬，被一齐照了下来。

会议主持人要求其他与会的美国人谈谈各自对这次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的看法。不言而喻，日本人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美国人对他们占领上海公共租界的赞同看法，好让日本的新闻机构拿去向日本本土及海外进行广泛宣传。眼前的一切使我想到成千上万在上海、中国的沿岸港口城市，菲律宾和远东其他任何被占领地区的美国公民、军人和文职人员，为他们注定的厄运而担忧。我很清楚地了解日本人1931年至1932年间在中国东北三省的罪行，以及1937年来种种残忍的真象。但和其他外国人士一样，我曾经也这样想过：“他们不可能也这样对待我们。”我也确实听见一位有身份的英国绅士在和一位日军官员争辩时这样说过。可悲的是这位绅士和那些很有名望的英国人，都被日本军人从外滩的英国上海总会里赶了出来。

都城饭店的会议刚结束，有位日本军官认出了我，大声喊道：“鲍威尔先生，你怎么还留在这里？我们以为你已经和伍德海特（Woodhead）先生一起离开这里了。”（伍德海特是一位著名的老资格英国编辑和批评家，在上海《大美晚报》任专栏作家，珍珠港事变后藏了起来）。据说他放风说，如果日本人试图抓他，他会义无反顾地去自杀。我也认出了这位日本军方发言人办公室的官员，对他说：“没有，我仍然是一位新闻记者，并且决定待在这里看完这场戏，我想你不会做出比枪毙我更糟的事吧？”但是不久，我发现日本人可以做出比枪毙人更糟糕的事。珍珠港事件以后，遍布远东各地的无数个集中营里，关着成千上万个美国人和英国人，日本人用饥饿手段和严刑拷打对待俘虏们，使得他们宁可死去一千次，也不愿忍受种种非人的待遇。

此时此景，使我联想翩翩。那是在上海被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几天里，当时我仍然可以自由行动，一系列印象深刻的事件和插曲有条不紊地显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几天白天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度过的。首先与钱有关，我当时发现我的口袋里仅剩下几块钱，于是我来到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我个人和报社在这家银行开设了帐号。当我走进这家银行时，我发现在日军占领上海的形势下，外国人、中国人和我有同样的见识。排队取款的人流排成长龙，横跨过几条大街。构成这条人流的不仅仅是美国人，还有大量其他国籍的人，主要是俄国人、瑞典人、葡萄牙人和犹太难民，以及中国人，所有这些人都以为美国银行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银行更安全可靠。

排队花了近五个小时，我总算到达花旗银行的门口，取款人分成12人一组，一组一组地经允许进入银行。最后当我被允许进入规定的办公室取款时，我看见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三位美国高级职员麦凯（Mackay），里德（Reid）和贝茨（Bates），他们把手插在口袋里，神色黯然地站在那里。两个日本人坐在办公桌后，银行帐册翻开着摊在他们的面前。其中一位美国高级职员轻声对我说，这两位日本人曾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驻纽约办事处受过专职训练，“了解”美国银行业的操作程序。这两个日本人对银行工作是如此的熟悉，我甚至猜想到当年他们是为了“钻研”美国花旗银行，被专门“种植”到纽约的。一位日本人向我解释道，他们允许所有雇有中国劳工的公司提出一定百分比的公司存款应急，“以便保证工人们离开大街”。日本军方显然希望避免由于饥饿而骚动的劳工上街，造成局面混乱的状况。“回到家里去，回到农村去”，这项命令差不多涉及所有的工商企业，造成这些工商企业中的一部分不得不停止营业，继续营业的也被迫减少经济活动。外国人办的公用事业企业，包括电力厂、自来水公司和电话系统都得继续运行——自然是在日本人的监视下运行。

日本的所谓银行“清算人”又宣布，美元存款一律不得提取。由于大多数存款人为避免急速贬值的中国法币引起经济上的损失，把他们的钱兑换成美元存入银行。不得提取美元的命令宣布以后，引起了极大的骚乱。以后日本和汪伪政府又宣布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在规定的时限失去流通的作用，另由汪伪政府的银行发行新的货币替代，新旧货币的兑换率为2比1。可是不久那些在日本印刷、模仿法币的伪币暴跌至40比1美元的兑换率。

在日本军队侵占上海前，我在一家俄国人开的西服店里订制了一套西装，谈妥定价为150元中国法币，大约值50美元。五个月后，我从被囚禁的牢房里释放出来，乘坐第一艘交换战俘船离开的前夕，当我再去取这套西服时，价格猛涨到2000元中国法币。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几个月，上海经历的通货膨胀，就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当时德国的许多大城市物价暴涨。在我从日本集中营里释放出来，作为一位病人住进上海市立医院时，天主教方济各会护士长海伦嬷嬷告诉我，医院所需用品价格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上涨。比如，一加仑消毒用酒精值600元中国法币；每盎司碘，在市面上还能买得到的时候值1000元中国法币；而各种磺胺类药物则完全看不到，无论多少钱也买不到。

最严重的问题是输血用的血浆供应难以保证。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在上海驻防12年以上，被视为几乎是上海以及中国的唯一健康血浆的提供单位。上海及沿岸港口城市，甚至内地的医院，只要是飞机能抵达的地方，都习惯使用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官兵供给的血液。他们志愿献血，报酬是每次50元中国法币或15美元，献血者都作过健康和血型检查，他们的血构成整个社会所需要的有价值的“血库”。

但是当形势变得危急的时候，海军陆战队第四团被调防到马尼拉（后来投入了巴丹和科雷希多岛的战斗），上海没有其他输血用血浆的供应渠道了。我是不幸面临这种糟糕状况的第一人，当我从日本监狱里释放出来转到上海市立医院时，立即输血对我当时的情形是非常必要的，医生最后找到一位乐意为我输出一定数量鲜血的美国同胞。两星期后，当我必须接受第二次输血治疗时，无论如何努力，我的那位美国同胞还是下落不明。加德纳医生（Dr．W．H．Gardiner）和其他医生再三联系，最后找到一个乐意献血的英国人。第三次是俄国人，他的血在我的血管里引起强烈的反应。在我离开上海市立医院的第四次也是在中国的最后一次输血，向我输血的是位中国人。这使我产生一个印象，我几乎是这世界上唯一融合了各国血缘关系的人，因为我的血管里确确实实地流着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和中国人的血。我返美到达纽约，住进基督教长老会医院，为我治疗的梅莱尼医生（Dr．FrankL．Meleney）和韦伯斯特医生（Dr．J．P．Webster）给我做了另外两次输血治疗，由医院自建的大型血库提供血浆。梅莱尼医生向我保证，从种族及国籍的角度看，这些血浆已不分彼此，献血者都是“匿名者”，同时科学检测的结果显示输血的效果完全一致。

在中国建立血库是个十分困难的问题。首先，由于中国传统的偏见，反对抽出自己的血，中国人相信抽出的血液是不能复生的。其次，中国物质条件如此贫困，长期的战争，缺乏维持健康的食物，疾病的流行，特别是疟疾和肠胃病流行，这一切使得寻找数量充足的健康的供血者成了件困难的工作。上海的医生发现在犹太难民中存在着同样糟糕的健康状况，这些犹太难民在希特勒控制的欧洲集中营，已长期经受了纳粹分子的迫害，如今来到上海，又被迫忍受东条英机⁽¹⁵⁾的特务进一步的迫害。

【注释】

(1)复旦大学的创始人是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创建于1905年，李登辉是第二任校长。

(2)“坦慕尼策略”（Tammany Tactics），指以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竞选成功。最初得名于纽约一民主党组织“坦慕尼协会”，该会常以暗中操纵选举出名。

(3)极司菲尔路（Jessfield Road），即今万航渡路。日伪占领上海后，曾在该路76号设立特工总部，专司绑架，暗害爱国人士，被称为“人间魔窟”。

(4)吴四宝，又名世宝，号云甫。江苏南通人，生于上海。在日伪统治上海期间，出任日伪特工总部警卫大队长，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后因内讧，被日军宪兵队除掉。

(5)大美晚报，系美国侨民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创刊于1929年4月。主要刊载国内外电讯与要闻、各地通讯、本埠新闻等，另辟有副刊，在上海英美侨民中较有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办，后转至重庆继续出版。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6)赫斯特报系（Hearst’s），由美国报业巨头W．R．赫斯特（Wi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创办，曾拥有25种日报，11种星期刊和多种杂志，以轰动性新闻、醒目的版面和低廉的售价著称。

(7)巴尔干战役（Balkan Campaign），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东南部，是欧、亚、非三大洲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意法西斯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先后侵占半岛国家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并强迫其参加德、意、日军事同盟，成为法西斯德国的附庸。1941年春，德国又对不愿屈膝投降的南斯拉夫和希腊，悍然发动军事进攻，占领了这两个国家，从而完成了整个巴尔干战役，控制了这一地区。

(8)1941年5月20日，德国以空降作战为主，大规模进攻位于地中海东南部的英军重要基地——克里特岛，经10余天激烈作战，双方损失惨重，最终以德军占领该岛结束。从而德军以此为基地，北可以控制巴尔干南部，南可以进攻埃及和苏伊士。

(9)“八点宣言”（Eight Point Declaration），又称《大西洋宪章》。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1年8月14日在大西洋纽芬兰海面美舰“奥古斯塔”号上会谈，商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等问题。会后发表联合宣言，全文八条，主要内容是：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努力促使所有国家取得世界贸易和原料的平等待遇；促进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公海航行自由；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放弃使用武力等。

(10)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瑞典探险家，在50年的探险生涯中，多次在我国西藏、新疆和广大中亚地区进行考察，收集有关地质、古生物、考古、动物、气象等方面的资料和情报，并有多种著述问世。斯氏崇尚武力，支持纳粹德国的对外侵略政策。

(11)都城饭店（the Metropole Hotel），在今上海福州路、江西路口，即现在的新城饭店。

(12)华懋大厦（the Cathay Mansion），即今茂名南路上的锦江饭店北楼。

(13)维希政府（Vichy Government），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于1940年6月占领巴黎后，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宣布投降，成为傀儡政权。同年7月1日，傀儡政府迁至法国中南部城市维希，故又名“维希政府”。曾追随德国参加侵苏战争。1944年8月垮台。

(14)《上海问题》（“The Shanghai Problem”），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1937年版。——作者原注

(15)东条英机，日本战犯，系发动侵华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曾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参谋长，参与“九一八事变”。后任日本首相，兼陆军、内务、外务和军需大臣及陆军总参谋长等职。1945年日本战败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