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历史断线了

1941年12月8日凌晨4时许，我被窗外传来的类似三四只大爆竹的爆炸声所惊醒。此时我并未意识到，这爆炸声标志着自1842年以来存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国际性城市——上海已经走到了末路，即将最后陷落。

爆炸声似乎从我居住的美国总会对面的街上传来，距外滩大约有两条马路。这条街跟黄浦江平行。

继此之后又传来几声爆炸，我感到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自然应该去调查一下。于是我匆匆穿上衣服，奔下楼去，来到前门。这时那个白俄看门人惊叫道：“日本人来了！”

我奔向外滩，一路上赶过另外两名记者，他们也住在那总会里被炸弹声惊醒，但是在我们还没有到达外滩时，就被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水兵拦住，他用上着刺刀的步枪对着我们，我们只得退回到旁边的十字路口。这时，我们才发现所有通往外滩的道路都有武装的日本兵把守，他们一步一步向商业区中心布防和推进。

整个江边突然被一片大火照亮，这使我们更想看个究竟。有人主张爬到紧靠外滩的一幢高楼楼顶上去，大家同意了。结果发现大火烧自停泊在公共租界前黄浦江上的一艘船上。另有两处似乎浮动的较小火堆，后来看清了是两艘燃烧着的游艇。靠近熊熊燃烧的那艘船附近，停泊着数年来一直在扬子江巡逻的美国军舰“威克”号（Wake）。

“威克”号被照得通亮，船上一片忙碌景象，看上去好像一个活跃的蜂房。不久，又赶来一些新闻协会的记者，他们告诉了我们最新消息：日本人已进攻珍珠港，摧毁了港内的美国舰队，并且已向英美宣战。现正在进占上海。

江上那艘冒着大火的舰只是英国炮艇“海燕”号（Petrel），在此之前，日本人派出一艘驱逐舰，停泊在“海燕”号附近，要它投降。于是水兵就用炸药自爆，让它沉没江底。“威克”号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直迷惑不解。“威克”号上载着一队刚刚退役的美国海军水兵，他们曾在上海驻防。但在此之前几星期，他们又被召回服役。

在上海的外国人中谣传说，美国人在“威克”号上安装着炸药，倘一旦遭到日军进攻，他们也打算引爆沉船。

“威克”号上原来的官兵，跟包括第四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内的其他所有美国士兵一起，几天前奉坐镇菲律宾的海军上将汤姆斯·查尔斯·哈特（Thomas Charles Hart）之命移师马尼拉。哈特将军是位潜艇专家，我们给日本舰艇以毁灭性打击的潜艇战役有他的卓越功绩。他自海军退役后，便被他的家乡康涅狄克州选入美国参议院。

日本人进攻之前，驻沪美国海军指挥官是威廉·格拉斯福特（Wiliam A．Glassford）少将，他把“威克”号除外的所有美国内河船舰都派往马尼拉。这样做有点冒险，因为这些船不适应海上航行，万一遇到台风就会翻覆沉没。

“威克”号上大约有25名船员。我们感到奇怪，为什么英国人自沉“海燕”号，而他们却没有采取任何抵抗行动或炸沉自己的船只？后来我们才知道，“威克”号是奉美国领事馆之命，留在上海进行无线电通讯。

另外，我们又听说，“威克”号上的美国船员大多数跳入水中，游向泊在港内的一艘巴拿马货轮。巴拿马货轮上的水手，将他们一一隐藏起来。

日本人在“威克”号上缴获了一套价值昂贵的无线电通讯设备。

日本报纸以及亲日的华文报纸，曾大肆鼓噪缴获这艘美国船只的“赫赫战功”，人们读了这些报道后，无不以为“威克”号是艘万吨级巡洋舰，而非仅几百吨的炮艇。后来日本人把“威克”号编入自己的海军，更名为“田乐丸”。

那天上午10时，日本人对上海的军事占领，已扩展到大部分地区。显然，日本人马上会控制整个通讯系统。我作为无线电通讯社的负责人，催促记者们尽快将新闻稿发出，以免到时想发也发不出去。我自己身体力行，把新闻稿迅速拍发给伦敦的《每日先驱报》，还帮助其他一些未在场的记者发稿。

无线电通讯社属于美国几家大报集团，专事无线电发送新闻稿。世界各报纸获得的日本占领上海的消息，均出自此通讯社，因为其他的电讯机构和电台，这时都已被日本人控制，无法播送新闻消息。整个城市已被“密封”，唯有一个“缺口”，那就是无线电通讯社通往马尼拉及旧金山的线路。

此外，上海还有一座美国人的电台，尚未被日本人破获。它设在美国领事馆内，供官方通讯使用。日军派一个班去接收时一名正在值勤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见状赶紧关上大门。日本兵一时无法进入美领馆，便用枪托狠砸门板，由于情况紧急，这个陆战队员只得操起一根大铁棒，把这个电台打得稀巴烂。

我得空抽身离开通讯社，匆匆赶往自己在《密勒氏评论报》的办公室，因为我知道，同一楼内的《大陆报》和本报十分可能是第一批引起日本人注意的报纸。报社的中国籍职员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忙得不亦乐乎，赶在破晓之前把那些因禁运而变得身价百倍的打字机，一架架的搬走。

中午未到，日军开进了《密勒氏评论报》所在的大楼，在所有的房门上贴了封条。我决定回美国总会自己的房间去，静观事态的发展。

没等多久，10时刚过，一个仆役仓惶地奔到我的房间，十分紧张地说，日本水兵已进入底楼门厅，命令楼内的所有人，在二个小时内离去。由于美国总会一向是美国人的社交活动中心，所以像美国商会以及别的机构组织也都设在这里，现在日本人一声令下，强迫人们突然撤离，当然带来了一些棘手问题。

许多人住在那里已有多年，此时被勒令离去，不免怒气冲冲地装点行李，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箱袋来装东西，只好遗弃不少。我便是这绝大多数人中的一个。

将到中午时分，二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来到我的门口，他们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枪尖在肩头上闪亮。这两人喝得醉醺醺的，还抱着从总会酒吧间抢来的许多瓶啤酒。进入我的房间后，他们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舒舒服服地坐定，又开始喝酒，并命令我赶快离开。

日本人知道他们在上海需要的是什么，而且下手时毫不留情。英籍印度百万富翁维克多·沙逊爵士的所有财产，包括旅店、办公楼、公寓等，均以“充公”的名义落入日本人的手中。跟上海公共租界历史一样悠久的英文大报《字林西报》，也遭查封。

一些公用事业，如美商上海电力公司和上海电话公司，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和电车公司等却没有遭到骚扰，因为日本人想接收一个“活”的上海，但英商上海公共汽车公司却未能幸免，日本人进驻上海后，一开始很少干涉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行动。后来，曾有人看到一小队日本兵押着一个外国人在街上走，估计是去1937年被日本人占领的虹口地区的某个拘留营。这种现象到了12月20日以后就司空见惯了。

美国外交人员和领馆人员起先被集中在市中心的都城饭店⁽¹¹⁾二楼。几天后，又被送到沙逊集团所属的华懋大厦⁽¹²⁾，一直住到“格里斯荷姆”号战俘交换船开航时，才被遣返美国。但是英国使领馆人员，却被获准暂留在外滩的领事馆内，或者住到华懋饭店也可以。在美国人被遣返二个月后，英国外交和领事馆人员才被遣返。

有家过去一直亲日的英商日报《上海泰晤士报》，此时公开变成了日本人的报纸，表面上仍由其业主E．S．诺丁汉主编，实际上权力全握在一个日本军官手中。美商《大美晚报》经日本人接收后，言论也立加“改正”。该报业主C．V．斯塔尔当时在纽约，上海方面由业务经理乔治·布鲁斯（George Bruce）主管。布氏在日本军官的督视下，勉强把报纸维持了几个月，后来突然被抓，关在一个拘留营里。据同狱的几个美国人说，日本人截获了布氏偷偷写给他妻子的一张字条，于是把他弄到另一个拘留营去审问，他在那里被关了2个星期后，又押回到原集中营，不久便死了。

1937年以后，日本人控制了上海虹口工业区，上海大部分公用事业机构也在那里。这时，他们又接收了公共租界的其他部分，从而便把整个上海，除法租界外，完全握在了手中。上海公共租界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工部局董事会，原由5名英国人、5名华人、2名美国人和2名日本人组成。1941年4月，董事会进行一次特别选举，改为3名英国人，3名美国人，3名日本人，1名德国人，1名瑞士人，1名荷兰人和4名中国人。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人撵走了董事会中的英美人，用德国和意大利人代之。至此，日本人在上海完全站稳了脚跟，大肆掠夺这一跻身于世界上最富行列的城市，同时也是东亚大陆上最主要的港口。他们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在日本人没收的财产中，有若干家外国银行，如美国纽约花旗银行上海分行（The Shanghai branches of the American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大通银行（the Chase Bank）、英国汇丰银行（the British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麦加利银行（Chartered Bank of Australia and India）。

美国花旗银行经理J．A．麦基被拘押后，银行业务完全操纵于日人之手，非经二名日本军官的核准，都被视作无效。这两人原在横滨正金银行纽约分行工作过，熟悉美国的银行业务。

任何现金（包括美元和英镑）都不得提取，只能提取中国法币以应付急需的薪津发放。对于英国银行，情形也相同。

日本人宣布说，所有外国银行都要予以清理，并且不准营业。这种局面，对上海经济生活的影响，真是可想而知。

中国人的一些大银行，如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起初只是业务受到限制，但最终还是未能幸免被日本人接收，只是后来又移交给汪伪政府，在日本人的幕后控制下继续运转。

中央银行被改为中央储备银行，成了汪伪政府的主要金融机构。上海沦陷后不久，伪中央储备银行就发行新币，其价值比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高出一倍，1元伪币可兑换2元法币，使原来由国民政府发行的钱钞严重贬值。

当时，和日本人的一切交易业务，均须使用一种所谓的“军票”（Military Yennote）。这种钞票看上去和日币差不多，但没有编号。显然，日本人打算今后哪一天废止这种钞票，或者任其贬值。日俄战争中，日本人和俄国人在中国的满洲土地上打仗时，就曾这样做过；当时日本人在东三省购物时都使用这种所谓的“军票”，战后这些钞票都变得一分不值，此后几经交涉，日本人才同意以几分钱兑换一元，然后予以全部销毁。现在，日本人又故伎重演，在刺刀尖下用“军票”购买了中国的棉花、食品及其他产品。

上海的金融状况，自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有很大的改善。现在，上海在日本人的把持下，情形又变得复杂起来。但一些规模较大的金融机构都不顾禁止使用英美货币交易的法律规定，仍然按照一定的汇率用美元或其等值货币结算。中国人经营的钱庄，也全不顾此禁令而用美元做生意。

1942年6月，我离开上海时，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新钞，黑市汇率为40元兑1美元。而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央银行的法币，却一直稳定在3元兑1美元左右。

我的一个朋友随“格里斯荷姆”号第二航次回国。他说，他曾在上海黑市，用100美元换了1．6万元新币。

1942年末，日本人宣布取消公共租界行政机构，把租界交还给南京汪伪政府，并且还通过德国向法国维希政府⁽¹³⁾施加压力，迫使法国把和公共租界几乎同样悠久的法租界交还给南京汪伪政府。上海一向流行这样一个说法：在欧洲国家中，法国将是最后一个把其在东方的财产“移交”给东方人，“英美人心肠软，会妥协，而法国人决不会让步。”出于这种看法，许多英美人都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了法国人的名下，以求“庇护”。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公司所有的一幢现代化大厦“发展大楼”，由美领馆和美国在华法院租用已有多年，但为了防止给日本人抢去，遂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数周，转让给了一家法国（维希政府）公司。尽管如此，日本人占领上海伊始，就把这幢大楼连同美领馆和法院，以及它们的财产，攫为己有。倘若说日本人对法国人原来尚有一些尊重的话，那么，中南半岛事件之后，日本人就完全对法国人撕破了脸皮；法国维希政府把其在法属印支半岛的势力范围“出让”给日本人后，日本人立刻就将其作为自己入侵英国在南洋地盘的基地。

日本人把占据上海近一个世纪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赶走，从理论上来说，是把这个城市归还给了南京伪政府，但与此同时，自己却仍然依靠武力占领着上海，而且并不允许汪精卫政权在市政管理上发挥职能。鉴于外国人在这一中国最大港口拥有财产的程度，“上海问题”的最后校正，将成为战后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美国人在沪的总投资约为2．5亿美元，英国人拥有更多的实业，因此投资要比美国大得多。在日寇占领前后，由于英美等国在华享有治外法权，因此许多较大的华人工商企业，也都以外商名义登记注册。一旦停战之后，对这些行业的清理，以及损失补偿等，势必要使某个国际委员会花费多年的精力。

美国教授小威廉·克兰·约翰斯顿博士（Dr．Wiliam Crane John Stone Jr．）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上海问题》⁽¹⁴⁾。在这本书中，他以314页的篇幅，专门研究如何解决困惑着中国人和西方人达半个多世纪的“上海问题”。书中探讨了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但大多数都被认为行不通，后来他写道：“当然，总会有某个国家会‘接’下外国租界的”。事情确实被言中，但这显然不是解决“上海问题”的一劳永逸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