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纳粹德国的魔影
要是一个人能预知将来，六个月、三个月、一个月，哪怕是一天也该多好啊！
几乎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同时，日本人开始在上海外滩登陆。三年多之后的今天，再来阅读当时上海报纸，可以看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许多迹象。可是那时无论是读者还是编辑，均未意识到他们潜在的悲剧。
当时报道中最具重要意义的一件事，可能是关于大量德国纳粹分子涌入上海，他们中许多人是被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驱逐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魏德曼上尉（Captain Fritz Wiedemann），他原是德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并担任过希特勒的狗头军师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助手。魏氏于1941年10月初抵沪。据德国新闻机构的报道，他将出任驻天津总领事一职。从表面看来，和他在旧金山的职位相比，他的地位似乎降低了，但实际上这却能促进纳粹的宣传活动及宣传家们从欧美地区转移到古老的东方，再从东方流回西方。像魏德曼这样能干的人才，终不会埋没在中国北方这个小小的港口城市里。
魏德曼嗜好戏剧，这次他来东方也富戏剧化色彩。在一次会见记者时，他宣称，英国人给了他通行许可证，然而又可能会不遗余力要逮捕他，因此他曾设法搭乘日本轮船偷偷离开旧金山，可被美国当局察觉带上岸，“护送”到纽约，然后和其他纳粹分子一起乘一艘特派船遣返德国。他在德国没待多久，突然在纳粹的拉丁美洲基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现，据说是乘一艘潜水艇到达那儿的。魏在布市登上一艘驶往东京的日本船，随身带着大大小小许多公事包和衣箱，里面装满了各种文件，准备带给纳粹驻东京大使和纳粹在远东的其他外交使节，其中包括德国派驻南京汪伪政权的外交代表赫尔·M．菲舍尔（Herr M．Fischer）。
魏氏抵沪后不久，他去天津担任这一无足轻重职务的原因，便暴露无遗。原来希特勒向东进攻，日本向西出击之后，纳粹便希望苏联早日垮台，并且正在准备建立一个政治组织，配合预期中的日本从满洲出兵进犯外蒙古和西伯利亚。日本一直在天津训练一支白俄“军队”，用于西伯利亚远征。这支俄国军队可能有两个团，兵员来自华北和满洲的俄侨中，名义上由老哥萨克将领阿特曼·谢苗诺夫统领，他自俄国革命以来一直在日本人那儿领取薪金。
魏德曼来到上海，人们一眼就看出这是纳粹在远东的外交攻势，旨在化解英美逼迫日本撤出中国而做出的努力。希特勒早就按照日本人的意愿，从蒋介石首脑机关撤走了全部德国军事顾问，还从外交上承认满洲国傀儡政权和南京汪伪政府。魏德曼于9月27日，在东京参加了反对第三国际协定签字一周年的纪念活动。10月中旬，又和在日的3000多名德国专家会商，这些专家主要来自墨西哥和其它拉美国家，其中有驻中国和日本使领馆的增派人员。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人，则准备在日本政府内特别是内务省，担任要职。德国宣传家们一抵达上海便公开接受采访，然后用英语把采访内容登在上海纳粹宣传喉舌上，预言华盛顿的日美会谈“肯定破裂”。
英国试图阻止纳粹特工和宣传人员从美国西海岸的港口城市，主要是旧金山，流入日本和中国，曾派出一艘军舰在横滨外海拦截“浅间”号日船，并带走了几名自美国和南美来的纳粹高级官员。但由于东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英舰只得把大多数人交还给日本。期间，德国驻东京的大使欧根·奥特（Eugeneott）也在幕后参与日方的抗议。
取道日本秘密抵达远东的著名纳粹人员中，有原驻纽约总领事，而今将出任驻沪总领事的约翰纳斯·博尔歇斯博士（Dr．Johannes Borches），另一位是瓦尔特·富克斯（Walther Fuchs）他来得稍早些，并在天津建立了纳粹白俄组织。据报道，他的根本目的是要在华北和外蒙古煽起反苏活动，然后在亚洲建立起轴心国的卫星国，将来苏联垮台后，这个卫星国可以成为日德之间的联系纽带。日本和英美爆发战争后，德国也想接管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并且对各部门的人选安排也作了布置。
和公共租界仅一街之隔的汪伪政府管辖的华界内，有一个包括德国学校、纳粹训练所和电台等的纳粹“中心”区。魏德曼抵沪后，在这个中心区召开了一次远东地区全体纳粹高级官员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德国驻汪精卫政府公使菲舍尔博士，驻泰国公使恩斯特·文德勒（Ernst Wendler），以及驻沪代理总领事克里斯蒂安·青塞尔（Christian Zinsser），后者曾因在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搞纳粹阴谋而被驱逐出境。出席会议的还有梅辛格上校（Colonel Meysinger），据说他是盖世太保的一个高级成员，来远东有特别任务。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数周内，还有一些不太重要的纳粹分子和宣传人员陆续抵沪，如克劳斯·梅纳特（Klaus Mehnert），他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在檀香山的夏威夷大学任职，另一方面长期担任纳粹的秘密特工和从事宣传。梅纳特来上海不久便创办了一份他取名为《二十世纪》（The Xxth Century）的英文杂志。他本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在创办这份纳粹杂志之前，谁也不曾怀疑到他是德国人。C．弗利克（弗利克施德格尔）（C．Flickor Flick-Steger）是另一个有名的纳粹宣传家，在美国读过书，许多人认为他是美国公民，这次是取道布宜诺斯艾利斯、旧金山、檀香山和东京来上海。弗利克在德国时当过几年卡尔·冯·维甘德（Karl Von Wiegand）的助手。维甘德是赫斯特报系(6)在柏林的著名记者，也到过上海，在国际饭店住了好几个月，采访远东政治消息，每周发给赫斯特通讯社。冯·维甘德广泛结识德日的官场中人物，几乎每天都能从东京外务省获得消息，捷足先登抢发报道。其女儿嫁给一个客居上海多年的德国医生。弗利克还主管着纳粹在上海的XGRS和XHHB电台，用中英文广播。英语新闻的主要评论员兼播音员是赫伯特·莫伊（Herbert Moy），他是一个出生在纽约，并在纽约受教育的华人，其助手是原上海夜总会爵士乐队队长、美国人罗伯特·福克勒。还有一个和德国海外新闻社有联系的华裔美国人，叫弗兰西斯·李，但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就辞职不干了，并和另二名美国记者一起逃往重庆。
纳粹在上海的宣传，主要的是反美和反犹太人，而且在提及美国官方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时，常把这两个“反”字捏在一起使用。他们第一次反犹太人的宣传——这可能在上海历史上也是第一次——采取了一种有趣的形式。1940和1941年间，当大量的德国纳粹外交官和其他人员开始进入上海时，沪上所有英商旅馆均将他们拒之门外。于是他们就把国际饭店当作大本营。上海国际饭店是中国人新开设的一家旅馆，建筑是美国式的。当时，它也是全市最高建筑，16层（译者按：系24层，此处作者有误），可俯视沪上西人主要的娱乐场所跑马厅。那年10月底的一个星期六下午，跑马厅内举行秋季马赛，观者如潮，突然天上纷纷扬扬飘下传单，像是从飞机上扔下来似的。传单的内容完全是反犹太人，用中、英两种文字。后来发觉，这些传单散发自国际饭店最高处的塔楼上，随风飘临跑马厅上空。
迫害犹太人之前总要发起反犹宣传，这其中还包含有一个悲剧性因素，因为近几个月中，约有2．5万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来到上海。其中许多人是在世界上兜了一圈，无处寻找落脚点无着落之后，才最终来到上海。他们所以能够到上海来，是因为当时世界上仅有上海，在公共租界，不需要登岸特许签证。这些难民寄宿于公寓，靠当地募集的或由纽约和伦敦犹太赈济公会转交来的捐款度日。另外当时租界内两位著名犹太人，也给了难民极大资助，向他们提供免费住房。一位是英国籍的维克多·沙逊（Victor Sassoon）爵士，另一位是荷兰籍的M．斯皮尔曼（M．Speelman），这两个人都是家产万贯的富翁。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掠夺了公共租界内全部财产，并强迫难民按照纳粹的命令，迁居到脏乱不堪的“犹太区”内。纽约犹太人救济会曾派代表来沪察看，向犹太难民发放食品、衣服以及财政方面的援助。
财政援助采取向个人和团体发放小额贷款的形式，使难民在被纳粹逼得离乡背井之后，得以重操过去熟悉的那些行当。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难民的到来，反而有利于上海的商业，因为善于理财当家的犹太人可抵销1937年日本入侵后大量日商涌入造成的影响。不管怎样，人们希望这些难民能安度艰难时光，最后能另找地方安生或重返欧洲故里。
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开始在上海站住了脚，从事小卖买或其他职业。此时纳粹的宣传又一次甚嚣尘上。纳粹的传单，大多数针对一些为人熟悉的行业，一份11月初散发的传单中，开列了上海270家犹太商行或雇用犹太职员的美英商行。这份传单还附有一封信，命令所有的“雅利安人”抵制犹太商人，不要跟犹太人的商店来往，倘不合作，将会把他们的名字和照片送往柏林纳粹总部，以便对其采取“适当的措施”，至于后果如何可自行去想象。德国纳粹分子的魔爪不仅早已伸到南北美洲，而且现已伸进东方。
过去，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从未出现过反犹主义思潮和行动。在中国和日本各大城市落户的犹太人都是早年取道巴格达、亚丁、孟买和新加坡抵达东方的。在中国古代时，有大量犹太人在河南省定居，开封市一度有不少繁荣的犹太人居留地，现代的考察证明这一点，但其形成的起因却一直是个谜。至今，早期犹太人的后裔仍可在开封找到，他们讲的是汉语，穿的是中式服装，生活习惯也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日本各港口城市，特别是神户的东方犹太人移民，也已和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融为一体。
纳粹分子传单上开列出的作为抵制对象的那些商行名称，读来倒也颇令人感兴趣，因为这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些德国犹太难民所经营的内容，例如皮货行、药房、女装裁缝、照相店、皮革提包行、童装、鞋袜、食品、珠宝、美术品、兼售羊毛衣的男装裁缝、美容、“卡巴莱”餐馆、剧场、夜总会等，女装裁缝共有69家。据认为，这张表编制得很不准确，因为一些特殊商号的业主花钱贿赂亲纳粹分子后，便可做到榜上无名。负责这一阶段反犹“运动”的纳粹组织设在国际饭店塔楼的一个套房里，月租2500美元。
日寇占领上海后，市内的经济生活便陷于紊乱，而犹太难民却于此时获得了一次短暂的繁荣，因为日本人把从英美民宅和官邸抢来的许多赃物卖给旧货店和当铺，这些店铺便把它们公开出售。南京路四川路口，靠近大通银行上海分行处，总有数百犹太难民聚集在那里，看了让人想起纽约的旧式街头商场，摊位上从穿旧了的皮衣或西服到阿斯匹林药片，应有尽有。有些人运气好的话，可淘到热门货，于是囤积居奇，随着通货膨胀，这些货物的价格可暴涨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譬如一套手工做的西服约值中国法币4000至5000元，一双皮鞋约值法币500至1500元。曾有一则趣闻，讲到一个有魄力的维也纳商人跑遍所有商店和当铺，买下全部带拉链的服装。由于这种服装拉链既不再进口，当地又无法制造，因此，这个维也纳人便一手控制了这一重要商品，以此大发横财。
德国反犹宣传不久见效了。日本人也好，中国傀儡也好，对希特勒纳粹分子开展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反犹活动都不感兴趣，可是，却不妨借此机会从中渔利。有家受日伪支持的英文报纸发表社论，指责上海的犹太富商出资支持国民党政府。社论中有以下一段颇能说明问题的文字：
“毫无疑问，目前的形势是，中国现在感到若无犹太人资助，南京政府恐怕决无法维持。据估计，本地大多数商业收入，至少有75%流入犹太人的腰包。伦敦、纽约等世界最大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柏林现在则是例外。”
上海工商业收入的75%落入犹太人手中的说法不尽正确，据公共租界岁入统计资料表明，当地税收中有五分之四缴自华人零售商、工业或大商业。不过，市中心地产中若干最大街区倒确实属犹太人的财产，如沙逊家族、埃兹拉斯家族、哈同家族、沙姆斯家族，以及别的犹太人家族，他们大多数是英籍波斯、阿拉伯或印度人。沙逊家族在印度就发了财，拥有很多的财产，1927年国民革命之后，来上海大量投资，其中大多数投入到旅馆、公寓和办公楼产业。战争发生后，日伪立即想到掠夺沙逊的财产来充实财政，于是汪伪南京政府从哈同的财产着手，开始了对犹太人的豪夺。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政府强占了沙逊和沙姆斯的财产，却无耻地宣称是为了“保护”这些财产。
上海此时不仅反犹泛滥，而且纳粹对自身的宣传也大肆展开，凡稍为人熟知的出版物均被用来为此服务，至今我还收藏着30种珍珠港事件之前半年，在上海和中国其它城市散发的纳粹宣传材料，例如刊有裸体的法国美女照片的画报以及厚达300页的各种书籍等等，其中有本书名为《他们怎样撒谎》，内载美联社和路透社的新闻稿节录，并且很技巧的把它们平行的对照着加以排列，突出表明英国官方报道中对诸如希特勒发动巴尔干战役(7)、进占希腊和克里特岛(8)等各种事件的报道是和最终结果不相一致的。另一本《两人一船》的小册子，专门讽刺罗斯福一丘吉尔的“八点宣言。”(9)书的后半部分有如下一段有关美国总统的文字：
“他（总统）在一群贪婪的金融家和钱商，满腹牢骚报仇心切的犹太人，军火商和其他无赖的团团包围下，巧织谎言，一心想再次连任，第三次荣登总统的宝座。他煞有介事地允诺将置美利坚于战争之外，可一俟连任已成定局，却突然说觉得有种危险的势力威胁着西半球，此时尽管美国人民还在坚持不要介入英国人的战争，可罗斯福却不管这一套，悍然撕去了假面具……最近他命令美国海军，见到轴心国的船只便予以炮击，这不是战争行为又是什么呢？！为了他那好战的财阀集团的自私目的，罗氏不惜牺牲美国人的生命……把美国正当的和平力量和人力用来为他们自己的奴役目的服务，却从不感到良心的谴责……历史将证明这是总统对美国人民的最大背叛……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纳粹不但通过电台进行反美广播，还利用汪伪中文报纸发起广泛的反美宣传，汪精卫的秘书和宣传家唐良礼在这方面效了犬马之劳。纳粹在上海的新闻局负责人F．科特，跟南京伪政府的官员交往颇深。
从事反美宣传的主要机构是德国海外新闻社（German Trnsocean News Service）。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二个月，1941年10月4日的《密勒氏评论报》，载有这家新闻社发表的几篇反美宣传文章的摘要。从斯德哥尔摩发出的另一篇报道说：“美国为了向大不列颠提供足够的援助，国内的生活水准正在大幅度下降。”
《密勒氏评论报》的摘要如下：
“海外通讯社在沪转发柏林9月4日电，题为《评论》，把罗斯福的劳动节讲话说成是宣扬‘野蛮力量和权欲’。评论称，‘美国公众须反省一下，野蛮地渗入南美，插足于纯粹属欧洲利益的范围，穷兵黩武，这一种带有野蛮力量和权欲特征的政策，难道就是美国总统的政策吗？！’第三段，德国人扯着‘犹太人影响’的老调，随即写出以下一段文字：‘……众所周知，在弗兰克林·罗斯福的统治下，即使在兴旺时期，美国也仍有1100万人失业。……罗斯福，这个民主党人，在位时犹如领取犹太人薪金的仆人，现在已经跟各民主政体的死敌，跟布尔什维主义在精神上沆瀣一气。’”
海外新闻社死抱一个坚决反美的宗旨，凡是反美国政府的言论，无不详尽报道，如全文报道参议员惠勤·林德伯格反政府的演讲，全文转载《芝加哥论坛报》、赫斯特报系的反政府评论。海外新闻社使出有趣的新闻“花招”，把赫斯特报系驻沪记者卡尔·冯·维甘德，从上海发往美国赫斯特报系的新闻稿，又全部再发回上海。换言之，冯·维甘德在上海从纳粹和日本人处获得消息后发给赫斯特报系，几天后又可在海外新闻社的发自柏林和纽约的报道中读到自己的新闻稿。
德国海外新闻社在上海发布的新闻稿，有一次对“美国入侵冰岛后的受害者”，表示出极大同情。海外新闻社的一则报道披露了一个冰岛人写给其南美亲戚的一封信。据报道称，这封信恰巧“落在德国人手里”。信中道出了美国侵略冰岛的情况。这个极地人传神地写道：“美国人像一群蝗虫侵入了我们的国家”，并表示担心美国人会耗尽岛上所有的食物，岛民们将遭受饥饿，“因为德国人的潜艇成功地实行着封锁”。
9月25日海外新闻社有一条新闻，说到建议武装商船的事，引述了柏林一家出版物的社论，标题是《罗斯福发疯了》。
9月28日，德国海外新闻社有一则来自墨西哥的短讯，说有人埋怨，“由于美国各船厂优先修理英国船”，因此一艘墨西哥油轮在得克萨斯州休斯顿港为等候修理。足足待了一个星期。
还是9月28日，一则有趣报道引用了世界著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0)的话，“斯大林为了灭绝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从未停止过备战，这种战争比起上几个世纪蒙古部落对西方文明的打击来，要糟糕千百倍。”斯文·赫定问道：“美国人把武器塞入布尔什维克人的手中，帮助他们向意大利人、德国人、芬兰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以及罗马尼亚人开战，难道就不受良心责备吗？！”斯氏的文章，刊登在名为《柏林—罗马—东京》的期刊上，这是柏林一家新的刊物，据称“非常接近德国外交部”。斯氏是远东闻名的瑞典探险家，这种报道显然是想藉他的大名，同时也表明斯氏和纳粹站到了同一条船上。
纳粹在上海所作的反英美宣传，显露出他们深怀着的一种仇恨，使人看出当年一次大战结束后，德国人对英美法驱逐他们的人出上海的旧事一直是咬牙切齿，耿耿于怀的。至于延至战后才实施驱逐，是因为中国对德宣战耽误过久。英美法驱逐德国人，在德国人看来，真是在中国人面前丢尽了脸，蒙受了奇耻大辱。以后，有些德国作家还将此事件写成书，编成戏。纳粹于是拿来用作刺激德人憎恨同盟国的宣传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