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炸弹与刺刀

1940年初的一个冬夜，在迟归的途中，司机忽然停下车。在法租界一个马路交叉口附近，一群人围聚在一根电灯杆下。随着人群的移动，我看到灯杆脚的街沿上有颗人头。

我想一定出了什么事，便挤进那一群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并招呼司机带好车上常备的手电筒跟着我。

司机开亮电筒，忽见灯光中躺着一颗没有躯干的孤零零的头颅，顿时人群中冒出一声尖叫，我也禁不住吓了一大跳。这是个年轻华人的头颅，砍断的颈项中，尚在汩汩淌血，头颅额头上还有汗珠。显然，这颗人头刚刚被砍下。

此刻人群愈聚愈多，其中有身着晚礼服自社交场合或剧场回家的几位男女，大家看到这可怖场面，不由向后退去。我的司机仍在用电筒照着灯杆脚的四周，突然他惊呼一声，指给我看在头颅上方约一英尺高的灯杆上，贴着一张用中文写的布告。司机骂了一声，一边读着，一边慢慢地译成洋泾浜英语。

布告上的标题是“警告诸位编辑”。布告说，那头颅是一名撰写反日反汪伪政府文章的华人记者的，并恐吓道，编辑们倘继续攻击日本人或汪精卫傀儡，将遭同样命运。司机手中的电筒光芒回射到那个日本淫威下的牺牲者。他一边骂着，一边用有限的英语告诉我：“这是《申报》的汪君”。是的，是汪先生，那家主要华文报纸的助理编辑，数周前神秘地失踪了。当时传闻，他被带去了公共租界边缘上那臭名昭著的“极司菲尔路76号”⁽³⁾，这地方是汪伪特工总部所在地，外面看来是幢老式洋房，围有高墙，装着大铁门，里面配置了包括电刑在内的各种刑具，专门用来逼迫受害者供出亲戚朋友的所在和财宝藏隐之地。其惯用的手法是，把有钱或有影响的人关在76号内，让他们目睹他人受刑的惨状，几天后，只要这些人答应为汪伪政府效力，便释放他们，倘若受害者本人是富翁或有一些富有的亲戚，那么还得交上一大笔钱方能了事。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新闻联络官、毕业于密执安大学的著名记者许建屏（Jabin Hsu），在这魔窟里尝过一个月的铁窗生活，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毗邻的院落里有人被处死刑。许君为了获释，不得不交出30万元巨额家产，还答应去伪中央银行供职。后来他对我说，拘捕他的人向他保证，倘一旦出任伪国家银行的官员，马上就可补回失去的财产。

76号内的主要看守叫吴四宝⁽⁴⁾，以前是个司机，一度为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美国人费信惇开过车。自从居于这第一车夫的地位后，吴便发福发财了，变得倨傲自大，多次敲诈行骗，利用出入工部局车库之便，偷出汽油和轮胎牟利。日本人组织汪精卫傀儡政府后，委派吴四宝掌管“76号”。平时他常在傍晚时分带囚徒出监房散步，往往步至围墙大院内有新筑坟堆的角落时，便驻足了，此时吴就会亲昵地将手臂搭在囚徒的肩上，娓娓讲起参加伪政府或出资帮助这个政府的好处，当然，至于拒绝的话后果会怎样，他就不提了。

尽管如此，中国的报人还是不顾外国租界当时正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他们自身随时随地有被害的危险，仍旧效忠于自己的政府。他们还近乎盲目地坚信英美人有能力守住这公共租界。

形势日趋严重，日本人和汪伪政权加紧了对中国报刊的打击。一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工作，忽然附近发出一沉闷有力的爆炸声，震得房子摇摇欲坠。原来，跟英文《大陆报》及《密勒氏评论报》相邻的中文《华美晚报》社里，被扔进了一枚炸弹，九个报童和报社苦力被当场炸死。另一次，歹徒从《申报》馆的窗户里扔进6枚手榴弹，炸死了一名印刷工，炸伤数人。《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⁵⁾报馆前的台阶上也发生过几次爆炸。有颗炸弹甚至被偷偷地塞入印刷机内，幸未造成人员伤亡，破坏也不大。

不过，后来《大美晚报》真正遭受了一次灾难。编辑张君（Samuel H．Chang）在公共租界南京路的一家德国餐馆喝咖啡时，被人从背后开枪击毙。张编辑政治消息灵通，在西籍记者中也颇有名气，平时喜欢在午后喝杯咖啡和吃些三明治。遇难后，凶手未能被捕归案，但捕房发现他的小车曾有人跟踪过，盯梢车主的是受过纳粹训练的汪伪分子唐良礼（Tang Leang-Li），但无法肯定唐就是真正的凶手。

张君生于中国汕头，毕业于美国宾州哈佛福德大学。回国后在三家美商报纸《北华星报》（the North China Star）、《大陆报》和《大美晚报》供职。其妻出身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一望族名门。张君遇刺身亡，意味着1842年公共租界成立以来便具有的新闻自由遭到了日本人的践踏，与此有关的各国报界对此深感痛心。此事不由使我想到，日本宪兵的暴行已给人笼罩了一种恐怖：一旦日本战胜，凡在美受过教育的华人势必要遭暗杀或被迫离国。

受害最深的要数《大陆报》的中文部，它的印刷所设在邻近我们报社的一间仓库里，出入时要穿过沿街的一条狭窄小弄堂。一天晚上，6个武装歹徒想突入印刷所，看门人发现后马上关紧大铁门，歹徒不甘被拒之门外，遂进行骚扰，结果引来一名巡捕，拔出手枪对这些歹徒打了几枪。对方不甘示弱马上还击。不久赶来几名巡捕，双方的枪战，便升格为一场小型的战斗。在此附近有家酒吧兼餐馆，店主是个美国人，原是海员，名叫塔格·威尔逊（Tug Wilson），此时，他越过马路想助巡捕一臂之力，结果饮弹而亡，另一名路过的华人也吃着流弹，一命呜呼。还有几个行人受伤，马路两边的玻璃窗经不起子弹的敲击，变得支离破碎。歹徒们一边打枪，一边设法朝他们的车子跑去，驾车逃回“匪巢”。途中，他们又在另一条街上打死了一名前去拦截的巡捕。

1941年7月，汪伪政权开始把打击目标对准美商及其他外商报纸，其喉舌《中华日报》（Central China Daily News）赫然登出在沪新闻记者的“黑名单”，扬言要“驱逐”他们。黑名单上有7名外国记者和8名中国记者，据说唐良礼在制定这份黑名单时，有一名外国记者中的败类帮过他的忙。这个败类在唐那里领取饷金有二三年之久，黑名单公布后，他突然离开上海不知去向。

在这个黑名单上，我名列第一，其次是《大美晚报》发行人C．V．斯塔尔（C．V．Starr）、总编兰德尔·古尔德（Randal Gould），《大陆报》记者兼美国XMHA电台评论员卡罗尔·奥尔科特（Carrol Alcott），一家戏剧刊物的总编兼中文《华美晚报》名誉总编哈尔·P．米尔斯（Hal P．Mils），《申报》律师和注册所有人诺伍德·F．奥尔曼（Norwood F．Alman），《大学快报》（The University Press，该报发行几种华文版）经理、英国人桑德斯·贝茨（Sanders Bates）。名列黑名单第一名的华人，是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吴嘉棠（Woo Kya-tang），他是《大陆报》总编，杰出的中国新闻记者，其妻是他的大学同窗，堪萨斯城的美国姑娘贝蒂·哈特小姐，他们以前是大学同班同学。名单中还有10余名《申报》的编辑和印刷厂人员。

黑名单公布后，工部局捕房立即在各报馆布置警卫，并专门派了一名华人便衣，每天坐守在我办公室外间，晚上护送我回家。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步行去我已住了好几年的美国总会，我的背部突然被一物击中，估计是根木棍，长约一英尺半，直径二英寸。这一击几乎使我跌倒，我想这大概是从修房时搭建的脚手架上掉下来的吧，可抬头望去却一无所见。我转过身再看那击在我背上，然后弹在墙上，最后沿着我身旁的人行道滚去的东西，发现它外面裹着报纸。我对此物全无戒心，俯身拾起，用手一捏，不禁魂飞魄散，原来它是日军和中国军队常用的一种木柄手榴弹，引爆线已拉出一半，我不知所措，战战兢兢地握在手中，倘若在慌乱中扔下地的话，很可能就会爆炸，这样的手榴弹打在我的肩背上又弹到房子上，却未爆炸，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此时走在熙熙攘攘人行道上的保镖赶了上来，看到我手中的手榴弹后，立即拔出手枪环视着围拢来的人群。我要他去马路口喊巡捕，自己轻轻地把手榴弹放在人行道上，告诫人群别靠拢过来。一会儿，一名巡捕匆匆赶来，听了我讲的这一意外情况后，他似乎毫不思索，拾起手榴弹朝前就走，一直到了中央捕房后，巡捕把手榴弹扔进一只水桶里。后来经检查，这颗手榴弹完全具有爆炸力，投弹人想必太慌张，没能拉足引爆线，故害人未遂。从某些方面看来，投弹的目的似乎只是恐吓我，使我以后不敢在办报中继续攻击日人及其卵翼下的傀儡，但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们，却不同意这种说法。

这次遇险后几天，有个与日本人及南京汪伪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人造访我，建议我“卖掉”《密勒氏评论报》，我断然予以拒绝。

日伪在公共租界对新闻界的打击，并不局限于暗杀几个编辑和新闻撰稿人。他们占领了公共租界的虹口地区后，便控制了那里的中国邮政总局。继而立即对持有反对他们观点的报纸实行禁邮。可是尽管邮局里有日籍新闻检查官坐镇，但却吓不倒忠于自己祖国的那些中国邮政人员，他们常在晚上趁日本人外出吃饭，睡觉或酗酒时，打电话通知报纸发行经理立即送报，然后迅速在报袋上加盖伪造的印章，造成这些报纸业经日本人审查认可的假象。有件事可以看出这些邮政人员的巧妙手段。1941年12月6日最后一期《密勒氏评论报》印好后，仅剩几个小时，日本人便要进入公共租界，在此紧张时刻，他们还是成功地把这最后一期报纸运出业已沦陷的上海，发往其它未被占领的广大中国地区。

黑名单上七名属“驱逐”或“暗杀”对象的外国新闻记者中，C．V．斯塔尔，兰德尔·古尔德和卡罗尔·奥尔科特三人不久搭乘最后一班美国轮船回国，因此逃过了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人的淫威。诺伍德·奥尔曼去了香港，安排装运印刷纸，后不幸被捕，关在斯坦利集中营，最后乘战俘交换船才被遣返。我那在《大陆报》当记者的儿子约翰·Wm·鲍威尔，也搭上最后一班美国船离开了上海。

那么，我为什么要留在上海呢？

这个问题有明确的和不明确的两方面因素，难以讲清。

所谓明确的因素，就是我的中国助手，他们无论在营业部还是在印刷厂工作，都对我忠心耿耿，有些人在我居住上海的整个期间，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即使一些最底层的苦力也是如此，他们睡在报社内，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把邮件送过日军封锁线，要知道，这些日本人对你稍有怀疑，便会亮出刺刀杀人。因此我不能把他们扔下，一旦我离去，日本人就会报复他们。

另外，我本人除了正常的编报工作之外，还兼任无线电通讯社（Press Wireless Inc）秘密电台的台长。当时整个通讯业都在日本人控制之下，包括所有的电报公司，美国的R．C．A．和麦凯（Mackay）电台等。随着形势日趋恶化，我们这一硕果仅存的未经日本人审查的电台就更需要保存下来。我们在日本人的鼻子底下担负着这一似乎无法进行的工作，成功地一直坚持到1941年12月7日上午10时，在日本人发现和没收我们电台之前，把上海沦陷的消息全部拍发出去。

所谓不明确因素，其中之一便是我对上海外侨社会的忠诚。当时，虽然美国国务院和海军派出各种运载工具，撤离了一批“妇女、儿童以及无关紧要”的人员，但大多数美国人，包括商人和传教士仍留在上海。另有较少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素来和日本人和睦相处，不会受到侵害，所以也留了下来。有个人自夸道，他款待过许多日本军官，日本人肯定不会找他麻烦，还说正由于他留下不走，日本人给了他一笔可观的居留费（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还有一些人则完全投靠了日本人，为他们效劳，其中就有新闻记者。一个外国记者担任了日本电台的播音员和评论员，攻讦他的原来几个同事“反对日本人，是奸细”。另有一些英美新闻记者，继续留在美商《大美晚报》和英商《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s）工作，当时这两家报纸已被日本人接收，由日本人编辑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