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越来越重的压迫

尽管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向来十分安全，尽管大部分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居住于此，但是，从1938年开始，租界里的居民都能感受到日本人施加的压力。日本人已经控制了整个上海市区，并且在市区北部的虹口区，驻扎了一支相当大的部队。在这种形势下，租界当局已经无法再在他们的区域内收税或取得其他的收入。事实上，租界当局原先是靠税收维持的，尤其是上海大部分的大制造厂商都在租界开业。

由于上海的电厂和自来水厂都位于现在日本人控制的区域，日本人随时都可以用切断水电供应相要挟，因此，租界当局始终是忧心忡忡。另一件使人头疼的麻烦事，是日本兵把守住联系上海南北的苏州河上的主要桥梁，所有过桥的小汽车、大卡车以及行人，都必须停下来接受检查。只要是中国人，哪怕是为外国人开车的司机，也要下车，向站岗的日本兵深深地一鞠躬。倘若有哪个司机不肯鞠躬，不是挨打，就是被拘留。从日军占领区运进运出的货物，货主必须支付高额的通行税。这些收入，据说大部分都进了日本陆海军军官的私囊。

由美国基督教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资助的上海沪江大学，是长江流域一所规模较大的高等学府，日本兵来了之后，不仅关闭了学校，还将校内的东西劫掠一空。另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高等学校光华大学则被完全摧毁。而于1927年北伐后建立的上海劳动大学也遭到同样的厄运。此外，由著名的教育家李登辉博士（Dr．John Y．Lee）创建的复旦大学⁽¹⁾，在被日本兵占领后，改为日本陆军的参谋总部。而那所由美国圣公会（American Episcopal Mission）创办的资格最老的学府——圣约翰大学，同样被迫关门。不过，后来却又允许该校重新开张，条件是日本兵可以定期到该校的教室和学生寝室中检查。

在这种情形下，外国人在上海的利益的主要维护者是一位美国人，名叫费信惇。费信惇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地位相当于美国城市的市长。早在20年代初，他便被选进公共租界工部局，任总董一职近20年，成为上海人人皆知的“市长阁下”。1939年，由于他的视力衰退，不得已才提出辞职。

费信惇出生于美国缅因州的费尔菲尔德（Fort Fairfield，Maine），毕业于鲍登学院（Bowdoin Colege）。1904年，他以一名年轻的法学院毕业生的身份，随纽约的美国贸易公司代表团来到上海。以后，他就留在上海，并且成为公共租界里一位炙手可热的角色。当时，上海的人口约350万，有将近一半住在租界里。而租界的居民中，不同国籍的外国人大约有10万。费信惇不仅同租界里的外国人接触广泛，而且在中国人的社交圈子里也非常兜得转，尤其重要的是他深受中国人的信任和敬重。比如从1925年开始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大地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费信惇是唯一能够同中国领导人经常保持接触的外国官员。至少有三次危机，上海租界面临被激进的中国政治党派占领的危险，费信惇每次都能转危为安，挽救了租界。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27年，他阻止了中国共产党试图收回租界的计划。还有一次，他成功地使得北平的外交使团的计划破产。该计划企图“接收”上海的公共租界，并且废除租界的民选政府。北平的外交使团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聘请的外国律师，对上海租界的法律地位，远远不如租界当局的美国律师知道得清楚。费信惇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了解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懂得在适当的时机同国民党当局妥协。

1938年，费信惇在上海公共租界每年一度的选举中，以智谋挫败了日本人企图操纵投票的阴谋。在大选前，日本人弄了一大批居民迁入公共租界，并且使他们都获得了选举权。但是，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得而知，总之，费信惇虽然得票不多，却仍然以微弱的优势当选。事后，有人传闻说使用了“坦慕尼策略”（Tammany Tactics）⁽²⁾。而日本人则声称，有好几个装有他们选票的投票箱，统计时始终没有被打开。

费信惇于1939年从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的职位上退休后，工部局授予他“终身免税”的特权。由于他曾经与日本人作对，因此，日本人在偷袭珍珠港，并占据了上海租界后，就对费信惇加以报复。日本人把费信惇从家中赶出来，强迫他搬到一家俄国难民的木板房里生活。后来，费信惇的眼睛完全瞎了，全靠几位好心的中国佣人悉心照料，一直到他去世。1943年9月20日，费信惇因心脏病而悲惨地死去，终年68岁。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一艘美国换俘船“格里斯荷姆”（Gripsholm）号启航回国。他本来可以搭乘该船回国的，但是，费信惇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坚持留下——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

日本人对于美国人和欧洲人把持上海公共租界，不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一直心怀不满。可是，当他们用武力获得了租界内的发言权后，却并未给上海带来和平、安定或者是公众福利。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在日军统治的阴影下，上海似乎出现了一支有组织的劫掠队伍，企图掏光市民口袋中的最后一元钱，并且使得社会道德进一步沦丧。

1939年初，对建立在上海公共租界边界地区的赌场毒窟，我曾作过一次调查。那时日军已经控制了上海，只是尚未占领租界。调查的结果是，自从日军到来之后，赌场和烟馆已新开了125家。这一带是人口稠密地区，颇有点类似美国正在发展的城市或者大城市的郊区。这一地区，受所谓的“特别行政区”（Special Service Section）管辖。这个特别行政区，简称“三S”，隶属于日军战斗部队，同英美人或法国人管理的地界，只有一街之隔，因此，有时确实难以分辨究竟哪儿是公共租界，哪儿是法租界，哪儿又是日军控制地区。

日军占领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不久，首先开张的“文化事业机构”，便是那些附设鸦片烟馆的赌场。经营者不是中国社会的地痞流氓，就是日本浪人，即早年追随日本大名领主的一种歹徒。起初，日本宪兵方面觉得有点不像话，曾想关闭那些烟馆。可是，“三S”的人员立即插手阻挠，并且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上海特许娱乐部”（Shanghai Supervised Amusement Department），进行统一管制。

于是，赌场、鸦片烟馆、海洛因吸食所，以及妓院，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类场所，大部分每年都要缴付很重的许可费，除此之外，中等规模的还要每天交税150美元，而属于“皇宫”一类的高级场所，每天税金达500美元。不管是大街小巷，这类场所的门口墙上，都张贴着醒目的宣传海报，招徕顾客。只有那些十分富丽堂皇的场所，倒可以什么都不张贴，自会有人光顾。每家赌场和烟窟，都拥有自己的保镖。这些人大多数是下层社会的流氓打手。敌对赌场的打手们经常互相冲突和打斗，暗杀事件不时发生，因此，每当夜幕降临，街上行人绝迹，一片阴森恐怖。有一家名叫“好莱坞”的相当豪华的大赌场，设在日本傀儡汪精卫政权的地盘，居然号称拥有“武装”保镖400余人。因此，每逢各家赌场的保镖发生冲突时，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一场小规模的战争。

然而，上海滩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的赌具，几乎遍及城市的每个角落，使得不少人感到纳闷。后来，大家才知道真相，原来有一个日本商人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工厂，专门制造轮盘赌、“碰运气”和番摊等各式各样的赌具。另外，上海赌场还派人到香港、九龙与广东省的交界处采购，那儿有许多历史悠久、生意兴隆的大赌场，可以买到大批现成的设备。而这些广东大赌场，也都自称是汪精卫政权的附属机构，纷纷集体移师上海，同日本浪人勾结起来，共同经营赌场和烟窟。许多赌场、烟窟，都开设在原来洋人的住宅，而这些洋人则都被赶走，强迫他们另觅住处。可是，洋人们的住宅实际上并不适合用作赌场。于是，简陋的建筑一下子就一幢幢地盖起来了。这些新建的房屋，大半都是中间一个大厅，用作赌场，四周有许多小房间，接纳吸食鸦片的瘾君子。

多年来，公共租界当局一直禁止赌博，不准买卖毒品。而现在，一些老百姓立刻发现想要从事这些行当，机会多得很，况且也无需害怕警察前来干涉。有些洋人，不受他们国家领事官员治外法权的约束，也加入这一行业，经营赌场。但是，这些西方人很快就发现他们从事的这种营生，很难避免同日本人发生纠纷。日本人不希望，也不会轻易让欧洲人在这一罪恶的渊薮中分享余羹。有个名叫法伦（Joe Farren）的匈牙利人，一度在沪西经营了一家富丽堂皇的大赌场。后来，由于同日本军方搞不好关系，他被日军逮捕，关进了上海大桥监狱的政治犯牢房。这名匈牙利人无法忍受监狱里暗无天日的折磨，就在牢房中上吊自杀了。

除了上述的“辉煌政绩”，日本人几乎在同时还展开了一个所谓“华中宗教同盟”（Central China Religious League）运动，其目的是为了把亚洲所有的宗教派别和宗教团体统一起来，组成一个机构，纳入日本人的统一指导。占领区内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教会都接到“邀请”，要他们参加这一运动。该运动的领导人是一名信仰基督教的日本籍牧师安村三郎（Reverend Sabrow Yasumura）。安村牧师声称他是受日本政府任命，成立一个宗教的中央机构，而所有西方传教士与中国信徒之间的交往联系，都必须通过这一机构。另外，他还宣布，日本的意图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国，在日本帝国精神的感召下，为东亚的和平奠定基础”。他还说：“现在正是时候，让我们来领导饱受战祸的中国民众，致力于中国的精神进步。”据日本报纸透露，安村牧师计划率领大约600名日本基督教牧师和佛教僧侣，到中国来接管原由西方传教士从事的传教工作。这位牧师宣称，中国所有的教堂、修道院和庙宇，一律都归这个新的“华中宗教同盟”接管。

这时，中国的各类企业也都被日本人接收，改组成“卡特尔”，即成为日本同类企业联盟中的一分子。譬如包括西方人经营的广播电台，以及中国人办的电话电报局在内的交通通讯事业，都被日本人接收、改组，并入其一手操纵的“华中电讯公司”（Central China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凡是日本人需要的各类中国工厂，如机械厂、钢铁厂、水泥厂、棉纱厂，都被一一接收、改组，各自并入日本某些家族式的垄断企业内。日本人尤其重视接管那些棉纺织厂和丝织厂。如果日本人认为某一工厂他们并不需要，就会把它关闭，把厂里的机器设备拆卸一空，当作废铁装船运回日本。

对于中国沿海丰富的渔业资源，日本海军当局一直是垂涎万分。中国的捕鱼业，实际上是由数千条各式各样的帆船组成。这些帆船大半都为私人所有，有的属于某一个人，有的属于某一家族，然后组成一个同业公会，从事捕捞。由于鱼类是人口稠密的中国沿海各省民众的主要食物，因此，渔业的兴旺反过来也养活了千千万万以船为家，终年生活在海上的中国渔民。自从日本海军当局封锁了中国的海岸后，他们立刻宣布，决定重新改组中国渔业生产。接着，一家独占性的日本渔业公司成立了。而在日本人的监督下，一处中央渔市场也宣告开张。该市场的主要任务是核定鱼价。所有的中国渔船船主，必须把他的捕捞物每天送到中央渔市场，由日本人加以分类，评定等级，然后出售。如果哪个船主胆敢违犯规定，或者企图逃避检查，立刻便会招来麻烦，日本海军决不会放他过门。一些经过中国沿海的旅客说，他们亲眼看见无数中国渔船的残骸躺在海边，那些都是日本驱逐舰和炮艇的“靶子”，被打得稀烂后弃置在海边。

许多来自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商人，亲眼目睹了他们的中国同行和朋友正在被日本人从各个方面加以掠夺、迫害，变得一无所有。在日本人控制下的上海虹口一带的码头上，谁都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上海的企图。码头上不计其数、堆积如山的旧机器，正等着被运往日本。开初，一些中国企业家想方设法把他们的机器设备运到英美人控制的租界。然而，这些机器只是暂时逃脱厄运。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立刻侵入上海租界，把租界里的所有东西全部占为己有。

美国国务院曾经一再向居住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提出警告，如果不是从事“必要的”活动，还是尽早回国为好。但是，由于每当中国地方政局或全国局势有些变动，就发一次这种警告，因此，就很少受人重视。即使是在1932年日本人第一次进攻上海时，尽管英美在太平洋海域有足够的船只，能在短期内撤走各自在上海的一半侨民，这类警告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必须承认，住在上海的西方人多年来一直像是坐在火山口上，对于他们自己处境的危险，反而变得毫不在意了。

但是，对远东的美国人来说，局势已经越来越明朗了。1939年夏天，日本人已经计划向美国开战。日本军阀丝毫没有表明改变他们攻击美国的计划，无论是在东京，还是在中国战区，他们肆无忌惮地公开谈论攻打美国的步骤，甚至还大吹牛皮。譬如，1939年2月5日，日本海相米内光政（Admiral Mitsumasi Yonai）在众议院宣称：“听说美国人正在加强关岛的防御，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不过，对美国的态度表现得最为露骨的，莫过于一位著名的军事评论家佐藤清胜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Kiyokatsu Sato）所写的一本书了。该书的书名叫《一触即发的日美战争》（Japanese-American War Imminent），于1939年夏末出版。当时，我曾将其内容择要刊登在《密勒氏评论报》1939年9月2日的那一期上，估计我们驻在远东的美国外交官们都曾浏览过。

该书封面上的照片令我十分吃惊。那是一帧鲜红色的照片，上面显示出美国舰队遭到日本帝国海空军毁灭性的打击。绘制这幅可怕的照片画的日本艺术家，想必是受了日本战神的感召。要不然，这幅画就不可能成为一幅预言画，因为它几乎同两年后日本海军航空队轰炸珍珠港美国海军舰队的情形一模一样。在佐藤将军的书中所描绘的令人恐怖的情景，不仅已经勾画出日军攻打火奴鲁鲁的大致轮廓，而且还写出日本皇军在征服了美国后，进军华盛顿的场面。

在上海的美国人社交圈中，无论是商人还是传教士，大家都十分清楚，一旦远东发生大战，美国必然会被卷入。然而，大家心里也都同样地明白，对于这一严峻的形势，美国国内的人们却是一无所知，更不了解如果从美国将来的安全和利益考虑，这种严峻形势的复杂性。

于是，羁留在上海的美国人，便成立了一个“美国报道委员会”（American Information Committee），专门负责向美国国内报道因日本侵略中国而引发的危机的严重性。该委员会的领导人是位传教士，名叫埃德温·马克斯（Edwin Marks），成员包括经营各行各业的美国人代表、各个教会团体以及几名新闻记者。基于想让美国公众了解当前远东危机的愿望出发，所有参加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人员，一律不取报酬。如果有谁对当前的复杂形势具有相当的了解和认识，便会请他就日本占领中国某地后所产生的危机加以报道，并说明这种局面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对西方人和中国人可能会发生的影响。“美国报道委员会”编印了数千本小册子，准备分送给美国的各家报社、各地的商会以及各个民众团体。至于印刷费和邮费，则向住在上海的美国人募集。甚至有些会员主动要求偷运这类小册子，他们搭乘非日本籍的船只，带到美国去。当时大家都不敢通过邮局投递，因为中国邮局已经完全由日军控制了。